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出來,走進覺醒年代_風聞
已注销用户-中国政经第一刊2021-06-29 16:33

作者 | 南風窗新媒體主編 李少威
中國共產黨誕生於1921年,但政黨成立的思想準備,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黨的早期領導人,大多也是從新文化運動以及由它蓄積力量推動的五四運動中進入歷史舞台中央的。
因此要理解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社會背景和思想背景,時間就必須往前回溯幾年,和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連綴起來思考。為什麼主流思潮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弄清楚這一點,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誕生就具備了邏輯脈絡。
1
燈塔在 100 年前的破滅
新文化運動宣揚的,主要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思想,其啓蒙意義在於,把個人從制度、文化控制中剝離出來,讓人們認識到自身的獨立性,以及理論上天然享有的權利。
如果人人都能意識到並且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麼中國就不再存在奴隸,共和就是反映人民真實意願的共和,如此“集人成國”。
這一運動,也是在當時作為“燈塔”的西歐、北美民主主義國家的光芒折射。中國人受到這一套思想激勵,尋求個人自由和人格獨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文化改造運動,但最終結果卻是在主流上折向了馬克思主義,強調不計個人得失,團結起來奮鬥,把國家民族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先。

1919年5月4日,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學生在天安門前遊行
五四運動,客觀上成為了一個轉折點——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界線。為什麼?
第一,從洋務運動以來,每一次改革行動,我們都把歐美作為典範,但發生於“燈塔國家”內部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每一個參戰者都打得奄奄一息,滿目瘡痍,民生哀困,餓殍遍野。
望着眼前慘況,中國的知識精英在思考: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嗎?
大戰前後歐洲的民生艱難,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彼此之間的鬥爭乃至大戰,只是國內矛盾的外化。
資本主義,這種一直自認為、也被外圍世界承認為文明進步的制度,由於其運轉過分強調經濟效率,而在維護社會公平方面無所作為,乃至國家制度本身就支持對底層百姓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其必然結果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覺醒年代》劇照
這一點,最早看清楚的還是孫中山先生。他在對歐美社會進行過認真考察之後,深感“社會革命其將不遠”,開始注意社會主義問題。中山先生在1903年寫給朋友的信中説:“歐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日必有大沖突,以趨劑於平均,可斷言也。然則今日吾國言改革,何故不為貧富不均計,而留此一重罪業,以待他日更衍慘境乎?”
所以他表示,“所詢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孫中山對社會主義不排斥,甚至“不能須臾忘”。
當然,那時候的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仍然是意義模糊的,人們只知這一思想流派主張公平,照顧底層,張揚勞動者的價值,希望通向一個無剝削的社會,但對如何實踐,卻沒有概念。
當時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而沒有現實的參照系。而資產階級的共和民主或立憲民主,則遍及歐美,便於舉例談論,也因為這些國家是中國的殖民者、債務人以及對手,其強盛之道就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
第二,最後的“燈塔”在眼前破滅,中國人認識到了國際政治的殘酷,玫瑰色的異國,不過是自己幼稚的想象。作為光芒最熾烈的“燈塔國家”的領導者,美國總統威爾遜曾帶給中國人無限的希望,以為強國的善良立場,可以給被欺辱、被殖民的國家帶來正義。孫中山一直就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成功,離不開外國的幫助。

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日本東京創刊。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這是民報發刊詞的影像
就連陳獨秀先生,也曾在文章中稱威爾遜是“世界第一等的好人”。但結果是,理想拗不過現實,個人善意無法左右國際政治的力量現實。歷史或有偶然性,但其中的必然性,就是“弱國無外交”,這一點毫無疑義。
威爾遜總統固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他同時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巴黎和會對中國問題的決定,歸根到底是國際權勢博弈的結果。最後幾個強國商量着,把德國佔據的中國土地和權益轉讓給了日本,中國作為戰勝國不但一無所獲,還受到了嚴重的羞辱。
第三,1917年,戰爭正酣時,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一種新的革命方案出現了。

