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有富礦，我們找到它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曾有一個時代，一面沉浸在思想革命的沐浴與洗禮中，一面在科學技術的激流裏開拓勇進。

　　曾有那麼一撥人，在孤獨的黑夜中堅定求索，在民族苦難的陰霾下負重前行。

　　科技興國是一條不流血的革命之路，沒有硝煙瀰漫，也沒那麼適合被文藝作品刻入銀幕，在撥雲見日那天到來之前，充斥它的是黑暗與孤獨，質疑和阻撓。篳路藍縷，李四光一步步走，每一步都精確到“0.85米”，將它留在肌肉記憶裏。他對學生説，搞地質要到野外考察，腳步就是測量土地、計算岩石的尺子，因此，“每一步的長度都要相等”。

　　“中國石油之光”李四光的一生，政治革命與科學革命相輔相成，引領大半個世紀文明進步征途的，唯心中的理想之光。

1

　　“蔚為國用”

　　1894甲午年，盛夏8月，硝煙瀰漫黃海海域。

　　有着“亞洲第一”之稱的北洋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潰敗在恥辱之海中，《馬關條約》進一步昭告了國運的殤失，整個東亞格局與秩序被重塑。

　　1901年,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經此一役，中國知識分子、各個領域具有革故鼎新思想的人們，開始痛定思痛：海戰決定勝負，海權就是主導權。然而，彼時朝廷腐敗，清軍“專守防禦”“避戰保船”，海權意識薄弱，海軍的精神力量從根本上是站不起來的，“紙糊的破屋”，一次次泡在注滿血與汗的海水裏。

　　但“造船”的理想，已經在一個年僅5歲的湖北少年心裏悄然生根。

　　李仲揆，出生於湖北黃州（今黃岡）張家灣，與後來著名的共產黨將領林彪的老家僅一路之隔。李四光的父親是私塾先生，一家人温飽艱難，他常常引以為歉地慨嘆：“滿腹經綸，又有何用！”

　　14歲那年，湖北開始大量興建新式的中小學堂，除了教授傳統的經書，還新增了許多科學技術知識課程。在“科學”二字的吸引下，李仲揆隻身一人去武昌求學。

　　少年李四光

　　填報名信息時，他把“名字”誤看成了“年齡”，便填上了“十四”，反應過來後，卻沒錢再買一張表格了，於是索性把“十”字加了一撇一捺和一個“子”字，遂成了“李”。但“李四”這個名字太俗氣了，這時，李仲揆忽然看到了頭頂上的牌匾——“光被四表”，於是隨手在“李四”後面又加上了一個“光”字。“四光，四面光明，前途是有希望的。”

　　入學堂還未滿兩年，“李四光”便憑藉第一名的成績保送到日本公費留學，學習造船機械。

　　身在中國的仁人志士投身反帝愛國運動，而遠在東洋的不少革命志士，正在思考利用西方先進技術強兵富國。

　　在這樣的氛圍下，李四光相繼結識了宋教仁、馬君武等一批民主革命思想家，父親言傳身教的“救國”使命感，也無數次迴盪在他心頭。

　　宋教仁（左）和馬君武（右）

　　1905年，李四光參與了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認識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親口勉勵：“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這8個字，後來也成為李四光求學與創新徵程上的核心信念。

　　某種程度上，對科學的熱望，與對革命的激情是相斥的，一個需要太平寧靜的環境，一個需要熱血與衝動。但在年僅16歲的李四光身上，它們不僅共存，且互相加強，甚至互為因果。

　　不過，在當時那個少年心中，救國道路還未能與科學緊密聯繫，理想更接近“軍事救國”。1911年冬天，李四光回國後不到一年，辛亥炮響，李四光毅然參加了革命，隨後，湖北軍政府將年僅22歲的他推舉為實業部部長。

　　然而，袁世凱很快上台篡奪了革命果實，李四光眼見實業興國的藍圖一時間化為泡影，便以“鄂中財政奇絀，辦事棘手”為由辭了職。

　　40多年後，李四光在《穿越地平線》一書中的一篇雜文裏憶述：“辛亥革命以後，清朝的統治不存在了，名義上的共和國也建立起來了。但是舊勢力仍然佔據統治地位，並通過依附它的新興官僚活動，和帝國主義進一步勾結……我也和一部分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人一樣，認為革命要繼續下去是肯定的。”

　　1952年，周總理與李四光交談中

　　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去了日本，李四光愈發感到“力量不夠，造反不成，一肚子穢氣，計算年齡還不太大，不如讀書十年”。他看見“科學報國”的時機尚不成熟，真正的革命，或不在一兵一卒。正所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同年夏天，李四光第二次離開祖國，前往英國伯明翰大學求學。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少留學生在戰火與硝煙的夾縫中生存，李四光在學業方向上的志向，也開始悄然發生轉變。

