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龍：印度官方對1962年戰爭的總結與反思_風聞

作者：孟慶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來源：邊界與海洋研究 2021年 第3期

印度在 1962 年中印邊界自衞反擊戰（ 以下也稱"1962 年戰爭"）中完敗，對其政治、軍事、外交、國民心理、思維方式，特別是對中國的印象和認知，產生了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印度人特別是官方對這場戰爭的反思具有鮮明的兩重性——既無奈地接受了在戰場完敗的結局，又產生了一種濃厚而低沉的非理性陰影。此種非理性陰影不但增加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困難，使邊界爭端成為影響中印關係健康發展最大的因素，構成了近年來印度在邊界問題和西藏問題上小動作不斷的深層動因， 也是印度在面臨邊界危機時其國內對華一致強硬的"政治正確"的註腳。無論從歷史看，還是就現實而言，梳理和歸納印度人對 1962 年戰爭的總結和反思並加以分析，既可以提供重要的歷史參考，也有助於我們客觀分析、理性看待印度在廣泛涉華議題上強硬、競爭、和緩、合作、糾纏、阻遏等各種做法交互或同時登場的內在原因。梳理印度官方對 1962 年戰爭的總結和反思，兩份印度秘密文件布魯克斯報告（ 以下簡稱《報告》）和《1962 年與中國衝突的歷史》不可或缺。本文將主要依據這兩份印度軍方的秘密文件，加上相關英國檔案及其他資料，從幾個方面就印度官方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做一簡要總結和評析。

一、戰爭起因和責任

印度把中印爆發 1962 年邊界戰爭的起因和責任完全推給了中國。《1962 年與中國衝突的歷史》（以下簡稱 《歷史》）説，印中兩個文明古國千百年來一直存續"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友好關係，20 世紀50 年代末期後才顯露不和端倪，主要原因是中國修建新藏公路，特別是西藏平叛及達賴喇嘛出逃印度。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初中國解放西藏時，“印度的政治領袖們就已意識到一個奉行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中國最終將對民主且熱愛和平的印度構成安全威脅”，從根本上説，1962 年戰爭"源於中國的擴張主義和對西藏的佔領"，而中印兩國軍隊近在咫尺的對峙導致摩擦頻發，進而釀成了那場以印度的慘敗而告終的大沖突。1962年12月 18 日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備忘錄也説，印度總理尼赫魯把1950—1951 年中國解放西藏作為中印爭端的起點。1963 年1月1日，尼赫魯在給周恩來總理的覆信中稱，印度熱愛和平， “沒有哪個國家比印度更熱情地致力於和平與和平方式"了，但他不忘強詞奪理，硬説 1947 年英國放棄在印度的統治時，印度"在那時自然存在的邊界就已經變成自由、獨立的印度的邊界了”。《歷史》抱怨 1954 年印度雖然很不情願地"通過一紙條約默認了中國人對西藏的佔領，卻沒有在邊境問題上獲得任何補償"，中國"以惡報善"讓印度深感失望。《歷史》承認印度政府為出逃的達賴喇嘛提供庇護，“使得中國開始懷疑印度的最終意圖”。

中國於1962 年 10 月 20 日對印度發起自衞反擊作戰後，尼赫魯在 10 月 22 日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指責中國"以怨報德，甚至走到了發動進攻侵佔我國神聖領土的地步"。在中國軍隊發起第二階段反擊戰後，尼赫魯在 11 月14 日給周恩來的信中仍堅稱中方提出的 1959 年 11月7 日實際控制線"是絕對沒有根據的"，主要是因為中國對麥克馬洪線的畫法"從來沒有提出過疑問"。

對於1962 年 10 月中國發起的大規模自衞反擊作戰，印度認為中國是一步步擴大的。尼赫魯稱中國在 1962 年9月8 日發起了進攻，在幾次試探性攻擊行動之後，終於在 10 月20 日發起了"精心準備的大規模進攻行動"。《歷史》認為，中國發起自衞反擊作戰的時間是經過精心挑選的，特意趁古巴導彈危機而為之——美國於 1962 年 10 月 20 日開始對古巴實施海上封鎖，就在同一天，中國對印度發起了自衞反擊作戰。故"據此推斷，中國似乎是有意把進攻時間安排到與古巴導彈危機同時進行"，因為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忙於你死我活的爭鬥時，“中國人便能夠隨心所欲地對印度發動進攻了，不用擔心美蘇會插手”。

對於中國方面解釋的中印邊界爭端的歷史原因及其在邊界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印度不但予以全然否定，還倒打一耙。印度外交部發言人於1962 年 11 月 27 日發表聲明稱，中國政府在 1962 年 11月 21日的聲明中關於導致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的事實經過的敍述"完全是歪曲事實"，“事實上，是中國政府在 1957年侵入印度領土，又於兩年之後對印度大片地區提出要求，才製造了邊界問題，在此之前並無邊界問題”。印方認為，1962 年 10 月 20 日中國軍隊發動了"無恥的大規模侵略"，“正是中國政府連續不斷的侵略活動，終於發展成為最近的大規模進攻，使迄今一直集中力量於和平建設的印度政府不得不採取防禦措施，利用友邦供應武器和裝備的援助來加強防禦地位，以保衞印度的領土完整，對付中國公開、無恥的入侵。”

二、印度戰敗的原因

通過對《服報告》和《歷史》這兩個印度最重要的秘密文件及英國的解密檔案進行解讀和梳理，可以歸納出印度對 1962 年戰敗的原因做的正面和側面的總結和評論。兩個文件除了對最高層（尼赫魯及軍方最高層） 的責任少有置評外，在其他方面均有詳略和深淺不一的説法。由於出自軍方之手，故對軍事方面（ 尤其是陸軍）的原因的挖掘算得上細、深、廣，對軍方與政府有關部內的關係也有所涉及，兩份文件可謂迄今為止我們能看到的印度官方對那場戰爭最專業、最認真的總結。在印方看來，印度在 1962 年戰爭中戰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形勢判斷有誤

