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燈塔主義：美國種族與族羣政策再認識 | 文化縱橫_風聞

勵軒 | 四川大學

【導讀】近日，據媒體報道，加拿大一處印第安人寄宿學校舊址發現215具孩童遺骸；此後，加拿大皇家原住民關係部長稱渥太華願向美國政府提供有關寄宿學校的檔案數據，以協助美國對本國原住民寄宿學校開展調查。這些新聞讓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歷史上“黑暗而可恥的一章”（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語），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

然而，本文發現，在過去一百多年裏，一些中國精英不時會有一種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視為“燈塔”的情結，提出中國應以美為師，用美國經驗來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這些社會精英讚美“熔爐説”，認為美國種族與族羣政策的成功之道在於建構了單一民族國家。但作者梳理各種史料後指出，“熔爐説”是一個虛構的神話，美國並非真正的種族大熔爐，所謂統一的美利堅民族在當時也未被美國社會廣泛接受。歷史上，美國黑人、印第安原住民、亞裔等有色人種甚至部分歐洲白人，都遭受過白人主流社會種種形式的、嚴重的種族歧視和排斥。

作者認為，與一百多年前相比，今天美國的種族與族羣政策雖有進步，但進步之處，並不是構建了一個不分來源、族羣、宗教的統一美利堅民族，而是美國在種族與族羣政策上的社會主義化，即被動或主動地吸納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我們對此應有清醒認識，在思考中國民族問題時，更應超越燈塔主義。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涉及民族、種族、族羣的問題通常複雜且敏感，處理起來很難一蹴而就，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人們有走捷徑的偏好，希望快速地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為此不停地從他國他地尋找良方良藥，以解決本國本地的問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自然成為很多人心目中的學習對象。**在過去一百多年裏，一些中國社會精英不時會有一種把美國視為燈塔的情結，提出中國應以美為師，用美國經驗來解決中國自己的民族問題。這些社會精英讚美“熔爐説”，認為美國種族與族羣政策的成功之道在於建構了單一民族國家。**在他們看來，美國存在一個美利堅民族，美國人作為美利堅民族一分子（抑或美國公民）的認同遠強於其他羣體性認同，因此美國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團結和富強。對於這些論説的倡導者而言，中國是需要被改造的對象，應該徹底改變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結構，轉而去建構單一民族國家。今天的中國正在迎來百年未有之變局，很多以前沒有做成的事，放在今天可以做成了。那麼在民族政策方面，我們是否有必要去實踐百年前一些中國社會精英在倡導但又沒有完成的美國模式？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就必須重新審視美國的種族與族羣政策，是否美國歷史上真的是民族大熔爐，是否真的在建構單一的美利堅民族國家？

**▍**熔爐説與燈塔主義

1908年10月5日，英籍猶太裔作家伊斯雷爾·贊格威爾的新劇《熔爐》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首演，該劇講述了一位猶太裔俄國音樂家大衞·奎哈諾（David Quixano）的故事。奎哈諾的家人在俄國一場反猶騷亂中被殺害，他自己不得不移民，最後在美國收穫了事業上的成功，並贏得了一位俄裔基督徒女貴族的芳心。在劇中，贊格威爾提出美國是“上帝的坩堝，是一個大熔爐，所有歐洲的種族在此融化並再造”。《熔爐》在美國收到了極大好評，連時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都來觀劇並稱贊它是一部偉大的劇本。**這個劇本確實反映了當時美國社會的一些真實情況，美國社會接受了大量移民，很多歐洲白人移民更是將美國視為改變命運的新大陸，積極主動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美國接納大量移民對自身也產生了積極作用，新移民帶來的技術和勞動力幫助這個國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躋身世界列強行列。

