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利羣：鄴城遺址出土北齊石塔及相關圖像的探討_風聞

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組建的鄴城考古隊在鄴城遺址東郭城區的北吳莊搶救發掘了一處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各類造像2895件（塊），時代主要為東魏北齊時期，另有少量的北魏及隋唐造像。其中一件北齊時期造像塔，造型別致，圖像精美，是北朝晚期的石刻造像精品。

一、石塔的形制與圖像

該塔為方形底座覆缽式，白石質，殘高100.1釐米，分為底座、塔身、覆缽和塔剎四部分，主體基本完整，局部尚存紅色彩繪的痕跡。底座寬52、高21.7、厚47.2～54.2釐米，四面分別雕出雙獅、香爐、力士、神王和伎樂形象。塔身高約50釐米，四面開龕造像，龕分內外兩重，內龕雕在塔心方柱之上，外緣立複合式龕柱。上部為山花蕉葉，浮雕勾旋的線形渦捲圖案。覆缽半球形，直徑30、高18釐米。塔剎殘損，頂端中心有一個小方孔，從斷面看或為後期修補形成的槽孔。以下按順時針方向依次描述石塔四面。

石塔正面  塔身中部方柱內龕為圓拱形，高浮雕結跏趺坐佛，面相渾圓，肉髻扁平，雙耳垂肩，身着袒右袈裟，下襬覆搭座上，右手施無畏印，左手在左膝上挽持袈裟衣角。蓮座半圓形，束腰，上部素面，下部雕出短厚的仰蓮瓣。蓮座前有兩身跪姿供養人，左像頭部殘，側身胡跪，雙手合十，右像僅存膝部以下。外龕呈雙樹纏繞狀，樹幹底部為山石形，外側雕出覆蓮礎多稜柱，柱頂刻摩尼寶珠。樹幹內側浮雕二脅侍菩薩，頭戴三葉式冠，寶繒垂肩，面相較圓，上身半裸，一手屈至胸前，一手置腹側，下身着貼體長裙，披帛纏肩繞臂下垂，跣足立於長莖蓮台上。坐佛上方龕楣為交織的樹冠，有六瓣式花朵，中心託半球形花蕊。樹冠下有四身飛天，面容姣好，髮式中分，體態輕盈，雙手在胸前持寶珠狀物。其上為山花蕉葉和覆缽，覆缽上墨書“王通”二字，疑為後代補寫。方形底座正面雕出雙獅香爐及力士形象。香爐結構複雜，中部為蓮瓣支託博山式爐身，兩側陪襯翻卷的荷葉、蓮蕾及半開的花朵。雙獅面向中央，頭微偏向外側，右獅頸部鬃毛蓬張，雙獅均豎耳，呲牙，尾部上揚，作側身蹲踞狀。二力士面相方圓，頭戴冠，寶繒垂於肘下，身着圓領直襟短袍，肩披帛，腰束帶，下身着褲褶，一手在身側握持曲節棍狀物。力士與獅子之間各有一個方槽，其內尚存鏽蝕的鐵榫（圖一；圖二）。

石塔右側面  塔身內龕呈帷帳形，主尊結跏趺坐，身穿袒右袈裟，內着僧祇支，面相、服飾同正面龕像。雙臂前端均殘，右前臂處有修補形成的槽孔。仰覆蓮座，上部為大型單瓣，下部為寶裝復瓣。兩側各有一身卧獅，側身昂首，屈肢作卧伏狀。外龕雙樹及多稜柱同前，內側為二脅侍菩薩。坐佛上方殘存纏繞的枝椏，其下四身飛天，頭梳雙髻，披帛飄揚，雙手在腹前捧持摩尼寶珠。塔身上端山花蕉葉與覆缽同前述。底座中部為香爐、力士，香爐為蓮花式，兩側陪襯荷葉、蓮蕾，下有半身裸體童子託舉。力士均頭戴冠，面目粗獷，上身半裸，肩披帛，腰束帶，一手側舉至胸前或肩側，一手置腰間，下着裙褲，身軀側扭，跣足而立。力士兩側各開一個小尖楣龕，內雕兩身神王。右側為風神王，長髮斜吹向一側，身穿圓領直襟袍服，腰部束帶，腳着短靴，雙手在腹前抱持風袋，交足坐。左側神王頭戴三葉形冠，繒帶下垂，服飾、姿勢同右側神王，左手撫膝側，右手在腹前捧持寶珠狀物（圖三；圖四）。