　　之前從日本回來後，李四光看到，當時的中國連一個像樣的鐵礦都沒有，沒有鐵，就煉不出鋼，就造不出堅船利炮。因此，他決心學習採礦專業。

　　但在採礦專業學習一年後，他又發現，中國的採礦業其實缺乏地質學的指導，就像打仗沒有兵法，即便地下有礦，也不知往哪裏挖。

　　“光會採礦是不行的。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學落後。如果我們自己不能找礦，將來也不過是給洋人當礦工。”

　　大慶油田鑽井第二大隊大隊長王進喜（左二）和工人們一起鑽井

　　1919年，李四光獲得了地質學碩士學位，導師包爾敦教授勸他在英國繼續深造幾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再回國。但時逢“五四運動”爆發，祖國的革命熱潮深深吸引着李四光。

　　同年秋末，他放棄了高薪工程師一職的邀請，途徑歐洲，輾轉回國，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請到北京大學當教授。

　　科技報國的種子一直深植在李四光心中，但革命之火亦永不滅，二者並行不悖。

2

　　“我對大地構造有些不同看法”

　　1928年盛夏，羅家山，東湖邊。

　　一頭毛驢，一套中山裝，一位騎者，來到山下一片亂墳崗，坐下休息，目眺遠望，煙波浩渺，景色宜人。他忍不住拿出地圖，順手繞羅家山畫了一個圈，足有8000畝，即成了今天的武漢大學。

　　武漢大學的李四光雕像，李四光站在一頭毛驢前方，舉手遮陽遠眺（圖源：武漢大學）

　　毛驢上的人，便是39歲的李四光。秉承着某種獨屬於地質人的浪漫，他一面用租來的直升機低空盤旋察看，一面騎着毛驢帶着乾糧深入山間勘察地形、地質，終於實現了“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建一所現代化大學”的夙願。

　　在李四光眼裏，地質學的功用超出想象，美學與科學，盡收其中。

　　早在北大的日子裏，為了弄清楚中國煤礦資源的分佈情況，除教學外，李四光數年如一日地持續研究一種叫“蜓科”的化石。

　　地質學的重大突破，也是從這裏開始的。

　　“蜓科”是李四光自己命名的，這種最初出現於中石炭紀的微體古生物，歷來作為劃分地質年代的一種重要化石。李四光通過研究化石發現，距今300萬年至230萬年前的石炭二疊紀時期，中國南北方古地理環境就大不一樣，從華北到華南，越往南海洋沉積物越厚。這説明中國的地勢自古就是北高南低。

　　李四光關於“蜓科”化石進行了系統研究，建立了分類標準與鑑定方法，為微體古生物研究開拓了新道路

　　提出了假設還遠遠不夠，科學的本質是質疑與求真。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李四光花了十數載走遍我國山川河海，根據對大同盆地、太行山麓及廬山等地的長期考察，最終確認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

　　1926年，李四光在中國地質學會上第一次對石油地質史的鐵律提出了質疑：找油的關鍵不在於是海相地層還是陸相底層，而在於有沒有生油和儲油的條件。

　　“我國有大面積的沉降帶，這就有良好的土壤條件，一定能找到石油。”

　　但以美國地質學家維理士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對中國人研究地質理論問題，擺出一副極其輕視和鄙薄的樣子，認為李四光“態度十分傲慢”。自奧地利地質學家蘇士以來，西方地質學界對於東亞構造的研究，幾乎集中在要麼認為這塊大陸發育不良，要麼語焉不詳。

　　李四光卻反而愈加堅定，“從一開始地殼運動和地質力學的研究，就不願意在觀點和方法上跟着外國人走”。

　　對地質學的鑽研，為今後的礦油勘察推斷鋪就了基礎，但那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事了。

　　1947年1月，《地質力學之基礎與方法》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這是李四光首次總結地質力學這門學科

　　在此之前，革命尚未勝利。

　　北伐戰爭爆發後，北京大學教學一度中斷。1928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地質研究所，李四光擔任所長，同時兼任北大地質系教授。

　　然而，由於戰亂，地質研究所不僅物資不到位，地址也不得不多次搬遷，李四光一行人常常扛着“地質研究所”的牌子在上海大馬路上跑來跑去，直到1932年遷到南京後雞鳴寺辦公樓建成，才最終安定下來。

　　1929年5月4日，一個筆名為“醉夢人”的讀者向上海《生活》週刊投稿，提出“吾國何時可稻產自豐、谷產自足，不憂饑饉？吾國何時可自產水筆、燈罩、自行車、人工車等物什，供國人生存之需？吾國何時可產巨量之鋼鐵、槍炮、艦船，供給吾國之邊防軍？吾國何時可行義務之初級教育、興十萬之中級學堂、育百萬之高級學子？”等十問。文尾，作者自問自答：“私以為，能實現十之五六者，則國家幸甚，國人幸甚！”