印度官方文件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印度對中印邊界爭端從衝突發展到大規模戰爭缺乏預判，但實際上得出了戰前對中國可能做出的反擊嚴重誤判的釋讀。《報告》和《歷史》都認為，印度高層盲目樂觀地實施和推進"前進政策"，對中國可能的反應不予重視，故也缺乏客觀評估。《歷史》指出，1954 年中印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後，印度政府當時便認為，“由於印度的和平政策以及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事態不會惡化”，軍方高層當時也認為中印邊境問題不可能通過武力解決。印度政府之所以出台不斷蠶食中國領土的"前進政策"，是由於政治領導層堅信，中印邊境可能偶發小規模孤立、零星的衝突，但中方不會將之升級為戰爭，因為如果雙方發生戰爭，就有可能升級為全球性戰爭，因此中國方面會保持克制。印度情報部內認為，推行"前進政策"主要依據的是一個基本假定∶ 中國軍隊即便有能力也"不大可能使用武力對付"印軍的任何一個哨所。 《報告》認為，印方推進"前進政策"缺乏有效的實施手段 “更多地依賴於中國不會反擊而不是印度自身的力量”，甚至在 1962年9月 22 日（距中國開始自衞反擊作戰不到一個月）舉行的國防部會議上，軍方高層多數人還"認為中國人不會有重大反應"，而外交部長更是憑空主觀認為中國"不會有任何反應，至多會奪取一兩個哨所"。

從國家安全層面看，印度當時重點關注的是巴基斯坦，認為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印度沒有其他任何重大安全威脅，因此沒有必要投入多少力量和資源來加強中印邊境的安全。

（二）準備不足

印度雖在邊界問題上咄咄逼人，但在多個方面均明顯準備不足。

一是情報工作極不得力。1962 年戰爭前情報缺失，即使為數不多的情報也不被重視，印度官方、學界和公眾對這一點少有異議，兩份官方文件着墨不多。《報告》對情報工作甚為不滿且直言不諱，指稱軍事情報部內工作不得力，收集的情報大多不準確 “大概"的東西太多，且基本上源於"邊境地區傳播的謠言”。這就使決策層不能明確是非黑白，故而對軍事情報、軍事形勢、全面影響及未來應採取的行動缺少客觀和總體評估。如果把重大軍事行動建立在可疑情報臆測之上， “當然會導致災難”。《歷史》對軍方情報部的批評雖嘴下留情，但也坦言陸軍高層嚴重低估了中國的軍事能力， 關於中國軍隊活動的情報少得可憐，而且即使有什麼情報，也不被陸軍司令部所關注。

二是邊境地區基礎設施落後。1962 年戰爭前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落後於中國，印度上下對此皆有共識《報告》指出，1960 年的中國在邊境地區的交通建設工程量已是 1959 年的三倍左右。相比之下，印方由於缺乏後勤保障，相關建設"微乎其微"，楚舒勒等一些前沿基地的後勤供應只能依賴空運來維持。當時，中國在東段邊境地區的建設"幾乎沒有受到印度的重視"。印方認為，印度陸軍總部在 1960 年 10 月發佈的《中國和西藏綜合情報評論》顯然忽視了中國交通方面的改善及往各地部署軍隊的能力大大提高的事實。在此情況下，國防部和總參謀部還一意孤行地認為印軍大可"碾壓中國人"，卻沒有人注意到中國大力推進的基礎設施建設、邊境地區地形困難及印軍後勤保障方面的種種困難。

三是軍事準備不足。這方面從以下兩條即可一目瞭然。首先是缺乏對中國進行自衞反擊作戰的應對準備。《歷史》揶揄説， 朝鮮戰爭後印度就沒有人去組織研究過中國的戰爭策略，以便"對中國軍隊的運作和作戰方式有所瞭解"。《報告》稱印軍整體規劃缺失。總參謀部在正常規劃、詳細的人事工作和協調、適當的軍事運作、各方均衡等方面事先準備不足，更多的是隨心所欲和主觀行事，發現問題後再去亡羊補牢，而不是有意識、有計劃地採取軍事行動，其結果是印軍基本上沒有做好應對任何中方採取軍事行動的準備。對於軍事準備不充分和軍力部署失當，從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司令部到其他層級的軍官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962 年 10 月初，印度開始實施旨在將東部邊境地區的中國軍隊趕出去並佔領塔格拉山脊的"裏窩那行動"（Operation Leghorn），但印軍無論在物質還是在精神上都根本就沒做好任何準備。印度"在一場政治賭博中擲出了骰子，卻無足夠軍事力量支撐"。11月 11 日，中國自衞反擊作戰第一階段結束時，英國人也認為印度準備嚴重不足∶ 從1961年底開始實施"前進政策"直到1962 年 5 月，印度一直沒有在拉達克新建哨所，而"要在短短的四個月內把少所建到一定規模來抵抗中國 10 月份對東段邊境的進攻是不可能的"。其次是資源匱乏和後勤保障嚴重滯後。兩份文件都指出了這一點《報告》講得更為詳細，説1959—1960 年時，印軍整體缺乏資源，東段邊境的部隊後勤支持嚴重不足，故不能部署更多的軍隊，但所定計劃沒有考慮到上述問題，致使部隊接受的任務與得到的物資支持極不匹配。《歷史》説，中國發起自衞反擊作戰後沒幾天，印軍即在戰場面臨不利局勢，此時印軍作戰部隊不僅沒有足夠的自動和半自動武器，就連手上可用的武器都不能足量供應，彈藥的常備庫存時常遠低於作戰要求的水平，合適的冬裝和靴子也無法如數保障。“從子彈到皮靴，所有的物資都供應不足。“面臨如此迫在眉睫的問題，10 月 25 日尼赫魯在議會接受質詢時竟罔顧事實地説"缺這缺那都是謊言”。《報告》還説，中國在 11 月中旬發起第二階段自衞反擊作戰後，印軍許多部隊彈藥還嚴重不足，而日毫無準備，匆忙應戰。《歷史》對此做了較為全面的總結∶ 與中國軍隊相比，印軍在幾個方面存在着不足∶（1）武器陳舊，不適于山區作戰，且供應不足;（2） 缺少冬裝和冬鞋等;（3） 沒有公路網，交通十分困難。後勤補給和增援部隊主要依靠空運。