石塔背面  塔身內龕呈圓拱形，龕內結跏趺坐佛面相、服飾、姿勢同前。右手前端殘，可見修補形成的槽孔。蓮座類似正面像座，半圓形，束腰，上部素面，下部為大單瓣仰覆蓮樣式，蓮瓣為紅色彩繪，邊緣以粗墨線勾勒。蓮座前有兩身舒腿坐像，右像殘半，僅辨坐姿；左像完整，為童子形象，面容俊秀，一手撫膝，一手置於足下，身部未見衣飾痕，似為裸體。外龕樹幹、多稜龕柱同前，內側為二脅侍菩薩。上緣破壞較為嚴重，花樹無存。內龕上方四身飛天面相、服飾接近正面龕像中的飛天，外側兩身飛天在胸前捧珠飾，內側兩身飛天共同託持一件摩尼寶珠。底座並列四個尖楣小龕，其內各雕一身神王，均着圓領直襟袍服，腰束帶，足蹬短靴，舒腿坐姿。右一為河神王，頭戴寶冠，左手撫膝，右手在肩後託大魚。右二為象神王，長鼻，雙牙，象首，一手撫膝，一手託鼻。右三為獅子神王，頭戴獅頭帽。右四神王殘損嚴重。中間兩小龕外側各有一個縱長方形槽孔，內有鏽蝕的鐵榫，與石塔底座正面槽孔相似（圖五；圖六）。

石塔左側面  塔身內龕為帷帳形，主尊為結跏趺坐菩薩，頭戴矮冠，面容圓潤，寶繒垂至肘下，披帛在腹部交叉，右手上舉，前端殘，左手在腹前作與願印。像座為半圓形束腰須彌座，兩層疊澀，光素無紋。座前兩身卧獅，屈卧作趴伏狀。外龕樹幹及多稜柱中部殘，內側為脅侍弟子。外龕上部為纏繞的樹幹，樹冠略呈弧邊三角形，內有摩尼珠形圖案。樹冠下六身飛天，面容、髮型、服飾同正面龕像，中央兩身託舉舍利塔，兩側四身各在胸前捧物。底座中部為蓮花香爐，下有蹲坐狀半裸童子託舉。香爐兩側各有一身供養比丘。右比丘面部略殘，身着袒右式僧服，雙手在腹前持圓筒狀物，跣足而立。左比丘僅存頭與足部。底座外側有兩個尖楣小龕，內雕伎樂，均頭戴三葉形冠，身穿圓領袍服，腰束帶，足着靴，與神王裝束一致，右像手握橫笛，左像手持排簫作吹奏狀（圖七；圖八）。

二、石塔的時代與造型特徵

漢末以來的中國早期佛塔的圖像和實物大體可分為兩大系統，一為保留較多印度風格的覆缽式塔，如龜茲石窟壁畫中的方塔及河西地區的北涼石塔；二為結合中國高台建築和印度塔剎結構的樓閣式塔，如四川什邡東漢畫像磚上的佛塔、北魏曹天度造塔及雲岡石窟中大量的樓閣式塔。

北吳莊出土的這件石塔屬於具有西域風格的單層覆缽塔，中原地區類似的浮雕圖像最早見於雲岡二期石窟。塔中坐像時代特徵明確，三尊坐佛均面相圓潤，肉髻扁平，身着薄軟貼體的袒右袈裟，下裾較短，搭覆座上，此為公元6世紀中期受笈多文化因素影響而產生的典型的北齊新樣式佛像。以纏繞的雙樹構成外龕的造型最早見於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收藏的一件公元6世紀前半期的石造四面像，北齊以來這種造型成為鄴城地區“龍樹背龕”式造像的基本構圖特徵。石塔正面底座上鬃毛蓬張的獅子及左側菩薩披帛在腹部交叉的特點也正是東魏晚期造像要素在北齊初年的延續，故北吳莊出土的這件石塔時代當在北齊較早階段。