《熔爐》在美國上演時，大洋彼岸的中國正處於革命前夜，一羣中國社會精英正在苦苦思索救亡圖存的良策，其中一些人把美國當成學習的榜樣。擁有留美經歷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就高度肯定美國的種族政策，認為美國的種族熔爐政策造就了強大的美國。孫中山在著名的《三民主義》一文中提出，美國存在一個美利堅民族，是融合了歐洲各種族形成的，後來又同化了來自非洲的數百萬黑人移民，由此成為世界上“最進步、最偉大、最富強之民族”。在孫中山看來，美國種族政策的核心在於同化諸多民族為一個美利堅民族，認為它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集合體，既有黑人、白人等各色人種，又有來自英國、荷蘭、德國、法國等各國人，但這些移民都拋棄了原來英、荷、德、法等舊稱，而同化於美國主流社會，成為一個美利堅民族。孫中山進而提出，中國為了實現富強，應該學習美國，以漢族為中心，通過同化滿、蒙、藏、回等族建設一箇中華民族：“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

從孫中山對美國種族政策的推崇來看，美國社會經驗中的積極一面對他影響很大，他一度認為美國是理想社會，倡導以美為師，要把中國變為美國。當然，這種心態並不是孫中山才有，而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批社會精英的集體意識。有學者提出了燈塔主義（beaconism）**的概念，精準地概括了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心態，即把西方特別是美國理想化，作為世界其他地方政治和文明的燈塔。**在當代，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在看待美國的種族與族羣經驗時更為理性，承認美國社會也存在種族與族羣問題，但有些對美國的認識仍未能擺脱燈塔主義的影響。最有代表性的是，有學者在2011年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其中關於國外經驗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燈塔主義色彩。相關論者認為，美國存在着來自世界各地上千個族羣（種族），但美國政府並不對這些族羣（種族）進行法律上的承認，特別是不允許任何一個族羣生活在屬於自己的歷史疆域內，而是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法律和政策構建一個不分來源、不分族羣、不分宗教的統一的國族——美利堅民族（American nation）。他們高度讚揚了美利堅民族的巨大作用，認為這個統一的美利堅民族是美國民族大熔爐的表現形式，“這種強調國族身份的建構和統一、強調個人的公民權利平等（而不是族羣的集體權利平等）、避免把公民的財富、權力、聲望、職業、就業、教育等個人差距與族羣身份、族羣集體聯繫起來，既有力地保障了國家的統一，又有利於激發公民的個人平等競爭，促進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繁榮，同時也有力地防止了公民個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演化為族羣矛盾和族羣衝突。”相關論者希望借鑑美國的經驗，形成中國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徹底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

**▍**超越燈塔主義

**贊格威爾的《熔爐》中，身為主角的猶太裔俄國音樂家最後與俄裔基督徒女貴族牽手，是一種關於種族融合的隱喻，但這並不是那個時代美國社會的全部真相。在當時，白人與有色人種的跨種族通婚其實並不被美國主流社會廣泛接受。**在18世紀下半葉，美國社會流行着“一滴血”（one drop rule）原則，並在20世紀初寫入一些州的法律。根據該原則，任何人只要血管裏留着百分之一的黑人血液，那他/她就不能算白人，而只能是黑人。弗吉尼亞州在1924年通過一項法律，禁止白人與任何含有一滴黑人血液的人結婚。當時像弗吉尼亞這樣禁止白人和黑人通婚的州，美國共有38個。**除了被限制通婚自由，在贊格威爾的時代，美國黑人、印第安原住民、亞裔等有色人種還遭受着白人主流社會其他形式的嚴重的種族歧視和排斥。**1865年美國廢除奴隸制度後，黑人似乎獲得瞭解放，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其他普通美國白人所享有的平等公民權利。除了眾所周知的種族隔離，黑人還在美國社會遭遇種種其他不公，特別是在南方深陷奴工償債制度（Peonage），遭受着不亞於奴隸制的痛苦。有美國學者直言：“歷史存在一個謊言。這個謊言跟南方人和其他人説，在阿波馬托克斯（Appomattox）之後，奴隸制就消失了。其實並不是，奴隸制以奴工償債的形式很好地存續到了20世紀的美國。通過奴工償債制度，黑人因為流浪或其他所謂的罪行被罰款，繼而往往被迫一輩子在條件惡劣的當地農場勞動以還債。對那些深陷奴工償債制度的黑人而言，他們自己與作為奴隸的先輩之間並沒有多少差別。”