四是軍隊缺乏戰鬥力，士氣不高。這方面兩個文件總結得較為詳細。《報告》指出

印軍各級指揮由於缺乏詳細的行動計劃 “就不可能讓部隊服從命令，更不用説全力投入戰鬥了”，而無計劃的行動把就"紀律嚴明的人變成了烏合之眾，把士兵變成了暴民”。《歷史》列出了多個問題∶ 許多有關作戰行動的決定都是在事先未做任何準備的情況下臨時做出的，如毫無計劃地臨時調派部隊，對作戰部隊來説"至關重要的團隊精神早已蕩然無存"，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 印軍因過去一直都在平原地區訓練和作戰，故大多不適應山區作戰，在山區"感覺有點施展不開";培養軍人血性不夠，如印軍決定開始"裏窩那行動"後，卻不允許部隊培養進攻精神，規定在練習刺殺時"不能使用中國人模樣的人形靶"; 缺少指揮才能，當武裝衝突不可避免時，戰場指揮官們並未表現出應有的領導水平，想辦法激勵將士們去英勇戰鬥;印軍士氣遇挫即泄，如 1962年 10 月印軍從達旺敗退之後，失敗主義的氣氛一直籠罩在東段邊境的部隊中，印軍在其哨所"一受到中國軍隊的威脅或者進攻就後撤，幾乎已成慣例"。總體而言，前線指揮官們明顯缺乏戰鬥的決心和意願，特別是旅長以上級別的軍官。

五是軍隊高層重視不夠，文武要員之間有分歧。1962 年戰爭前後，印度軍隊高層之間、軍政高層之間存在種種分歧與不和《歷史》説，1959—1960 年，印度東部軍區司令托拉特中將提出了應對中國的需求方案，但陸軍司令部及國防部毫不重視，甚至都沒有將此報告呈報總理; 軍官間存在關係不睦現象。在一些級別較低的重要部中。相互敵視和關係不和的情況很常見，這勢必會影響軍事行動的順利進行。文武高官之間關係不和也影響甚大。如 1957年後擔任國防部長的克里希納·梅農與財政部長莫拉爾吉·德賽性格不和，以私蓋公，將個人好惡凌駕於職責之上，致使"國防部內本就匱乏的資金變得更加捉襟見肘"。此外，軍方的意見有時不被重視。如當印軍前線指揮官撒帕爾將軍擔心在多拉地區驅逐中國軍隊的行動可能會在西段引起嚴重反響時，外交秘書向他保證無需為此擔心，但並未擺出依據。

圖片，被俘虜的印軍

（三）官僚作風嚴重，作戰體系混亂

官僚作風和盲目自信似乎是印度的歷史傳統《歷史》説，中印邊境局勢高度緊張後，印度政府一直向議會保證，印度武裝部隊"完全有能力保衞領土完整"。為了反擊印軍的不斷入侵和挑釁，中國軍隊於 1962 年 9 月 8 日恢復了在塔格拉山脊以南的巡邏行動，一度包圍了多拉哨所。印度"公眾羣情激憤"，政府遂指示軍隊儘快肅清塔格拉山脊的中國軍隊，由於盲目自信，壓根就不去考慮中國可能採取大規模行動，自以為"不管中國軍隊做出何種程度的反應，印度軍隊都有能力將其壓下去"。陸軍高層相信，對於印軍不斷推行"前進政策"，中國不會有過激反應 “更糟糕的是，較低級別的軍官也受到了高層軍官這種想法的影響，結果連基層部隊都洋洋自得。”

對於與中國爆發武裝衝突的前景和結果，印度國內雖然也有理性聲音，但很微弱。《史》指出，印度的軍事決定均建立在缺乏軍事常識的假設之上，即"敵人不會做出過激反應"。只要印軍開始軍事行動，中國軍隊"就會乖乖地撤離塔格拉山脊"。其實也有人意識到中國會發動大規模進攻，但他們的聲音"根本傳不到政治領袖們的耳朵裏去，也沒有能力讓陸軍的高層認識到，在印軍缺乏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這個決定會引發多麼嚴重的後果"。

《歷史》指出，中國自衞反擊作戰第一階段印軍撤離達旺後，印度許多人便認為中印不會再生戰端了，所以並未利用從達旺撤軍後的間歇期抓緊時間修築工事或運送援兵和給養，甚至沒有利用這段時間為軍隊提供後勤物資支援。“印軍一點都不着急，反而對諸事漫不經心，當時普遍存在懶散狀況”，中國兩個階段自衞反擊作戰之間的平靜竟然使印軍普遍產生了一種自滿的感覺。

