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重新審視歐美，中國發力前的準備_風聞

​1981年，北京，外國遊客在廣場上放風箏

歷經十年“文革”的動盪後，上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再次謀取與世界接軌。政治氣候經過了“變化”而非“突變”，改革開放是在1978年年底正式啓動的，但在這之前，一批批人與事早就開啓了破冰先行的路。

開放的前提是要知人知己，要重新睜眼看外面的世界。1977年，時任國家計委黨組成員的張彥寧在口述中回憶説，那時，國際貿促會組織了一個訪美代表團，這個是民間團體，當時中美兩國的交往較少，所以，以民間團體成員的身份去美國更好一點。

無論是什麼身份，交流一旦開始便形成潮流，一個逐漸“睜開雙眼”的中國曆歷在前了。

這股潮流從上至下。1978年後，對外訪問的團體從官方到民間越來越多，上到政府要員、學者專家，下到地方工廠廠長和廠內要員等，齊齊加入了“訪問熱”。打開門窗，空氣才能對流。國門一開，終於是春風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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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

務實的交流訪問，使中外差異成為眼前真實。張彥寧曾回憶説，在訪問美國前的1973年，當時他在燕山石化做着成套設備的引進工作。為了13套設備的引進，他到過日本、德國、法國考察，“一看國外的情況，我們簡直不好比啊！”

但當年還沒有結束動盪，這次訪問回來後，團隊的人也不好多説見聞，只説一些具體的技術問題。但到了1977年訪問美國，張彥寧發現，美國就比日本、德國的經濟更厲害了。

國內的政治環境變化後，1978年3月，國家經濟委員會恢復成立。此後一段時間，迎來了大規模的出訪高潮。最為人所熟知的是，谷牧帶了一個代表團到西歐考察，袁寶華帶領的國家經委代表團，1978年到日本，1979年到美國，1980年到西歐，連續出去了三次，基本上是原班人員，回來寫了三個報告。

1978年6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同志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參觀加斯多福露天煤礦（圖源：新華社）

張彥寧在口述中回憶，日本之行，他們主要考察了新日鐵、松下、豐田等幾個著名的企業。在新日鐵的一個新廠，他發現一個問題，“這個廠的工作戴了帽子不一樣。爐前工人戴兩種帽子，一種是鍊鋼工人的帽子，一種是搞碎鋼料的帽子。運鐵水包的戴另一種帽子”。

他感到奇怪，在詢問過後，對方回覆是説：“我們搞的是專業化協作，鐵水是我們公司的，把鐵水從鍊鐵爐運到鍊鋼爐的是另一個公司，而且，鍊鋼爐前搞廢鋼塊準備的又是一個專業公司，還有煉焦廠也是另一個公司。”

是時在中國，在行政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鋼鐵工業仍是以蘇聯式的“大鍋飯”為主，如此專業細分的管理體系，則是聞所未聞。張彥寧回憶時説：“專業化水平搞到這個程度，不簡單！我們中國這樣的廠子管理都是一家。”

生產體系的差異是一方面，而彼時中國與訪問所至的國家之間，生活水平的差距更能帶來感性體驗。當時日本的超市，要什麼有什麼，與中國“憑票供應”形成對比。當然還有其他方面，比如交通工具汽車、新幹線，生產組織、技術設備、產品質量等等。

對鄰國日本的訪問過後，從中發現的差距已然很大，1979年11月5日到12月6日，訪問團又到了美國。到美國一看，規模和日本又不一樣了，生產規模更大，生產的技術也更高，企業的氣派也大。張彥寧回憶當時：“大家開玩笑説，小日本，小日本，在這裏找到根據了”。

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一個汽車製造廠內

玩笑歸玩笑，而訪問團發現，比較美國人和日本人，工作的氣氛是完全不一樣的。日本工人都是規規矩矩地上班，到美國一看，美國工人嚼口香糖的，小桌前放着家人照片的，很隨便，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的高效率。“看了以後，回頭想想自己國家的情況，確實有很多感慨。”張彥寧回憶説。

這不是一人或者一個訪問團的感受。1978年11月，國家組織機械工業代表團對歐洲機械工業，特別是汽車工業進行了考察。安志文是當時的副團長，他們到了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國、德國，轉了一大圈。

在這之前，中國對於這些國家究竟怎樣，其實並不清楚，而真實眼見後的感慨是相同的。“走出去，看過以後，真是印象深刻啊！我們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巨大差距。”安志文在口述中回憶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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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不是“鐵板一塊”

訪問團出國以後，見過外面的花花綠綠，終究是要取長補短、振興國內。其中，一個無法繞過的疑問是，日本、德國在戰後成為一片廢墟，它們是如何迅速崛起的？

生產先進、物質豐富等等，都是一望即知的表象，訪問人員不得不往更深層次考察。這就發現，歐洲每個國家乃至美國、日本，體制上不是“鐵板一塊”，在拋棄了曾經禁錮腦中的運動式語言後，更進一步的真實得以顯現。

考察歐洲機械工業、汽車工業時，安志文在口述中回憶説：“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在改革，如德國的大眾汽車公司原本是國有企業，是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資的，以後聯邦政府的股權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和工農聯合體等。”

辨清了不同體制下，不同經濟模式的細微處之後，他們方為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做好了準備。在戰後德國，經濟上搞的是“社會市場經濟”，一個是因為德國受到社會民主黨影響，一個是因為在戰後恢復時，工廠重建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組織搞起來的。