　　整個中國近代史，對科學與革命的求索常常是同時進行的，二者的內在脈絡，始終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

　　1965年，李四光在北京地質部研究所察看礦石標本

　　1944年8月，桂林淪陷，李四光逃往重慶避難。蔣介石正在重慶，一直很欣賞李四光，遂邀請他加入國民黨，並擔任中央大學的校長。

　　但李四光一口回絕：自己是搞科學研究的，不會當校長。

　　後來幾年，蔣介石多次宴請科技界名流，其右手邊總是空着一個席位為李四光而留，李四光一次也沒去過。

　　拒絕了蔣介石後，李四光卻主動到最得意的學生朱森執教的重慶大學去講課，並開設了全國第一個石油專業。

　　1945年1月到5月，李四光在重慶大學和中央大學六次發表關於地質力學的著名演講（圖源：重慶大學）

　　一次課堂上，李四光拿出一塊考察時發現的變形礫石給學生們傳看，一邊解説：“你説它是石頭，其實它是一塊麥芽糖，石頭彎過來，要有壓力，在人們心中會説，石頭不會變成麥芽糖的。不！會變，你們親眼看到這塊麥芽糖是變得，不是不變，非變不可。”

3

　　輾轉歸國，行路難

　　1949年9月，新中國成立前夕，英國倫敦。一個深夜，李四光將一些文章手稿、幾本地質書、護照、幾件換洗衣服及五英鎊的旅行支票鄭重地塞進一個小公文箱，然後囑咐夫人許漱彬把原來買的船票退掉，先搬到劍橋和女兒一起住，等待他的消息。

　　普利茅斯港是一個貨運港，從那裏乘船去法國，不容易引起注意。

　　彼時，戰火剛息，開往遠東的船隻非常稀少，一旦錯過，就至少要再等半年才有機會回國。

　　一年半以前，李四光代表中國地質學會到英國去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大會，會後就留在英國做地質考察工作。

　　1948年,李四光和夫人許淑彬,女兒李林在英國

　　次年5月，時任世界維護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的郭沫若寫了一封信給李四光，請他早日歸國，且為他留出了第一屆政協委員裏的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位置。然而，還沒來得及打點安排，身處倫敦的朋友，作家凌淑華就告訴李四光，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正在密令駐英大使鄭天錫立即找到李四光，且要求李四光發表公開聲明，拒絕新中國提供的職位，否則便將他扣留送往台灣。

　　李四光當即給鄭天錫寫了一封信，表達自己拒絕發表聲明的立場，隨即與夫人許漱彬商量後，隻身秘密乘火車，繞道前往法國。

　　李四光走後第二天，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果然派人來找他，還帶來5000美金。許漱彬代表李四光拒絕了。

　　10月，李四光到達瑞士邊境城市巴塞爾城後，秘密通知夫人前往會合，夫妻倆終於在法國相見，再共同回國。

　　40年前的秋天，也是從英國回國，路過巴黎時，他在隨身攜帶的一張五線譜稿紙上寫了幾句小提琴樂譜，共5行19小節。他將自己的英文名（J.S.Lee）寫在上面，還在眉端工整地寫下三個字：“行路難”。

　　青島展覽館中的《行路難》曲譜

　　這份樂稿一直保存在好友蕭友梅那裏，直到李四光去世的20年後，上海音樂學院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的陳聆羣在蕭的遺物中找到它。

　　後人大多沒想到，大名鼎鼎的樂曲《行路難》，竟出自石油開拓先驅李四光之手。袁隆平先生也曾深情演奏它：“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這與李四光本人在革命動盪時期遠渡重洋求學的境遇恰相吻合。

　　第二次回國後的李四光見到的新中國，至少有兩處“新”：欣欣向榮與百廢待興。

　　二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發生顛覆性變化，許多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原本主導全球石油產出的中東地區逐步對外國石油公司採取行動。蘇伊士運河的運輸要道被沉船切斷了，國際石油貿易格局緊張加劇。

　　抗日戰爭爆發不到一年，境內沿海各港口就相繼被日軍佔領，石油進口通道幾近斷絕，抗戰大後方一度發生嚴重的油荒，沒有石油，軍事機器就很難運轉。

　　國際國內的現實與教訓，都時刻提醒着新中國領導人石油的重要性。共和國建立初期，工業化起步，也亟待“血液”的支持。解放初，全國只有甘肅老君廟、新疆獨山子、陝西延長三個小型油田，年產原油僅僅10萬噸左右。加上帝國主義紛紛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從外部購買石油十分艱難，各項事業與建設受到了嚴重桎梏。

