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後疫情時代，貧富分化下的經濟夢魘_風聞

文/陳根

“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已經肆虐一年有餘，其在世界各地都造成了痛苦和經濟損失。然而，對疫情的政策應對也****推高了資產價格，最富有的人從中受益最大——在大多數國家，貧富差距都在擴大。據估計，去年有520萬人成為百萬美元富翁，而身家不低於5000萬美元的富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

每一次人類大危機的出現都是一次貧富差距擴大的加速劑。一方面，自2020年3月份股票大跌以來，美股及上證指數已經通過“V形”反彈創下新高，資本市場反映投資者對未來的信心。另一方面，失業率居高不下、新增就業數據疲軟，表明經濟恢復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隨着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其負面作用已經發展到了今天令人擔憂的程度。**如果不能緩和經濟的極端不平衡，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猛烈的社會動盪甚至全球衝突。但就像歷史上的大瘟疫也會帶來一些“破壞性創新”一樣，這次疫情也給了世界一個機會，也讓人類思考應該如何共存。 

貧富差距從起源到起因

貧富差距的分化是一種社會規律。全球範圍內存在普遍的貧富分化現象，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的收入與財富分配格局就都有所惡化。

全球範圍來看，1980-2019年，全球收入前1%的羣體收入佔比從17.10%上升至19.34%，增加2.24個百分點；全球收入後30%的羣體收入佔比僅增加0.57個百分點；代表中等收入羣體的中間40%羣體的收入更是從41.86%下降至39.29%。

以美國為例，根據WID提供的數據，1939年，美國收入最高10%人羣所佔的收入份額為47.8%，收入最低50%人羣的份額為14%，戰爭使收入差距得到緩解。到了1945年，最高10%和最低50%人羣的收入份額分別為35.6%和19.7%。此後，兩個人羣的收入佔比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直至1980年代。

1980年後，貧富分化迅速擴大。到2018年，最高10%和最低50%人羣的收入份額分別為46.8%和12.7%，差距34個百分點，這個水平與1939年相當。其收入基尼係數近****20年來均在0.40的警戒線以上。

其他發達國家也是類似情況**。**歐盟收入排前10%人羣的收入份額從1980年的29.61%上升至2019年的35.15%，增加5.54個百分點，而收入排後50%的人羣收入佔比從22.56%下降至20.08%。1980年以來，德、法收入前10%人羣的份額均在30%左右；俄羅斯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收入快速向富人集中，前10%人羣的份額從20%左右的水平上升至50%的水平。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也在擴大，收入基尼係數長期處在警戒線以上。**以中國為例，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了整體經濟的巨大騰飛，但同時也帶來了更加尖鋭的貧富分化問題。改革開放初期，收入最高的10%和最低的50%收入份額基本持平。但經過40年，這兩組的差額則擴大了38個百分點。

2017年**，****中國最富有的20%國民佔據了45.8%的社會財富，接近同期美國的水平（46.9%），**超過德國、法國、英國（39.7%、40.9%、40.6%），而同期中國最貧困的20%國民僅擁有4.2%的社會財富。

究其原因，則離不開直接影響初次分配中的要素報酬以及通過再分配作用導致貧富分化的相關因素。

**從直接影響初次分配中的要素報酬來看，一方面，**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的一般規律，直接擴大了資本積累，導致貧富分化加劇。勞動力相對過剩和資本相對稀缺的特點，造成資本的邊際收益率較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前提下，資本擁有者將獲得比勞動力提供者更多的收益，進而產生了分化。

**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全球化等因素，改變了不同技能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擴大了貧富分化程度。技術進步對勞動者產生非對稱衝擊，高技能勞動者獲得更高的報酬，進而產生收入差距。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下，這種勞動力市場的分化被進一步放大。

從再分配作用導致貧富分化的相關因素來看，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則與金融資源佔有向富人傾斜，以及長期的低實際利率****相關。就金融資源佔有向富人傾斜而言，如果説初次分配中的要素報酬影響了貧富差距，那麼市場經濟下所鼓吹的金融資源，則是加劇社會財富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金融的核心就是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其稀缺性會導致市場資源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門，****以進一步發展和提高效率。**然而，由於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與道德風險的存在，金融機構在面臨各類投資者時，為了節省人力物力成本，提高效率，總是選擇一直表現良好的企業或個人進行服務，一些潛在的或者處於劣勢的需求者，則被拒之門外。

