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際主義”戰士_風聞

30年代，有個叫做陳阿根的上海人，因為幫助過共產黨組織工會活動，被國民黨到處追捕，他情急之下跳上了一艘海船。

這艘船是法國汽輪，叫做“格託.莫拉”，陳阿根就在船上的廚房裏給廚子打下手，他遇到了一個神秘的越南廚子，這個越南廚子精通法語，還會説五種中國方言，喜歡暢談天下大事，沒事就給陳阿根分析國際局勢。陳阿根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覺得這個廚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乃是天人一般的人物。

於是就跟隨這個越南廚子學習法語、讀書、看報、瞭解天下大事。

在路途中，廚子告訴他，西班牙那邊正在發生一件影響整個世界的事情，法西斯正在瘋狂進攻左翼政府和人民，德國、意大利正在源源不斷給弗朗哥送軍火，美國在給弗朗哥運石油，整個西方世界袖手旁觀，西班牙的共產主義者們危在旦夕，像你這樣年輕、善良、正直、有熱情的年輕人，應當到西班牙去，去幫助那些對抗着邪惡法西斯的人們……如果西班牙失敗了，全歐洲都會遭殃，世界大戰就會發生…….

陳阿根，這個中國上海的底層勞動者，樸素的左翼羣眾，在一個越南廚子的引領和鼓舞下，穿越重洋，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與一羣礦工一起，參加了國際縱隊，與法西斯軍隊作戰。

1937年10月，他和同志們一起堅守的阿斯圖里亞斯省被弗朗哥軍隊攻佔，他成了集中營裏的戰俘，在集中營裏，國際縱隊的戰士們受盡折磨，被毆打，被虐待……但是這些來自五湖四海、膚色各異的人們，反而更加堅定了信念，法西斯如此邪惡，證明了他們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

他們在獄中開設學習班，互相學習電學、數學、歷史、社會學、哲學、音樂…..他們甚至還出版了一份《獄中新聞》的報紙…..

陳阿根因為一個“越南廚子”的指引，就遠赴異國他鄉，結果卻成為了一個戰俘、階下囚，飽受折磨，但他從來不後悔，他一直和同志們講那個越南廚子的故事，他的意大利籍戰友奧尼茨問他：“那個廚子去了哪裏？”陳阿根説：“他奉命去蘇聯深造”。奧尼茨根據時間、“精通法語、中國方言”等人物特徵，推測那個“廚子”是當時國際共運的風雲人物——胡志明。

陳阿根被法西斯在各個集中營中轉來轉去，後來下落不明。

有人説，1941年，他在馬德里獲釋，後來就沒了音訊。

陳阿根是唯一一個從中國本土出發，去西班牙參加“國際縱隊”的戰士。

西班牙的“國際縱隊”中，有100多名中國人，他們有的是一戰期間就留在歐洲的華工，有的是在美國的華僑和留學生，還有的是東南亞的華裔。

還有一位，是當年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他名叫“謝唯進”，出身於地主家庭，在上海南洋中學讀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謝唯進讀着《新青年》成長為一個進步青年，同年，他和135名同學一起，乘坐“寶勒笳”號船，成為中國第五批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之一，那年，他20歲。

謝唯進在法國只待了一年，第二年就去了英國約克哈洛格特學校讀書，在此期間，他閲讀了大量有關俄國革命的文章和資料，關心工人運動，甚至還發表過一篇《赤俄最近之經濟狀況》的研究文章，被同學稱為“布爾什維克“。

1923年，他又去了德國，他進了哥根廷大學讀書，在這裏，他讀到了更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當時的哥根廷大學有五十多位留學生，其中有一位，名叫朱德。謝唯進常常和同學們一起參加”讀書會“，他們閲讀的刊物中，還有當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嚮導》。

