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抒懷 | 我的學生時代_風聞

作者簡介    

謝君楨 曾任中國駐芝加哥總領館副總領事、外交史研究室參贊等職。

上海市在1949年4月25日解放，當時我17歲，在一所私立中法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習。這是一所由法國天主教教會辦的學校，歷史悠久。

▓ 1949年9月，作者在上海中法中學（現為光明中學）高中二年級時的學生照。圖源：《從板門店到芝加哥》

該校最初為“法文書館”，以教授華人法語為主，始建於清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第一期招生100名，專授法語。夜間附設補習課一個班，專教法租界執勤各巡捕（即警察）初級法語。所有學生免交學雜費，書籍也由學校免費發給學生。

1911年改名為“中法學堂”，1913年（即民國2年）在今西藏南路建校舍。這是一所典型的法國學校建築，呈法文字母“E”字形，法文詞“Ecole”的意思是“學校”，“E”是該詞第一個字母。

1946年它改名為“中法中學”，學校校長是馬雲祥，一位天主教修士，實權卻由一位法國天主教神父儒勒掌控。學校的教師中有天主教修士，也有一般的教師，他們均是天主教信徒。學校內的課程安排和其他中學一樣，該校只招收男生，學生需交學雜費和書費。

法國天主教教會對新中國的人民政府持對立態度，因為羅馬梵蒂岡天主教當局是反共的。上海解放後，學校所在的嵩山區黨委派遣一名政治課教員吳德琛老師去中法中學教政治課。

吳老師是上海交通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他到學校後團結愛國的師生們，推行愛國愛黨教育，建立共青團組織，成立學生會，逐步清除外國教會的影響。

▓ 1949年10月25日，為慶祝中法中學第一屆學生會成立，全校舉行慶祝大會。作為學生會秘書長，作者主持大會並發表演説。圖源：《從板門店到芝加哥》

我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團的學生，還在1949年10月被同學們選為第一屆學生會的秘書長。我還記得，10月25日在學校舉行大會慶祝第一屆學生會成立，我作為秘書長主持了大會，同學生們演出歌唱、舞蹈和民樂演奏等節目，充分表現了新中國青年學生的朝氣蓬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面對國民黨前政權留下的一個爛攤子，百廢待興，要花費巨大的精力來治理國家。

1950年2月6日，盤踞在台灣和沿海島嶼的國民黨空軍的敵機在上海潛伏特務的配合下，轟炸了上海楊樹浦發電廠。儘管我解放軍的高炮部隊進行反擊，但發電廠一座發電機仍被炸燬，上海一部分地區停電，使老百姓產生了恐慌，社會不安。

人民政府面臨巨大困難，如工人失業，不法商人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潛伏特務造謠、破壞，對敵鬥爭激烈。我當時是共青團員，能認清形勢，相信黨和政府一定能領導人民克服困難。

毛澤東主席當時提出“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給予全國人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上海市長陳毅在慶祝“五四運動”的大會上向青年人發表了長篇演講，號召青年人要堅定信心跟黨走，要團結起來克服困難。我在會場聆聽了陳老總的講話，心裏豁然開朗，信心倍增。

投筆從戎，踏上革命路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9月中旬戰況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十分不利，不久首都平壤失陷。“聯合國軍”司令、美軍上將麥克阿瑟公開叫囂把戰火擴大到中國。中國和朝鮮是近鄰，兩國邊界僅一江之隔，唇亡則齒寒。

朝鮮戰況日趨危急，195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舉足輕重的決定，決定以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部隊到朝鮮境內，對美軍、南朝鮮李承晚軍隊作戰，援助朝鮮人民。

周恩來曾於10月8日偕翻譯師哲專程乘機飛往莫斯科，轉道黑海海濱休假地會晤斯大林，就中國出兵援朝及請求蘇聯給予軍事物資支援一事，與斯大林磋商。

斯大林對美軍在仁川登陸後的朝鮮形勢猶豫不決，對派空軍掩護中國軍隊入朝顧慮重重。鑑此，中共中央在10月13日再次召開緊急會議，經充分討論，一致認為出兵朝鮮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維護今後世界持久和平都是有利的。

新中國的領導人就是在敵人重兵威脅下，在斯大林猶豫不決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承擔起國際主義的義務，毅然決定投入這場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戰爭。

1950年10月中旬，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部分部隊跨過中朝邊境作戰。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運動在全國開展。

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務院發佈《招收青年學生、青年工人蔘加各種軍事幹部學校的聯合決定》。之後，全國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積極響應，踴躍報名參加軍幹校。