與北魏時期流行樓閣式塔不同，東魏北齊時期的鄴下多見印度文化因素較多的覆缽塔。這一時期中原北方東部地區發現的背屏式造像上方普遍有此類單層覆缽塔，河北鄴城、山東青州等地出土的造像中表現尤為顯著，另在河北曲陽、景縣、邢台，山西太原及河南地區的東魏北齊造像中也常見。最具特色的是南、北響堂山石窟和水浴寺石窟，部分洞窟外立面呈覆缽塔形。北響堂山石窟北洞和南響堂山1號窟壁面還浮雕多座單層覆缽塔，其中北響堂山北洞兩側壁和後壁16座覆缽塔的普遍特徵是下有基座，塔身開龕造像，龕形呈帷帳式，龕楣飾變形忍冬紋，兩側雕出束蓮柱，上部為寶珠式的山花蕉葉及半球形覆缽。塔剎分三股，上飾摩尼寶珠（圖九）。南響堂山1號窟左壁後端覆缽塔的龕形裝飾及塔剎細部與前者略有區別，但塔的樣式及造型特徵（圖一〇）均與北吳莊出土石塔相近。形制類似且有明確紀年的實例是寶山靈泉寺道憑石塔，現存一對，造型相同，均為單層方形石塔，由基座、塔身、覆缽和塔剎構成。西塔通高146釐米，方形基座分為兩層，底寬115釐米，塔身高45釐米，正面開龕，尖拱楣，兩側立龕柱。龕右側豎刻“大齊河清二年（公元563年）三月十七日”，龕上方橫刻“寶山寺大論師憑法師燒身塔”。上部為勾旋卷葉式的山花蕉葉，平圓覆缽，其上為倒梯形平頭和三重相輪，塔尖為寶珠形（圖一一）。在靈泉寺周邊的寶山和嵐峯山崖壁上現存大量隋唐時期浮雕的僧尼灰身塔，其中單層覆缽式塔約有一百餘處，佔絕大多數，這些塔應該是受了道憑石塔及北朝晚期末法思想的影響。另外，在以長安為中心的北周至隋境內，亦曾出土多件小型的單層方形石塔，時代明確的有日本濱松美術館藏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65年）石塔、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天和六年（公元571年）石塔、西安碑林博物館藏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石塔、東京藝術大學藏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石塔等。雖然上述北周至隋代石塔與北吳莊北齊石塔同屬單層覆缽式塔，但二者的造像樣式迥然不同。前者主尊多身着褒衣博帶式或垂領式袈裟，衣襬下懸座下；尚屬承襲北魏晚期傳統的西魏北周造像形式，而後者則均為身着薄軟貼體袒右袈裟的北齊新樣式佛像。

覆缽式塔源於古印度本土，今北印度的桑奇大塔、南印度的阿瑪拉瓦蒂大塔、西印度早期石窟寺中的佛塔，以及公元3世紀之前犍陀羅地區的布特卡拉、塞杜沙里夫佛寺的佛塔等都是以碩大的半球狀覆缽為主要特徵。而方形底座、塔身開龕的覆缽塔則是在公元4世紀以後的中亞及新疆地區較為常見，如克孜爾石窟第7、17、38、80、107A、205窟等中心柱窟甬道及主室券頂壁畫中的單層塔，其造型明顯偏重於塔身的龕像而非覆缽，究其根源，似與公元1世紀之後以佛像為代表的聖像崇拜逐漸取代了早期對聖蹟、聖物的崇拜有關。鄴城地區北朝晚期的單層塔與龜茲地區流行的塔型近似，無論是北吳莊出土的北齊石塔、南北響堂山的塔形窟龕，亦或是靈泉寺灰身塔，三者功能上雖有不同，但形制和造型特徵具有明顯的時代共性，此類極具特色的單層覆缽塔及新樣式佛像的流行，當與北朝晚期與西域的廣泛交流以及北齊皇室的西胡化傾向有一定的關聯。

