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社交篩查”：當視奸成為一種常態_風聞

當你發現，有人一直在微信或微博上翻看你發佈的內容和照片、你和朋友間的互動，你會對這種“跟蹤”（或者説“視奸”）感到奇怪嗎？或許你會覺得不舒服，或者急於弄清楚對方這麼做的原因，但你並不一定會認為對方做出了什麼不可思議的行為，這背後的原因很簡單：我們每天多少也在對別人（至少是我們關心的人）做着同樣的事情。

在學界，這類使用Web 2.0網站（如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來查看朋友、家人和熟人動向、收集各種信息的行為（包括偷聽、調查、八卦和詢問等）被稱為**“社交監視”（social surveillance）**。但是，僅把社交監視理解為關注人們如何利用社交媒體監視他人的行為未免過於狹隘，這個概念實際上揭示的是用户感知社交媒體的使用規範、調節自我行為、調整自我呈現策略這一系列行為的總和。

社交媒體和監視行為的聯姻從一定程度上説明了監視被“正常化”（normalized）的過程。監視的需求源自方方面面：國家安全、刑偵案件、交通監管、社會秩序，監視系統之盤錯和不容商解的正當化過程使得人們逐漸將之內化。而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宣告着新的、更為精準的監視手段的出現。然而，西方當代監視文化並不侷限於技術，它同樣深受政治和企業意識形態和利益的驅動。新自由主義的效率、優化、和計算邏輯正在深入地影響監控文化，並從中攫取利益。

研究表明，年輕人更關心橫向監視和控制信息的相關能力，他們採用一系列策略來管理他們的在線身份和活動。有研究指出，在友誼或戀愛關係中，監控行為已經成為“當今選擇性親密關係（elective intimacy）的新風尚”，它強調選擇、兼容和互利。這種新風尚不僅掩蓋了內嵌其中的權力關係（例如性別、種族、年齡），而且加強了社會整體對企業的優化、盈利和效率邏輯的附和。

福柯和布爾迪厄的觀點為本文提供了更充實的理論資源。福柯的全景監獄隱喻經常被用來理解監視行為。福柯把監視理解為一種權力關係，可見性是其底層邏輯，將對象進行分類是監視行為得以發生的基礎。雖然全景監獄比喻有其侷限性，但福柯點明瞭一種動態的、分散的和富有成效的治理形式。

相較於福柯的在廣義對權力的解讀，布爾迪厄的實踐理論和他關於社會分類的工作則為探索新自由主義的監視形式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分析框架。根據“慣習”這一概念，社會行動者在日常實踐和互動中，能夠自發地通過自己的感知來對他人的性情（或慣習）進行“解碼”（decode）。這一過程像“常識”一般指導着人們“阻止不和諧關係、發展和諧關係”，因而具有類似性情、慣習的個體更易結交並發展親密關係。

結合福柯和布爾迪厄的見解，作者提出，社交媒體監視行為的常態化可被視作在社交世界形成的一種實踐知識（doxa），這種根植於新自由主義的知識將導致人際交往時的篩選行為變得合法化。

下面讓我們具體來看看這篇論文的發現：

一、風險管理策略：獲取“背景”信息

作者首先考察了潛在合租者接觸前的社交監視行為。在這一語境下，查看某人的資料往往被視為合適且明智的做法，因為它是一種安全需要。此時，橫向監視行為的結果被轉變為衡量一個人是否可信的證據，它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篩查。被訪者會瀏覽對方的圖片、學校、工作場所、朋友列表、喜歡什麼的網頁、以及能暴露對方“是什麼樣的人”的其他信息（比如發文頻率、帖子主題、寫作風格等）。被訪者通常將這些做法稱為獲取“背景”信息——作為非正式審查程序的一部分。此外，被訪者還認為，在與陌生人共享空間或一起工作時，瀏覽其個人資料是管理和減少社會風險、避免尷尬的必要手段。

這與丹尼爾·米勒針對Facebook的研究發現不謀而合。米勒認為，臉書平台為人們提供了“緩衝”空間，幫助用户避免在尷尬的面對面互動場景中獲得他人信息。

總體而言，被訪者對監視對方個人檔案的描述無不沾染着被新自由主義浸潤的敍事邏輯，新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有責任主動預測和管理社會風險、為自己的安全負責。因此，在這種敍事被合理化的情況下，大多數參與者都認為監視個人檔案是管理風險的合理策略。

二、篩選的實踐知識：“瞬間點擊”

在這項研究中，很多被訪者描述了他們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尋找約會和戀愛對象的經歷。他們依靠彼此的檔案來了解信息、形成第一印象，並衡量自己是否與對方擁有共同興趣。“共同興趣”（或品味）的評估和第一印象的形成是社交分類的步驟之一。被訪者Charlotte指出，她會根據對方網頁上的圖片或帖子等線索來形成對潛在約會的第一印象：

有一次，我和一個素未謀面的人約會，我在Facebook上找到了他（笑）。這真的很有趣，是的…這很奇怪，因為…如果有任何像圖片之類的東西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那肯定會讓我退避三舍。馬上把他打發走。（Charlotte，23歲）

此外，查看社交媒體資料還成為了一種“避免欺騙”、避免一無所知就約會、將成功機率最大化的方式。此時，個人資料的監察和篩選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一種被商品化的趨勢。相關研究表明，這種類型的約會通常基於可以幫助人們快速做判斷的視覺和外觀線索，無形中強化了人們基於階級、種族或教育背景進行社交分類的慣習。事實上，一些被訪者將此視為優化和評估未來關係的一種方式，從而避免在“不合適的關係”中浪費時間和情感。有趣的是，研究還發現，年輕男性比年輕女性更傾向於以更感性和視覺化的方式描述查看個人資料。可見，數字約會應用不僅深深地改變了人們約會和認識新朋友的方式，也影響了人們理解人際關係的方式。

與此同時，大多數參與者都敏鋭地意識到通過社交媒體資料形成第一印象的侷限性。有趣的是，即使參與者知道這些做法的侷限性，查看某人的社交媒體資料已經成為一種“常態”，這就是年輕人們交朋友的第一步。

三、當查看個人資料成為常態：“這很酷”

剝離開部分正當理由（如合租公寓、小組學習等情境），監視個人資料的行為經常被形容為“好管閒事”或“偷窺癖”。在西方世界，人們對偷窺做法一直持譴責態度，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真人秀電視的普及逐漸模糊了監視、大眾消費和娛樂之間的界線，“偷窺”也因之被新技術所重新定義。被訪者對社交監視的看法反映了這種轉變。

被訪者們會小心地區分“查找”(seeking for，貶義)和“查看”公開信息之間的區別，避免自己陷入道德困境。此外，更重要的是，一些被訪者認為，翻看社交媒體資料是一種“有趣”和“很酷”的行為。例如，Olivia將之描述為“友好的跟蹤”：

（查看別人的信息）其實有點酷，就像我知道他們的一些事，我不會問他們，而是通過Facebook找到。這就像你去了解一個人的近況、用這種方式和他們保持聯繫，這就是我所説的不可怕的跟蹤，我只是簡單地想要了解他們最近在幹些什麼。(Olivia，23歲)

還有一種觀點是，社交資料也能夠提供笑料，為朋友間的友誼添加風味。比如，當我們結交到好朋友時，我們可能“無惡意地”翻找對方的微博，希望能夠下載到對方多年前的“黑照”或“非主流”發言。這種對社交媒體個人資料的再佔用也為社交監控實踐的正常化提供了“無害的”理由。

回頭看看，不知從何時起，社交監視已經變得如此正常。或許，我們真的需要通過這種方式交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