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林：“斟酌漢魏”還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獻陵與隋文帝泰陵的比較_風聞

摘要：關於唐代初期帝陵制度，文獻中多説“斟酌漢魏”，學界似無異議。近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獻陵進行全面考古調查與勘探，陵園佈局、形制大體瞭然。兩者相比較，覆鬥形封土、並列兩墓道、方形陵園、四方四門及門闕等特徵極為相似，進一步印證“唐初即用隋禮”之説。

關於唐代初期帝陵制度的創立，學界往往採用唐高祖李淵遺詔“斟酌漢魏”、唐太宗遺詔“依漢長陵故事”的説法，認為唐代帝陵制度主要源自漢魏陵墓制度，或謂“漢制”，學者多持此説。並且認為唐代帝陵制度在長達200餘年之間一直將漢魏制度奉為圭臬，筆者也曾持此觀點。近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獻陵進行全面考古調查與勘探，陵園佈局、形制大體瞭然。兩者相比較，覆鬥形封土、並列兩墓道、方形陵園、四面四門及門闕形制等特徵極為相似，使得我們得有可能重新考慮唐初帝陵制度的來源。

一、隋文帝泰陵的陵園形制

隋文帝泰陵位於陝西省楊凌區五泉鄉雙廟坡村，是隋代開國皇帝楊堅與獨孤皇后的合葬陵。地處渭北台原的南緣，地勢較為平坦。1970～1984年文物工作者對泰陵做過多次踏勘工作，大致明確了陵園和“隋文帝祠”的位置和大體範圍。2010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泰陵陵園遺址做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調查，對其佈局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圖一）。

泰陵由陵園遺址和東南的“隋文帝祠”遺址構成。陵園平面呈長方形，南北628.9、東西592.7米。現已探明的跡象有封土、玄宮墓道、四門門址、門闕、垣牆和圍溝。經勘探發現，陵園夯築牆垣的東牆址和北牆址大部分壓於公路下，南牆址和西牆址保存狀況較差。依據勘探所發現的9段夯土牆址，牆址寬度0.5～4.4米，大體可以勾勒出陵園垣牆的走向與結構。垣牆之外的西側和南側還發現有圍溝。

陵園垣牆四面正中各有一門址，門外有一對平面呈梯形的門闕，除南門門址和門闕、西門門闕、北門西門闕保存較好外，其餘門址和門闕已破壞不存。保存較好的南門址位於陵園南牆址中部，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25、南北寬13米，東、西兩端與陵園垣牆相接，門址周圍地層內發現大量磚瓦殘塊和白灰牆皮。此門址平面形制與尺度與唐代帝陵門址極為接近，如昭陵北司馬門遺址“廡殿式門址東西25.8、南北12.6米，殘存夯土台基、夯土牆、磚鋪散水、柱礎石、門砧石等遺蹟。……根據殘存石柱礎的間距，可知作為大門的廡殿進深兩間、面闊五間，中間的三間設門，東西兩間分別有東西向隔牆將之分為南北間。廡殿東西兩端有山牆，與夯土圍牆相連接”。橋陵陵園南門址東西26、南北11.3米，東西兩側與陵園南牆垣相接，從殘存的柱礎石、柱礎坑、山牆等遺蹟分析，亦為面闊五間的殿堂式大門。由此可以推定，隋文帝泰陵的陵園大門實為一座殿堂式建築，面闊五間。南門門址南部約18米處有門闕一對，東、西兩闕相距約42米。東西兩闕平面均呈梯形，東西長約10、內端南北寬約4、外端南北寬約5米。兩闕形制規模相同。

泰陵封土位於陵園內中心略偏東南部，夯土結構，在原地表上直接夯築而成。現存封土呈覆鬥形，底部東西約155、南北寬153、現高25.1米。在封土南部發現兩條東西並列的墓道，形制和結構相同，東西間距23.8米。封土底部呈不規則的凸字形，向南延伸覆壓墓道，表明封土是在墓主入葬後夯築。