三、三佛一菩薩的圖像意義

東晉十六國以降，因政治分野、文化傳統及僧團邑社等多方面的因素，佛教發展的地域性特徵日漸顯著，南方偏尚玄學義理，而北方特重禪修實踐。西起敦煌與河西隴東石窟，東迄雲岡、龍門石窟，洞窟造像中的三佛通常是與禪修密切相關的過去（定光、燃燈或迦葉）、現在（釋迦）和未來（彌勒）三世諸佛。自北魏孝文帝改制以來，北方義學日漸繁盛，至北朝晚期和隋代初年，隨着佛學思想的發展和崇拜對象的多元化，鄴城石窟造像的題材也有了一定的演變。三佛組合除繼承北魏以來的縱三世佛外，還出現了包含盧舍那、無量壽（阿彌陀）在內的新式組合。如鄴城北吳莊出土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仵興造像塔，三面開龕造像，正面龕像結跏趺坐，左龕佛立姿，右龕佛倚坐，均作施無畏印，背面題刻“大魏永安二年八月六日，清信士仵興仰為亡妣敬造釋迦、定光、無量壽三身像，願令亡妣託生淨土……”。安陽小南海石窟現存東、西、中三個洞窟，大小相仿，形制、題材相近，開鑿於公元6世紀中期的北齊天保年間。中窟內三壁雕造三佛，正壁由壁面浮雕的“捨身聞偈”故事可判斷為釋迦佛。東壁主尊為彌勒佛，壁面浮雕彌勒兜率天説法圖，彌勒居中作説法狀，周邊圍繞聞法天人，旁有題刻“彌勒為天眾説法時”。西壁主尊為阿彌陀佛，壁面浮雕樓閣、樹木、蓮花、水池，旁邊的“七寶寶樹”、“五百寶樓”、“八功德水”及九品往生的題刻出自《觀無量壽佛經》的十六觀。東、西兩窟的雕刻題材及佈局方式與中窟類似，均為東壁浮雕彌勒説法圖，西壁浮雕十六觀圖像。安陽靈泉寺大住聖窟開窟題記中明確提及“大隋開皇九年己酉歲敬造……盧舍那世尊一龕，阿彌陀世尊一龕，彌勒世尊一龕”，反映了華嚴、法華和淨土等多種佛學思想在鄴下的融合。

從造像銘及摩崖題刻方面來看，北朝末年中原北方東部地區最常見的是釋迦、彌勒和阿彌陀三尊組合。除小南海石窟外，實例還見於河南襄城縣孫莊村出土天統四年（公元568年）張伏惠造像碑和河南浚縣酸棗廟村佛時寺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造像碑，根據銘文可確認兩碑正面從上至下的三龕內依次雕刻彌勒、釋迦和阿彌陀（或無量壽）。山東鄒縣崗山摩崖石刻上也發現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大字題刻的釋迦文佛、彌勒尊佛和阿彌陀佛名號。

確認北吳莊出土北齊石塔三佛一菩薩的神格並無明確的證據。需要注意的是，鄴城地區北魏以來出現的三佛造像，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縱三世佛，釋迦、彌勒、阿彌陀或盧舍那、彌勒和阿彌陀幾類組合中都包含彌勒圖像，且多為表現彌勒下生成佛的形象，因此該石塔上三佛一菩薩組合中的菩薩像基本可以排除彌勒菩薩。佛教自東傳中土至南北朝時期，以菩薩造型為主要尊像的主要是釋迦菩薩、彌勒菩薩和觀世音菩薩，釋迦菩薩多以半跏坐思惟太子像示人，彌勒菩薩則以表現上生兜率天宮的交足坐姿為主要特徵，犍陀羅、新疆、河西乃至中原北方及南方各地基本遵循這一規律。其他如文殊、普賢和大勢至菩薩只是出現在特定的維摩變或西方淨土等圖像中，鮮以獨立的尊格存在。惟有觀世音菩薩，隨着法華經典，特別是鳩摩羅什《妙法蓮華經》的流傳而風靡中土，公元5世紀晚期以後，成為北方僧尼和平民造像最重要的題材。而東魏北齊時期盛行的救難渡厄、消除諸苦的《高王觀世音經》更將觀音崇拜在民間推向頂峯，統計鄴城遺址和曲陽修德寺等地出土的大量造像題記，主尊為觀世音的造像在北朝晚期各種題材中已明顯居於首位。北吳莊石塔上的菩薩是較為少見的結跏趺坐，目前發現各類有題記的觀世音造像雖以立姿為主，但在早期文獻中亦不乏結跏趺坐的記載，如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載“見觀世音菩薩住山西阿，處處皆有流泉浴池。林木欎茂地草柔軟，結跏趺坐金剛寶座。無量菩薩恭敬圍繞，而為演説大慈悲經，普攝眾生”。劉宋曇無竭譯《觀世音菩薩授記經》載“阿彌陀佛正法滅後，過中夜分明相出時。觀世音菩薩於七寶菩提樹下，結加趺坐成等正覺”。故北吳莊出土北齊石塔上結跏趺坐的菩薩或為觀世音菩薩。《金石萃編》收錄了與之時代相近的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聖母寺造像碑，其南、北、西、東四面分別雕造釋迦、彌勒、無量壽和觀世音四尊。以上材料均為探討北吳莊出土北齊石塔三佛一菩薩的題材屬性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四、鄴城地區神王像的組合及意義