1925年，謝唯進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且成為了”國際赤色救援會“的一員。

1926年，謝唯進加入了旅歐中國共產黨。

1927年，謝唯進加入了”國際反帝聯盟“，在同年4月5日的柏林體育場，德國共產黨舉辦了一場”支援中國反帝大會“，謝唯進走上主席台，給徳共中央主席台爾曼獻上了一面旗，這是一面支援”省港大罷工“和”湖南農民運動的旗幟，台爾曼握着中國同志的手，全場高唱《國際歌》。

從1930年起，謝唯進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擔任《國際新聞通訊》的記者，發表過多篇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章，如《蔣介石的“剿匪”與紅軍的反攻》，《滿洲的民族革命解放鬥爭》、《日本強盜進軍中國南方》、《中國紅軍和反日聯合陣線的戰鬥》。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納粹在大選中獲勝，它們開始迫害、追捕共產黨人，謝唯進開始逃亡歐洲。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弗朗哥進攻左翼人民政府，謝唯進決定，去西班牙，參加國際縱隊，保衞馬德里，打倒法西斯。

1937年4月4日，謝唯進化名“林濟時”，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他給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寫信説：“我不是來短暫逗留的，我是作為一名國際主義戰士來戰鬥的，請讓我上前線”。

於是，謝唯進加入了4萬人的“國際縱隊”，他的戰友們來自全球，説着各種各樣的語言，他們有工人、農民、醫生、記者、作家、海員、礦工、司機……

謝唯進是國際縱隊中國人中職位最高的，他擔任了第十一旅反坦克部隊的政委和黨委書記。他們一路轉戰，面對法西斯的強大武器裝備，英勇抵抗，在金託戰場上，謝唯進中彈，右腿自膝蓋以下被炸開，血流如注……撤出戰場後，被送往貝尼卡西姆醫院。

在養傷期間，謝唯進很矛盾，因為這個時候，中國全民族的抗戰已經開始了，謝唯進很想參加自己祖國的反法西斯鬥爭。但是巴黎的人民陣線轉達了中央的致意：“我黨領袖專函囑託弟向各位代致敬，並祝早日康復，繼續前線殺敵！”

1938年，教員同志委託一位海員，跨過千山萬水，給謝唯進等中國同志送來了一副一人高的大紅錦旗，寫着“中西人民聯合起來，打倒人類公敵——法西斯蒂！”署名是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

後來的結局都差不多，在內外斷絕的情況下，西班牙人民和“國際縱隊”浴血奮戰，但也未能擊敗外援不斷的法西斯軍閥，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總理內格林單方面宣佈撤除所有“外國軍隊”，幻想德意法西斯也會撤軍，而英美會“同情”西班牙。

謝唯進和國際縱隊的戰友們一起，進了集中營，和許多中國同志在一起，他們是楊春榮、張樹生、張長官、李豐寧，還有後來去了延安的印尼華僑醫生畢道文。

1940年，謝唯進終於回國了，他在歐洲以及整整待了20年。

他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問他：“西班牙能打游擊戰嗎？”

謝唯進回答：“西班牙國土太小、交通發達，打不了游擊戰”。

1978年，謝唯進因癌症在中國去世，臨死前對養女説：“我問心無愧，你要記得，你爸爸是一名國際主義戰士”。

國際縱隊的中國人中，不只有謝唯進這樣的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還有着兩個樸實的中國“華工”，他們叫做張瑞書和劉景田，是一戰時期到歐洲戰場工作的華工，當年他們和十四萬三千窮苦的中國同胞一起，被當作“豬仔”一樣送到歐洲。

他們在一戰中受苦受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華工都被遣送回國，而張瑞書和劉景田留在了歐洲，成了法國雷諾工廠的工人，劉景田會講法語，但不會寫字，張瑞書會寫字  ……在法國工廠中，有人向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告訴他們這個世界不公平，工人創造了財富，卻一無所有，全被老闆拿去了；所以，要創造一個新世界，人人平等，沒有剝削和壓迫。