M1位於封土南部，由墓道、天井、過洞、墓室四部分組成，除墓室壓於封土下未勘探外，其餘部分全長78.7米，方向180°。長斜坡墓道平面呈梯形，南北長約17、南端寬3.4，北端寬2.7米。天井共7個，平面均呈梯形，深淺、長寬不等，南北長約4.6～5.4、東西寬約3.5～4.9米。M2位於M1西，結構及方向相同，除墓室壓於封土下未勘探外，其餘部分全長78.7、長斜坡墓道平面呈梯形，南北長約17、南端寬3.4、北端寬5.6米。天井7個，平面均呈梯形，長寬不等，南北長約4.7～6.1米，東西寬約4～5.2米。兩墓葬的墓道、天井、過洞結構相同，只是位置和規模不同，M1大體居中，長度和寬度都比M2略小。M1、M2已探明的墓道、天井、過洞形制，與以往發現的關中地區大型隋墓並無二致，有學者將隋墓中全長40～50米。具有3～7個天井的大型墓葬列為第一等級。這些隋墓均為長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形制。2005年發掘的潼關税村隋代大墓全長63.8米，有6個天井，為迄今發掘規模最大者，其總長度仍不及隋文帝泰陵的M1、M2。

所謂“隋文帝祠”遺址為一夯土構築的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384、東西寬約354米。西牆寬約10.9～12.8、南牆寬約10.1、東牆寬約16.4、北牆牆址寬約9.8米，南牆外側有4處馬面，北牆外側有2處馬面。城址中今存“大宋新修隋文帝廟碑”一通，螭首龜趺，碑文漫漶嚴重，無法釋讀，碑側有宋人題刻。羅西章認為是“隋代所制祠廟之碑”，系宋人利用原碑改為隋文帝廟碑，此説或可商榷，以保存至今的唐泰陵“大宋新修唐元宗廟碑銘”、唐景陵“大宋新修唐憲宗廟碑”、唐貞陵“大宋新修唐宣宗廟碑”的形制及尺寸來看，均應為宋開寶六年所立。此處城址的城牆結構與泰陵陵園牆垣迥異，城牆基礎厚達10米左右，最厚處達16.4米，特別是馬面的設置更像是軍事防禦性質的小城，時代尚難斷定，有待於進一步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城址中出土磚瓦、瓦當多為宋代，未發現隋代磚瓦，很可能是宋代建造隋文帝廟利用以前的城址所為，當稱“隋文帝廟”遺址為宜。

二、唐高祖獻陵的陵園形制

唐代開國皇帝李淵的獻陵位於陝西省三原縣城東北部約20公里處的徐木塬上。陵園封土、南神道位於咸陽市三原縣徐木鄉永合村地域內，下宮遺址位於塬下的徐木鄉唐村；陵園北門位於渭南市富平縣華莊子村，獻陵陵園北建築羣遺址和陪葬墓區位於富平縣呂村鄉新莊村。

2010～2012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唐陵大遺址考古項目”對獻陵遺址開展全面調查、勘探和局部發掘，所發表的簡報刊佈了此次調查的新資料。獻陵遺址由陵園、封土、神道、陵園北建築基址、下宮遺址、陪葬墓區構成，屬於唐代帝陵中四座平地起冢的陵園之一（圖二）。

陵園四周修築夯土牆垣，牆垣四面正中闢門，門址外各有石虎一對、門闕一對。陵園南門外為向南延伸的神道，神道兩側列置石犀牛和石柱各一對。下宮遺址位於陵園西南約1260米。陵園以北距北門址180米發現一處宮殿建築羣遺址，暫名獻陵北遺址。陪葬墓區位於陵園東北，分佈區域大致呈三角形，東西長約5、南北長約2公里。

陵園平面形狀略呈方形，方向為北偏西1°，牆垣南北長451、東西寬448米。牆垣底寬約2～2.5米之間，夯層厚12～20釐米不等。垣牆基址兩側地面可見大量瓦片及白灰牆皮殘片，瓦片中板瓦較多，筒瓦較少，偶有蓮花瓦當殘塊發現。陵園牆垣四角築有曲尺形的角闕夯土闕台，其中東南角闕基址保存較好。陵園牆垣四面中間原分別建有門，各門址保存情況不同，形制和規格相同。均由門址、門闕、門外列置石虎構成。西門址、南門址、北門址保存狀況較差，唯東門址相對較完整，南北長26、東西寬14米，南北兩側與牆垣相接。門址外有門闕一對，現存夯土基礎，外側兩次內收成三出闕的形制，南北長12.7～12.9、內側寬7、外側寬5.2米。