並且，“資源組合效應”使得更多高眼界、多資金的富人選擇股票、基金、外匯等多個金融資產進行組合投資，在降低風險的同時以獲取更高的收益。

比如，對美國的富人來説，財富前5%的家庭持有85%的股票，收入低的家庭持有的金融資產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持股更是接近0。於是，在這種資產組合下，富人憑藉多組合投資拿到更高的投資回報，“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矛盾進一步凸顯。

長期的低實際利率則為金融資源佔有向富人傾斜****進一步提供了條件。以美國10年期國債利率為例，1919年國債的利率水平在5%左右，二戰期間(1939-1945)降至2%；戰後利率一路攀升，上世紀80年代初一度達到14%；從80年代中期開始利率持續下降，到2019年末已經降至2.2%左右。

在這種情況下，富人則可以通過多樣化的財產轉移渠道、多元化的投資渠道來保值增值。窮人則由於低財富水平面臨較高的借貸約束，能獲得的金融資源少。這種隱性的“通貨膨脹税”無疑起到了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作用，此消彼長導致貧富差距拉大。

新冠疫情如何擴大貧富差距？

每一次人類大危機的出現都是一次貧富差距擴大的加速劑。疫情背景下，全球貧富分化在緊急的經濟政策、資產價格上漲、疫情的不對稱衝擊等渠道下****再度拉大差距，形成“K型”恢復格局。

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斷崖式下行、失業高企、物價低迷的狀況，各國央行恪守其貨幣政策目標，再次重啓、創設一系列貨幣政策手段來應對危機。各央行所運用的貨幣政策手段基本可歸為利率調整、公開市場買賣、信貸寬鬆三類。

**央行採取的政策首先是利率調整。**美聯儲與英國央行在疫情暴發後，均於2020年3月兩次調低基準利率。其中，美聯儲3月3日與16日分別調降聯邦基準利率50BP與100BP，將聯邦目標利率區間維持在0-0.25%，此後利率區間一直保持不變。

英國央行則於3月11日與19日分別下調基準利率50BP與15BP至0.1%這一歷史低位。歐元區與日本疫情爆發前基準利率水平已經為或低於0，央行未再調整基準利率水平。

其次，全球各國央行普遍進行了****公開市場買賣。比如，美聯儲增持的資產類別為國債與抵押擔保證券（MBS）。其首次公佈的購買規模為7000億美元，包括5000億美元的國債以及2000億美元的抵押擔保證券，之後宣佈資產購買規模不設上限。但除3、4月份之外，每月的資產購買規模維持在1200億美元。

**最後，****全球央行也進行了信貸寬鬆。**美聯儲在疫情後重啓並創立了多項直接針對居民、企業和政府等實體部門的信貸支持工具。主要包括三類，第一類是財政部以外匯穩定基金注入資本金的工具，；第二類是一級交易商信貸工具(PDCF)和工資保障計劃流動性貸款(PPPLF)兩類無需財政補助資的項目；第三類是CARES Act專項撥款作資本金的項目。

不論是利率下調**，還是公開市場買賣，抑或是信貸寬鬆****，其帶來的最直接結果都是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持續擴張，以及全球流動性的持續寬鬆**。其後果必然會引發後疫情時代，或者説後危機時代的通貨膨脹，各類資產價格會因為貨幣的超發而進行以更貴的形式重新定價。

對於富人羣體而言，其大部分的貨幣會藉助於各種資產的形式進行配置，其結果必然是隨着資產價格的推高帶來的個人資產的水漲船高。瑞信(Credit Suisse)的一份報告發現，隨着各國央行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廉價資金，推高了資產價格，2020年全球家庭積累的財富總額增加了約28.7萬億美元。

股本和住宅地產的估值上升，使家庭淨資產總額（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減去債務）增至約418.3萬億美元。以固定匯率計算，這相當於增長4.1%，僅略低於過去20年的年平均水平，儘管全球經濟正艱難應對新冠疫情這場衞生危機和相關封鎖限制措施的影響。

該研究估計，截至2020年底，全球的百萬美元富翁有5610萬人，較上一年增加了520萬人，其中約三分之一的新晉百萬富翁來自美國。瑞信這份報告中指出：“家庭財富所發生的變化與整體經濟正在發生的變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鮮明對比。”

