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現實與問題” ——城市哲學的基本邏輯與理論昇華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1-07-03 21:38
陳忠|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本文刊載於《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12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城市化的推進、城市社會的進入,深刻地改變了世界,使人們不斷遭遇新的現實、新的問題;也深刻地改變了知識生態,使知識生態更為複雜、多樣,面臨新的危機及機遇。在城市化對當代知識生態的諸多改變中,城市哲學的興起與轉換是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
以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為重要標誌,西方的城市哲學勃興於 20 世紀中後期。其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過數十年的城市化,西方率先進入城市型社會,在空間擴張、財富增長、社會發展的同時,空間權利、生態危機、貧富懸殊、機會不均等問題日益突出,以城市為中心的事件、衝突、動盪頻發。我國的城市哲學研究興起於 21 世紀初,其背景是:啓動於 20 世紀 90 年代的我國當代快速城市化,到 21 世紀開始表現出複雜性、辯證性。一方面,我國用 20 年左右的時間,達到了西方國家用了一兩百年才達到的高城市化率,可謂成就巨大;另一方面,時空壓縮、時空拓展、時空套嵌相交織的城市化,也使我國面臨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文化、情感等層面的城市問題,可謂十分複雜。
列斐伏爾
回顧我國城市哲學的十年曆程,可以發現正在發生重要的轉換:從譯介國外著作、藉助西方思想資源反思中國城市問題,到開始產生具有我國本土特點的城市哲學範疇;從在已有理論與傳統經典文本中挖掘對現實有用的城市研究的資源,到立足中國城市問題建構自身的城市理論;從相對情緒化的關注、批判、反思城市問題的影響,到切入、剖析中國城市社會的內在機理;從某個學科方向的哲學同仁相聚進行城市問題反思、城市理想構想,到不同學科與領域的專家一同討論如何應對城市問題、建設更好的城市社會。這種轉換説明,經過十年的發展,我國城市哲學研究正在不斷成熟,正在成為助推城市社會理論自覺、方法自覺、行為自覺的重要領域。
城市哲學的“現實與問題”基質
2020 年出版的《城市哲學手冊》為我們瞭解城市哲學特別是當代西方城市哲學的總體面貌、構成特點等提供了重要文本。在《城市哲學手冊》的作者們看來,城市與哲學具有內在關聯,哲學從其源頭就具有城市性。一方面,以希臘城邦、城市為場域,在多樣與聚集的市場、市民、交換、交往等城市語境中,才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哲學家;不同時期的哲學家都同其時代的城市具有內在聯繫,可以説,正是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特質的城市孕育了具有不同特質的哲學。另一方面,不同時期的哲學家也對城市、城市性、城市問題進行了不同維度的沉思,對什麼是合理、美好的城市進行了探索,為人們的城市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念、態度。當代城市的發展為城市哲學的勃興提供了重要契機,城市哲學的顯學化,也將為人們重新反思、確認哲學的生活性、語境性、現實性、問題性,提供重要思想資源,為推動哲學脱離象牙塔狀態及迴歸生活提供重要契機。
