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嚴和新價值觀選民_風聞

人的尊嚴和新價值觀選民

瑞秋·科佩克·巴克利

2021年4月16日

《真正明確的政策》

本文是真正明確的政策系列文章的一部分，該系列文章以佩珀代因公共政策學院發起的“美國項目”為中心。該項目着眼於國家的基本原則來應對我們當前的文化和政治動盪。

近年來，政治右翼的“新價值觀選民”如果不是一種嘲笑的話，也已經變成了一個毫無意義的詞。這一代人看着克林頓被彈劾，聽着保守派領導人宣稱“品行有問題”，見證了這些領導人中的許多人繼續為唐納德·特朗普和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羅伊·摩爾這樣的好色之徒辯護——僅僅因為政治目的證明了手段是正當的。這就是把我們的價值觀與容易犯錯的政治英雄聯繫起來為我們打文化戰爭的危險所在。

今天需要的是我們價值觀的持久道德基礎，對新一代的”新價值觀選民”來説，我們指望政府去捍衞的價值觀，應該植根於某種不變的、普遍的東西，比如自然法則和意識形態，或者上帝的形象。根據自然法傳統，有不變的道德真理，植根於我們的人性，通過理性之光可知。這一傳統植根於古典時代，並在中世紀的宗教思想中開花結果。”意象神”是聖經中的一個概念，出現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經文的第一章，説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樣式被創造的。它支持了人人在尊嚴和價值上平等的信念。自然法傳統和意識形態共同產生了現代的普遍人權概念，根據這一概念，每個人生而具有內在價值和固有權利。

 這些價值不是抽象的。當我生下世界上最新的形象代言人——我的兒子時，它們對我來説變得真實了，但在同一個月裏，我就成了殘疾人。

我第一次聽到我兒子的心跳時，他還在我的子宮裏，才七週大。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的超聲波檢查中，我和丈夫看着他奇蹟般的成長。在懷孕10周左右的時候，產科醫生通常會問你是否想檢查一下基因缺陷。這意味着你仍然可以選擇墮胎。但神的形象教導我們，所有的孩子，無論他們的基因異常，都是平等的和與生俱來的價值。當我的孩子出生時，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有呼吸的、重8磅12盎司的男孩，被放在我的胸前，人類生命的重量以所有新媽媽都經歷過的那種敬畏之情震撼了我。

然後，在我生完兒子三週後的一天早晨，我醒來時神秘地癱瘓了。在急診室進行了多次掃描後，醫生在我的脊髓中發現了一個極其罕見的腫瘤。我很快找到了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神經外科醫生，他給我做了一個高風險的8小時手術，從我的脊椎裏取出了腫瘤。手術很成功，但我只能坐在輪椅上。所以，在加入了新媽媽的社區後，我加入了另一個社區，殘疾人社區。

那是差不多兩年前的事了。 從那以後，我的旅程讓我接觸到了為我們社會中的弱勢羣體提供的許多社會服務和保護措施——職業康復辦公室、公共交通、無障礙建築，以及我們茁壯成長所需工具的保險或醫療補助，例如輪椅、淋浴 設備和醫療器械。

就在不久以前，美國人還默認把殘疾人藏起來。人們不希望殘疾人在社區工作或露面。但殘疾人具有平等的內在價值。他們的基本權利也應該得到保護，就像子宮裏的孩子一樣。但是，如果一個殘疾人不能進入建築物、找到交通工具或擁有能讓他們在基本舒適的環境中工作和生活的醫療設備，他怎麼能成為社會的平等成員呢?這些都需要將這些障礙考慮在內的政策改革。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眾議員凱茜·麥克莫里斯·羅傑斯撰寫的《工作能力法案》，她的兒子患有唐氏綜合症。在《工作能力法案》通過之前，依賴於醫療補助或補充安全收入等福利項目的個人，在不失去他們所依賴的福利的情況下，儲蓄不能超過2000美元。這顯然阻礙了人們工作和為獨立的未來儲蓄。現在，殘疾人可以像其他人一樣開設税收優惠的529儲蓄賬户並積累資產。