南門的門址與南門外西闕曾作發掘，門址破壞嚴重，僅存東西19、南北12米的夯土基礎。門址北部清理出兩處磚砌台階或漫道跡象，西側一處僅剩東側邊緣，依現存遺蹟分析，並參考已發掘的昭陵北司馬門遺址、崇陵陵園南門遺址，原獻陵南門應為殿堂式大門。南門西側門闕夯土基址東西長14.5、闕體東邊寬7、西邊寬5.6、由東向西分三段漸次收窄，形成三出闕結構。

封土位於陵園內中部偏東，呈覆鬥形，夯築而成。底邊東西長140、南北長110、高約20米。在封土南部探出2條東西並列的墓道，方向181°，西側為M1，東側為M2，長度均為61、兩墓道間距為10.7米。兩條墓道大部分壓於現代建築和水泥路面之下，但仍可探出墓道基本形狀。西側墓道略寬，4.9～5.5、東側墓道略窄，4.0～4.8米。東側墓道上勘探出3個天井，西側墓道因現代建築覆蓋無法鑽探，天井數目及結構不詳。但足以證實文獻記載貞觀九年十月高祖葬獻陵時，太穆皇后同時“祔於獻陵”。

南門與石柱之間為陵園神道，長度404米，石柱與石虎之間有一對石犀牛，兩石柱間距37米。

以往調查所標明的下宮遺址位於乳闕以南1210、偏西370米，現為三原縣長城長食品工業有限公司所佔壓，2010年調查勘探時僅在四周發現少量夯土基址和大量磚瓦堆積，遺址整體面貌尚不清楚。原有“大宋新修唐高祖廟碑”一通，今不存。

在獻陵陵園東北發現一組建築遺址，2012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這處遺址作全面勘探和局部發掘，得知遺址平面形狀為方形，垣牆為夯土結構，南北長223、東西寬221米，垣牆外圍有一圈圍溝，距離垣牆30、圍溝上口寬2米，遺址的西側圍溝與北司馬道中線重合。南垣牆中間偏西闢門，門址距離西南角88、距離東南角108米。門址僅發現兩道東西向夯土基槽，東西26、南北6米，其中南側基槽凸出垣牆，北側基槽與垣牆連為一線。

獻陵陵園外北側發現的大型建築遺址在所有唐陵中為僅見，建築羣坐北朝南，周環牆垣和隍溝，整組建築呈軸對稱佈置。中軸線上安排兩進院落，並有大型建築基址，應該是一座禮制建築。遺址出土的磚瓦、瓦當等建築材料與獻陵南門遺址完全一致，説明建造年代相同。我們推測這處建築很可能是獻陵最初的寢殿建築羣。依《唐會要》關於太宗親謁陵的描述，可以見其端倪：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衞設黃麾仗。周衞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宮。親執饌。閲視高祖及先後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欷歔。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太宗入陵。悲號嗚咽。百辟哀慟。有頃。雲出於邱陵之上。俄而彌布。天地晦冥。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雪止。天色開霽。鹹以為孝感之所致焉。

太宗先到陵園闕門，拜祭後即改服入寢宮，閲視高祖及先後服御之物後出寢宮，步過司馬門，又進入陵園，整個程序連貫，表明寢宮當與陵園緊鄰，不可能是遠在陵園西南數公里的下宮，這處下宮有可能是之後從陵北寢宮移下來的。寢宮置於陵園之北，皇帝親謁陵、公卿巡陵需穿過或繞過陵園，十分不便，後來搬至徐木原下的可能性很大。此外我們還注意到，陵園北寢宮遺址僅存基礎，夯土包砌磚及散水鋪磚人為拆除較徹底，不像年久圮毀的狀態，或可作為佐證。