1917年11月,列寧在莫斯科紅場的集會上演講
五四運動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主流思想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但同時,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思潮也佔有一席之地。
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國社會在思想層面的活躍,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對民族前途和國家未來的思考與探索當中。但另一方面,它也同時反映了人們的精神迷茫。
打一個淺顯的比方,如果一個人總是被另一個人欺負,久而久之,就會以欺人者為榜樣,力圖成為它的樣子,甚至對他又恨又愛,產生某種依賴感。這是心理學上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弱者為尋求安全感而發生的心理畸變。
“易卜生主義”是當時個人主義的代表,在他的戲劇作品《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反抗男權,最終出走,成為個人權利意識覺醒的榜樣。
但很快,思想就延伸到“出走以後怎樣”這一層次。後來,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説中説得非常精闢 :“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 ;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覺醒年代》中魯迅飾演者
娜拉是覺醒了,意識到自身的個人權利和價值了,但走向外面那不曾改變的世界,她一樣無路可走。從根本上説,問題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在象牙塔中的思索探尋,雖然開啓民智,但由於不具有現實基礎,始終還是不得要領。同時,也沒有人真正在行動,因為缺乏行動的綱領和方法論,而這是侈談自由民主永遠也無法指明的。所以對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嚮往,在一個被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嚴格扼制的社會,沒有出路,也不可能持續。
帝國主義和中國“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把中國變成它的樣子,相反,這恰恰是它要防止的。而進入 20 世紀,尤其是一次大戰發生後,歐美社會的巨大的物質進步與令人戰慄的貧困並存,以及無解的矛盾導致的資本主義世界內部血戰,讓中國人逐漸發現,原來自己一直嚮往的對象,竟也如此不堪。迷茫反而更其深入了。迷茫的深入,本身就是一種覺醒。
就在中國人苦悶於過去的榜樣被其自身的行為所反證,不知出路何在的時候,列寧領導俄國人民,在中國人最需要新的出路的時候,提供了另一種選擇。新生的蘇俄,被帝國主義國家東西夾擊,戰爭壓力重重,經濟貧困交加,但它居然堅持了下來,沒有被打倒,並且宣佈俄國成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

油畫《列寧宣佈蘇維埃政權成立》由(蘇)弗拉基米爾·謝羅夫(Vladimir Serov)創作
這一事實,對中國人而言是何等震撼。當時的中國,在過去 70 多年裏,一直也是被列強環伺、虎狼啃咬,雖然屢僕屢戰,但從未獲得獨立和統一,底層人民也一直深陷水深火熱之中。而在蘇俄這樣一個並不發達的國家,卻做到了。
列寧領導的蘇俄,在革命成功之前即表示應該放棄沙俄侵佔的中國領土以及在中國攫取的一切特權(儘管後來並未實現),對於中國人而言,這種宣示顯然比威爾遜漫無所指的口惠更加實際。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目光,不能不被俄國革命所吸引。

《覺醒年代》劇照
人們發現,在多年來孜孜以求、日日探索但卻沒有實行辦法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外,還存在一種新的替代方案。
它不但能夠避開成為欺負你的那個人的樣子,從而避開它身上的所有不堪,而且還能用一種全新的能力,打垮這個欺負你的人。
2
工人階級教育了知識分子
工人階級教育了知識分子在俄國革命促動下,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就有了空前的興趣,四處搜尋可以獲得的著作來研讀。
在 1919 年,還沒有一本馬克思的原著被完整翻譯成中文,人們要麼從圖書館借讀少數外文著作,要麼通過李大釗等先驅的文章,局部瞭解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
閲讀馬克思的著作難度比較大,但它的脈絡是容易掌握的。哲學上,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 ;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則是對資本主義運轉規律和社會矛盾的深刻分析。
這兩者都告訴人們,資本主義只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階段,而不是文明的頂點,而且它內部的基本矛盾永遠無法在現有框架之下得到解決,這就直接回應了中國人的“燈塔困惑”。
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説,則是強調階級鬥爭,通過暴力方式,消滅私有制,消除不公正的根源,從而解放全人類,把世界帶進一個無階級的社會,讓國對國、人對人的壓迫不再復現於世界。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這又回應了當時中國人的方法論迷茫。
就是它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五四運動前後許多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和青年學生內心的聲音。
李大釗先生在 20 世紀初留學日本時,就受到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的影響。

