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有人為了中國的未來，選擇永遠留在了黑暗中_風聞

　　為了你們能走向光明，我願意去直面黑暗

　　1927年4月26日，距離李大釗被執行絞刑還有38小時。

　　李大釗在監獄中平靜地等待自己的命運，此時一場暗流洶湧的激烈風暴正在席捲全國，這間小小的牢房正是它的風暴中心。

　　兩個星期前的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信號，受蔣介石指揮的幫派分子，向分駐上海總工會等處的工人糾察隊發動突然襲擊。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工人糾察隊被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強行繳械，傷亡300多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在此之前的4月6日，受張作霖指派，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率領警察、憲兵和便衣偵探三百多人突襲搜查蘇聯大使館，五十多人被捕入獄，包括李大釗和他的家人。

　　實際上，李大釗的被捕與遇害，背後一直都有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身影。

　　據曾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駐蘇聯海參崴總領事王之相回憶，“法國人想知道蘇聯在中國搞的什麼？除了李大釗外在國際上搞什麼？”法國人聯繫了日本使館，法日公使密告張作霖。

　　但是因為《辛丑條約》的規定，當時中國軍警不能進入東交民巷，更別説搜查蘇聯大使館。

　　1927年4月4日，駐華使團首席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召集各國公使，舉行會議，一致同意准許中國軍警進入使館區搜查——因為蘇聯廢除不平等條約，所以蘇聯使館不受《辛丑條約》保護。

　　正如蘇聯《真理報》所説，“在監獄裏殺害戰士、學者和人道主義者李大釗及其許多同志的真正罪魁，與其説是奉天傀儡，不如説是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分子。”

　　現在李大釗落到了張作霖手中，殺與不殺全憑他一句話，只是這個決定實在不是那麼好下的。就像電影《革命者》裏張學良對張作霖説的那樣：他們這是把您架在火上烤。

　　因為李大釗身份特殊，同時還是北大教授著名教授，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極大，所以他的被捕也引起了軒然大波。

　　李大釗被捕當晚，北京國立九校校長召開會議，討論營救方法。4月9日，北京國立九校委派的代表拜訪張學良，提出“李大釗系文人，請交法庭依法審訊”，並要求釋放其妻子女兒。12日，北京25所大學校長召集會議，決定發表書面聲明，“希望奉系取寬大主義，一併移交法庭辦理”。

　　在最開始，張作霖也確實沒有下定決心，根據《世界日報》當時的報道，在逮捕李大釗之後，張作霖連夜在順承郡王府召開緊急會議，“張氏主張從寬處理，不究隨從”，“趙欣伯、楊宇霆、陳興亞、張學良、於國翰各要人，亦均主張寬大主義”。

　　但是張作霖同樣明白，李大釗不能放，“別看他只有一張嘴皮子、一根筆桿子”，但“這個人留不得。”

　　舉棋不定的張作霖給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拍電報，“在使館界內捕獲著名共產黨員首領李大釗”，“倘有意見，可即電告”。

　　結果，6名軍閥的回電中，只有一人“電請量情法辦”，其餘5人均主張“嚴辦”，山西軍閥閻錫山沒有回電。

　　在影片中，張作霖桌子上擺着一個天平，一邊放着社會各界的請願書，一邊則是各派軍閥的回電，現在，天平的兩端達成了脆弱的平衡。

　　但是獄中的李大釗不知道這些圍繞着他展開的激烈爭論，在酷刑折磨之下，他正用血跡斑斑的雙手整理自己的《獄中自述》。

　　他還不知道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天翻地覆。在影片中，他面對審訊者唯一一次情緒崩潰，就是得知自己無數親密的戰友和同志被肆意拘捕、屠殺的時候。

　　在自己的《獄中自述》中，李大釗寫道：“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為同志的犧牲而痛苦

　　直到4月28日當天，張作霖還沒有拿定主意，4月28日出版的《世界日報》稱，“再經三次預審後，即可正式開審，其為期當在下星期一二兩日”。

　　結果就在上午10點，特別法庭在京師警察廳突然開庭，草草審理了70分鐘，便判處李大釗等20人絞刑，立即執行。

　　影響天平最終平衡的，還是一封電報。

　　4月29日出版的《世界日報》報道稱：“……惟因某將領前晚來一急電謂前方既宣明討赤，後方捕獲赤黨要犯，久延不殺，恐不足以服各將領之心……”

　　在同一天，《晨報》的文章中提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前晚得前方某重要將領來電，謂前敵將士因討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獲赤黨首要人物而不置諸法，何以激勵士心？最妙者，聞南方某要人亦有電致在京某人，主張將所捕黨人速行處決，以免後患。”

　　這個神秘的“要人”，在第二天就被揭穿了身份。

　　4月30日的《民國日報》報道稱：“……同時蔣介石又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不僅如此，為了證明消息的可靠性，這篇報道還特地提到了之前《晨報》的文章，“此訊甚確，二十九日北京晨報詳載其事，惟改蔣介石三字為‘南方某要人’。”

　　最後這封電報，就是蔣介石拍來的。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革命者》在這件事情上的處理非常有意思。

　　在影片中，蔣介石在最終簽署這封電報之前，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見到李大釗的情景。當時的李大釗前往孫中山府邸拜訪，被蔣介石攔在門外，蔣介石滿懷敵意地對李大釗説：“如果你是姓布的（布爾什維克），我不希望你接近總理。”