寢宮設陵園北側做法與西漢帝陵相仿，西漢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哀帝義陵的寢殿建築均位於陵園之北側。雖文獻中未見到獻陵寢宮搬遷信息，但有昭陵寢宮因火災及供水不便搬至山下的記載。昭陵以後，唐陵的寢宮均建於陵的西南，距陵園南門1～2公里，晚唐以後稱“下宮”。

三、斟酌漢魏還是唐承隋制

從以上隋文帝泰陵陵園與唐高祖獻陵陵園的考古發現，很容易看出兩者極為相似：1.兩者均為方形陵園，夯土構築牆垣，前者南北628.9、東西592.7米；後者南北451、東西448米。2.方形陵園牆垣正中均有門，前者門址面闊25、進深13米；後者面闊26、進深14米。3.門外有門闕一對，前者長10、寬4～5米；後者長12.7～12.9米，寬5～7米。4、封土均為覆鬥形，前者底邊長152～155米；後者邊長110米。5.封土南側均有兩條長斜坡墓道，西側墓道規模較東側稍大。不僅整體佈局和結構相同，規模也相差不大（圖二）。

關於隋文帝喪葬，《北史》《隋書》均記載簡略，大同小異。北史·隋本紀載：

（仁壽四年）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甲辰，帝疾甚，卧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上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寶殿，時年六十四。詔曰：嗟乎！自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國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才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八月丁卯，葬於太陵，同墳而異穴，士庶赴葬者，皆聽人視陵內。

隋書·卷二·高祖下載：

（仁壽）二年……八月己巳，皇后獨孤氏崩。（閏十月）壬寅，葬獻皇后於太陵。

（仁壽四年）秋七月……甲辰，上以疾甚，卧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欷歔。丁未，崩于大寶殿，時年六十四。遺詔曰：嗟乎！……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才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乙卯，發喪。……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於大興前殿。冬十月己卯，合葬於太陵，同墳而異穴。

《北史》《隋書》記載中有兩個關鍵詞，一是隋文帝所葬之陵名原為“太陵”，而非後代所稱的“泰陵”。唐初武德七年高祖幸樓觀，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太宗貞觀十五年遣使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均直稱“隋文帝陵”，《唐六典》説到“凡京畿充奉陵縣及諸陵墓及廟邑户”，也是稱為“隋文帝陵”。二是隋文帝與獨孤皇后合葬，而且是“同塋異穴”。獨孤皇后崩於仁壽二年八月，當年閏十月葬於太陵，當時任命尚書左僕射楊素“營建山陵”，事成之後曾獲褒賞。兩年後的仁壽四年七月隋文帝崩，十月葬於太陵。

隋文帝遺詔中交代後事：“凶禮所須，才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至於陵園制度則隻字未提。從考古勘探資料來看，擇地於高敞的原上，築覆鬥形封土，方形陵園牆垣，牆垣四面正中設四門並有門闕，整體佈局及結構顯然源自漢代帝陵。但與西漢帝陵也有不同之處，明顯的區別在於兩點：一是陵園四門的門闕不像漢陵那樣與門和牆垣連為一體，即連牆闕，而是離開門與牆垣築於門外，即獨立闕。二是不像漢陵皇帝、皇后各有一座陵園，而是在一座封土下有兩個並列的玄宮，“同塋異穴”。兩個墓道規模稍有差別，西側的M1總長度（不包括墓室和甬道）78、墓道南端寬3.4米；基本居中的M2長度、寬度均小於M1，依帝后的尊卑，顯然M1應該是隋文帝玄宮，M2是獨孤皇后玄宮，從這一點來説，與西漢帝陵陵園中帝陵居西，皇后陵偏東北的情況略同。另，依勘探資料，封土南部壓在兩座墓道北側的天井上，顯然是隋文帝葬入之後才築封土。獨孤皇后先葬，玄宮居中，可能當時並沒有考慮到文帝將來是否與之合葬，所以兩年之後文帝合葬時只能偏向西側。

關於唐高祖喪葬，《舊唐書》《新唐書》的高祖本紀、太宗本紀都只有寥寥數語，如《舊唐書·卷一》：“（貞觀）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漸，下詔：‘既殯之後，皇帝宜於別所視軍國大事。其服輕重，悉從漢制，以日易月。園陵制度，務從簡約。’是日，崩於太安宮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羣臣上諡曰大武皇帝，廟號高祖。十月庚寅，葬於獻陵”。“其服輕重，悉從漢制”，而“陵園制度”只是説“務從簡約”。《唐大詔令集》所收錄唐高祖遺詔卻明確有“其園陵制度，務從儉約，斟酌漢魏，以為規矩”句。