作戰指揮體系混亂是印軍的老毛病。《歷史》講得較為詳細，説印軍軍種之間、軍隊上下級之間、人事安排等皆存在問題。從軍隊最高層來看，軍種之間缺乏協作。如陸軍沒有與空軍聯合制訂作戰計劃，三軍參謀長甚至從未在一起開會研究過邊境局勢的進展情況。因此，陸軍和空軍之間根本沒有互相協作，作戰任務的制訂和執行都是在未做相應準備的情況下進行的。上下級軍官之間職責不明或不分。高級指揮官經常插手下級軍官的分內之事，甚至對無關緊要的戰術細節也要來自簽發命令，其結果是"完全束縛住了基層指揮官的手腳"。作為印軍老師的英國人也認為，‘印度的挫敗是由貧乏的領導和混亂的管理造成的，不是因為軍隊在戰鬥質量上存在缺陷"，因而導致"物資供應體系非常混亂"。

此外，印軍還存在指揮官更換頻繁的問題。《歷史》直稱，有時僅僅出於決策者的好惡就在軍事行動過程中大批更換指揮官，影響了部隊任務的順利完成。具體而言，陸軍司令部參謀部不但在人員任免方面出了不少問題，還在東段邊境的軍事行動過程中犯了許多戰術錯誤，如在 1962年 10 月至 11 月的作戰行動中，戰場指揮官屢犯一些"最終對當次交戰乃至整個戰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術方面的錯誤。

指揮混亂成為導致前線印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最明顯的問題是據點和哨所兵力不夠，如報告》列舉的"調走部隊直接導致邦迪拉失陷"，邦迪拉應該有一個營駐守，但實際上只有一個排。另一個顯著影響是印軍撤退太過匆忙，如《歷史》認為印軍在色拉的陣地防禦設施本來很完備， 被稱為"無法攻克的堡壘"，但負責指揮的第 4 步兵師師長因擔心被中國軍隊迂迴包抄而匆忙下令從被包圍地區撤回部隊。

沒有動用空軍與軍種之間協調不夠有關。《歷史》認為沒有讓空軍參戰是一個重大戰略失誤。它批評空軍司令部未進行研究就草率得出結論∶ 將空軍用於作戰行動對印度並無好處，理由是如果印度使用空軍，中國也會使用空軍，如此，印度的損失就會比中國更大，因為印度陸軍的後勤保障主要依靠空中力量。它認為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在那個時候，中國空軍其實根本沒有能力像印度空軍方面"所認為的那樣進行報復"; 沒有動用空軍主要是心理因素作祟。當時如果對向前推進的中國軍隊及其在西藏的基地實施空襲，在軍事、心理和政治外交上肯定會對印度有利，但印度沒有這樣做，原因是擔心中國軍隊空襲加爾各答、高哈蒂或丹巴德市，造成民眾驚慌失措、大批外逃的混亂和尷尬局面。更讓上層擔心的是，果真如此的話，市民就會把這種空襲"看作印度失敗的證明"。

相比于軍方對戰敗原因的歸納，印度總統的總結雖較簡短，但顯得更有勇氣，也更靠譜些。《歷史》認為，總統拉達克裏希南的評論大體代表了印度國內當時普遍認同的看法∶印軍"之所以在軍事上失利，原因就在於地形困難和中方在人數上佔優勢"，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國軍隊高超的領導水平和高昂的士氣使得勝利的天平大大向中國一方傾斜"。但軍方並不認同總統對戰敗原因的説辭。

三、戰爭的影響

就 1962 年戰爭對印度的影響而言，印度人的總結有實有虛，生動形象地體現了印度人的心態。雖然 《歷史》坦言 1962年戰爭在政治、軍事、戰略等各層面及其相互之間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但其總結明顯避重就輕，總體側重於軍事戰略和戰術層面，在其他許多重要方面往往蜻蜓點水，很不到位。然而，依據英國的解密檔案和印度作家的重要記述，再結合 報告》和《歷史》，便可提煉出以下主要影響。

（一）誇大中國威脅，張揚印度"骨氣"

印度人極力誇大其戰敗可能對世界產生的影響，以圖收穫更多的支持和同情，拔高印度對世界的重要性。印軍在戰場上遭到失敗後，尼赫魯在 1962 年 10 月 31 日致英國首相的信中，一方面請求英國增加援助，另一方面無端渲染印度戰敗對世界的影響。他提醒英國首相∶ 印度邊境形勢嚴峻，中國軍隊若繼續大規模進攻，其後果"不僅對印度來説非常嚴重，對整個世界來説都將造成嚴重影響"。

在中國提出三項和平建議後，印度不甘示弱。尼赫魯在 1962 年 11 月 12 日給巴基斯坦總統的信中表示，印度"不會屈服於中國的進一步入侵，故而將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應對中國的侵略"，請求巴基斯坦總統同情和支持印度應對中國的進攻。他還稱印度"並不想被迫與中國作戰"，但"面對強大而無理的侵略者"，印度將把一切資源用於抵抗中國的進攻;印度也非常希望結束與中國的衝突，以便把資源用於和平發展、 “但是 只要中國繼續侵略，我們就必須抵抗”， “無論怎樣，我們都不會屈服於侵略者”。

中國宣佈主動停火撤軍、呼籲印度進行談判後，印度拒不響應。英國人認為，究其主要原因，是印度自認為吃了大虧。英國駐印度高級專員在 1962 年 11 月 22 日給英國外交部的信中説，中國所提建議從表面來看非常合情合理，但實際上是想在撤出 1959 年 11 月7 日線 20 公里後仍然佔領拉達克大面積區域。如果印度接受了這些談判條件，不僅意味着承認了軍事上的失敗，還要接受被中國佔領大片領土的現實。因此，印度提出在 1962 年 9 月 8 日實控線停火的要求，儘管仍不能保留印方宣稱的所有領土，但在地理地形上對印度是有利的。印度當時的確不好表態，故索性採取不予回應的態度。英國首相在 1962 年 12 月7日稱中國的停火建議"把印度政府置於兩難境地"。在英國人看來，“中國人的進攻對印度的公眾輿論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們把中國視為一個持續的威脅，需要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抵制。“此外， 根據英國的解密檔案。 印度擔心如與中國成協議會使美英失望。