印第安原住民並不比黑人更幸運。在美國建國後，美國政府就打着“文明化”（civilization）**的名義對印第安原住民實施未經後者同意的同化政策。**美國政府認為印第安原住民與普通白人及未受教育的白人接觸，會破壞文明化印第安原住民的工程，因此將東部印第安原住民趕到西部，形成封閉的保留地。保留地由政府任命的白人官員管理，並負責對印第安原住民的文明化。但所謂的文明化並沒有給印第安原住民帶來與白人真正平等的權利，他們不僅失去自己的家園，還處於隔離狀態，人口也大幅度減少。到了《熔爐》開演的1908年，保留地早已經解散，原來保留地的公有土地變成私人所有，給了白人通過購買再次大肆侵吞原住民土地的機會。1887年至1933年，印第安原住民共失去了8700萬英畝的土地，約合35.2萬平方公里。亞裔特別是華人遭受的苦難也非常深重，在美國早期華人移民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華人遭受了系統性迫害和歧視，比如立法禁止華人移民、對華人額外徵收人頭税、禁止華人擁有土地、禁止華人跨種族通婚等。

在有色人種遭到歧視和排斥的同時，歐洲移民也並非鐵板一塊。有學者發現，**雖然現代美國社會把愛爾蘭裔、意大利裔、波蘭裔和英格蘭裔都當成白人，但美國社會在20世紀早期並不把這四個歐洲裔民族看成是同種族的。愛爾蘭裔、意大利裔和波蘭裔等歐洲移民在美國的境況要好於有色人種，但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來自主流社會的歧視。**19世紀中期，愛爾蘭發生大饑荒，多達150萬愛爾蘭人移民美國。在這批移民到來之前，天主教的愛爾蘭就長期被新教的英格蘭統治，在美國的英格蘭移民早已形成“劣等愛爾蘭人”的刻板印象，認為這些人智商低、不可靠、懶惰，並且男性愛酗酒、打架。自然，愛爾蘭裔在就業市場上不受待見，甚至招工廣告上經常出現“愛爾蘭人不得申請”（no Irish need apply, NINA）的告示；他們即使能找到工作，也多以低薪卑賤的工作為主。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意大利移民也不被主流社會接納為“白人”。新來美國農村的意大利移民通常只能找一些跟黑人一樣的低薪工作。相比於主流社會的白人，路易斯安那州的意大利移民跟黑人的關係更密切，正因如此，這些意大利人被主流社會劃分為“非白人”（non-white）。同時，**源自意大利母國的地域歧視也被搬到了美國。在意大利，北方人認為南方人在種族上更為低等，這一點被美國白人主流社會套用，他們認為南方意大利移民最適合幹那些黑人做的低薪卑賤工作。**在美國本地白人看來，意大利移民的社會經濟地位跟黑人沒有區別，理應遭受種族歧視。也因此，意大利移民還會跟黑人一樣成為白人種族至上主義者襲擊的目標。

**從各種歷史資料來看，贊格威爾時代的美國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種族大熔爐，所謂統一的美利堅民族在當時也並未被美國社會廣泛接受，孫中山以為的美利堅民族更像是一種想象。**事實上，當時整個美國社會存在着巨大的種族分裂，部分歐洲裔移民形成了主流社會，他們歧視其他歐洲裔移民和有色人種。**橫向來看，當時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很難稱得上是處理民族或種族問題的典範。**舊大陸自不必説，在那裏隨處可見反猶主義以及針對吉普賽人、愛爾蘭人、南方意大利人、波蘭人的歧視。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也存在主流英裔移民對其他歐洲移民和原住民的迫害與歧視。在加拿大，20世紀初的英裔加拿大人並不怎麼尊重法裔加拿大人的自治權，他們試圖在整個加拿大推行盎格魯化，建構一個以英裔加拿大人為主的民族國家，他們的行動引起了法裔加拿大人的不滿，此後加拿大社會愈演愈烈的內部分裂無疑與英裔加拿大人當時的急躁冒進脱不了關係。在澳大利亞，20世紀初各級政府和教會以類似美國的文明化為名，從原住民家庭強行奪走兒童帶往白人家庭、政府機構、教會撫養，試圖讓他們融入白人社會。但這一政策給原住民家庭造成巨大的身心災難，這些兒童被稱為“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s）。