只有不斷地關注現實、反思問題,哲學之樹才會常青,才具有真正的價值與意義。人們在面對生活世界時所生成的現實感、問題感,是所有哲學得以生成的深厚土壤、深層動力,現實性、問題性是哲學特別是城市哲學的第一屬性。關鍵在於,不能停留在指認城市哲學具有現實性、問題性這個層面,而需要進一步具體揭示城市為何會激發人們的問題感、現實感,為何會激活、激發哲學的現實性、問題性,具體激活了人們的何種現實感、問題感以及哲學的現實性、問題性。沒有這種具體探索,所謂的哲學具有現實性、問題性,現實性、問題性是城市哲學第一屬性,將只是一個抽象的論斷,一個停留在個案枚舉層面的“惡”論斷。停留在個案指認、個案枚舉,不上升到範疇、理念、方法論的層面,城市哲學將無法獲得知識的正當性、理論的合法性。
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把哲學、形而上學歸類於物理學之後,對四因説等諸多重要問題進行了論述。之所以採用如此敍事策略,其重要原因是哲學知識無法歸類於任何一種有具體對象的知識,哲學方法無法歸類於已有的方法。哲學是有關對象、世界的深層原因、深層結構、深層可能的知識和方法,提供的是一種關於對象、世界之整體性、綜合性、前提性、可能性的知識、方法與態度。哲學的使命是揭示人們遭遇對象世界時所面臨的根本性、前提性問題。黑格爾關於現實性與合理性關係的論斷,對我們認識哲學的這個使命有所助益。黑格爾認為:“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論斷中所説的現實,不是指偶然、無規律的現實對象,而是作為規律性的現實性。這裏,現實性與規律性是等價、同一層次且互相依存的概念。一方面,現實性是規律性,也就是作為現存世界本質的規律性,沒有規律性的現實對象只是不確定的雜多;另一方面,規律性也就是現實性,離開了可感受的現實對象世界,規律性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者説並不真正存在。在從後思索的意義上,可以説,從古至今,哲學所從事的是探索人們所遭遇對象世界的根本現實性、規律性。
古希臘城邦遺址
世界不斷變化,人們所營建的對象世界變化且不斷加速。當人們已有的認識能力、認識工具箱無法同不斷變化的對象世界相匹配時,對象世界在人們的眼中就是一個問題對象,一個人們不知其機理、機制,無法有效應對的問題世界。所謂對象世界成為問題世界,也就是對象世界的現實性、規律性還沒有被人所把握。當人們把握了對象世界的規律性、確定性、現實性,也就具有了認識和改變對象世界的信心、能力、工具。哲學所努力探索、呈現的正是對象世界的規律性、現實性、確定性。當人們具有了認識對象世界的工具、能力、信心,對人而言,對象世界就不再是一個問題世界,而成為一種具有現實性、規律性的世界。
現實性與問題性如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一種相互轉換的關係。當人們把握了對象時,對象呈現為現實性,當人們沒有把握對象世界時,對象就呈現為問題性。現實性是人們把握了對象世界真實性、本質性、規律性的狀態;問題性是人們沒有把握對象世界的真實性、本質性、規律性的狀態;現實性是對象世界相對人而言已經呈現其真容、規律的狀態,問題性是對象世界相對主體而言沒有呈現其真容、規律的狀態;現實性是一種肯定意義上的主體能力、主體狀態,問題性是一種否定意義上的主體能力、主體狀態。哲學的重要任務和使命,正是克服問題性,達至現實性。現實性與問題性是哲學生成、發展的張力兩極。現實性是一種實現了的哲學狀態,問題性是一種有待實現的哲學狀態。哲學變遷的邏輯,也就是現實與問題、現實性與問題性相互轉換的邏輯,一個人們不斷克服所遭遇對象世界的問題性,不斷接近所遭遇對象世界的現實性的過程。