▓ 班內有4名同學經上級批准參軍，學校校長和授課老師們在1950年底為歡送參軍同學在操場集體合影，4名參軍同學胸戴紅花。前排左6為作者（穿長袍者）。圖源：《從板門店到芝加哥》

1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在中法中學操場上，幾百名學生列隊集會，儘管是冬季，但天氣晴朗，陽光充足。復旦大學新聞系的一批大學生來到操場，幾位大學生先後上講台演講，表達他們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愛國熱忱、赤子之心。

一位戴着高度近視眼鏡的大學生説：“我雖然眼睛近視，但在戰場上我可以用身體拼掉敵人的坦克……”同學們聚精會神地聽着，我和其他同學們一樣被這一腔熱血深深感動。

在他們的感召下，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走上講台。我説：“還有半年我將高中畢業，畢業後我想報考復旦大學新聞系，當一名記者。現在黨發出號召，抗美援朝、保家衞國，招收青年學生參加軍幹校。今天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大學生，也是我們的大哥哥，他們為了保家衞國可以放棄自己的學業，參加軍幹校，我要向他們學習，報名參加軍幹校。”我在講台上慷慨發言，情緒激動，熱淚盈眶。

受到我的影響，許多同學爭相上台、報名參軍。全場氣氛熱烈、激動，口號聲此起彼伏。這一場景讓我至今難忘。

50年後在北京一次中法中學校友會聚會中，一位來自南京的校友對我説：“你就是謝君楨，50年前在學校操場上，你當時的一席話讓我們這批小同學好感動，很欽佩你。”

▓ 1950年年底，經嵩山區黨委批准，體檢合格後，中法中學共有30多個青年學生參加軍幹校。校長和教師們為歡送參幹同學在操場拍攝集體照留念。第3排左4位作者（戴帽和圍巾者）。圖源：《從板門店到芝加哥》

我正式報名參加軍幹校，第一志願是炮兵，第二志願是外文。我向在寧波的女朋友袁貞迪去信，告她我將報名參幹。她立即回信鼓勵我，希望我為國增光。當時全國剛解放，不少老百姓對共產黨政權仍持懷疑，她能有這樣的覺悟是難能可貴的。我的父母親雖捨不得兒子參軍，但並未阻攔。通過了體檢，最後在報上公佈的參加軍幹校的“外文”欄中有我的姓名，我得以光榮參軍。

12月31日早上，我告別父母和兄弟姐妹，到嵩山區的一所中學報到。我只帶了兩件行李，那是一個旅行袋和兩牀被子，還有一個臉盆。所有本區參加軍幹校的學生們都在此集合。我們小組共有十幾名學生，有的家長送子女來報到。臨行前，家長們叮囑孩子們要保重身體。

只聽一聲哨子響，我們的領隊，也是一位學生高喊“請同學們上車”。年輕的男女參幹學生紛紛爬上卡車，接過行李，席地而坐。歡送的人羣敲鑼打鼓，卡車緩緩起動，參乾的學生們齊聲高唱蘇聯歌曲《共青團員之歌》。

當大家唱到“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站在街道兩旁歡送的家長們都流下了熱淚，淚水模糊了他們的視線，他們擔心自己的子女可能走上朝鮮戰場，不知道將來能否見面。十幾輛滿載着參幹學生的卡車駛向上海火車站北站。

▓ 2002年11月，我和老伴袁貞迪到上海母校——光明中學參觀訪問。當年我上課的法式樓房作為百年建築而保留。圖源：《從板門店到芝加哥》

我坐在鋪蓋上，打開了冠生園食品公司送給我們的食品盒，裏面有面包、雞腿、點心和蘋果，這就是午餐。食品盒內有一封致參幹同學的鼓勵信，向年輕的參幹同學們致敬，讚揚同學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希望同學們好好學習軍事知識，建功立業，為祖國和人民增光。

這一次離開家鄉父老，不知何時再回來，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從此我踏上革命之路，義無反顧。在我離校後不久，學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上海市光明中學”，委派了新校長，法國天主教教會的修士們都離開了。“光明中學”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鑲嵌在教學樓的正面上方。

到“外校”一波三折

1951年元旦，上海市參加軍事幹部學校外文大隊的大、中學生約300人，浩浩蕩蕩乘火車抵達南京，那裏剛下過大雪，天氣很冷。南京的海軍學校把我們接走，將我們安頓在海軍學校營房內住下。