北吳莊北齊石塔基座上的神王形象是這一時期鄴城流行的造像題材。神王是早期佛教經典中記載的護法，通常成組雕刻在石窟壁面底部、中心柱基壇及背屏式造像基座上，西起河西，東至河北，十六國、北魏至東魏北齊時期均有類似形象發現。另有一類大型神王雕造於石窟窟門兩側，亦多見於北朝晚期鄴城地區。

佛經中有關神王的名稱和組合各異，但均以天、地、海、河、山、樹、火、風、鳥、獅、龍、象等自然神為主，實物則以美國波士頓伊莎貝拉嘉納藝術博物館（Isabella Steward Gardner）藏東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駱子寬造釋迦像為代表。該像底座雕刻十身神王，背面四身，兩側面各三身，均上身半裸，肩披帛，舒腿或交足坐。根據榜題，依右旋順序可確認分別為龍神王（龍頭）、風神王（飄發，手持風袋）、珠神王（口吐聯珠）、火神王（焰發，手持火炬）、樹神王（右手扶樹）、山神王（坐靠山石）、河神王（雙肩負魚）、象神王（長鼻獸首）、鳥神王（尖喙鳥首）和獅子神王（獅頭帽）。有關神王的探討始見於20世紀初以來的歐美學者著述，近年國內許多學者就神王像的起源、名稱、分佈區域、經典出處和造型特點等進行了較深入的分析，此處不再贅述。

鄴城地區是東魏北齊時期神王造像分佈最為集中的區域，其周邊比較重要的石窟寺普遍發現過神王形象（表一），而在鄴城及京畿地區歷年出土的造像中涉及神王的數量甚多（表二；圖一二至圖二二）。

圖一五　東魏武定五年弄女造彌勒像底座左側面神王

鄴城地區北朝晚期神王像的主要特點可以歸納如下。主要雕鑿於石窟壁面底部、中心柱基壇或造像底座之上，東魏晚期開始較多出現，北齊時數量最多，隋以後有少量發現。神王多刻在帶龕柱的尖楣小龕內，少數無龕，個別一龕雙像。足蹬短靴、具甲裝的服飾頗具特色，從面容、髮型、服飾、姿勢分析應來源於中亞或西亞的人物形象。各神王排序無明顯規律，組合也沒有固定數量，有六身、八身、九身、十身和十二身組合，以八身和六身組合較為普遍。風、火、山、樹、河、珠、鳥、象、龍及獅子神王俱有，其類型和特徵均未超出駱子寬造像十神王的範疇，只是多見一類單持一枚摩尼寶珠的神王，有時與口吐聯珠的神王同時出現。

中國本土的神王形象可上溯到十六國時期的河西地區，北魏建都洛陽時期初步成型，但極度盛行於北朝晚期的鄴城周邊區域，或與這一時期流行的末法思想有關。末法之概念由來已久，東晉十六國時期的一些著名經典中均有相關論述，也見於同時期的北涼石塔上的題記。如酒泉出土白雙□塔發願文載“涼故大沮渠緣禾三年歲次甲戌（公元434年）七月上旬，清信士白雙□自惟薄福，生值末法，波流苦深，……即于山巖步負斯石，起靈塔尊一窟，形容端嚴”。程段兒石塔發願文則提到“涼太緣二年歲在丙子（公元436年）六月中旬，程段兒自惟薄福，生值末世，不觀佛典，自竭為父母閤家立此石塔形象，願以此福，成無上道”。由是可見，末法思想此時已在河西地區流傳，並影響到了普通信徒的行為，與此對應的是北涼石塔上也出現了最早的神王形象。

