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到2025年我國有望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_風聞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建設奇蹟，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20年，儘管受到疫情影響，全年國內生產總值101.6萬億元，比上年增長2.3%。這也是我國GDP規模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

按平均匯率折算，2019年我國人均GDP就已首次突破1萬美元關口，達到10276美元。而在2020年，中國經濟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重重挑戰，最終逆勢實現全年正增長，人均GDP達到72447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按平均匯率折算約為1.05萬美元，這也意味着我國已連續兩年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哪裏？我們何時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帶着這一系列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近日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進行了專訪。

劉元春 每經記者 韓陽 攝

必須向高質量發展邁進

NBD：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經歷了哪幾個階段？每個階段有什麼樣的特徵？

劉元春：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我們就通過“一五”計劃迅速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經濟體系，這是第一個重要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從經濟層面來看，國家進行了社會主義所有制和經營模式的改造，使中國的工業體系迅速建立起來，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個階段是以學習原蘇聯為基礎，開始建立完整的計劃經濟體系，使得工業經濟和國民經濟發展步入到一個常態化的發展階段，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運行體系。

第三個階段則是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即通過農村體制改革、工業體系進一步完善、沿海經濟特區建立等這一系列重大的改革舉措，到了1992年，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現代企業制度和開放型的經濟格局，併為中國經濟的全面改革、發展、騰飛創造了條件。

這一階段有幾個重要特點：第一是漸進化的改革；第二是在二元經濟條件下工業化、城市化同步發展；第三是低波動、高速度的增長。

NBD：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步入到新階段，如何理解當前這一新階段？

劉元春：為什麼要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單獨列出來，主要原因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步入到新階段、新時代。傳統的發展模式必須向高質量發展邁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脱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污染防治攻堅戰效果顯著，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取得成效，三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成就。隨着我國步入到全面小康社會，中國經濟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強調激發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為我們全面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21年，中國進入“十四五”時期，這是我們國家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第一個五年。因此，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的發展模式、發展格局和發展的制度基礎，在“十四五”時期需要有進一步的改革和提升。

“十四五”時期，我們必須要為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謀篇佈局，打下堅實的基礎。這個基礎，就體現在我們必須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們國家能夠步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

4年後或跨越中等收入線

NBD：2020年，中國GDP規模突破了100萬億元，人均GDP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這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劉元春：當前我們的人均GDP已接近1.1萬美元，現在各國平均的人均GDP也是在1.1萬美元左右，也就是説，我們14億人口和世界的收入水平基本拉平了。

2019年，世行所設定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1.2375萬美元，這也意味着當前我國的人均GDP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還有不到2000美元的差距。根據簡單推算，今年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應該是1.27萬美元左右。

這個大約20%的缺口何時能夠補上？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算。如果未來5年按照5.8%左右的常態增長速度測算，我國到2025年的人均GDP會超過1.4萬美元；如果按照低增速軌跡測算，大約能達到1.37萬美元。根據過往高收入水平的門檻每年提高200美元來估算，到2025年，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應該在1.34萬美元的水平。

基於這樣的判斷，我們認為到2025年，也就是4年以後，中國應該能夠穩定跨越中等收入線，邁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NBD：要成為高收入國家，我們還需要補齊哪些短板？

劉元春：首先，從國際上的歷史經驗來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簡單地等同於跨越這一個收入門檻。

比如從拉美地區國家的情況來看，有一部分國家以前曾經跨越過這個門檻值，但由於經濟危機的出現，再加上社會的動亂，或者是由於跟其他國家之間的經貿衝突等，又從高收入滑向了中等收入國家。這種情況是我們一定要避免的。

根據我們的測算，一個國家要穩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它的收入水平要比門檻值多出20%左右。

從一些定性的指標看，首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增長動力具有可持續性；第二，社會經濟的和諧程度要達到新水平；第三，制度的成熟性和運行的軌跡相對穩定。

考慮到這些指標都很重要，因此“十四五”時期我們能不能穩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面臨着不少挑戰。

構建新型科技創新體系

NBD：“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主要的動能來自哪裏？

劉元春：第一是我們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新舊動能的轉換，呈現出高技術行業、戰略性新興板塊蓬勃向上的氣勢。特別是在疫情期間，人們的生產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帶來無接觸經濟快速的發展，帶來目前中國高技術行業的蓬勃發展。

其次，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新發展格局的重點是要科技自立自強，構建新型的科技創新體系，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同時激勵企業進行創新，所以我們在技術創新、科技創新這一塊應該會有很好的收穫，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動能很重要的直接來源。

第三，當前我們強調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宏觀經濟政策以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會使內需有一個逐步釋放的過程。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要實施一系列的舉措，那麼在消費、投資領域都會有結構性的變化，從而在總量上有明顯的增長，在短期也會成為經濟增長的動能。

NBD：“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是否會出現一些新的增長極？

劉元春：從國家層面來看，數字經濟、核心技術、關鍵技術上的重要突破以及服務貿易，都將是“十四五”時期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領域。

“十三五”期間，我們國家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大量佈局，包括相關的基礎性研究，相關的產教融合、科教融合的課題，以及舉國體制下的科技攻關項目，都有大量的佈局。

另外，區域經濟發展有可能會呈現出一些新特徵。中國中西部的增長極可能會全面凸顯。

比如成都、重慶、武漢、西安，這些地方既有市場擴展的深度，又有創新的能力，同時還有全國產業梯度轉移的創新驅動政策支持，有望迎來新的發展契機。在此基礎上，我們以都市圈、城市羣為主體的經濟版圖，將會出現一些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