評判一種研究是否從問題性達至了現實性,是否成為哲學,其重要標準是看這種研究是否形成了能揭示所研究對象特點和規律的概念、範疇、命題、話語體系。正是通過把所研究、遭遇對象世界的現實性、問題性予以概念化、範疇化,哲學不斷獲得自身的知識合法性、相對獨立性。而在把握現實性與問題性、形成自身知識話語的過程中,哲學又始終需要與對象世界、感性的生活世界保持關聯。離開了同不斷變化的對象世界、生活世界的感性互動,哲學將成為遠離生活的空知識、空方法,失去進步的基礎、運用的可能,成為一種傳授“死知識”“死方法”的學院派哲學。近代以來,由於知識生產的不斷專門化、學院化,哲學逐漸成為脱離對象世界、感性生活,傳授已有專業知識,而不去發現新知識的所謂專業領域、專業學科。這種專業化、學院化的哲學進路,雖然對傳承、傳授已有哲學思想、哲學知識、哲學方法有意義,但無以生成同已經變化了的世界相適應的新的方法、範疇、理念。重回城市社會等現實、感性生活世界,對重新激活哲學的生命力具有重要意義。當代城市社會的不斷推進、城市問題的不斷出現,為哲學的當代復興與新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
城市哲學的“現實與問題”機理
哲學是對世界、生活、對象的概念化呈現。哲學的生成、發展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主體條件,二是對象條件。所謂主體條件,也就是主體的認識能力、認識需要被激活;也就是具有認識潛力的主體面對對象世界,發現自身已有的範疇、觀念、方法無法把握對象世界;發現主體相對於對象而言的問題性,以及對象相對於主體而言的問題性;發現面對新的對象,主體需要重新調整、升級、確認主體自身的認識與行為方式。所謂對象條件,也就是對象本身的豐富性、複雜性已經展開,成為對主體有重要影響的對象性世界,成為人們亟須把握其現存在性背後的現實性、本真性、規律性、趨勢性的問題對象。具備這兩個條件,也就是現實性、問題性被同時雙向激活,人們同時性地遭遇了主體與對象兩個維度的現實性、問題性;既遭遇了對象之現實性、本真性的不明,遭遇了對象世界成為問題性對象,也遭遇了主體自身之已有能力的不足、問題、缺失,需要重新認識、升級主體自身的認識與實踐的內在現實性、內在規律性。城市是使人們同時性地遭遇多維現實性、問題性的重要場域。對哲學而言,興也城市,敗也城市。諸多形態的哲學生成、繁榮於城市,也退化、衰落於城市。
其一,哲學起源、生成、繁榮於城市。柏拉圖指出,哲學起源於驚訝,起源於人們對多樣未知世界的不可遏制的好奇。城市是多樣異質文明要素的空間化聚集。城市以其聚集起來的多樣、異質性文明要素,多樣的主體、觀念、產品、生產與生活方式等,催生、激活了人們的好奇心。這也是為什麼思想者、哲學家往往生成於城市的重要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所有的哲學都是城市哲學,所有的知識、文化、科學、藝術都是城市知識、城市文化、城市科學、城市藝術,都具有城市性。也只有在城市這個高度聚集、高度異質化的語境中,知識、文化、科學、藝術、哲學才可能持續生成、傳承、傳播、發展。
而知識、文化、科學、哲學、藝術一旦生成,也會成為反哺城市、助推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知識和城市,相互生成、相互促進。不同類型的思想者、文化人、科學家、哲人在一個城市生成、聚集,會使這個城市獲得重要的知識、方法、理念力量,使這個城市成為智慧之城、創造之城、永恆之城。雅典等古代城市之所以成為人類文明的永恆高地,其重要原因,正在於它們曾經彙集、聚集、生成、成就了那個時代的諸多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對什麼是合理、正義城市的思考,使古代希臘城市成為知識世界中的永恆之城。多樣知識、多樣哲學生成於城市,其彙集也會成就城市,使曾經厚待知識與哲學的城市成為永恆之城。廣義上,城市哲學也就是哲學本身,所有的哲學都具有城市性。狹義上,城市哲學也就是以城市為對象的哲學,城市哲學是對什麼是合理、美好、正義城市的一種沉思。