1925年，張瑞書和劉景田先後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不斷學習，不斷鬥爭。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法國雷諾工廠的黨支部積極招募工人和共產黨員，組建“雷諾連”，去支援西班牙人民……張瑞書和劉景田都已經四十多歲了，但是他們依然義無反顧報名，參加“國際縱隊”，和法西斯拼命去。

他倆因年齡偏大，被分到第14旅第13營衞生隊抬擔架。不過，抬擔架的工作也不容易。一陣炮火過後，滿地都是傷兵。老張和老劉抬起傷員就跑，有時候跑出十幾公里才能放下。

張瑞書登上了西班牙雜誌《Estampa》的封面，劉景田在西班牙戰場救人的照片，刊在西班牙國際縱隊出版的一週年紀念畫冊和西班牙報紙《紅色陣線》上。照片裏壯實的劉景田，頭戴鋼盔，將一個頭包繃帶的傷兵橫扛在肩膀上，氣喘吁吁地經過一輛救護車，新聞報道中寫道：“中國志願軍，為西班牙的自由而戰鬥，他是勇敢助人的典範。”

1938年國際縱隊撤退的時候，張瑞書和劉景田隨着法共一起撤退，回到法國後，他們被法國政府逮捕，後來被法國共產黨救了出來，最終被遣送回國…..工會給他們籌集了路費。

他們經過越南迴國，先去了重慶《新華日報》社，然後乘着八路軍辦事處的車去了他們嚮往的延安，1940年，他們成為了中共共產黨員，劉景田去了黨校六部搞建築，張瑞書去了《解放日報》保管室工作。

張紀和陳文饒，都是從美國來的中國人。

張紀是湖南長沙人，父親做過清朝的官，1918年，張紀乘船去美國讀書，一開始就讀於加州伯克利大學，他學的是礦業，那個時候，他想的是工業報國，但是從第三學期開始學費不夠了，張紀就給教授做家庭幫工，結果他看到教授一家像老爺一樣坐着等他伺候，他得做飯、洗衣、此後他們吃喝拉撒，張紀怒從心中起，他覺得美國的教授高級知識分子和大清的封建士紳官僚老爺們沒有區別，都是剝削人的寄生蟲，於是不幹了……這導致他在伯克利沒有畢業。

後來張紀轉學到了明尼蘇達大學，完成了學業，成了一名冶金工程師，剛剛開始工作，就遭遇了美國的金融危機，1929年，無數人失業，無數美國“中產階級”，一夜之間成了街頭排隊等麪包的無產階級。

張紀的美國夢破滅了，他想要的中產階級生活不復存在，面臨的只有貧窮、疾病和種族歧視。

張紀看到了那些底層人民中的潛藏的力量，看到失業工人們和美國警察的鬥爭，他看到這個漂亮的“民主國家”實際上爛透了，完全沒有公平和正義可言…….他在美國的底層市井中，結識了一羣膽識過人的“英雄好漢”，他開始羨慕他們的膽識和組織力。

1935年，張紀加入了美國共產黨，第二年就當上了明尼蘇達“工人聯盟”的執行委員。

1936年，他響應美國共產黨的號召，參加“國際縱隊”，去了西班牙，準備“用專業知識，幫助西班牙人民”。

因為長期的肺病，張紀在國際縱隊擔任十五旅的辦公室工作，然後又在國際縱隊軍官訓練學校教授“軍事測量”。

張紀在西班牙，還遇到了他的“美國老鄉”，有一天，迎面跑來一個白人大胖子，使勁兒握着他的手。張紀一看：這不是在明尼蘇達州時常去的酒吧裏的酒保嗎？

幾句寒暄之後，對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經歷：“你知道我是從巴塞羅那登陸的？我們那條船被意大利潛艇炸燬了。”船上有60多個美國人，200多個其他國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撲騰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頭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產黨人，你知道他們幹什麼？他們唱起了《國際歌》！”酒保激動地對張紀説：“等回了美國，我也要加入共產黨！”