　　新中國仍然是個“貧油”大國。

　　實際上，我國是世界上認識石油最早的國家。早在3000年前，《易經》中就發現了“澤中有火”；《漢書》則記載“高奴縣有洧水可燃”，記錄了石油的性能和產地。宋代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正式提出“石油”一詞，“生於地中無窮”，且預言“此物後必大行於世”。

　　2021年3月28日，冰消雪融時節，黑龍江省大慶市採油一廠照常作業

　　雖然很早就瞭解了石油的屬性，但受制於社會文化觀念與技術侷限，直到近代，開發利用基本無從談起，外國地質學家一致認為中國是一個“貧油國”。

　　早在1914年，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在陝北地區進行石油地質勘察，鑽井7口，耗資白銀800餘萬兩，卻一無所獲。1929年，“九一八”前夕，日本也曾前往我國東北東清鐵路——牡丹江一帶找油田，2個月後亦無功而返。

　　根據長期以來佔據石油界的主流理論“海相生油”論，西方相關領域專家堅定地認為：中國土地大都屬於陸相地層，不可能產出良好的石油資源。

　　這時，李四光則從自己多年來的實地調查中剖出一個大膽推測：東北松遼平原和華北平原的地質結構跟中亞的亞細亞平原相似，都是沉降帶地質結構。亞細亞平原藴藏着大量的石油，松遼平原和華北平原也應該藴藏着大量的石油。

　　1962年，李四光在北京地質力學研究所講授地質力學（圖源：新華社）

4

　　要自強，先破繭

　　1955年1月，寒冬中的東北松遼平原，白天熾日如火，夜晚氣温驟降。一支考察隊正在進行地質勘探，他們穿越沼澤縱橫的黑土，白天測量數據，晚上就核對地圖與資料，像在荒野中疾走的獵人。

　　這支隊伍的帶領者，就是年已66歲的李四光。那時，我國已經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但“工業血液”石油依然十分短缺。一年前，李四光在《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勘探遠景》報告裏指出，柴達木盆地、四川盆地、華北平原、東北平原等地區是最可能含油的。

　　據李四光分析，松遼平原屬於沉降帶，從2億3000萬年前的中生代以來，這裏就長期接受着旁邊隆起地傾瀉下來的大量有機物質，經過漫長的歲月和地殼的不斷下沉，早就形成了封閉性良好的厚厚的沉積層，在這樣的條件下，是有機會把原始有機物質轉變成石油的。

　　可惜，東北地廣人稀，自然氣候條件複雜，三年過去，漫長的勘探還是沒有取得實質成效。

　　通宵達旦的研究與不捨晝夜的勘察，李四光由於過度勞累患上了腎病，中央決定暫時將他調離，到杭州療養。

　　1957年6月，李四光在杭州飛來峯用放大鏡察看石灰岩中的有孔蟲化石

　　可就在李四光出發的前一晚，中央忽然接到石油勘探前線報告。一些勘探隊的同志準備把普查隊伍拉到外省，但與此同時，另一些隊員依然堅持李四光的推斷，堅守東北平原。

　　李四光當即推掉了去杭州的計劃，回到他的勘探隊。這支隊伍的長期駐紮，帶動了越來越多地方幹部青年的加入，廣闊的東北大地上形成了我國第一支石油探測尖兵。終於，1959年國慶前夕，石油部和地質部偶然在一口名叫“松基三井”的井口發現了棕褐色油龍，第一口“工業血脈”直衝藍天，挺起了共和國的油脈脊樑。

　　在那段被石油點燃的激情歲月裏，李四光接連受到松遼平原勘察隊傳來的戰報：1958年2月，吉林扶余、前郭旗石油鑽井首次發現含油砂岩層；6月，長春附近的公主嶺西北場大城子鎮鑽進發現3米以上砂岩層；9月，黑龍江肇州高台子；2天后，扶余縣雅達紅構造塊……

　　李四光從理論上徹底擊碎了“中國貧油論”，並且運用自己的理論預測，精準判斷了中國的石油分佈，這是一種歷史性的預見和突破。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與世長辭，圖為在其牀頭髮現的一張紙條：在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裏，我們的中國人民有志氣、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學技術上的困難，去打開這個無比龐大的熱庫，讓它為人民所利用。（圖源：《李四光和他的時代——李四光書信簡集》）

　　從科學救國到科學興國，這條路是走不完的。直到後來發現新中國第一塊鈾礦石、開創鈾礦，再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的能源自信從無到有，5年時間，顛覆了過去5000年的貧瘠與匱乏。

　　數年後，當中東地區硝火頻繁的時候，當能源危機的勢頭與言論屢屢被提起，李四光那句慨嘆仍然聲聲在耳：“作了繭的蠶，是不會看到繭殼以外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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