上世紀80年代，德國的一個汽車製造廠內

德國經濟的戰後復甦，總的背景是，資本家身上也沒有錢，只有管理知識，工人作出了巨大貢獻。所以，當時的西德的企業組織是三個會：一個監事會，一個管理委員會，一個工人委員會。監事會基本上代表股東，管理委員會是經理層，工人委員會就是職工代表。

這就與美國不同。美國基本上是靠董事會，主要是股東決策。日本與之也有很大區別，日本的公司叫株式會社，也就是股份公司，但它基本上是管理層掌權、管理層決策。

在對不同的經濟體比較考察過後，刻板印象的瓦解不可避免，然而，就像一句老話説的，“有裂縫的地方，就是陽光照進之處”，舊有認知開始鬆動，思想首先活躍起來。既然，資本主義國家也有搞“社會市場經濟”的，那麼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當然也能搞計劃經濟以外的起輔助作用的經濟形式。

1991年4月，江蘇無錫，小天鵝洗衣廠的職工在特大辦公室裏上班。這是改革開放後，向國外學習先進企業管理經驗後出現的最早一批大辦公室（圖源：視覺中國）

從美國訪問歸來，國家經委給國務院的報告中，首先瞄準的是商品經濟，説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否定商品經濟。

思想轉變的標誌就在1978年年底，即官方現今表述的改革開放起點。當年11月26日，鄧小平指出：“説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説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如此，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市場取向的改革”就成為中國改革的首選方向。

要搞商品經濟，就要遵循價值規律當面的問題，企業要有競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競爭是不充分的。

在口述中，張彥寧回憶説，在改革以前，我們的企業管得很死，產、供、銷、人、財、物都是上面説了算，企業沒有什麼自主權，只是向上面報計劃。“計劃批准了你就辦，計劃不批准你就不能辦。”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無從起效。

2008年12月30日，杭州檔案館舉辦“杭州票證——改革開放的歷史見證”展覽，展出糧票、食油票、布票、火柴票、僑匯券等4000多張（圖源：新華社）

政府管得過多，管得過死，國營企業就缺乏活力與效率。在與訪問的經濟體對比中，中國最大不同在於，它是一個短缺型經濟，體現為各種供應不足。在此形態下，除了個別的企業外，企業產品不愁沒有銷路，因此，國有企業很少虧損，很少破產。反過來，不愁沒有銷路的國有企業，自然沒有擴產和競爭的動力。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當這扇中國與世界的窗户打開時，中國人發現，自己已經大大落後了。

來到上世紀80年代，新的思想和行動開始激活。安志文在口述中回憶説，當時，中央有兩句話，叫作“對內搞活”“對外開放”。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麼理論，但這兩句話的影響最大，為人民羣眾的實踐探索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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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過渡”

一艘巨輪在起航後，緩慢漸次的摸索是必要的。安志文回憶説，整個80年代的改革，是改革開放探路階段，也可以説是上下左右學習改革開放的階段，因為人們事先並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麼搞。

試點工作成為重要的探索手段，改革開放中的先行者，自然有廣東在列。試點改革之前，廣東本身就與海外有聯繫，當時，在廣東興盛的鄉鎮企業，是以出口加工為主，試點工作也因地制宜，計劃在廣東發展外向型經濟。

或許，今天珠三角地區經濟發達的程度，讓人已經很難想起它曾經的樣貌。以深圳為例，當時基建的需求緊迫，而支撐的財力不足。原深圳市長李灝在口述中回憶説，1985年，深圳政府欠債7.8億，現在看來微不足道，但那時的財政收入是5億，這相當於一年半的財政收入了。

1990年，深圳，市民擠在股票交易大廳搶購股票（圖源：視覺中國）

經濟反映到居民的生活上，體現為明顯的物質不足。李灝回憶説，在改革初期，1979年時他回到廣東，不敢到任何一個親戚朋友家裏串門。為什麼？想招待你吃頓飯，菜都買不到，肉就更不用説了。

在當時，僅僅一江之隔的香港地區，其經濟規模比起這邊已天壤之別。歐美日等國家之外，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也是訪問團的考察對象，香港地區雖在港英政府治下奉行資本主義，但經濟的實質騰飛是從上世紀60年代起，短短十數年間，落成的差距足以驚人。

客觀來説，德國、日本和“四小龍”經濟體的快速崛起，是令訪問團又驚又喜的。張彥寧在口述中回憶時説道：“（彼時中國與日本的）差距非常之大。大家反過來一想，感到中國也有希望。為什麼有希望？日本從50年代那個水平搞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也就用了十幾年，我們要是解決了方向問題，完全有希望搞起來。”

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街頭

改革開放的從上至下，是從“國計”出發，但最終要落到“民生”。

“民生”在當時的差別巨如鴻溝。袁寶華在回憶錄中提到1977年訪問歐洲時他的憂思：“為什麼它們發展得這麼快？我感觸很深。在英、法一些城市也會見到一些貧民窟和以撿破爛為生或露宿街頭的乞丐等，但整體生活水平是我們當時難以相比的。”

不僅是生活質量，連工作環境也天差地別。袁寶華在歐洲一座鋼鐵廠參觀時，發現那裏很難見到煙火沖天、油灰滿地，廠區和爐前區都是乾淨整潔的。這在當時的中國無法想象。

袁寶華特別提到，此行中他見到的礦井下的工人，雖然個個也是黑臉烏眼的，但使用的是先進設備，可以保證生產安全，“我一面看，一面想着我們的礦工，何時也能使用上這樣的設備？”

回望改革開放初期的年代，曾經想要追平的差距、盼望中的生活，現在，這一切都實現了。

作者 | 本刊記者 向治霖

編輯 | 董可馨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李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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