其二,包容的城市才會生成哲學。哲學生成於城市,但城市只是哲學生成與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並不是所有類型的城市都會推動知識與哲學的發展。哲學從來不會孤立發展,任何一種形態的知識都不會孤立發展。回顧世界文明史、人類知識史,雖然哲學生成、繁榮於城市,但只有一些特定的城市才會催生有影響的哲學。但凡哲學繁榮的城市與區域,其藝術、文學、科學、建築學等也一定是繁榮的。只有那些具有文明多樣性、多樣異質文明有序聚合的城市,才會成為文化之城、知識之城、藝術之城、哲學之城。這其中的內在機理在於:那些有幸同時具備文明多樣性、文明異質性以及文明共同性、文明秩序的城市,可以不斷地打開現實、打開問題,使已有對象世界的多面性得以呈現,並不斷生成新的對象世界。面對這個豐富性、複雜性得到打開且持續打開的對象世界、城市世界,人們會被動或者受動性地產生把握對象世界之本真性、規律性、確定性、前提性的需要、衝動、慾望、動力,發現自身已有的知識、方法等的問題和不足,努力謀求解決這些問題和不足的方法,以實現人與世界的具體和解、具體統一。
現存性、現存世界的複雜化,是現實性、本真性、規律性得以呈現的重要條件。面對這個多維複雜的感性對象世界、城市世界,不同的思考者會發展出不同類型的知識範式、知識形式,以表現、表達其所把握、理解到的對象世界的現實性、規律性,從而生成多樣、不同類型的藝術、科學、宗教、哲學。由此,城市成為藝術、科學、宗教、哲學同時繁榮的城市,成為推動知識進步,推動藝術、科學、宗教、哲學等發展的場域。也就是説,只有具有文明與文化包容性的城市才會催生多樣知識領域的繁榮,才會催生哲學的繁榮。
其三,專業分化適度的城市才會繁榮哲學,否則,不僅危害哲學,也危害城市。城市,特別是包容性的城市,為思想者的生存、生活提供了物質基礎,為哲學等不同知識門類的專業化、持續發展提供了綜合條件。但專業分化過度、專業固化的城市也會造成哲學的衰落。城市促進專業的分化,專業的分化又反哺了城市的發展,成為推動、規範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在歷史與現實中,一方面,專業分化有過度細化的傾向,被細分的不同專業之間往往會缺少交往、互動、融通,成為相互隔離的專業;另一方面,不同的專業也往往會實踐性地成為被不同羣體、利益集團所掌控的圈子、行會,所謂的專業往往會成為某些人謀求利益的旗號與塗層。社會領域包括知識領域的專業化,有利於社會與知識的進步,但專業化一旦走向利益化、隔離化,就會阻礙專業本身的發展,阻礙知識進步,阻礙城市與社會整體的發展。
知識領域的過度專業化,使知識領域同不斷變動的感性生活、對象世界相脱節,從而失去體悟、切入、把握對象世界之問題性、現實性的條件與可能。專業分化的過細、固化、圈子化、利益化,使所謂的專業知識研究失去了現實感、問題感,失去了知識進步的根本動力——現實性與問題性之間的張力,從而使不同的專業領域包括哲學,進入一種死寂無活力的狀態。反思知識史、哲學史,諸多時期的文化創新、哲學進步,之所以往往並不產生於已有的處於中心地位的大學等專業機構,其深層原因是,處於所謂中心地位的知識單元成了過度專業化、相互隔離並被深刻領地化、圈子化的名利場。只有合理、適度、有彈性的專業化,才會保持、推進哲學等知識領域的繁榮與發展。
城市哲學的“現實與問題”昇華
城市是一種多維度的張力存在。一方面,城市是一個雜多世界,日益具有文明的多樣性、異質性;另一方面,城市又是一個有機世界,在雜多的背後存在一定的秩序、共性。一方面,城市是一種注重歷史留存的傳承空間,諸多傳統在城市中得到更好的保存;另一方面,城市又是一個變化迅速的空間,影響重大的變革與創新往往生成於城市。一方面,城市具有諸多的私人空間,人們在城市中獲得更多的私人性;另一方面,城市又具有諸多的公共空間,要求人們更加具有公共性、公共意識。已然存在並不斷增多的城市張力,為城市哲學的當代生成提供了重要契機、需求動力,但這並不意味着會自發生成優秀甚至合格的城市哲學。只有用具有知識、實踐、歷史合法性的哲學的方式切入城市世界,以有針對性的範疇、範疇羣具體呈現城市的多重內在張力,這樣的研究才可能生成真正意義上的、有價值的城市哲學。