營房高大，中間有一條通道，用木板隔成幾大間，每間房內有兩張相對着的大通鋪，可睡20多人，通鋪上鋪滿厚厚的稻草作為墊子。房間沒有門只有窗，還是泥地。有人説這個宿舍可能是由馬廄改造的。晚上20幾個人挨個擠着睡覺，連翻身也困難。對我們這些剛離開家庭的年輕學生來講，睡稻草通鋪是頭一回，這就是我們參加革命的開始吧！

▓ 1949年8月15日，華東軍區海軍學校在南京成立。

第二天，海軍的同志來告訴我們的領隊，説他們接錯了，因為我們外文大隊和參加海軍學校的學生乘同一輛火車到達。這使我們感到驚訝。這麼一樁大事，怎麼會這麼亂！我們兩位領隊跑到華東軍區反映情況，一位負責人接見了他們，答允把我們的情況向上級反映，等有了消息再通知我們。

在等待消息期間，同學們看到報名參加海軍的學生都領到並穿上深藍色海軍棉軍服，而我們的去向還沒有着落，心裏很不是滋味。

過了幾天，哈爾濱外語學校派人來南京海軍學校要學員，兩位領隊商量後，決定一部分學生，約100多人，先去哈爾濱，其餘的同學繼續等待。

又過了幾天，華東軍區俄文專科學校，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外語培訓隊把我們留在南京的100多名同學接走了，還專門召開了歡迎大會，編成連隊，委任了隊長。

該校設在南京市西流灣，校內有一幢三層樓大洋房，還有一排日本式的小平房。據説日偽時期，此處是漢奸周佛海的公館。女同學住在樓房裏，男同學住在日本式平房內，平房裏沒有牀，只有榻榻米鋪在地板上，我們就睡在榻榻米上。我們穿上黃色棉軍裝，還發了一雙襪子和津貼費，就算是正式參軍當兵了。

從學生到當兵，對我們這些上海學生來説，開始很不習慣。每天清晨，我們要出操，起牀、整理內務、洗臉刷牙都有時間限制。吃飯前要集合、唱歌，吃飯時是八個人一桌站着吃飯，不準閒談。隊長吹哨説一聲“開動”，大家就吃飯，用餐時間只有20分鐘。男同學狼吞虎嚥，還能吃飽，女同學細嚼慢嚥，那就吃不飽了。晚上按時吹熄燈號，關燈睡覺。

政委有一次在隊前訓話：“你們來到學校後，學校就‘三擠三讓’了，一擠宿舍，二擠茅房，三擠飯堂……”但我覺得學校條件比海軍營房好多了。學校負責人還動員我們學習英文，這也許是抗美援朝戰爭有關：而一部分同學想學俄文，因為俄文當時很吃香。

大概過了十幾天，一天上午，政委把我們的領隊叫到辦公室，笑容滿面對他們説：“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你們一定會高興的。中央決定調你們這批同學去北京，到北京去學習，怎麼樣？”兩位領隊聽後當然很高興。

同學們得知這一消息後都齊聲歡呼。我們在操場集合，政委講完話後把北京外國語學校派來接我們的楊雄、金鋒兩同志介紹給大家，同學們熱烈鼓掌。

次日，我們就背起揹包，爬上卡車，奔向南京車站。一路上同學們高聲歌唱：“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穿好軍裝，拿起武器……”“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抗大”式的學校

1951年1月下旬，我們從南京乘火車過長江北上，在車上坐了兩天兩夜，終於在一天清晨到達北京前門火車站。

天氣很冷，北京外國語學校派教育科長王毓桂來迎接我們。王科長在站前廣場向我們致簡短歡迎辭後，大卡車就把我們拉到西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

▓ 全班同學在西苑外國語學校教學樓前合影，後排右3為作者。圖源：《從板門店到芝加哥》

北京外國語學校（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是抗日戰爭時期創辦的延安外國語學校，創建於1941年。1946年為華北聯合大學外語學院，設立在張家口，北京和平解放後改名為“外國語學校”，校址設在北京西郊西苑。這裏原先是北洋軍閥的兵營，有20多幢兩層樓房。我校佔用10幾幢，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使用其餘樓房。

北京外國語學校是一所延安“抗戰大學”式的革命學校，專門培養外語幹部，學校受教育部和外交部雙重領導。學員經選拔而入校，包乾制待遇，免交一切費用，每年發給兩套布制服、一套棉製服，學員每月可領取零用錢舊人民幣3.5萬元。

