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中國要放一個“大炮仗”_風聞
已注销用户-中国政经第一刊2021-06-29 07:16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何焰
兩彈一星近乎一段分水嶺。
此前的中國時刻遭受着來自美國的核威脅,掉落在日本廣島、長崎的核武器隨時有可能掉落在中國人的頭頂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雖已建立,但“再捱打”的憂慮並未消散。
而從1964年到1970年,中國連續成功發射“兩彈一星”,繼美、蘇、英、法之後成為全球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才真正確立國際地位,邁入軍事科技大國行列。
“只有槍桿子沒有炮杆子是不行的”,毛澤東的論斷得到了驗證。
但是,兩彈一星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成功的呢?
思之令人心酸。

“兩彈一星”先進羣體:精神之光 永不熄滅(圖源:新華社)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一共頒給了23人,但理當有更多人共享這一份榮譽。不止有被美國軟禁5年、45歲輾轉回來建設祖國的科學家錢學森;不止有隻身入險、手捧核彈頭,受到強輻射而早逝的鄧稼先;不止有飛機失事,軀體燒焦、與身旁警衞員緊抱在一起,分開兩人屍體後發現中間保護着機要文件的郭永懷;不止有“文革”期間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科學家姚桐斌;不止有不耐反覆的批鬥而服下安眠藥自殺的趙九章;
…………
還有一些獎章之外的人值得被記住。上到元帥聶榮臻,下到離家“不告父母兄弟”的無名小兵。
有在政治聲浪中堅持信念的領導人、科學家,也有餓着肚子幹國家事業的工人,還有大漠中成片的墳冢。
如果有人把“兩彈一星”的故事當作過於浪漫的英雄史詩,不如趁早先打消這個念頭。艱苦歲月中沒有大人物,只有埋頭幹、奔波苦。
在建黨百年之際,重看“兩彈一星”,是一抬頭和一低頭——抬頭重看星空宇宙,低頭淚灑滿地焦土。
1
歸 人
沒有人硬逼着科學家們回國。
但1949年前後,一批又一批的科學家們看到希望、擁回大陸,希望以畢生所學來幫助建設新中國。
“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後來諸多回憶錄都有談到,建國前後,縈繞在一些科學家心中的詞都是:回去、回去。
錢學森。

錢學森
他在美國並不是小人物,師承航空理論泰斗馮·卡門,36歲時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建校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又受軍方青睞,擔任美國國防部科學諮詢團成員、海軍軍械研究所顧問的職務。
他在美國20年如漂萍,功成名就,卻沒有置辦一處房產,也沒有買一份保險。
1949年,錢學森籌備回國。
“我寧可把錢學森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無論在哪裏,他都值5個師!”
當時美國海軍部副部長一句狠辣的話,為這位科學家帶來了歸國的重重險阻。
錢學森先被美國認定為間諜,遭到逮捕,被囚禁在一座小島上,後又迎來了漫漫無期的居家軟禁。
5年,整整被軟禁了5年,直到錢學森秘密向國內寄信,周恩來才在1955年通過外交手段幫助他回到祖國。

錢學森寫給陳叔通的信
郭永懷。
他是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家,康奈爾大學的教授,也曾是馮·卡門的學生,錢學森的學弟。
郭永懷的性格顯然更烈一些,他在校園裏公開燒掉了自己的幾千冊藏書、大量的研究筆記和授課講義。
一個文質彬彬、東方面孔的教授,在眾目睽睽之下,一本一本將書撕開、丟進火堆。
郭永懷知道,這些重要書籍和資料不管是帶走還是送人,都可能被美國當局認定是“間諜行為”,成為自己歸國的阻礙。不如干脆一燒明志,破釜沉舟。知識都在他的腦子裏。
多麼自恃天才、又歸國心切的舉動。