反思哲學史,諸多研究之所以成就了哲學經典,其重要原因是深刻地呈現了社會生活的內在張力,並將這些張力以哲學範疇的形式予以表現。比如,康德的幾大二律背反,其意義正在於以範疇羣的方式具體呈現了早期現代性、近代社會的內在張力;維特根斯坦等的語言哲學,其意義在於揭示了語言與言語、語言與世界的張力;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哲學,其重要意義在於以存在、此在、定在等範疇,具體揭示了現當代社會與生活的內在緊張與張力。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説,哲學的特點與意義、生命力和價值,正在於能否把握並以概念、範疇的方式具體揭示人們在生活中遭遇的內在緊張、內在張力,能否以範疇、範疇羣的方式具體呈現對象世界、主體性內部及其相互關係中的現實性與問題性、理想性與實在性、可能性與規範性等張力,特別是把人們在已經變化了的時代所遭遇的新問題、新張力以概念、範疇的形式表現出來。能否生成新的範疇、新的概念,是新語境下能否實現哲學創新的重要標誌。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根本要義,正在於“直面時代問題”與“用範疇呈現時代”這兩個層面的統一。勇於直面現實生活、時代問題固然重要,但如果僅限於感受、發現問題,而不能以範疇概念的方式揭示時代、揭示問題,無法提出有價值的新範疇、新話語,這樣的研究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研究,其本質是一種情緒的表達,無法為人們看清新的對象世界提供理論、方法、價值支點。是否切入時代的現實性、問題性,並生成呈現時代問題、張力、規律的新範疇,是衡量一種研究之價值與水平的重要標準,也是評價城市哲學研究之價值與水平的重要標準。
反思當代城市哲學研究可以發現,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一方面,西方的諸多城市哲學研究者已經具有比較自覺、深刻的現實意識與問題意識,努力切入城市世界,對城市世界的治理、市民、環境、正義等重大問題進行了關注,努力尋找城市世界的現實性、本真性、規律性,努力克服既有哲學面對新的對象世界時所表現出的無力、不足、問題;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城市哲學研究者已經提出了一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世界之內在緊張與張力的新範疇、新概念,比如,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哈維的“時空壓縮”、吉登斯的“時空拓展”、希爾茲的“文化拓撲”等。也就是説,目前的城市哲學研究在發現問題、呈現問題這兩個維度上,都已有所成就,這也是城市哲學之所以能夠成為被人們所接受的新興的部門哲學,並具有一定跨學科影響的知識史正當性、哲學合法性的原因。
但也應該看到,目前的城市哲學研究也存在一定問題,比如,用情緒表達代替理性分析,對知識增量的貢獻不足等。其一,情緒化研究的問題。一些研究沒有自覺區別情緒表達與哲學研究、學術研究之間的不同,把表達對城市問題的滿足與不滿作為言説的重點,而不是把分析問題本身、具體呈現現存城市世界的規律性、具體解決城市世界的問題性作為重點。這種研究,表面上使用了一些概念,但沒有切入城市社會的內在機理,在本質上只是一種塗層化、沒有真正價值的城市哲學。其二,知識增量不足的問題。提升知識增量有兩種方法:一是激活哲學中已有的傳統範疇,賦予其新的含義,比如列斐伏爾對空間範疇的新運用;二是從其他領域引入或提出新的範疇,比如希爾茲從數學中借用拓撲概念並創新性地提出的“文化拓撲學”。這兩種方法看似不同,實則一致,其特點都是從現實生活本身出發盤活、轉用、提出概念,而不是從已有範疇、體系、方法出發,把既有的概念套用在現實中。反觀當代日漸繁榮的城市哲學,仍存在一種傾向,就是戴着已有體系哲學的眼鏡看待正在深刻變化的城市世界、城市問題。這種研究看似研究了城市社會,其實質卻是在城市世界中重新發現那些已有的方法、範疇、概念。情緒化與理論創新不足,既是當前城市哲學得不到進一步推進的重要表現,也是其重要原因。