美國種族與族羣政策的社會主義化

**與一百多年前相比，今天美國的種族與族羣政策確實有所進步，但這種進步決不是表現在構建了一個不分來源、不分族羣、不分宗教的統一的美利堅民族。**跟一百多年前的情況類似，美國政府既沒有構建這樣一個民族共同體，整個社會也並不認可存在這樣一個民族共同體。與其執着於所謂的熔爐説，我們似乎更應該將這種進步理解為美國在種族與族羣政策上的社會主義化，即或被動或主動地吸納社會主義者在種族問題方面的主張，並借鑑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早期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

20世紀初期，美國出現了一些社會主義政黨，如1901年成立的美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和1919年成立的美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也湧現出了一批傑出的非洲裔社會主義活動家，包括阿薩·菲利普·蘭道夫（A. Philip Randolph）和巴亞德·蘭斯丁（Bayard Rustin）。**在種族問題上，這些社會主義政黨和活動家反對美國國內的種族歧視政策，特別是羅斯福當政後，他們不斷要求當局改善種族問題，並聯合工會和其他左翼社會組織掀起社會運動，形成一股不可被忽視的社會力量。**美國政府面對社會壓力，不得不部分吸納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如羅斯福總統在1941年簽署了在國防工業禁止種族歧視的8802行政令，杜魯門總統在1948年簽署了廢除軍隊內部種族隔離的9981號行政令。20世紀50年代民權運動漸入高潮之後，這些社會主義者成為運動的領導者，他們要求實現種族正義（Racial Justice）的呼籲與抗爭，成為美國政府全面禁止種族歧視、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國內的因素，美國政府在種族問題上還面臨着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壓力。與美國繁榮富強的一面相對，種族問題長期以來就是美國社會的污點。**1932年，蘇聯著名的海報畫家迪米特里·摩爾（Dmitri Moor）創作了一幅名為《釋放斯科茨伯勒犯人！》（Freedom to the prisoners of Scottsboro!）的海報，以當時發生在阿拉巴馬州的白人法官對九名黑人青少年的不公正審判事件為原型，譴責了美國的種族不公。**冷戰爆發後，美國由於自身的種族問題遭到了更大的壓力。一方面，美國為了跟蘇聯競爭，在世界上到處宣揚它的民主制度；但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注意到其國內存在着嚴重的種族不公，這引起了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民主制度的質疑。**1947年，杜魯門的總統人權委員會發布了一份關於種族歧視的報告，指出美國國內的民權短板嚴重阻礙了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實現。為扭轉這一不利局面，美國政府不得不對種族與族羣政策進行全面調整。從後來陸續調整的內容來看，美國政府採納了社會主義者要求實現種族正義的主張，並借鑑了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早期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

第一，肯定原住民的自治權利和民族地位，保護和發展原住民文化。進行民族識別並在少數民族聚居區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是20世紀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特色。**作為移民國家，美國沒有對移民羣體進行民族識別，也沒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是採取了先肯定世居的原住民羣體的自治權利，再承認他們的民族地位的路徑。**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1933年上任後，美國政府開始逐步改進原住民政策。1934年，美國國會通過《印第安再組織法》（The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該法案的目標包括保護和發展印第安人的土地與資源，授予印第安人自治（home rule）的權利。以該法案的通過為契機，很多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得以重建，同時在美國聯邦政府印第安事務局的支持下，大量印第安部落得以實現自治。儘管此後印第安人自治運動並非一帆風順，但隨着20世紀50~60年代民權運動高漲，印第安原住民的權利也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重視。1970年，尼克松總統向國會表示美國要積極創造條件以準備迎接由印第安人自己決定自己未來的新時代。數年後，美國國會通過了《印第安自決和教育援助法案》（The Indian Self-Determination and Education Assistance Act），授予印第安原住民（而非政府官員）更多權力，以管理來自聯邦政府的資金與福利。進一步，美國政府承認了許多原住民部落擁有民族（nation）地位，享有自治權（self-government）和部落主權（tribal sovereignty），與美國聯邦政府是政府對政府的關係。