1919年,李大釗(左二)與友人在北平中央公園合影
他的專業是經濟學,但對資本主義經濟學不感興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介紹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論著,就手不釋卷。”
而按照胡適的回憶,陳獨秀是在五四運動期間因散發傳單被捕後,在獄中轉向了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在當時的中國最為精深,但他性格温和,謙謙君子 ;而陳獨秀先生雖然研究深度不如李大釗先生,但因為其性情暴烈,極富行動能力,很快就成為了組織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積極活動者。
從俄國革命、五四運動的觸動之下發生深刻轉變的,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人物——毛澤東。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毛主席在風雨中出場(《覺醒年代》片段)
有了理論認知,還需要有實際的社會力量來提供信心和依託。就在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所認定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工人階級登場了。一切就是這麼風雲際會——歷史所能給我們提供的精彩,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
5 月 4 日以後,北京、上海等各地都有許多工人同情和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6 月 3 日,軍閥政府出動軍警逮捕了在街頭進行愛國宣傳的學生千餘人,工人的援助也迅猛而至。6 月 5 日,上海日商紗廠首先舉行罷工,隨後,各業工人也紛紛投入鬥爭 ;6 月 10 日,上海全市罷工工人達 11 萬多人。
繼上海之後,唐山京奉鐵路 3000餘工人、長辛店京漢鐵路工人、天津的人力車伕和杭州、九江等地的工人,也紛紛舉行了愛國罷工。
五四運動席捲全國,各階層罷工罷課罷市(《覺醒年代》片段)
其它許多城市,如濟南、南京、長沙、武漢、蕪湖、無錫、廈門、安慶等地工人,也大多參加了集會、請願、遊行示威和抵制日貨等愛國鬥爭。
6 月 9 日,上海軍政當局急電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接受民眾主張,平息工人罷工,以免“鑄成大亂”。
次日,天津總商會也向北京政府發出急電 :“棲息於津埠之勞動者數十萬,現已發生不穩之象。倘遷延不決,演成事實,其危厄之局,痛苦有過於罷市者。”後來北京政府被迫釋放了學生,撤銷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並且命令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與全國工人階級的迅速響應和堅決鬥爭是分不開的。
工人階級,被看見了。他們鬥爭立場的堅定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以及鬥爭取得的成果,震撼了知識分子。
3
作始也簡
1915 年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知識分子都是在書齋裏談論現實,民主主義思想得到廣泛傳播,但苦難的現實並沒有得到改造。全國範圍的工人支援青年學生的罷工、罷市鬥爭,讓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決定走出書齋,深入羣眾。
陳獨秀離開北京,某種程度上就隱喻着這樣一個過程。
1920 年 2 月 14 日,北京大雪紛飛。一架慢悠悠的小騾車,穿過東邊的朝陽門,出了北京城,走小路往天津行去。駕車的 30 歲上下,留着八字鬍,戴金邊眼鏡,一身長袍馬褂,手提包裏裝着幾冊賬本,自稱是個“會計”。
車棚裏,坐着他的“老闆”,“老闆”40多歲,寡言少語,閉目養神,空負一天雪景。老闆叫陳獨秀,會計是李大釗,兩人都是名滿天下的大教授。
出了門,車馬稀少了,他們才開始交談。電影《建黨偉業》,重現了這一場景。“仲甫,到了上海,就做這個打算。”“好,你北我南,咱們儘快建立自己的政黨。”

這就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歷史佳話。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檔案中保存的一份寫於 1921 年的俄文檔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寫道 :“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1920)年中成立的。
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 5 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陳同志,就是陳獨秀。5 個人,分別是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

油畫《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展於上海《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左起:陳公培、俞秀松、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
早期的先驅們,在上海的李漢俊寓所裏反覆“密謀”,成立組織,制定黨綱,形成了黨中央,陳獨秀任書記,並且積極聯絡全國各地,成立支部。“史上最成功的創業”,就這樣開始,“其作始也簡”。
李大釗推動成立了北京支部,除了他之外,最初還有兩位黨員 :張國燾、張申府。其後,又發展了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陳為人,李大釗任書記。
李漢俊去武漢,找到董必武商量,陳獨秀又派劉伯垂到武漢協助,成立了武漢支部,成員有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毛澤東認識李大釗和陳獨秀,在長沙創立了組織,早期成員有何叔衡、彭璜等。

油畫《星火初燃》,第一排右起:李達、李漢俊、陳獨秀,第二排右起毛澤東、陳望道、施存統、沈雁冰、俞秀松
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到廣州主政教育,聯繫上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成立黨的組織。李大釗派陳為人去濟南,聯繫王盡美、鄧恩銘,建立黨組織。留日學生施存統、周佛海,在上海入黨。
旅法人士中,張申府、陳公培、趙世炎分別在北京、上海入黨,後來又發展了周恩來、劉清揚等。
1921 年 7 月末,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12 名代表,代表着全國 50 位黨員。從一大開始,中國共產黨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參考資料:
1. 金衝及 . 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09
2.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 孫中山全集 [M].中華書局 ,1981.08
3. 毛澤東 . 毛澤東早期文稿 [M]. 湖南出版社 ,1990.07
4. 毛澤東 .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
5.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M].董樂山,譯 . 東方出版社 ,2019.12
6. 埃德加·斯諾 . 毛澤東自傳 [M].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9.01
7. 毛澤東 . 民眾的大聯合 [N]. 湘江評論第2、3、4 號,1919.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