生活是理論創新的源頭活水。推進城市哲學研究的創新,需要真實切入城市現實與城市問題,需要樹立更為自覺的現實與問題意識,需要對城市哲學的使命與任務有更為清醒的確認。從對象向度看,城市哲學的重要任務是具體揭示現存城市世界的問題,具體呈現現存城市世界的內在趨勢、運行機理、發展規律;從主體向度看,城市哲學的重要任務是揭示已有哲學範疇相對於鮮活城市世界研究的不足與問題,並努力創造性地激活、引入、提出新的範疇、概念,以具體呈現城市世界的內在緊張、內在張力、內在機理。努力提煉反映時代問題之共性、對象世界之時代個性的範疇、命題,為身處城市時代的人們提供更為合理的城市知識、城市方法、城市態度、城市理念,是城市哲學具有知識合法性、實現了知識與理論昇華的重要標誌。沒有這種昇華,城市哲學將只是一種無法通達必然、不斷追逐偶然、看似時尚實則浮誇的存在,是一種用偶然、不穩定的方式表達偶然不穩定情緒的偽研究,而不會成長為可以同諸多經典哲學形態相比肩的哲學構成。
城市社會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結合,但同傳統社會相比,城市社會的諸多領域更具公共性。城市哲學具有知識合法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其日益具有公共性,能夠為諸多城市主體的研究、生活等提供一些基本的範疇、態度、方法,助推不同領域與主體的城市研究、城市生活。提出反映城市社會一般問題、為諸多城市主體和城市研究領域所認同並使用、具有公共性的範疇與範疇羣,是城市哲學成立的重要標誌。切入現實與問題不是停留在現存問題、現存情緒的表面,而是努力揭示現存問題、現存情緒之中的規律性,並以概念的方式予以表達。真正的切入是一種打開、剖析、推進,而不是簡單的反映、反感或屈從,更不是對個人情緒的表達。如何具體地切入和剖析現實,是城市哲學也是整個哲學始終面臨的問題。
城市哲學的“現實與問題”迴歸
哲學的最高境界、質樸境界是迴歸、回饋現實生活,以經過反思的理念、理想、理論,反哺、干預、改變、助推現實生活,使現實生活更為合理。正如馬克思所説:“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之所以反對公式化的哲學研究,其根本原因也正在於這種脱離感性具體的所謂哲學研究,並不具有改造世界的可能。城市哲學的真正價值、深層合法性,是能夠反哺、迴歸感性的城市世界,助推、改進城市世界的構成、運行、治理,營建更具合理性、更具正義性、更多人可以幸福生活的城市世界。不是所有形態的哲學、城市哲學都具有切入、助推現實的資質。對於希望干預、助推現實城市的城市哲學而言,需要對自身的研究進路、研究特點、構成形態等進行自覺的反思、反省、確認。克服研究的抽象性、樹立有限性美德、注重集體行動、尊重地方性智慧,對提升城市哲學的行動、實踐資質,實現從觀念向生活的迴歸,具有重要意義。
其一,克服知識抽象性,樹立從具體出發的總體城市觀。城市哲學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發現、總結、凝結人們的城市智慧,形成反映城市主客觀世界及其關係之本性、規律的範疇、命題,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城市、營建城市。城市哲學是城市知識與城市智慧的結合,範疇、範疇羣是城市哲學的形式,城市智慧是城市哲學的本質。形成和保持城市智慧的重要路徑,是走進具體,克服抽象性,不斷形成有助於真實解決城市問題的總體城市觀。城市是多樣異質文明的空間化聚集,當代城市社會,多樣異質構成要素間的關聯日益複雜,幾乎所有的城市問題都不是孤立的,而同城市整體具有系統或非系統的關聯。這樣,解決某類城市問題,既需要把握這類問題本身的機理,也需要釐清這類問題同整個城市生態的關係,以避免在解決某類問題的同時,催生出其他的問題。同時,每個城市都是一個有自身個性的具體總體性。雖然所有的城市都是總體性城市,但每個城市的總體性又有不同。這樣,營建同具體城市相符合的總體城市觀,對提升城市哲學的實踐與行為能力就尤其重要。不同的城市各有個性,又存在共性。具體把握城市的共性與個性,形成立足具體的總體城市觀,對克服城市哲學的情緒化傾向、提升其實踐資質、保持其智慧性,具有基礎意義。