郭永懷(左)在實驗室
而這一位輕視材料、相信自己的科學家,又是如何在多年之後的飛機失事時,斷然決定以肉身來護住“兩彈一星”的機要材料的呢?材料安好,身體焦黑——這已是後話了。
當時還有張文裕和王承書夫婦。
這一對物理學博士和郭永懷正相反,他們往北京、香港寄了近兩千磅重的書籍和材料。就像打游擊一樣,夫妻倆每逢夜深人靜時便整理書籍、資料,每6磅打包成一個的小包裹,抓住每一個郵寄機會,逃過移民局的審查。夫婦倆寄了整整一年多,才將三百多個包裹寄回國內。
書寄回來了,他們就放棄在美國的一切,把美國的兩輛小轎車、家電、傢俱全部送人,立刻回國。
還有科學家趙忠堯,他從美國採購20箱器材想辦法帶回國內,後來為中國安裝出了第一台靜電加速器。
以及建國之前趕回的錢三強夫婦。

錢三強夫婦
這些歸人的名字如果一時記不住也沒關係,只要你可以想象到——他們曾經吃了多少苦頭,放棄了什麼樣優渥的條件和個人科研成就的誘惑,才回到了百廢待興的祖國,就可以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為了什麼而讀書。
2
要 人
中國的“兩彈一星”,最先上馬的是導彈和原子彈項目。
一邊是1956年成立的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錢學森做院長。一邊是原子能研究所,由錢三強任所長,牽頭科學家們一起做。
項目雖上馬,但一開始就犯了難——白手起家,誰來做第一批骨幹?
當時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剛剛展開,各行各業都在加緊建設,科技專家都是單位裏的寶貝,是稀缺人才,一些科學家經常被笑稱是“老母雞”,要承擔孵化更多人才的任務,沒有哪個單位捨得放人。怎麼去跟各單位要人才?
聶榮臻元帥是受命領導全國科技工作和研製“兩彈”任務的人,他得幫着調集,把人聚攏起來。

“兩彈”結合首次試驗成功後,聶榮臻和錢學森等人合影留念(圖源: 中國組織人事報新聞網)
周恩來支招,讓聶榮臻組織國務院33位部委領導開會,直接開口要。
可當時一場會開下來,聶榮臻並不好受,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整個會場唯獨只有“哈軍工”院長陳賡鼎力支持,答應給6個人,且很快到位了。其他單位答應給的人遲遲不來,有的兩個月過去了還沒動靜。
最後是聶榮臻列了名單找到了周恩來,請他親筆批准,走行政手段才把人硬調來的。
就這樣,數十位專家、中級科技人員,156位大學畢業生,成為了中國第一批導彈、火箭事業的班底。
另一邊的原子能研究所,情況也不樂觀。
錢三強比錢學森回國較早,“要人”之路從1950年就已經開始,更有目的性,也更加漫長。

錢三強資料照片(圖源: 新華社)
錢三強心裏有一張名單——因為他早就調查了全國自然科學專家的情況,也瞭解尚在國外的所有專家名單——寫信求才、請國外專家轉交、一一拜訪,他都做到了。全職的、兼職的、全時兼職一段時間的,他都接受。
最有名的當然是錢三強去找鄧稼先的故事。1958年秋天,錢三強找到34歲的鄧稼先:“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麼樣?”
這位“娃娃博士”一下就知道,大炮仗就是原子彈,他問:“我能行嗎?”
錢三強把一切都説得清清楚楚,任務、意義、保密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訴妻兒”,從此以後不能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不能出國、不能隨便和人交往、不能告訴別人自己在什麼地方……
那一天,鄧稼先回家很沉默,有一點反常,晚上翻來覆去睡不着。妻子許鹿希也沒有睡着。
她後來回憶:“他突然説自己要調動工作,我問他調到哪兒去,他説這不能説,做什麼工作也不能説。我説你給我一個信箱的號碼,我跟你通信,他説這不行。反正當時弄得我很難過。”
“我那時30歲,他34歲,孩子還小,我又不知道他幹什麼去。可是他態度很堅決,説如果做好這件事,他這一生就活得很有價值。聽他這麼説我當時就感覺他已經下決心了,後來他突然又説了一句,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他説這句話時哭了。我説你要幹嗎去,做什麼事情要下這個決心。”

