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增長曲線，為何與日韓不同_風聞

2020年9月30日，山東青島港

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01.5986萬億元，首次突破100萬億大關，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2.3%。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負增長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為疫情陰霾下的全球經濟，注入了強大推動力。

時間回溯到本世紀初，從2001年加入WTO到2019年疫情暴發之前，整整19年時間，中國經濟每年的同比增速就沒有低於6%（2019年最低，為6%），最高曾達到2007年的14%。

再把時間拉長，回到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在這40多年的時間內，中國經濟的增速一直都是正增長，從沒有低於過3%。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增速曾一度出現下滑，但依然保持在接近4%的正增長水平上。

經濟發展，無疑是平視世界的“物質基礎”。那麼，中國經濟的“秘訣”在哪裏？

1

“東亞模式”的侷限

在看待中國的經濟增長時，西方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往往會從“東亞模式”中，尋找中國經濟的動力所在。可是，它並非100%地適用於中國。

東亞模式有着三個簡明易懂的標籤：一是政府幹預，二是人口紅利，三是出口導向。

2021年3月26日，新疆阿克蘇，無人駕駛播種覆膜一體機在播種棉花（圖源：視覺中國）

政府幹預自然好理解。東亞最具代表性的三國，日韓新加坡都是如此。韓國不用説，軍政府的強大執行力直接推動了國家的工業化，三星、LG和現代等財閥全都是軍政府一手扶持起來的。同樣，新加坡也不用贅述，離開李光耀的“強人政治”，這個國家的經濟起飛與否，必然會充滿變數。

日本是相對大型的經濟體，更值得剖析。

在二戰之前，日本的政治傳統猶如一個奇特的大雜燴，綜合了東方神話式皇族、地方分權傳統、武士世襲殘餘文化、財閥壟斷、軍人集團專權和西方憲政等特徵。這種“都不像”“都不負責”的奇特治理模式，最終將日本送上了和美國決戰的不歸之路。

二戰之後，日本經過了美國人的制度改造，拋棄了以上那些充滿史前文明和封建時代特徵的傳統，成為了現代性明顯的國家。但日本依然有着“大政府”的痕跡，在經濟領域，鋼鐵、汽車和半導體的崛起，背後都是日本行之有效的國家產業政策。

上世紀60年代，日本豐田汽車製作廠內

另外一個明顯標誌是，日本的央行獨立性極差，它一度被政府幾乎完全控制，它曾經從屬於財政部（大藏省），貨幣政策完全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政策執行的一個手段。

進入新世紀，日本對央行進行了改革，央行獨立性提高，曾經的大藏省名字也被撤換，權力也被壓縮。但即使現在，從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影響方面來看，日本在發達經濟體中依然是一個政府話語權很大的國家。

人口紅利自然也不用説，人口紅利除了勞動力數量、年齡結構和識字率等教育水平指標之外，西方研究者認為，東亞的儒家文化也是大工業生產的必要價值根基：一是紀律和服從，二是儲蓄和勤勞。

大工業生產講求標準化，因此紀律和服從自然重要。此外，工業化初期還需要大量的投資，而儲蓄是投資最重要的來源。拉美國家為何間歇性地爆發債務危機？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熱愛生活，不愛儲蓄，只能用外資來進行投資。所以一旦外資對投資國經濟沒了信心，就會撤資，從而導致外債無法兑付，引發債務危機。

出口導向同樣重要。日韓和新加坡的特點是國土狹小，儘管日本和歐洲國家相比已經算是一個大國，人口超過1億，國土比德國、法國和英國都大不少，比如是英國的1.5倍。但其國內市場與其生產能力相比，依然太過狹小。因此，東亞國家都理性地採用了出口導向的政策。

同樣是拉美，它們卻採用了與“出口導向”相反的“進口替代”政策，即通過貿易壁壘阻止他國商品進入，培育本國企業崛起。最終，除了巴西的飛機製造業等少數領域外，拉美沒有培育起一家像樣的全球性產業巨頭，很多國家陷入大面積的腐敗，掌握進出口配額和信貸配額的貿易和金融部門成了重災區。

巴西一家飛機製造廠內

二戰之後，西方研究者喜歡用東亞和拉美對比，而東亞的徹底勝出，讓“東亞模式”的光彩異常奪目，成為發展經濟學界一個核心課題。而且，中國也被用“東亞模式”的框架來理解。

但顯然，中國的故事早已大大超越了所謂“東亞模式”。為什麼？

2

不斷裂的增長曲線

韓國的經濟起飛始於1960年代，從1961年的朴正熙軍政府時代開始算起，韓國的增長趨勢總體上已經持續了60年。如果按時間跨度來算，的確長於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時常會發生經濟的負增長，比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然而，韓國的60年增長曲線是斷裂的，至少發生過兩次斷裂，一次是1980年，出現了-1.65%的增長（負增長），一次是1998年（-5.13%）。但中國的增長曲線是一直持續，而沒有斷裂的，即使是2020年的疫情衝擊，中國依然保持了2.3%的增速，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也就是説，中國從改革開放的1978年算起，經濟持續增長已超過43年。這種韌性，遠遠超過韓國。

韓國的兩次失速，前一次主要因為國內的政治問題，1980年5月，韓國爆發了“光州慘案”，事件波及全國，直接影響了經濟發展。後一次是源於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韓國遭受嚴重衝擊，大宇等財團破產。這是韓國的第二次負增長。

相比而言，日本經濟的韌性是遠遠超過韓國的。日本的經濟崛起始於朝鮮戰爭，如果從1950年代算起，到亞洲金融危機出現負增長，日本經濟也保持了正增長超過40年的記錄。必須注意，外界所喜聞樂道的“廣場協議”被簽訂的1980年代，日本經濟依然強勁，增速從未低於4%。

