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孩子上了大學_風聞

作者簡介   

李家忠 自1956年起，先後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北京大學東語系和越南河內綜合大學；1961年進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後任駐老撾和駐越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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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解放市民遊行

（圖片來自網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那時我13歲，讀小學五年級。我記得同學們學唱的第一首歌中唱道：“天津解放了，人民齊歡笑。再不受蔣匪的壓迫，咱們翻身了。商店快開張，學校快開學。你看那工程在復工，工人的熱情高……”

解放初期還沒有少先隊。1950年4月，我加入了少年兒童隊。唱的是馬思聰先生創作的少兒隊隊歌：“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團結起來繼承我們的父兄。不怕困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學習偉大領袖毛澤東……”

就在這一年，我小學畢業，準備考中學。那時天津市只有四所公立中學，即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其中一中和三中是男校，我幸運地考取了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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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絡）

三中創建於1901年，原名直隸省中學，又名鈴鐺閣中學，當時已有50年曆史。學校師資隊伍實力強，生物、物理、化學實驗室設備齊全。後來有好幾位老師都調到大學任教去了，生物老師黑延昌後來擔任了天津市科普協會主席。我入學時的校長是胡喬木的妹妹、天津市副市長劉秀峯的夫人胡夏青。

三中的學生多為窮家子弟。記得入學後在開學典禮上，老師説三中的學生有“三多”：近視眼多、患肺結核的多、領取助學金的多。我家屬城市貧民，所以在三中六年一直領取助學金。初中時每月3元，高中時每月6元。儘管這樣，全校的氣氛和全國一樣熱火朝天。同學們努力攻讀，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那時同學們課餘爭相閲讀的是蘇聯小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衞軍》《普通一兵》《日日夜夜》《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等。保爾·柯察金是大家崇拜的偶像，許多同學都能背誦“人最寶貴的是生命……”那段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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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絡）

不久，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年齡較大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軍幹校。我所在的初一丙班就有兩名16歲的同學被軍幹校錄取，走上了抗美援朝第一線。那時每個班都有幾名青年團員，他們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無論在學習還是其他方面都是大家學習的榜樣。和他們相比，我學習成績還不錯，但要求自己不嚴，缺乏積極上進的勁頭。

1953年3月15日，斯大林逝世，全校一片悲痛。學校組織大家收聽天津市舉行的追悼大會，我聽見市委書記黃火青在致悼詞時失聲痛哭。老師給我們上課時談及斯大林逝世，也會流下淚水。一天，我們班的團小組長許驥走上講台對大家説，為了彌補斯大林同志逝世造成的損失，誰想加入青年團，請舉手！我聽後無比激動，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和許多同學一起舉起了手。

但直到初中畢業我也未能入團。升入三中高中後，許驥同學考入南開中學。一個星期天，我去南開中學看望許驥同學，分別時他送給我一本書，是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團代會上的報告《團結廣大青年，在建設祖國的偉大事業中奮勇前進》。我接過許驥送給我的禮物，頓時熱淚盈眶，我向他保證一定積極努力，爭取早日入團。

幾個月後，1954年1月9日，我所在的三中高一（1）班團支部開會，吸收我為青年團團員。那天我激動無比，一夜都處於十分興奮的狀態，心想從此我便步入了進步青年的行列。高一第二學期，我參加了班委會，擔任羣眾文化委員。高二上學期，擔任了班長。

那時，三中和其他中學一樣，課餘社團活動十分活躍。三中成立有民樂隊，和女一中成立有聯合舞蹈隊，和女二中成立有聯合合唱團。高二下學期，學生會通知讓我擔任和女二中的聯合合唱團團長，不再擔任班幹部。那時，每年暑假團市委和市學聯都要在青年宮舉行大中學生文藝匯演，我們合唱團曾多次參加演出並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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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紀念“一二·九”運動

（圖片來自網絡）

1955年是“一二·九”運動20週年，團市委召集市一中和女一中聯合合唱團、市三中和女二中聯合合唱團以及師範學校合唱團一起排練“學生運動大聯唱”，由團市委李華德同志任指揮。12月9日當天，天津市在中國大戲院舉行“一二·九”紀念大會。我們這個由三個合唱團500人組成的大合唱團在大會上演出了“學生運動大聯唱”，並由南開大學詩社的同學配有詩朗誦，受到與會代表熱烈歡迎。

隨着年齡的增長，到了高中便有一些同學申請入黨，而且有的班裏會有一兩名黨員。如果説初中時青年團員是大家學習的榜樣，那麼高中時共產黨員就更是身邊學習的楷模。

有一位名叫白金祿的同學，不僅入了黨，而且被評為天津市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他參加全市表彰大會後回到學校，胸前佩戴有一枚金光閃閃的紀念章，讓人羨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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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作者高中畢業前夕，在天津中國照相館拍攝的準備參加高考的照片，時年19歲。（圖源：《中越關係四十年親歷》）