“在印度多數公眾眼裏，中國仍然是首要敵人”。內政部長夏斯特里擔心。如果E度最後尋求和中國達成某種協議， “印度的美國朋友和英國朋友會對印度感到失望”。

為了給國人壯膽打氣，在國際上爭取支持和同情，印度領導人頻頻發表顯得決心滿滿的講話。如尼赫魯在 1962 年 12 月7 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聲稱，阿薩姆等地軍民士氣高昂， “如果中國人不從印度的領土上撤出去，印度特不得不把中國侵略者驅逐出去”。他在 22 日講話時強調需要繼續加強國防，不要過多依賴外援，24 日又要求人民"抵制中國政府的帝國主義行徑”，28 日堅稱"一定不能鬆懈戰爭努力”。總統拉達克裏希南在 23 日稱印度"必須恢復失去的威望"。財政部長德賽 25 日説 “如果接受中國的建議，我們就將完蛋。”

（二）對尼赫魯沉重的精神打擊

印度國內外一個頗具共識的看法是，1962 年戰敗在身心兩方面都擊垮了尼赫魯。戰爭前，尼赫魯不光風度翩翩，而且是國內強人和國際"寵兒"，習慣了被鎂光燈聚焦和各種光環所環繞，錫蘭（今斯里蘭卡）雜誌稱尼赫魯"極具威信，是東方的丘吉爾、羅斯福"。印度戰敗後，民眾把怒火撒向中國的同時也指向印度政客，尼赫魯聲望大跌， 以至於1962 年12 月下旬有傳言説他要退休。美國中央情報局説，印度戰敗後，尼赫魯幾平每天都在講印中爭端"將是一場漫長而痛苦的爭端"。

1963 年 8 月，反對黨第一次提出了對尼赫魯政府的不信任案 給這位偉大領袖造成了心靈上的傷害"。迫於國內追究戰爭責任的持續壓力，尼赫魯經過心靈煎熬後在議會發表了一番"悲情英雄"般的演講∶ 像中國這樣完勝後不提任何要求就單方面停火、撤軍，世界戰爭史上從未有過，對他來説不啻是奇恥大辱，早知如此結果，還不如戰死在疆場。戰爭結束一年後，鬱鬱寡歡的尼赫魯患上了中風，還駝了背，體重大減。他在 1964 年 5 月 27日，即逝世前一週最後一次視察了參加過1962年戰爭的一支部隊，臨死前還對守在身邊的人表示，他此生最不甘心的是未能將中印關係帶回正軌。可見1962 年戰敗真的是讓這位印度偉人抱憾而去。有印度記者説，1962 年戰敗"是尼赫魯難以經受得住的打擊"。

（三）極力減小戰爭對民眾的影響

1962 年戰爭經常被印度人描述為"中國的背信棄義"或"背叛"。出於擔心影響民眾士氣等方面的原因，尼赫魯當時有意低報了傷亡情況。1962 年 12 月 12 日，尼赫魯在聯邦院表示，印軍在戰爭中共陣亡 197 人，負傷291人，但實際上此數字"足足有 6277 人未被計算在內"。軍方也故意少報、瞞報傷亡數字。1963 年 1月 21日，印度國防部長查萬公佈了印度在戰爭中的死傷人數∶ 322 名士兵陣亡; 676 人受傷; 5490 人失蹤，但是 3350 人是後來算上的，仍有 2140 人失蹤。對於中方主動向印方遣返戰俘，交還汽車、大炮、槍支等武器裝備，印度認為中國此舉是為了"爭取輿論的支持"，連戰俘受到優待也説成是被洗腦 “實乃對印度軍隊的一種侮辱。中國人交還的大量武器只能表明印度遭受了多麼慘痛的失敗，或許這才是中國人的本意”。此外，印度人對於中國是否發動新的作戰行動心裏發虛。如有媒體在 1962年 12月 23日説，有人看見班禪喇嘛穿着軍裝現身拉薩，24 日説拉薩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兵營，27 日又説中國已經在西藏駐軍 12—14 個師。戰爭結束 30 年後完成的軍史報告 《史》以經典的印度式"不屑"評論道∶ 1962 年戰爭"確實對印度的聲望造成了沉重打擊"，但也"並非什麼震撼世界的大事，其規模也不值得一提"，直接參戰的只是一小部分印軍 “印度僅投入了兩個半師，中國參戰部隊也只有四五個師”，因此，從軍事角度看，並不像人們在悲傷情緒籠罩下認為的那樣 “是一場全國性的大災難”。從軍事層面來説，印度軍方承認1962 年戰爭是一場軍事慘敗，但不認為是印度軍隊的失敗，理由就是捲入其中的部隊僅佔印度陸軍的約 20%，在旁遮普和克什米爾駐防的大部分陸軍精鋭部隊並未參戰，除了空中補給和空中運輸力量之外，海軍和空軍也未參戰。

（四）拒絕中國的和平談判建議

中國主動停火撤軍後多次呼籲印度舉行談判，但印方要麼提出自己的要求，要麼不予響應。1962 年 12 月8 日，中國國防部就中國邊防部隊繼續從中印邊界東西兩段主動後撤發表聲明∶ 中國政府決定，中國軍隊在 12 月1日"主動從中印邊境東、西兩段後撤之後，將於12 月9日繼續後撤"，以充分表明中國政府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最真誠的努力，希望印度政府也能迅速做出相應的努力。