到了亞洲金融危機，日本經濟終於沒有能抵禦衝擊。1998年，其經濟增長為-2%（負增長）。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日本再次遭遇負增長，當年GDP增速為-1.6%。儘管日本和中國一樣，保持過超過40年以上的長期經濟增長曲線，但在兩次國際性的金融危機中，日本都翻了車，唯有中國可以抵禦類似風險。為什麼？

韓國在1980年那次因為政治問題的負增長不討論。如果看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日韓負增長，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日本經濟負增長，很容易發現兩個關鍵問題。

一是日本和韓國的國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較高，極其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市場波動的衝擊，而且兩個國家的“金融自主權”也相對較低，一定程度受制於美國。比如，“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升值，極大地衝擊了日本的國內製造業，這一定程度是迫於歐美的壓力所致。韓國也曾面臨同樣的問題，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也被迫接受了IMF關於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一些強硬條款。

1998年，韓國街頭，在金融危機中失去工作的市民參加抗議遊行

金融對外開放本來是一個好事，但它有開放時機、開放程度和被動還是主動開放的選擇問題。和日韓相比，中國對自己的金融體系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在面臨國際金融市場衝擊的時候，也有更多的政策操作空間。

比如，對資本跨境流動的監管效率，日韓兩國顯然比中國監管當局差得遠。在面臨資本外逃的時候，強大的監管是遏制資本流出，穩定本幣幣值的有效手段，只有穩住了資本外流，金融改革才具有了推動的基礎，經濟也才有復甦的希望。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與一些東亞國家不同，以金融自主權為代表的經濟自主權的完整性，是中國經濟能抵禦兩次國際性的金融危機，保持正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3

調控能力的大差異

和日韓不同，另一種中國經濟的動力來源是內需市場。一些統計數據顯示，在2019年，中國的社會零售總額已經超過美國。當年，美國零售總額為6.214萬億美元，而中國社會零售總額為41.2萬億人民幣，按照匯率折算，已經超過美國。

更樂觀的估計認為，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並不能反映兩種貨幣的真實購買力，人民幣的購買力其實被低估了。一些樂觀者甚至説，2.5元人民幣在中國的購買力應該差不多等於1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因此，中國的零售總額其實已經至少是美國的2倍。

不管是否要採用更加“樂觀”的數據，中國崛起為和美國勢均力敵的大國內需市場，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母國市場的優勢，也是中國經濟在遭遇全球經濟危機時，依然能通過提振內需來拉動經濟的核心原因。而日本、韓國並不具備這種優勢。

2020年11月27日，廣西南寧，第17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上，一名參展商在“一帶一路”國際展區展示商品（圖源：視覺中國）

回到文章最開始的討論，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存在政府的強力干預，但其模式與中國卻截然不同，關鍵變量既不在於產業政策，也不在於財政政策，而在於信貸體系的本質差異。

安倍是日本近20年來任職時間較長的首相，不少日本人都認為他和小泉純一郎一樣，是少數可以有作為的首相。然而，安倍卻是一位運氣很差的首相，其任上一直都在和兩個東西作鬥爭，一個是消化系統的病痛，一個是日本過低的通脹率。

通脹毀滅財富，那麼通脹率低，這不是好事嗎？並不對。温和的，可預測的通脹率是對經濟發展有利的，它可以提高了終端商品的售價，刺激企業家的投資，因此這也是西方的央行通常設定2%~3%作為通脹目標的原因。在日本，“安倍經濟學”所追求的目標就是2%的通脹率，但遺憾的是，安倍政府及日本央行，一直都很難實現2%的通脹率。

“安倍經濟學”的通脹率目標難以實現

安倍的目標為何這麼難實現？通脹率的提升，必須要有銀行願意放貸，並且融資者願意借貸為前提，而安倍政府顯然無法直接指揮日本的銀行系統和需要貸款的企業們，因此銀行不一定願意放貸，企業也不一定願意貸款，那麼通脹就是起不來，甚至會出現通貨緊縮，經濟也跟隨萎縮。

從國內來看，隨着老齡化的不斷深化，以及國內市場的飽和，日本國內市場的生意越來越難做。比如，日本的零售業之所以全球領先，很大程度也在於國內競爭太激烈了，所以必須不斷搞花樣，不斷討好消費者。

孫正義的軟銀集團為何全球投資，專注於中美印而不是日本，甚至不惜投資風險極高的共享辦公公司，其原因很大程度也在於日本經濟日益缺乏想象力，投資回報率低於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和美國。

軟銀集團創始人孫正義

國內投資回報率下降的結果是，除了股權投資機構向外發展之外，銀行對國內企業部門的貸款會也更加註重財務約束和風險管理。同時，企業對擴大投資也很謹慎，並不願意去借錢投資。於是信貸無法膨脹，通脹也就起不來。

然而，對中國來説，由於存在強大的國有銀行體系和國企系統，中國出現通貨緊縮的概率很低。此外，如果貨幣當局要達到某個通脹率目標，也並不是難事。這種獨特的信貸體系特徵意味着，中國對經濟的調控能力遠比其他東亞國家強大得多，這種能力也確保了中國可以在全球金融危機時，通過逆週期調控，依然保證國內的增長和羣眾的就業。當然，與此同時也必須警惕伴隨信貸的膨脹，資產價格上躥會帶來各種社會問題。

顯然，和其他東亞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的動力來源更加多元化，這讓中國經濟擁有更具韌性的、更加持久的向上增長曲線。

作者 | 本刊記者 譚保羅

編輯 | 雷墨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李魚

看世界雜誌新媒體出品，戳這裏關注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