當時我所在的高三（1）班有兩名黨員，他們的進步對我觸動很大。有一名叫趙宏博的黨員同學，是學校團委副書記。他在我們面前處處體現出“老革命”的樣子，從不和大家開玩笑，暑假期間也不回家，而是一個人留在教室裏學習《整風文獻》，晚上就睡在課桌上，用兩塊磚當枕頭，好像要給自己補上延安整風這一課。高中畢業前夕，他被調到天津市團委工作。雖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但他愉快地服從分配，認為這是組織上對他的信任。

當我得知我們班另一位名叫汪為善同學入黨的消息時，心情很不平靜。那天我一夜沒睡好，心想都在一個班學習，為什麼人家就走在了前頭，自己卻停滯不前？

那時，學校先後有兩位專職團委書記，分別是候忠潤和王棫森老師。論年齡，他們比我們大不了幾歲，都是畢業後留校工作的，但兩位書記勤奮學習，忘我工作，在同學中有很高的威信，是大家的親密朋友。他們和幾名學生黨員一起，成為我心目中的“少年布爾什維克”。

1956年，我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就在離開的母校前幾天，我把一份入黨申請書交給了一位黨員同學，請他轉給學校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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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作者在天津三中高中畢業時，全班同學合影。（圖源：《中越關係四十年親歷》）

每當回憶起中學的六年，心中總不免激動。那時新中國雖然剛剛成立，百廢待興，人民生活還很艱苦，但到處都是一片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景象。我在母校不僅學到了知識，更接受了黨團組織關於樹立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教育，對自己如何度過一生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和信念，這對後來走上社會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北外——温馨的母校

1956年夏，我在天津三中高中畢業，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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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開國大典時的外國語學校校門

（圖片來自網絡）

八月下旬，北外通知我們一起被錄取的十多位天津同學，在某一天上午到天津東站集合，由一位家在天津的高年級同學帶領我們乘火車前往北京報到。大約中午十一點抵達北京前門火車站時，只見學院迎接我們的斯柯達大轎車已等在那裏。

在去學校的路上，我們領略着首都的風光，好不興奮。進入學校大門，許多高年級同學忙跑過來，熱情地幫我們提行李，引領我們去宿舍。中午走進食堂就餐，剛剛坐下，李棣華副院長便前來看望大家，問我們對伙食有什麼意見。那年我十九歲，第一次離開家，不知道新環境會是什麼樣，但短短几個鐘頭的所見所聞，使我完全沒有陌生的感覺，只感到心裏熱乎乎的。

9月1日，學校舉行開學典禮。那時學校沒有禮堂，典禮的地點就在食堂，每人都坐在一個小馬紮上，但氣氛既莊嚴又熱烈。典禮結束時，黨委副書記走上講台對大家説，學校的經費還有1500元結餘，同學們如需要配眼鏡，或有其他需求，儘可以去學生科申請，不要不好意思。會後，我和另一位同學去了學生科，一位姓胡的女老師接待我們。她得知我們想配眼鏡後説，先給你們每人五塊錢，不夠再説。就這樣，我倆去了王府井大明眼鏡店，每人花七塊錢配了眼鏡，自己補了兩塊錢。

1956年的北外只有英語、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四個系，這一年新開設了一個羅馬尼亞語班，暫時掛靠在法語系。

全校共有學生700人。我被分到法語系，我們那一屆共有4個班，每個班16人，講授口語、筆語課的老師都是年輕的講師或助教，年齡比我們大不了多少，但工作極為敬業，講課十分認真。晚上同學們都在教室裏自習，老師就坐在教室門口的長凳上，準備隨時回答同學們的問題，一直到10點鐘熄燈睡覺，每週五天，雷打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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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北京外國語學院與北京俄語學院合併組建為新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圖片來自網絡）

那時國家經濟尚不發達，財力有限，但學校仍給法語系聘請了蘇聯專家。系領導還想方設法為同學們提供開闊眼界的機會。有時放映法語原版電影，老師便事先給同學們詳細講解故事梗概，幫助大家看懂電影。一次，在法國電影《紅與黑》中扮演主角於連的演員錢拉·菲利普訪華，法語系便請他來和大家見面座談。那天菲利普為我們朗誦了好幾段拉封登寓言，被錄下音來，成為同學們練習語音的活教材。

平時學校領導對同學們的生活十分關心。伙食辦得很好，每餐三菜一湯，並不斷改變花樣。每月伙食費為十二元五角。我因家境困難，一直免交伙食費。每週末學校都給同學們放電影，有時還舉行舞會。那時受經濟條件所限，同學中很少有人穿皮鞋，大家就穿着布鞋翩翩起舞。我記得元旦舞會時，廚師還特意為大家熬了八寶粥，並放了紅糖和大棗。冬季專門在校園裏開闢了一塊像籃球場大小的平地，用潑水的方法打造一個溜冰場，供同學們練習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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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陵水庫開工典禮