究竟以漢魏的何種制度來建造高祖陵墓？有《唐會要·陵議》詳細記載了唐高祖獻陵建造之前在朝廷展開一場討論：“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定，功役勞敝”。於是秘書監虞世南諫曰：“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太宗一時難以決斷，“付所司詳議”。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這場議論一波三折，各執一端，太宗最後的決斷似乎是依原陵故事。高祖葬獻陵時，竇皇后從壽安陵遷來祔葬。封土南側探出的兩條墓道正是高祖與竇皇后玄宮的“隧道”。

兩漢帝陵陵園形制經多年考古工作已基本清楚，“西漢前期，帝后陵居同一個陵園，一般為長方形，面積較大。陽陵以後，帝后各置陵園，間距一般在450~700米之間，平面方形，帝陵邊長400米左右，後陵陵園邊長約350米。陵園四周築夯牆，每面垣牆中央各闢一門。”光武帝原陵及東漢諸陵封土均為圓形，封土下只有一座墓，陵園呈長方形，四面闢門。陵園內封土南側、東側或陵園外東側有寢殿、鍾虡、園寺吏舍等建築。以此來看，唐高祖獻陵與兩漢帝陵的陵園佈局與形制相左之處頗多。正如上文與隋文帝陵考古發現的對比，獻陵陵園周環方形牆垣，四面闢四門；門為面闊五間的殿堂式，兩端與陵園垣牆相接；門闕內寬外窄；墓上築覆鬥形封土，封土南有兩條墓道，西側墓道較寬較長。這些特點與隋文帝陵相同。惟陵園四門外置石虎及神道列置石犀牛、石柱為隋文帝泰陵所無。四門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勢，造型與西魏永陵之神獸類似；神道所立石柱則明顯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兩條盤繞的龍，石柱頂部雕刻蹲獸等特徵無不與南朝陵墓石柱相仿，如蕭績墓石柱。獻陵陪葬制度源自漢陵，文獻有明確記載：“十月癸丑，賜先朝謀臣武將及親戚亡者塋陪獻陵”，“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豈異我哉”。

在制度層面上唐承隋制歷代史籍均有提及，《唐會要·三七五·禮》：“武德初，朝廷草創，未遑製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舊制。至貞觀初，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禮官學士備考舊禮，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禮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為一百卷”。其中有凶禮六篇。《新唐書·一一·禮樂志》：“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太子入學、大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其中有“凶禮十一篇”。雖兩者凶禮的篇數記載不一，武德初年“悉用隋代舊制”，貞觀初年“因隋之禮”，所制貞觀禮有凶禮是毋庸置疑的。

關於初唐襲用隋代禮制，陳寅恪有精闢論述：“《唐會要》及《舊唐書》之所謂古禮，參以新唐書之文，足知即為隋禮。然則唐高祖時固全襲隋禮，太宗時制定之貞觀禮，即據隋禮略有增省，其後高宗時制定之顯慶禮，亦不能脱此範圍，玄宗時制定之開元之禮，及折中貞觀、顯慶二禮者，故亦仍間接襲用隋禮也。”

從以上考古資料和文獻的分析，隋文帝陵很大程度上模仿的是西漢帝陵陵園佈局，但在玄宮、陵園門及門闕等方面多有變通。唐高祖獻陵雖聲稱“斟酌漢魏”、“悉從漢制”，實際上直接以隋文帝陵為範本修建陵園，同塋異穴、殿堂式陵園大門形制、獨立門闕的形制可為明證。陪葬制度源自漢陵，四門石虎及神道石犀、石柱則綜合吸收南朝、北朝陵墓石刻作法，立為新制。可以説，唐高祖獻陵近仿隋文，遠追漢魏，綜合了前朝諸多因素，為初唐陵寢制度奠定了基礎。（圖一為張博繪製，圖二為田有前繪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