在北朝晚期的鄴下，末法思想甚囂塵上，北齊那連提離耶舍在鄴城翻譯的《大集經·月藏分》對當時及後世影響甚大，三論宗的吉藏，三階教的信行，淨土宗的道綽、善導等人皆以此經為據講述末法思想，今安陽靈泉寺大住聖窟內外尚存該經的《分佈閻浮提品》和《法滅盡品》。北齊高僧慧思對末法思想進行了系統歸納，在其自傳體的《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中詳細論述了正、像、末時代的劃分，以及末法時期佛法衰亡、世間惡行等種種現象，表達了造經護法的強烈願望。而出身鄴下的信行、僧邕創立的三階教更是將末法思想發展至登峯造極。

末法時代的顯著特徵就是佛法衰敗，眾惡氾濫，邪魔外道破壞佛法，毀經滅像，摧殘信眾。為使佛法不滅，經典永存，中原北方地區在公元6世紀中期以後出現了大量的佛教摩崖刻經，形成了以鄴城為中心的河北地區和以泰山為中心的山東地區兩大刻經密集分佈區域。原本就屬於護法性質的神王在末法思潮風行的時代更被賦予了降魔除災、愍濟眾生的內涵。東晉帛屍梨蜜多羅譯《灌頂經》載：“我法既滅，末世之中。鬼魔亂起，行諸邪惡，嬈惱人民。……為説無上灌頂章句大神王名字，守護萬姓故。使得安隱，離諸危厄，度於邪惡。使諸魔鬼，不得作害”。佚名的《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經》載諸天神王聞佛説法而立誓護持三寶，令法界眾生安住佛法，“時會中有天神王、地神王、海神王、河神王、山神王、樹神王、風神王、火神王、諸鬼神王等，從坐而起白佛言：‘世尊，我等諸神王在所佐護受持此經之人並及供養受持經人。弟子常為此人不使見惡，所求如意。其人行來，我等常送不令恐怖，亦復不使惡人惡鬼橫害。其人所須之物，我等冥會使之自然。而得生之處，常與明師相遇，永離愚鈍’”。

齊隋之際鄴下名僧靈裕開鑿的安陽靈泉寺大住聖窟，窟門兩側鐫刻兩身高大的護法神王立像，均身披甲冑，手持長劍和三股叉，側上分別題刻“那羅延神王”和“迦毗羅神王”。兩神王均頷首屈頸，面容悲慼，正合文獻所載“面別鐫法滅之相”。

時至唐代，神王造像實物無存，但各類文獻中仍有不少記載，其意義亦涉及守護佛法，如道宣《關中創立戒壇圖經》載：“其壇相狀，下之二重以石砌累，如須彌山王形。上下安色道，四面壇身並列龕窟，窟內安諸神王。……戒壇周圍佈列神影者，表護持久固之相也”。《律相感通錄》中戒壇基座上也有類似記載：“祇垣一寺，頓結三壇。兩居佛院，唯佛所登……。僧院一罈，為受具者。莊嚴列窟，如須彌座。神王石柱，守護不虧”。陀羅尼經也記錄了造像底座上繪出的神王形象：“其像座下，畫作香爐供養之具。其供養具左右兩廂，各畫布置八神王像。其神王色，青黃赤白各為一色，面作威怒。一一神王，各着五色金銀細甲。各執器仗，威嚴而立五色石上”。從上述文獻可知，至唐代，神王像依舊安置在建築物基壇或造像底座的小龕之中，身具甲裝的服飾與守護佛法的功能與北朝晚期一脈相承。

五、結語

北吳莊出土石塔為北朝晚期鄴下流行的單層覆缽式塔，主尊是北齊天保年間以來出現的新樣式佛像，菩薩有東魏晚期至北齊初年特徵，龕型是典型的北齊鏤孔透雕雙樹背龕，時代應屬北齊較早階段，是北齊與西域地區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實例。考慮到北朝晚期鄴下流行的三佛及觀世音信仰，參考同時期的造像題刻，石塔四面造像組合或與釋迦、彌勒、阿彌陀和觀世音有一定聯繫。北齊石塔基座上的神王像是鄴城地區東魏北齊時期極為常見的護法形象，服飾、姿勢特點鮮明，組合方式多樣，以八身和六身最為普遍，其流佈與北朝晚期盛行的末護思想關係密切。

附記：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中古國家大寺及其對東亞地區的影響”（編號為19VJX06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