倡導未出生和殘疾權利對我來説是個人的。但還有許多其他問題需要新一代價值觀選民支持。在未出生者和殘疾人的權利之後，最優先考慮的可能是移民和難民安置政策、刑事司法改革和社會安全網改革。目前，我們的任何一個政黨都沒有針對這些政策制定一致的人類尊嚴議程。移民是一個特別緊迫的例子。

與特朗普政府一樣，拜登政府在南部邊境也面臨人道主義危機，無證兒童被販賣、與家人失散，甚至在過境點死亡。作為回應，代表邁阿密國會選區的古巴流亡者的女兒、新任國會女議員瑪麗亞·薩拉查  推出了名為“尊嚴計劃”的恰當名稱，該計劃為邊境危機提供了一些解決方案。然而，作為一項規則，我們關於移民的公開辯論一直是危險的價值觀赤字的象徵。

要找出問題的根源，我們必須先認真回顧一下我們的歷史。許多人沒有意識到優生學的偽科學在二十世紀初在我國盛行。優生學運動受到道德上令人反感的信念的推動，即我們可以培育出某些在“劣等”種族中突出的“不良”品質。

優生學為反移民、仇視同性戀、種族主義和支持墮胎的政策奠定了基礎，這些政策尤其傷害了窮人和殘疾人。進步活動家領導了這場運動，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追隨者，如伍德羅·威爾遜和 H.G.威爾斯。瑪格麗特·桑在 1923 年普及了節育措施並創立了第一個計劃生育組織，她相信某些階級和種族不適合擁有家庭。

同樣腐朽的信念奠定了那個時代移民政策的基礎。美國優生學運動的一位鮮為人知的領導者是哈里·漢密爾頓·勞克林。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後來為納粹德國的殘疾人採用的強制絕育法的支持者。這個想法導致了我們全國許多州的法律，導致超過 70,000 人，其中大部分是黑人和殘疾人，被違揹他們的意願進行絕育。這些法律甚至在 1927 年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在““巴克與貝爾訴訟”中，大法官 小奧利弗·温德爾·霍姆斯 臭名昭著地寫道“三代笨蛋就夠了”。

勞克林被眾議院移民和歸化委員會的委員會主席任命為“優生學專家代理人”。 1924 年的《移民限制法》上到處都是勞克林的指紋。該法案將進入美國的總移民限制在之前水平的 20% 左右——旨在減少當時不體面的移民：猶太人和意大利人。

今天，我們幸運地擺脱了優生主義意識形態的許多悲劇。但揮之不去的影響仍然存在，甚至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重新出現，這是由熟悉的馬爾薩斯對人口增長的恐懼所推動的。我們可以從近年來主導政治右翼對話的某些現代移民倡導團體身上看到這一點，例如美國移民改革聯合會（FAIR）。 FAIR 由約翰·坦頓於 40 年前成立，他還在家鄉密歇根州創立了計劃生育組織。他還活躍於塞拉俱樂部，是零人口增長組織的全國主席。

認為應該從人類中消除不良品質的想法與天神的學説背道而馳。如果我們真的相信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形象承載者，那麼我們也必須相信每個人——無論他們的能力、膚色、年齡或基因構成——都為我們的社會增加了價值。新價值觀的選民應該毫不掩飾地捍衞未出生者和殘疾人的權利，同時慶祝我們國家、經濟和文化的多樣化和豐富的發展。

羅納德·里根總統在通過全面的大赦法案兩年後發表的 1988 年演講中談到了移民問題，“如果我們對新美國人關閉大門，我們很快就會失去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我不能比里根説得更好。美國偉大的未來在於珍視每一個人。新價值觀選民現在可能沒有為他們準備好自然的政黨或草根運動。但他們確實有自然法和天神的持久原則站在他們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