張紀還有一個美國戰友，叫做查理，在戰場上失去了一隻眼睛，臨回美國時，查理還對他説：“如果他們不嫌棄我只有一個車頭燈，我要去中國，殺日本鬼子。”

張紀在1938年到1939年之間，來到了香港，他本來是想去延安的，但是廣州以及陷落了，他被隔絕在了香港，幫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翻譯教員的文章……再後來，就沒有了下落。

和他一起參加國際縱隊“林肯旅”的陳文饒，是個活潑的美國華裔小夥子，一口流利的英語，很會開玩笑，腳上中過法西斯的開花彈，做過手術之後又上戰場，最終戰死在反法西斯的戰場上…….年僅25歲。

西班牙內戰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場“內戰”，而是一場左翼進步人民和整個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弗朗哥法西斯政權有着德國和意大利的援助，有着本國財閥資本家貴族的支持，而西班牙的共產黨和左翼人民，只有4萬“國際縱隊”萬里來援……

1936年9月9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了他們一貫的雙標和偽善。“不干涉委員會”在倫敦成立。雖然意大利和德國政府也先後在不干涉協定上籤了字，但是他們從西班牙內戰爆發的第一刻起就從未停止過對佛朗哥的支援。7月底，德國成立了“W”特別司令部，專司向佛朗哥輸送武器和專家。而此時，意大利的飛機已經飛到了西班牙的上空。在戰爭開始的頭兩年，德國向佛朗哥提供了650架飛機、200多輛坦克、700門火炮和5萬多德軍。意大利手筆更大，一舉給佛朗哥貢獻了2000門火炮、950輛坦克、1000多架飛機和15萬意軍。

最新式的飛機、高射炮、坦克和反坦克炮等新式武器，都一一在西班牙戰場上亮相，以至於德國將軍萊希勞無恥地説：“德國把西班牙當成了自己的練兵場和最高等的軍事學校。”

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雖然沒有加入“不干涉委員會”，但他們嚴守“中立法”，向西班牙交戰雙方實行道義禁運。然而，美國“禁運”的對象不包括意大利和德國。僅1937年就有將近兩億美元的武器和物資通過德意賣到佛朗哥軍隊手中。此時的“不干涉”，實際上成了對西班牙合法政府的武器禁運。

全世界反動、保守的帝國主義，都在聯合扼殺西班牙新生的共和國。

這個時候，全世界追求進步的人們都把目光投向了西班牙，很多人甚至在理想主義的驅使下直接遠赴重洋，投身於西班牙內戰的血與火之中，他們是海明威、白求恩、奧威爾、聶魯達……法國作家馬爾羅甚至組織了一支飛行隊，自己開着飛機奔赴馬德里參戰。

1937年3月12日，朱德在致西班牙軍民的公開信中寫道：“當我們得知你們勝利的消息，特別是在瓜達拉哈拉擊敗三師意大利軍隊的消息時，我們是怎樣的興奮啊！你們的偉大勝利更加堅強了我們爭取民族解放的信念，鼓舞着我們向着中華民族的主要敵人你——日本帝國主義做更堅決的鬥爭！”

教員在致西班牙軍民地公開信中説：“你們努力的事業，就是我們努力的事業，我們激動地讀者各國人民組成國際縱隊的消息，我們很歡喜地知道，國際縱隊中有中國人和日本人”。

“中國紅軍許多同志願意到西班牙參加你們的鬥爭，沒有一天不在討論着你們的鬥爭和西班牙的局勢，如果不是我們眼前有着日本法西斯，我們一定要參與到你們的隊伍中間去！”

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是一家，延安的黃土地上，都在傳唱着《保衞馬德里》——“起來，起來，全西班牙的人民！起來，起來，向賣國的走狗們，做決死的鬥爭”。

這首歌，唱的是西班牙，心裏説的是中國自己，全世界被帝國主義法西斯奴役、壓迫的無產階級們，追求獨立和解放的人們，是一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