（圖片來自網絡）

1958年春，同學們分批參加十三陵水庫建設。劉仲容院長等校領導專程到工地看望大家，並在腰上繫上紅綢帶，給大家表演了東北二人轉《小拜年》，博得同學們熱烈掌聲。

那時候學校的青年團工作相當活躍。我曾擔任過班裏的團支部書記，校團委經常在星期天把全校的團幹部送到正義路團中央禮堂，聽團市委書記王照華和市委宣傳部長楊述作形勢報告。

1958年暑假，我還參加了團市委在長山列島舉行的軍事野營。當時“大躍進”運動已經開始，院領導和同學們一方面意氣風發，敢想敢幹，但同時也有些頭腦發熱，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奮鬥目標。

我記得學院制定的發展規劃中提到要為同學們修建一個“彈簧舞廳”，也有的同學制定的“紅專規劃”提出自己的外語水平要在三年內趕上某某教授。但我清楚地記得院黨委書記劉柯對同學們提出的一個目標，就是要為祖國健康地工作50年。幾十年來我始終用他的這句話來鞭策自己，回想起來感到欣慰的是，我如今已80歲，健康方面基本上達到了劉柯書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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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作者在北京外語學院留影，西裝上衣是從別的同學那裏借的。（圖源：《中越關係四十年親歷》）

我就是在這樣温馨的環境中度過了愉快的兩年。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隨着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北外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的外國語大學，規模成數倍擴大，學校從當年只開設5個語種到現在共開設43個語種；在校學生從當年的700人發展到現在的5000多人，另外還有1000多名外國留學生。

幾十年中，北外共培養出400多位駐外大使和1000多位參贊。眾多北外畢業生在不同的崗位上，為加強中國和世界各國的交往與合作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我們56屆的同學，退休後曾多次聚會，追憶在母校度過的美好時光。令我感動的是，我雖在北外只讀了兩年（之後又轉到北大繼續學習），但母校沒有把我忘記，每逢校慶等活動，“校友辦”都按時通知我參加。作為外交戰線的一名老兵，看到母校的發展壯大，我感到無比自豪和欣慰，更為自己是北外的校友感到光榮。

北大三年

1958年暑假末，北外法語系團總支書記米寧找我談話説，組織上決定將我和法語系同屆的另兩位同學一起調到北京大學東語系，改學越南語，而將法語作為第二外語繼續學習。

她沒有具體説明為什麼要我們轉學，只説調去的同學都是“又紅又專”的。我雖然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我表示堅決服從組織分配，雖內心對法語系仍很留戀，不過想到北大是全國最有名的高等學府，也有一定的吸引力。法語系為我們開了歡送會。我們三人送給母校一個玻璃鏡框，上面寫着“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理想和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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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冬，東語系越語班全體同學在北大西校門前合影。（圖源：《中越關係四十年親歷》）

大約9月中旬，我們到北大東語系報道，看見北外英語系也有十多位同學被調到了北大。開學後得知，這次轉學是為了落實周總理的一項指示而採取的措施。當時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還不到30個，周總理預見我國同亞非國家的關係將會有一個較快的發展，便指示外交部抓緊培養一批通曉亞非國家語言的翻譯幹部，準備為中央領導同志做翻譯。

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外交部分別從北京外語學院、北大東語系、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共抽調了百餘名學過兩年英語或法語的同學，到北大東語系改學日語、緬甸、阿拉伯語、印尼語、印地語、波斯語、烏爾都語和越南語。之所以調學法語的同學改學越南語，是因為越南曾是法國殖民地，不少越南高級官員和知識分子仍能講法語，掌握了越語和法語，工作起來會更方便。

外交部經同高教部商量，我們這百餘人不作為本科生，而統稱“高級翻譯班”，畢業後一律進入外交部。我所在的越語班共七人，除我們來自北外的三人外，兩人來自南京大學外語系，兩人來自北大西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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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絡）

東語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的季羨林教授。系領導對“高級翻譯班”十分重視，為我們越語班授課的是兩位年輕的老師，都是共產黨員，工作十分認真、敬業，和我們打成一片。同學們也都感受到組織上對自己的信任，決心刻苦學習，早日成材。

我們在北大趕上了“大躍進”、大鍊鋼鐵、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和三年自然災害，但由於我們是外交部代培的“高級翻譯班”，故基本上仍能堅持正常的外語學習。我在北大繼續積極爭取進步，曾擔任東語系學生會副主席、團總支委員和東語系民兵營副營長。1959年“七一”前夕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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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北大校長時期的馬寅初

（圖片來自網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北大還經歷了校內外對馬寅初校長“新人口論”的粗暴批判。在巨大政治壓力下，馬寅初被解除了校長職務，並被撤銷了人大常委資格，但馬校長拒不屈服，拒絕做任何檢討，他説：“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迎戰，直至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説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20年後的1979年7月，中央決定為98歲的馬寅初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承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對他的批判是錯誤的。高教部任命馬寅初為北大名譽校長。馬校長這種堅持真理、不畏強暴的精神是每個北大學子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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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中越關係四十年親歷》

作者 | 李家忠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