其二,克服自我無限性,樹立以有限性自覺、知識美德為底藴的城市態度。從起源、變遷與作用看,哲學只是諸多知識領域中的一個小的知識部門,並不具有絕對的至上性,不是凌駕於其他知識與學科之上的“科學的科學”。哲學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從全面而具體的生活出發,對已有知識與科學的前提、邊界、基礎、方法、態度等進行批判性沉思,以保持知識與科學不斷進步的可能。但這並不意味着哲學掌握着絕對的真理,可以成為指導其他知識與科學的君主。任何知識、任何科學、任何學科都只是對世界、對象的某種向度、層面、階段的不完善知識,都具有其深刻的有限性。是否對自身的有限性有深刻的自覺,是衡量一種研究、領域、學科是否具有知識美德的重要標準。對城市哲學而言,尤其需要有限性自覺,需要確認並夯實以有限性自覺為基礎的知識美德底藴。城市哲學離不開對各類城市問題的關注,離不開對城市建築與規劃、城市經濟學、城市社會學、城市政治學、城市人類學等諸多城市研究的學習與借鑑。城市哲學只是諸多城市知識中的一個門類,城市哲學並不具有凌駕於其他城市知識之上的特權與資質,城市哲學具有深刻的有限性。如果城市哲學失去了對其他城市知識、城市科學的尊重,也就走向了知識的自大、狂妄,
其三,克服行動非理性,樹立以集體理性行動為導向的城市發展和治理觀。改變對象、助推對象,需要一種有效的行為與行動策略。反思文明史,人類之所以不斷推進文明進步,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斷形成以理性為基礎的集體行動策略,不斷克服情緒化、非理性的個體與集體行動,使行動按照更為合理的方式推進。正如韋伯所揭示 :理性化就是制度化、機制化,也就是以制度、機制的方式克服了行為的隨意性、情緒化。制度理性是近代以來社會發展得以不斷加速的一個重要原因。非理性、情緒化的行為,受到主體自身的偶然因素及外部環境偶然變化的影響,具有隨意性、不連貫性。理性化的行為,以經過反思、商討的規則與制度,超越、克服了個體及羣體的情緒,使行動在制度的約束下按照符合發展規律、發展目標的方式推進。行動特別是集體行動的非理性,是造成文明破壞甚至戰爭的重要原因。城市是諸多領域的聚集,其發展與治理更需要克服行為特別是集體行動的非理性。超越以個體任性、少數人任性為基礎的城市決策、城市治理,實現城市行動的理性化,對城市的良性持續發展意義重大。城市哲學的一個重要使命,是探索以理性制度、理性的集體行動為基礎的城市發展觀、城市治理觀,為城市發展、城市治理提供規範性底藴,而不是以偽哲學的方式放大城市行動的情緒化、非理性化。不斷探索適應城市社會變遷趨勢的城市理性、城市制度、城市行動,具體探索更為合理的城市制度、城市集體行動、城市發展與城市治理方略,是城市哲學的重要使命。
其四,克服理論自負,尊重、提煉以地方和語境為基礎的城市實踐智慧。城市社會的合理化、不斷進步,既需要頂層設計,需要從整體、宏觀層面推動變革和治理,更需要從地方與語境出發,尊重地方性智慧、語境智慧,不斷合理化、完善城市決策、發展、治理的運行機制。城市是一種由諸多具體、地方性的單元、要素構成的複雜巨系統,其具體構成、運行機理往往只有那些長期處在其中的微觀主體才真正瞭解。推動城市社會的合理化,尤其需要從語境、地方、機理出發的實踐智慧。正如《現實感》的作者以賽亞·伯林所認為,有效的歷史研究尤其需要現實感,現實感也就是一種實踐智慧,一種立足語境發現規律、應對問題的能力。“如果説使我們能夠洞察實際的人與物之間關係的現實感或歷史感就是對細節的熟悉,那麼所有的理論相反地處理的是一般屬性和理想化了的實體——它們處理的是普遍性的東西。”對城市哲學而言,切入城市現實,尤其需要克服理論上的自負、自大,尊重不同層面主體在具體城市生活與實踐中所形成的實踐智慧,通過真實地進入、切入城市生活,對已有的城市實踐智慧進行反思與總結,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實踐智慧基礎的城市理論、城市治理原則。尊重並培育地方感,真實地切入具體有個性的城市問題,從實際出發提煉有針對性的城市方略,是深化城市哲學研究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