校內設俄語、英語、法語、德語四個系，還有政治課教研室。學校的老師有許多是從美、英留學回國的，還有幾位來自英、美的外國教師，如英國共產黨黨員柯魯克和他的夫人伊莎白、美國教師伯莎女士等。

▓ 我班同學和英文系主任武剛（後排左一）合影，後排右一為作者。圖源：《從板門店到芝加哥》

我們這批上海學生到校後受到老同學的熱烈歡迎，校門口掛了大幅標語“到家了，好好休息”。我們先到學校大禮堂，每人領到一副碗筷和一個馬紮。碗筷象徵着從此以後吃在這裏、住在這裏，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家；馬紮則用來上課、聽報告、學習革命道理。

從山東、浙江、江蘇等地來的參幹學生已先期到達，他們都穿了黑色棉製服，而我們穿的是黃色軍服。校領導召集上海蔘幹學生開了一次動員會，向我們説明，我們已進入一所培養外語幹部的學校，脱下軍服，換上黑棉製服。當時沒有人計較為什麼不讓我們當軍人。

進校後，通過外語考試，大部分同學分到英文系學習，一部分同學分到法、德文系學習。從此我們就開始了“抗大式”的學校生活。

▓ 1953年1月，我們班全體同學在教學樓前和授課的外國教師伊莎白女士（後排右5）合影，後排右2位作者。圖源：《從板門店到芝加哥》

我被分配到英文系學習，每天清晨6時起牀，早自習1小時，7時早餐，8時上課，上午有4節課，中午12時午餐，午休2小時，下午有3節課，晚餐6時，晚上7時半上晚自習，10時熄燈睡覺。一天安排得很緊湊，一般上午學習外文，下午學習政治、語文等。

每班都有教室，上政治課有時到禮堂去聽大課。禮堂是教室也是飯廳，吃飯沒有桌椅，一大盆菜放在地上，同學們蹲着進餐，幹部、老師和學生都一樣。

教室、宿舍條件簡陋，英文系當時只有兩台錄音機。我們的大宿舍住四五十人，上下鋪。夏天很熱，因為有蚊子，必須用蚊帳，而宿舍的屋頂是鐵皮的，一整天曬下來，室內温度很高，因此我們在熄燈後不得不待在外邊園子裏乘涼，然後再鑽進蚊帳睡覺。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裏，教師們認真教課，同學們努力學習。

當時學校領導提出的口號是：學好外語，和帝國主義作鬥爭！除學習外語外，我們還學習社會發展史、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等基礎理論知識。當時開展的一些政治運動，如“土地改革” “鎮壓反革命” “大專院校的改造”和“三反” “五反”也都要參加。

我們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薰陶，每學期要作思想小結，在小組內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人民需要我們到哪裏，我們就到哪裏”的教誨在同學們的腦海裏紮了根，為我們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我們是新中國培育的第一代“解放牌”青年知識分子。

▓ 1952年北京外國語學校共青團舉行團員代表大會，作者（第2排右4）作為團代表和校長劉仲容、黨委書記劉柯、外交部機關黨委書記楊清華女士（前排右3、右2、和左3）幾位領導同志在大會會場合影。

除了緊張的學習外，學校的文娛體育活動也很活躍，夏天我們就到臨近學校的頤和園內昆明湖去游泳，冬天在灌水結冰的麥田裏滑冰。過年過節學校有聚餐，並舉行多項節目的遊藝、跳交誼舞等活動。英文系的同學們還演出美國的話劇，同學們既練習英語口語，又活躍了生活。暑假和寒假我們可以回家彈琴。

當時我們坐火車自北京到上海需要三天，因為是學生專列又是慢車，對其他列車都要讓道。同學們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裏，互相愛護、照顧，彼此情誼較深。50年以後，我們這批同學仍保持着聯繫，每年都聚會。

1953年9月初，政治輔導員通知我和其他幾名同學去開會。會上，英文系主任武剛同志説：“外交部通知學校派遣22名英文系學生去朝鮮前線當翻譯，學校領導決定你們在座的22位同學去朝鮮實習，希望你們好好工作，用所學的知識為人民服務……”同學們熱烈鼓掌，大家心情激動。

系內其他同學們得知此消息後，都很羨慕我們。我雖然不知道到朝鮮做什麼工作，但到前線去經受鍛鍊是有意義的。從此我開始了人生路上的第一搏，這也是我參加外交工作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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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從板門店到芝加哥》 

作者 | 謝君楨

圖片 | 除標註外來源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