**然而，**對於中低收入羣體而言，這顯然是一場災難。因為其收入很難獲得顯著提高，但其所消費的商品價格卻因為資產價格的推高而升高。再加之其並沒有充裕的錢進行多元化的資產配置，其結果就是承受於面對通貨膨脹的壓力與挑戰。

**此外，由於疫情引起經濟衰退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員工和低薪員工等部分羣體受到更大影響。**評估疫情衝擊後這些羣體的承受力，方法之一便是關注其工作特徵，例如遠程工作能力、工作必需性和人際交往需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總結了在美國各行業中這些工作特徵的重要性差異後發現，休閒業和酒店業等依賴人際交往的行業往往失業率更高，受損嚴重行業的工作必需性往往相對較低。究其原因，遠程工作能力與受教育程度高度相關，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員工更易受到疫情衝擊，從而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

貧富分化升級全球問題

貧富差距的加速擴大正在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而其負面作用更是已經發展到了今天令人擔憂的程度。

貧富差距加速擴大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阻礙經濟增長。短期內，貧富差距擴大導致消費不振，有效需求不足，制約經濟增長。原則上，富人相較窮人具有更低的邊際消費傾向。隨着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加權平均邊際消費傾向下滑，導致消費需求不足。

首先，長期來看**，貧富差距擴大將****造成創新動力不足，平均教育水平降低等問題，壓低全要素生產率進而阻礙經濟增長**。一方面，技術創新需要市場需求來支撐。隨着貧富差距擴大加劇，社會收入結構趨向於兩極化，中等收入羣體大量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技術創新的支撐。另一方面，貧富差距擴大壓縮了中小企業和創業者的生存空間，直接影響了創新主體的發展前景。

其次**，貧富差距擴大具有自我加強的負反饋效應**。對一個相對貧窮的人來説，限制消費的最重要約束條件是收入和財富，所以收入提高一定會帶來更多的消費；而對於相對富有的人來説，因為大部分消費需求都已經得到了滿足，更多的收入只會有很少的一部分用來消費，其餘的都會變成儲蓄。

因此，低實際利率導致貧富差距加大。由於富人消費增加相對較少，但窮人又沒有收入來支撐消費，社會的整體消費需求就會降低**，而需求不足可能會進一步倒逼政府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

比如，美國為應對08年經濟危機後的消費負增長，一度將利率降至0.25%。名義利率的下滑，又會進一步加速富人財富的膨脹，形成貧富差距擴大的自我強化。由於這種反饋機制，貧富差距擴大可能會對經濟產生一種類似“乘數效應”的影響。

最後**，貧富差距擴大還會****引發社會政治問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日趨加劇的貧富差距擴大加大了社會各階層的矛盾，並以民粹主義盛行、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極端路線政黨上台為標誌，成為影響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的不安定因素。中國青年“內卷”和“躺平”的產生和氾濫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觀念，彼時，先富政策成為一種務實選擇****。**然而，落實到現實層面，先富的必定是那些有權力、有資源或者接近權力的階層。儘管在這一過程中，也有一部分非“權力階層”的人們藉助該政策而取得第一桶金，因為那時市場到處是機會。

於是，先富政策以社會的兩級分化作為代價——中國的貧富分化和財富分化就從改革開放之初開始形成，到後來越來越嚴重，因為掌控財富的階層就在政府內部或者是與政府有關聯的人，他們沒有動力和機制去改變這種資產和財富分配的格局。而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生存壓力開始持續增加。

過去十年裏，中國的房價經歷了一個讓人心跳的上漲，尤其在一線城市。以年輕人的收入，要麼望房興嘆，要麼揹負着沉重的房貸；高生育成本雖然和高房價也有關係，但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其他成本特別是教育也是一筆不少的負擔。雖然社會的開放看似給了年輕人無數機會，但每種機會都是有門檻的，真正留給年輕人的選擇寥寥。

終於，面對中國的高房價、高物價、高生育成本、就業難、低社會機會的高生存成本，年輕人不得不通過****高強度、無意義的競爭來確保自己的職場存在。並且，對處於內卷狀態的年輕人，他們只能把矛頭指向資本，從而在無形中培養了他們反資本、反自由市場的“性格”，將“躺平”和“內卷”視為資本和自由市場的過錯。無疑，這對中國未來自由市場體制的構建非常不利。

流水的富豪，不變的分化。當前，貧富差距的加速擴大正在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如果不能緩和經濟的極端不平衡，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猛烈的社會動盪甚至全球衝突。正如兩千多年前孔子所言“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值得後疫情時代人們的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