鄧稼先和家人(圖源:中國組織人事報新聞網)
次日,鄧稼先帶上妻子、4歲的女兒和2歲的兒子,一起去照相館拍下了一張全家福。此後,鄧稼先的名字就從外界新聞、學術刊物上消失了。
鄧稼先加入之後,錢三強又找來了朱光亞、程開甲、郭永懷,然後是王淦昌、彭桓武等人,中國原子彈研製的科學家陣容,這才基本確定了下來。
3
要 地
“兩彈”項目難的不止要人,也要地盤兒。因為它除了研究院之外,還需要大型的配套工廠和試驗基地。
核原料——鈾濃縮廠的選址就十分波折。
“要隱蔽、面積大、水要足、用電量還大”,為了符合這一要求,考察隊20多人,從1958年初啓程,從東到西,踏過了中西部好幾個省區,勘探了18個場地,一路被上級否定,最後才到了蘭州。

位於蘭州的中國鈾濃縮工廠(圖源:北青網)
大家終於在蘭州北郊黃河邊看中了一塊地,喜出望外。突然,樹林裏有一羣人端着槍過來,包圍了勘察隊。
原來這地方已經被一家飛機製造廠看上了,而且已經設立了籌備處。
這個籌備處的主任叫作王中番,是朝鮮戰場上下來的軍人,他見過美軍轟炸機之下的戰場慘狀,發誓要回國做飛機。
他回國後,如願當了飛機製造廠籌備處的主任,找了兩年才為廠子找到這塊寶地。王中番知道勘察隊正在找場地,但不知道目的,熱心問:“我這一帶熟,你告訴我要做什麼,沒準兒我能幫你找個好場地呢!”
誰想到幾天後,王中番接到上級電話,他選的地方被二機部看上了,叫他讓出去,再另擇廠址。
王中番急了,一下子從蘭州找到北京,上門找二機部的部長宋任窮説理。
“宋部長,您憑什麼把我們的地方給一鍋端呀?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挪地方。只當我自己在朝鮮被炸死了!”
“王中番同志,你知道要你那塊地幹什麼嗎?”
“我不管,我只管造飛機,造轟炸機!你們不答應還給我,我去找彭老總,他去過朝鮮,捱過炸,他説過我們要造飛機!”王中番説着説着,眼淚快下來了。
宋任窮真的撥通了彭德懷的電話。
“老總,這個人有股子倔勁兒,為自己熱愛的事業敢和人拼命,是個幹事的人……麻煩您給航空那邊打個招呼,這個人我扣下了,他叫王中番。”
王中番萬萬沒想到,一下子淚水奪眶而出。“宋部長,您和彭總,你們不講理。”
宋任窮這才説出實情,他定睛看着王中番:“原子彈,你知道嗎?”
王中番一下子愣住了。於是,他就這樣成了鈾濃縮廠的副廠長。

郭永懷領導研製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模型。榮成郭永懷事蹟陳列館藏(圖源:中國科學院)
史料記載中的這一段故事十分動人,尖端的“兩彈”項目得到普通戰士的心,或許只需要一個名稱。
但可惜有一些戰士,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服務的保密工作是什麼。
1958年2月,導彈試驗基地批下來了,在內蒙古額濟納旗、巴丹吉林大沙漠的邊緣。
這個地方我們如今已經很熟悉,它後來又有一個名字叫作酒泉衞星發射中心。
“兩彈”三個基地中,導彈試驗基地的進程最快,幾萬人加緊建設,只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這數萬工程兵剛來的時候,坐了半個月的罐子車不許往外看,一下車都傻眼了。這什麼地方?
風沙、烈陽、毒蚊子咬,連司令員也睡帳篷。大部隊待了不到半個月,就出現數百、上千人同時拉稀的狀況。有人拉死了,有人被蚊子咬死了,有人累死了,有人餓死了。
這些軍人、工人,只知道奉命來建設這個地方,卻不知道為什麼來。死人的事情還在發生,而他們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幹什麼,基地上士氣日漸低落。
隱姓埋名、背井離鄉、絕對保密,幾乎是“兩彈一星”事業的宿命。
但何以安撫人心,告慰亡靈?
司令員孫繼先向上級申請,終於在1960年4月導彈試驗基地即將竣工時,告訴幾萬工程兵:“我們來這,是搞導彈的。”