除此之外，相比一百多年前以文明化為名根除原住民文化，美國政府及主流社會在最近幾十年學起了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早期對待少數民族文化的政策，開始展現對原住民文化的尊重姿態。美國國會在1990年通過了《美國原住民語言法案》（The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ct），以保護和發展美國原住民的傳統語言與文化，聯邦政府教育部為落實該法案還專門設立了原住民語言項目（Native 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用於支持使用原住民語言作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學校，以及保護和提倡原住民使用、復興其語言的權利與自由。在各州、各地方及各原住民部落，類似的原住民語言項目大量湧現，甚至有一些學者還參與編寫原住民語言教材，以更好地保護和普及這些語言。

第二，消除種族和族羣不公，推行平權政策。社會主義者一貫主張各民族平等，為了幫助歷史上曾長期遭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平等，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通常會對非主體民族實行民族優惠政策。美國消除種族與族羣不公的工作，進展相對緩慢。在羅斯福總統執政後，這一情況持續得到改善。除了前述1941年簽署的禁止國防工業種族歧視的8802行政令，針對華人的排華法案也在1943年被稍微寬鬆的《馬格努松法案》（Magnuson Act）取代，該法案允許已定居美國的華人歸化入籍，並給了華人每年105個移民配額，之後配額限制又被《1965年移民與國際法》（Hart-Celler Act）取消。在20世紀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中，制度上針對少數族裔的歧視與不平等措施基本被廢除。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64年民權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首次禁止了在美國境內基於種族、膚色、宗教和國家起源（national origin）的歧視。1967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反對種族通婚的法案違憲。不過，由於長期的種族壓迫，少數族裔相對於白人主流社會已經形成了結構性劣勢，政府即使禁止歧視和廢除不平等措施，依舊無法保證少數族裔在就業、教育等領域實現與白人的平等。因此，美國政府又推出了旨在扭轉少數族裔劣勢的平權政策，在教育、就業方面對少數族裔予以一定的照顧。

第三，承認種族迫害的歷史，公開為過錯道歉。**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在早期往往會將非主體民族所遭受的苦難歸咎於主體民族的沙文主義，以求得非主體民族與主體民族的和解。這種話語在美國則轉換成一種道歉政治，即承認白人主流社會對少數族裔的壓迫，併為此公開道歉。**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一份聯合決議案（Joint Resolution），代表美國向土著夏威夷人為1893年推翻夏威夷王國道歉，並敦促美國總統支持美國與土著夏威夷人民之間的和解努力。2009年，國會通過另一份聯合決議案，承認奴隸制和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的不公、殘酷和非人道，致使美國黑人及其祖先因此遭受痛苦，國會代表美國人民向美國黑人道歉。同年，國會又通過一份聯合決議案，承認美國聯邦政府歷史上對印第安部落的掠奪和歧視政策，並代表美國向所有土著人民道歉。

事實上，近百年來，不光美國，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的種族、族羣或民族政策也在社會主義化。不過，解決種族、族羣或民族問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西方國家即使幾十年來在處理種族、族羣或民族問題上取得了一些進步，也難説徹底解決了這些問題，近幾年美國時而爆發的激烈種族衝突，就是明證。

**▍**結語

通過回顧歷史，我們有一些弔詭的發現：首先，一些中國社會精英希望根據諸如民族大熔爐和建構單一民族國家這樣的所謂美國經驗來改造中國；其次，這些社會精英所提倡的此類美國經驗並不存在，它們如果不是想象出來的，就是一種神話；再次，美國種族與族羣狀況之改善，恰恰在於逐步吸納了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早就在倡導和實踐的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少數民族優惠政策。

因此，**在民族政策方面，中國沒有必要去實踐百年前一些中國社會精英倡導的所謂美國模式。如果回到20世紀50年代初，當時的中國無論在民族理論方面還是具體實踐方面都要比美國進步得多，一些早期處理民族問題的理念實際上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被很多西方國家所肯定和借鑑。**對於中國這個擁有眾多民族及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國家而言，選擇用什麼樣的理念和政策處理民族問題，不僅跟很多同胞的切身利益相關，更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當我們總結與借鑑他國他地處理種族、族羣或民族問題的經驗時，要有超越燈塔主義的意識，如此才能在吸收國外經驗的同時更好地豐富我國處理民族問題的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