印度國內也有理性的聲音，但比較微弱∶ 既然中國是真誠停火 “那麼最好的做法應該是以一定的代價與中國達成和解”。印度還有人建議由第三者對中印邊界問題進行仲裁。1962 年 12 月 17日，印中友協會長森德拉爾再次造訪中國駐印度使館，又提起仲裁問題，説由於印中所持的立場不同，印中邊界問題已形成僵局，因此只有第三者仲裁才是解決目前印中邊界問題的唯一途徑。仲裁方法可有兩種， 一種是政治仲裁，即由中立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進行仲裁; 另一種是司法仲裁，即由中立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領袖指派三位有經驗的高級法官組成法庭來進行仲裁。他本人強調進行仲裁無損於兩國的主權，擔心印度正在走向結盟之路。

（五） 編造"英雄"和"英雄事蹟"，大搞民粹主義愛國教育

印度戰敗後為了減少負面影響，鼓舞士氣，促進和維持團結，大造"英雄"，編造"英雄事蹟"。如以在拉達克"作戰勇敢"的一名士兵的名字命名其所在村莊的名字，媒體連續報道前線士兵的"動人事蹟"。1962 年 12 月 26 日，《政治家報》等媒體記者連續發表前線見聞，稱為印軍"巨大的士氣而激動不已"，印度士兵在戰鬥中展現出"英雄主義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士兵們"精神高漲，精力無限"， “沒有任何人提及困難”。28 日， 《政治家》特約記者更是無限自我拔高，吹噓印軍在瓦弄"進行了史詩般的戰鬥，作為與中國入侵者作戰中最輝煌的事件載入歷史"， “打破了中國人無敵的神話”， “印度士兵證明自己比中國士兵優秀”。

另一方面，印度也不忘靠極力抹黑、社化中國來煽起民粹主義愛國教育氛圍。有印媒臆稱∶ 中國在 1956 年"有保留地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但很快就扔掉了面具，暴露出擴張主義圖謀"，無視印度的和平呼籲，“在中印邊界沉溺於不斷挑釁”，最終在 1962年 10 月20 日對印度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媒體還使用了極其煽情的語言 “這就是中國，印度曾經孜孜不倦地尋求與她的友誼，她（印度）曾在聯合國為她的事業辯護，她曾經使她被接受為萬隆亞非集團的一員。這就是中國，她背叛了印度的友誼，殘忍地打擊了亞非團結，損害了和平共處（原則）的威信。“為了給學生灌輸民粹主義愛國思想，印度新聞局拋出題為《你和國防》的廣播稿，稱"眼下最迫切的是，教師們應使學生清楚中印之間的衝突對其未來的影響”，即教師應該教育學生明白中印衝突的風險， “每個印度公民都捲入了與中國的戰爭，每個人都必須根據其能力、心理和身體毫不保留地發揮應有的作用”。1962 年 12 月 24 日，一些名流，如經濟學家艾亞爾等呼籲重新定位教育以滿足國防需要。

印度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了民眾的愛國主義表現。印度財政部宣佈建立國防基金，可以捐錢捐物捐"義務勞動”，媒體在報道捐獻行動時極盡渲染之能事。如 1962 年 12 月 27 日，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海外印度人以現金、黃金、禮品、志願者等形式向國防基金提供捐助，稱"印度政府從有印度人居住的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收到了以現金、黃金和其他形式提供的捐助"，還極為詳盡地描述了邦首席部長、教育部長、工業家、寡婦、遺腹子、苦行僧、學生、女子學校師生員工、學校等向國防基金捐款以及有關方面向捐獻者戴花環等細節。財政部長德賽甚至説在國家危機時刻購買黃金者就是犯了"叛國罪"。

（六）盲目樂觀，自行打氣

遇挫後依然旁若無人地不甘示弱、自顧自地壯膽打氣恐怕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印度特色。1962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新聞局廣播稿稱，中國"正面臨在共產主義世界與日俱增的孤立"，誣稱北京是"謊言工廠"，説中國之所以解決與緬甸和尼泊爾的邊界爭端是為了"開啓反對印度的宣傳攻勢"，意在"竭力證明印度是一個不妥協的鄰居";中國其實很"擔心世界壓倒性地對印度的困難表示同情"，害怕被孤立。廣播稿還信口開河地説"世界上約70 個國家已向印度發出信息，對她反對中國人的鬥爭表示同情或支持"。但實際上，滿打滿算，對印度表示支持和同情的外國媒體加起來只有 11 個，表示支持和未明確表達支持和同情的國家勉勉強強只有8 個。12 月 29 日的印度廣播稿仍稱"中國前所未有地被孤立"，説印度也想要和平，但和平"不能依中國的條件"; 如果戰火重起，那不是印度所尋求的;印度"必須恢復 以前的領土，必須維護被佔領地區的主權，必須重建其自由和安全"。

為了煽動民眾情緒，維持國內政治基礎，政要們把印度説成是被挑釁者、受害者，裝扮成一副"受氣包"的樣子。1963 年 3 月 23 日，尼赫魯在議會發表的有關中國在西藏"建立軍事設施"的聲明中説，兩週來收到的中國政府的幾份照會選用的語言"尖鋭又具挑釁性"，有的還"很是無禮"，印度"不得不做好應對可能引發的任何不測事件的準備"，因"當前有很多人擔心中國可能會發動新一輪的攻擊"。1962 年戰爭後，印度在邊界問題上態度更加強硬，下述言論幾乎成為頗為典型的官話 “印度自獨立以來一直希望同中國保持友好和平的關係”，“令人失望的是中國不僅對印度保持敵意而且還虛偽地掩飾這種行為”，“一個有尊嚴、熱愛自由的國家，特別是印度，不論結果怎樣都不會對侵略屈服。印度也不會同意中國佔領印度領土並以此作為籌碼來強迫印度按照中國的意願來解決邊境分歧”。

（七）對華強硬與"政治正確"