　　李大釗很風趣地要跟蔣介石打個賭：“我今天很有自信，你們的總理也會贊成我的理念。”

　　蔣介石很自信地回應：“你贏不了。”

　　這場賭約的勝負很快就見了分曉。

　　1924年1月20日，大會在廣州開幕，孫中山親自擔任大會主席，並指定李大釗為大會主席團五名成員之一。

　　**▲**國民黨“一大”，孫中山和李大釗步入會場

　　不知道當時在台下觀看的蔣介石，是否已經在心中埋下了四一二的種子。在簽署電報的時候，他是否會覺得，最終還是自己取得了勝利？

　　只不過，當時在台下的還有另一個年輕人——毛澤東。

　　李大釗是一個盜火者，是一個領路人，他想要為民族、為國家、為年輕人找到一條通往光明的道路，他在年輕人身上寄託了自己最強烈的希望。正是這種對年輕的期望，讓他毫無保留地幫助一個來自湖南鄉下的窮學生。

　　1949年，當毛澤東重返北京的時候，還依然忘不了30年前的情景：“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裏呢！”

　　到最後，勝利的人依然還是李大釗。就像李大釗對家人説的：“怕什麼！早晚我們是要勝利的。我們的主義，就像莊稼人的種子一樣，到處都撒遍了，他們是破壞不了的。他們破壞了這兒，還有那兒長起來，沒有關係。”

　　李大釗身處中國最黑暗、最痛苦的時代，他生在黑暗中，卻一心要尋找光明，他的一生太過複雜，在歷史上的地位太過重要。

　　為此，《革命者》非常罕見地採用了非線性敍事的方式，用李大釗一個人穿起了整個1912-1927年間雲譎波詭、風狂雨橫的歷史進程，從1919年的《北京市民宣言》、1924年的國共第一次合作、1925年的“五卅”大罷工、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一直到他1927年英勇犧牲。

　　這種表現手法，讓影片在歷史厚重之外，多了一層傳奇色彩與史詩滄桑。

　　影片中不僅有黨的早期革命者、孫中山、蔣介石、李大釗的妻兒這些歷史上的真實人物，還創造了慶子、徐三、阿晨等虛構角色，展現不同階層、不同羣體的覺醒與抗爭。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沒有把李大釗塑造成冰冷的符號，這種塑造不僅體現在對李大釗生活的刻畫上，更體現在他作為一個革命者與探索者，理念上的進步與轉變。

　　毛澤東説，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

　　所以，當看到滿地痛哭哀號的學生追問自己怎麼辦時，李大釗也會有迷茫和懷疑。

　　中國的現實讓他意識到，抗爭是唯一的出路。而學生們的犧牲和追問讓他意識到，只有主義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槍。

　　這份鮮明的刻畫，來自劇組的不懈努力。

　　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生動的李大釗，主創團隊深入李大釗的故鄉河北省唐山市樂亭縣採訪採風，向李大釗研究會反覆請教，調集數千萬字的文獻資料，查閲了數萬份圖片檔案資料。

　　正是這樣的努力，才獲得了李大釗孫子李建生的認可，“這是第一次，而且很成功。這個電影不容易，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感謝大家。”

　　歷史本身已經足夠驚心動魄，如何將這種驚心動魄呈現出來，是很多電影人應該思考的問題，主旋律電影和最新的商業片手法、技術發展、美術風格並不矛盾，在這方面，《革命者》提供了很好的示範。

　　影片採用了大量跳剪、閃回以及轉場特效，還有意象化的表達，讓主旋律電影多了一種商業大片的質感。

　　而一個電影用心與否，往往體現在細節中，《革命者》這種質感還體現在電影的場地和道具的用心程度。

　　因為採用非線性敍述，《革命者》需要在不同年代的不同場景之間頻繁切換，包括租界、校園、街道甚至煤礦，這麼多場景基本等於再造一個20世紀20年代，一旦場景不到位很容易讓觀眾出戏。但在觀影過程中，觀眾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劇情和角色的命運之上，不同的場景成了故事發展最完美的背景。

　　**▲**不突兀就是佈景最大的成功

　　不止如此，影片的美術風格、配樂、音效在足夠優秀的基礎上，同樣做到了令人耳目一新。

　　製作者“希望這部電影能形成一種新的電影美學，在中國電影市場佔據一席之地。”他們確實做到了。

　　張頌文説，希望通過自己對李大釗的演繹，讓更多年輕人瞭解那段歲月，理解我們今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

　　從影片最終呈現效果來看，《革命者》在這兩點上都已經取得了成功。

　　在影片最後，李大釗説自己是站在黑暗和光明交鋒處的人，“為了你們能走向光明、擁抱光明，我，願意直面黑暗。”

　　除了李大釗，還有很多為了國家和孩子的光明未來選擇犧牲，永遠留在黑暗中的先驅：瞿秋白、方誌敏、羅亦農、惲代英、趙世炎、彭湃、楊殷、陳延年、陳喬年、林育南、楊匏安……

　　努力用熒幕將他們的革命精神和感人事蹟呈現在觀眾面前，是中國電影人新時代的責任和義務。

　　而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都應該永遠銘記這些人的犧牲。當年他們，以及無數未曾留下名字的先烈，義無反顧地投身黑暗之中，正是為了我們每個人每一天平凡又普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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