在國家大愛和情侶小愛之間,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紛紛選擇了前者(圖源:《我和我的祖國》相遇篇)
有史料記錄當年一位參與施工的老兵的回憶:
當時一宣佈好多人都哭了。
“為什麼哭?愛導彈?純粹是扯淡!沒幾個人知道那玩意兒,就是憋得太久了,那麼多人一起吃苦,卻不知道為什麼,兩年多,又不打仗,就是幹活兒,拼了命幹活兒,死了幾百人。一宣佈好了,總算知道自己是在幹什麼了,這苦沒白吃,值得!”
4
集 體
新中國是不平靜的。“兩彈一星”事業也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一大批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接受批鬥。
1958年,大躍進開始,全國大鍊鋼,各地都在放“衞星”。而真的“兩彈一星”的科學性卻遭到了政治的衝擊。
這一年,中國人造衞星工程上馬,代號“581”,但研究所裏經常爭吵不斷。
因為一羣年輕科技人員不滿所長、著名科學家趙九章。他們主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不放山藥蛋那般大的,一上馬就搞高能火箭、高能發動機,放幾頓重的大衞星”。

初期衞星總體組成員(圖源:中國科學院)
趙九章也無法説服他們。
一天,在一番爭執之後,這羣年輕人將趙九章製作的一個衞星模型從三樓扔了下去,差點砸中下面推着自行車的51歲趙九章。趙九章當場淚水盈眶。
特殊年代裏,荒唐事不斷出現。
很快,1959年,此後是長達三年的大饑荒。
導彈試驗基地上的工人有的餓得都逃了,中央撥過去一批糧食,半路上被農民搶劫了。北京的研究院裏,科學家們也不好過。
鄧稼先總是在半夜三更回家翻東西,再帶回研究院給年輕人吃,他自己餓得癱軟,連30斤重的女兒也抱不起來。
因為飢餓,很多科學家患上了浮腫,接受周恩來接見的時候,彭桓武的腳脖子腫得快提不上鞋子。
然後是1960年,中國和蘇聯的關係惡化,蘇聯撤走在核工業領域的全部援華專家,並帶走了幾乎所有的圖紙資料。

蘇聯援建的9個項目被迫停工,成了爛尾工程;有些即將建成的項目,也因為缺少配套的圖紙資料,推遲了建成時間
碰到經濟極端困難的時刻,全國對導彈、核武器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上馬”還是“下馬”的爭議不斷,開會時經常桌子拍得叭叭響。
“兩彈一星”事業岌岌可危。
那是一段非常敏感的時期,連身邊親信下屬都勸説聶榮臻,暫時擱置。不料元帥直接發火了:“不搞出兩彈,我死不瞑目!”
聶榮臻給毛澤東寫了一份5000多字的報告。
看似報告,其實是軍令狀。因為他作出明確承諾——四年左右可以製造一般的原子彈,五年或更長的時間可以造出比較高級的原子彈。
伴隨着美國持續不斷地對中國大陸的核威脅,聶榮臻的報告增強了中央領導人的信心,“兩彈”項目保住了。

196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蔘觀中國研究製造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當然不是到此為止。
隨後“文革”的衝擊,以及始終艱苦的科研歷程,讓“兩彈一星”事業中心的科學家們始終在搖搖晃晃地前行。
他們大部分人一邊忍受挫折、批鬥、工作時間得不到保障,一邊爭分奪秒、刻苦鑽研,作出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從1964年成功引爆第一顆原子彈,1966年導彈和原子彈“兩彈”結合成功,1967年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再到1970年第一顆人造衞星發射成功,這“兩彈一星”的艱苦歷程,中國科學家們以生命、以精神,為它畫下了一個傳奇的句號。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圖源:新華社)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爆炸(圖源:新華社)

1970年4月24日,我國用“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衞星“東方紅一號”(圖源:新華社)
1986年,鄧稼先去世的時候只有62歲。
他説:“我不愛武器,我愛和平。但為了和平,我們需要武器。”
至此,與其説“兩彈一星”是軍事項目,不如説它是一種精神。就像張愛萍將軍説的,原子彈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倒了這種精神,就只好去乞討了”。
對於科學家們來説,也是一抬頭和一低頭,低頭熱愛腳下熱土,抬頭熱愛物理世界、璀璨宇宙。

2021年6月17日9時22分,搭載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的長征二號F遙十二運載火箭,在酒泉衞星發射中心點火發射(圖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