尼赫魯説，1962年戰爭對印度"是一場永久的教育"，雖然沒有改變印度的基本政策，但"確實改變了E度的對華政策"。戰爭後， 印度利用戰敗帶來的"恥辱"。在國內製造悲情，培育復仇決心，縱容和支持民族主義情緒，眾多政治領袖通過製造邊界緊張來維持和提高在國內的支持度，謀取自身和所在黨派的私利。在邊界問題上對華強硬成為印度國內的"政治正確"。

四、反思和總結

綜合《歷史》和《報告》兩份文件以及相關的英國檔案資料，可大致釐清印度官方對1962 年戰爭進行的極具個性的反思和總結。

作為迄今為止印度官方關於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最認真、最細緻的歷史記錄和調查報告，《歷史》開宗明義地説它着重考察、分析、記錄了印方各個層級在政治、戰略和戰術方面的種種失誤，以期使印度的軍事計劃人員和兵法家們"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訓"，供軍事訓練機構參閲，並希望通過批判性研讀，使印軍的高級培訓機構和作戰學院尤其能夠從中獲取教益。但它又稱因"種種原因及諸多敏感性"而不宜公開出版， 只以內部資料的形式發行。如此表述只是説辭，實乃不敢給最高決策層，特別是最高領導人定責，更擔心若公開會使印度方面沒有面子。然而，該官方文件雖然具有較大的侷限性，但仍給人提供了諸多瞭解印度官方，特別是軍方審視這場戰爭的角度和基本觀點。綜合解讀印度和英國的檔案資料後，對印度官方的反思和總結可作以下主要"點評"。

（一） 應更加自主務實

《歷史》説，外長梅農説過，由於受到公眾輿論及內政部長潘特及鐵道和運輸部長夏斯特里等內閣成員的壓力，尼赫魯被迫採取了強硬立場; 在中印關係惡化到爆發邊界戰爭的過程中，印度政府受到了來自議會、媒體和民眾的巨大壓力，但他們並不熟悉軍事事務，只知道一味聲嚴厲色地"譴責政府缺乏決心，堅持認為必須儘早收復已被中國佔領的印度領土，必要時可動用武力"; 此後回過頭來再看 1960—1962 年議會的辯論、對尼赫魯和梅農等領導人的質詢及全國性報紙的社論，覺得"都有些駭人聽聞"。因此 “無知而喧囂的媒體和反對黨，在迫使尼赫魯不情願地走上軍事對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極不負責任的角色”。它還提到，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 1960 年曾準備用春丕谷交換阿克賽欽，但印度對此建議予以拒絕，這可能"使中國堅信對印度的侵略意圖只能作最壞的打算"。《歷史》的這番表述明顯流露出作者的些許後悔和無奈，應作為印度領導層在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上做出重大決策時的銘心鏡鑑。

（二） 應適時調整政策，不再做不計後果、力不從心之事

《歷史》中多處直接或間接表達了這種觀點，即印度推行"前進政策"有些過火且太不計後果，故在後期自亂了陣腳。決策者們沒有根據變化了的形勢及時調整"前進政策"，如在加勒萬河谷的中國軍隊行動開始變化後，印度沒有及時對"前進政策"的目標進行調整;拉達克形勢明顯對中國有利後印度高層仍一成不變地保持原來的想法，政府和陸軍司令部依然認為中國人是不會進攻的。而高層的判斷一旦有誤，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可是，政府在艱難抉擇時刻卻"一廂情願地做起了黃粱夢"， 依然認為"只要印度勇敢地築起防線，中國人就會從戰爭的邊緣掉頭而歸"。然而，1962 年戰爭後印度在對外政策上不計後果、力不從心的言行屢見不鮮，顯然未能從那次戰爭中汲取教訓。

（三） 要處理好政治與軍事的關係

《歷史》認為，軍事戰略總是為政治服務的，從這個意義上講，“1962 年的那場慘敗，主要還是一場政治上的失敗”。因此，在總結軍事戰略和戰術的同時，政治因素同樣也值得高度關注。印度的國防在國家層面並無專門機構為決策提供支撐，沒有設置負責政軍之間聯繫的有威有位的部門。在國家安全領域 “決策全憑個人作風”，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和情報局長穆裏克對國防政策幾乎握有絕對控制權，甚至對前沿部隊的部署也有同樣的控制權。 這實際上是在揶揄文職人員（印度國防部長和情報局長均是文職） 干預了職業軍人分內之事。1962 年慘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錯誤的政治估計再加上不正確的情報預測的誘導，使國家在準備最差的時期陷入了戰爭狀態。“此外，對於中國方面善待俘虜等友好舉動，印度非但不表示謝意，還指責中國給俘虜的印度士兵"洗腦”，意在用"顛覆和勸説、施壓及懲罰"的方式來"瓦解被俘印軍士兵的忠誠"。雖然 上述總結一目瞭然，但 1962 年戰爭後並未見印度有多少改進，其各軍種之間、軍方與外交部內、各部內與國家安全委員會之間、總理與內閣各部內之間，在重大事件決策中的作用依然時常混亂不清，主要決策者定力不夠。

（四） 對國防安全應更加重視

關於軍事方面《歷史》主要總結了以下幾點。一是軍隊缺乏戰鬥力，特別是印度陸軍缺乏精神和想象力，行動遲緩， 循規蹈矩; 二是嚴重依賴進口武器和裝備，這是印度軍隊的一個關鍵弱點， 應削減武器進口，以便省出資金來建立和發展本國的軍事工業;三是國防教育薄弱。對 1962 年戰爭的研究清楚表明，一個國家要想安全和強大，就必須立即對民眾普及戰爭常識，讓他們對軍事有所瞭解。1962 年戰爭結束後， 雖然政治和外交領域、政府內部的軍政關係變得更加務實了，但民眾仍然處於對軍事事務無知的狀態，而政府各相關部門出於各自的原因，依然堅持秘而不宣的做法，沒有對國家安全給予應有的重視。縱觀世界各大國，國防安全是一個系統工程，並非主要體現為軍隊數量和武器裝備的優劣多寡。印度在 1962 年戰爭後一直將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軍隊部署在中印邊界，既勞民又傷財，國防安全也未提高多少。

（五）要清楚自己手中的"牌"

印度官方的反思中，認為 1962 年戰爭前後沒有用好自己手中的牌，這主要指對外宣傳方面。如，1963 年2 月 21 日，印度駐馬裏專員向馬裏總統遞交國書時頗受刺激。馬裏總統説 “中國的宣傳比印度做得好很多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他"見過的最清楚的地圖是11 月 15 日周恩來致亞非國家首腦的信中的附圖"，相比之下，印度的地圖就差得老遠了。英國人則説"印度不知道怎麼把他們的情況解釋清楚，讓那些淳樸國家的人更好理解"，對印度駐外使節表現出的"不切實際和失敗主義"大感失望，認為"中國在宣傳方面更勝一籌"，曾當着印度人的面直言印度"沒有用好自己手中的牌，使得中國贏了所有的牌"。1963 年 3 月8日，印度議會領袖巴傑帕伊對英國人坦言，他"也覺得印度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本應做得更好"。

結語

極為與眾不同的是，對於1962 年的慘敗，印度在感到羞辱之餘竟總結出了四個重大意外"收穫"∶ 一是失敗對印度人的教育意義。《歷史》説，印度軍方認為"失敗一向比勝利更有教育意義"，只是"如果這樣的教育次數過多，也是沒有哪個國家能承受得起的"。二是戰敗意外幫助印度解決了內部的"團結"難題。印度領導人高調宣揚的戰爭帶來的收穫，就是這場慘敗意外地"幫助"印度解決了靠自身努力多年未能解決的大難題——促進民眾團結、提升"愛國主義"精神。1962 年 10 月 26 日，當面臨不利戰局、民眾驚慌失措局面時，印度總統拉達克裏希南宣佈國家處於緊急狀態，尼赫魯呼籲全國團結。次日，財政部長德賽宣佈建立國防基金。此後不久，一些邦的反政府力量也轉而站在政府一邊，“譴責中國入侵”。11月初，戰爭還沒結束，尼赫魯之女、國大黨政治新星英迪拉·甘地就説 “我們一直非常辛苦、勤勞地對這個國家進行整合，現在中國人替我們做了這件事。“尼赫魯則稱 ‘中國入侵造成的可怕震動帶來了印度精神的重生”， “這是印度歷史的轉折點”。他在 12 月7 日視察阿薩姆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聲稱"要把中國侵略者趕出印度領土”。為了維持來之不易的團結局面，印度政府頑固堅持強硬立場，多次拒絕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談判倡議，1963 年5 月 25 日的《大公報》社論説"印度決定不與中國談判是想維持邊界緊張局勢"。不但如此，印度領導人還不時製造中國威脅，如在戰爭結束一年後的 1963 年 10 月9 日，尼赫魯在德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高調宣稱中國正在邊界"集結比 1962 年更多的部隊和物資"。三是提升了印度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感。《歷史》認為，雖然中國宣佈停火的"1962 年11 月 21 日的黎明是印度獨立以來軍事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但"也是印度最好的時刻"，因為"印度掀起了空前的愛國主義浪潮"; 雖然這場戰爭"確實對印度的聲望造成了沉重打擊"，但"國家對 1962 年 11—12 月間這次失敗的程度過度渲染卻是一件幸事，因為這讓印度對維吉提烏那句名言——想要和平就得準備戰爭——有了充分認識"。用一位英國作家的評論説，1962 年邊界戰爭中印度人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日後國內再發生危機時"還會再次出現"，這成為一種"典型的印度式反應"。四是更加重視軍事。《歷史》認為，1962 年戰敗使印度"發生了根本性鉅變，一個植根於甘地和平主義土壤的國家決心要掌握足夠的軍事力量了"，而印度人這種態度上的根本轉變很可能是 1962 年戰爭"影響最為長久的後果"。

從上述印度官方的總結和反思，結合 1962年戰爭後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言辭論調，以及在邊境爭議地區麻煩不斷、甚至製造嚴重事端的所作所為不難看出，印度對這場戰爭的原因和責任的説法和看法迄今基本沒變; 半遮半掩、一帶而過的戰敗教訓難言深刻，説的最清楚的教訓是對軍事重視不夠、武器裝備和彈藥過於依賴"萬國牌"。然而，對於戰爭給印度帶來的收穫則有點津津樂道、自我欣賞的味道。戰爭結束後近 60 年來，印度官方借戰敗煽起的愛國主義浪潮、促進國內團結的遺產逐漸固化，並擴大為在中印邊界和多個對華議題上一概強硬的"政治正確"。在《報告》和《歷史》之後再沒見到過印度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對這場戰爭的認真總結，一些在任和離任的軍政官員個人的觀點和評論，也大都帶有濃重的宣泄情緒的意味。20 世紀 80 年代中印關係正常化後，印度高層官員對兩國關係"深明大義"的言辭屢見不鮮，但務實、雙贏的行動卻越來越少見。因此，總的來看，無論上述印度官方文件的總結還是此後各級官員個人的點滴論評，都沒有對那場中印邊界戰爭的原因和影響給予歷史、理性、客觀、全面並具有長遠戰略性的評估， 該吸取的教訓大都變了味。中印邊界問題至今未能解決，中印關係目前脱離正軌，1962 年戰爭的結局及其對印度的心理影響，仍然是繞不過的坎、解不開的結，不僅需要印度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重新思考、總結和審視，更需要中印兩國，南亞國家，域外國家，領導人、政府、議會、媒體、輿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學術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助推印度人逐漸調整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