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版“非升即走”引發學界震盪！“臨時工”幹12年也難獲教職，網友：全世界都在卷_風聞

　　金磊 楊淨 發自 凹非寺

　　量子位 報道 | 公眾號 QbitAI

　　一個話題標籤，炸了整個德國學術圈。

　　#IchBinHanna

　　翻譯過來就是“我是漢娜”。

　　起初，它只是一個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局（BMBF）發佈的2分鐘宣傳視頻。

　　從一個主人公漢娜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如何在德國學術圈立足、找到穩定的工作的故事。

　　結果沒想到的是，一經發布，就激起了千層浪。

　　科學家們紛紛開始藉着這個話題大訴苦水。

　　“幾乎全是臨時工”

　　“幹了6年又6年，還是拿不到教職”

　　“逃離德國，另謀出路”……

　　啊這，不就是德國版的“非升即走”麼？

　　但不為人所知的是，這樣的矛盾，其實很早就已經存在。

　　並在過去四十年間悄然滋長，不斷激化。

　　“臨時工化”日益嚴重

　　先來看下這個《我是漢娜》中的具體內容。

　　漢娜是視頻虛擬的一位生物科學家，她唸完博士花了6年時間，現在要面臨的是再次簽訂固定期限合同。

　　然後視頻中針對漢娜接下來在科研道路上怎麼走穩，給出的建議大致就是：

　　籤合同，要早早地做好規劃。

　　漢娜需要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再當6年的“臨時工”。

　　那麼這6年的大限到了之後呢？

　　若沒謀求到教職，直接走人。

　　在這種大環境下，這個宣傳視頻內容描述得還非常“對啊，就得這樣”。

　　於是乎，青年學者們炸了（視頻已被下架）。

　　/#IchBinHanna這個話題也就隨之走紅。

　　網友們紛紛在此之下吐槽德國學術界這種“臨時工”制度。

　　但在看“熱鬧”之餘，也得了解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於是，德國康斯坦丁大學的一位教授George Walkden，便連發了30多條推文，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整理了出來。

　　他認為，在德國學術界，“臨時工”是一個巨大的隱患問題。

　　除了正教授之外，其他科研人員基本上是沒有穩定的工作。

　　而且這種情況在過去50年內日益嚴重。

　　來看下這張統計圖。

　　從1975年以來，德國大學裏的“非教授”（黑色曲線）和“教授”（灰色曲線）的差距越來越大。

　　説白了，就是德國整個科研人員體量在增長，主要是因為那些不穩定的“臨時工”數量，而並非的教授人數：

　　1975年，教授佔德國大學研究人員和教師隊伍的24% ；2019年甚至不到13%。

　　造成這種局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德國將博士生和博士後混為一談，也就是所謂的**“Mittelbau”**。

　　就在這種“混淆”之下，德國的科研人員在完成第一個“資格考試”之後，再來一個（即Habilitation）。

　　這實際上還是同一個領域的博士論文，只是主題不一樣罷了。

　　這時你就會説了，那儘快升到教授不就好了？

　　不不不，沒有那麼簡單。

　　在德國，教授這個職位並不是升上去的，用Walkden的説法就是：

　　必須通過一個漫長而又充滿官僚氣息的過程來申請。

　　因為在德國，教授相當於是公務員了。

　　當了教授，就意味着在醫療保險、養老金等方面，將擁有相當好的福利待遇。

　　但也正是如此，教授，很難當：

　　很多人要等到自己晚年，才能得到這樣的機會。

　　例如2002年便有一篇文章直接指出，在德國第一次被評為教授的平均年齡是42歲。

　　這時你又會問了，那先一直幹着“臨時工”，熬到教授不就好了嗎？

　　年輕了。

　　一個WissZeitVG，直接斬斷這個念頭。

　　這個政策簡單粗暴的來説，就是：

　　博士，給你6年時間；博士畢業之後，再給你6年時間。

　　然後，拜拜。

　　現在知道為什麼一個簡單的話題，竟能讓德國學術界如此“炸圈”了吧。

　　總結來説就是：

　　德國有個系統，可以有效防止“臨時工”獲得永久合同。

　　還有一條法律，防止個人重複獲得臨時合同。

　　但比起這些，還有更重要、更深層的一點。

　　剛才也提到了德國科研人員裏面，“臨時工”目前所佔的比例之高，於是Walkden就認為，“這極大地加劇了德國學術界的不穩定”。

　　“這就是我離開德國的原因”

　　除了自述經歷外，更多的德國學者紛紛聲援進來。

　　他們齊聲呼籲，想要改變這一套系統。

　　不要忘記那些被邊緣化的人。

　　一位神經科學家則表示，

　　德國的學術體系正在毀掉人們的職業生涯，並通過定期合同將人們排擠出去。我希望這個系統能夠改變。

　　也正因為這樣的學術體系，就勸退了一波學者。

　　他們都紛紛表示：這就是我離開的原因。

　　“逃離德國，另謀出路”成為他們共同的選擇。

　　正身陷囹圄的學者，也表達了自己的焦慮：自己想留德國，但是合同只有幾年

　　不過，德國這波操作也不是特例。

　　知名科普博主@光頭怪博士分享了自己當時在日本的留學經歷。

　　2007年，日本發起了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WPI，世界頂尖國際研究中心）的倡議。倡議的目標，不言而喻。

　　而實現途徑就是選拔一些單位的學者進行補助，希望他們能在指定期限內完成一定的學術成果。

　　但在WPI之外，日本的大量博士生還是拿不到合理的補助，大量青年學者要做3-4期博後才能熬到一個穩定職位的機會。

　　國內“非升即走”

　　放眼國內，不免就回到了老生常談的話題——

　　青年教師“非升即走”的困境。

　　這個話題此消彼長，討論更是一波接着一波。

　　究其根源，還得跟Tenure-track制度有關。

　　Tenure-track，起源於北美，國內也叫做“預聘－長聘”制，目前絕大部分一流高校都採用了這一制度，以此來優中選優。

　　流程大同小異。

　　即新入職的教師以3年為一個聘期，試用考察期最長可達兩個聘期。

　　6年之後，如果你能達到一定聘用條件，就獲得終身教職，如果這段時間內沒有完成競升，則自動解除聘用關係。

　　這當中的聘用條件則包含了一些量化考核指標，比如論文、重點項目數量等。

　　對剛讀完博士或者博士後來説，大概30歲左右才開始職業生涯，然而到了35歲左右，就可能面臨失業的壓力了。

　　如果沒有成功拿到教職，再去業界找工作會比較難。

　　因此德國版的“非升即走”一曝光，就讓國內的學術圈產生了共鳴。

　　怎麼全世界的學術圈都在卷…

　　有網友認為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學者過剩，供過於求。

　　互聯網科技博主@sven_shi就認為，博士相對穩定的教職供給量實在太大，各國都有這個問題，我國特別嚴重。

　　就拿清華來説，2021年授予3168人博士學位，除去疫情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往年也都有兩千多人左右。

　　從清華官網上看，當前教師數量為3641名，其中在崗博導為2836人，基本上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博士生的比例。

　　什麼概念呢？

　　拿今年UCLA來説，共有566名博士生畢業，Faculty有4300名，比例可以説達到了1:7.7。

　　而這樣的佔比，也是得益於清華允許進入Tenure-track的教師能直接帶博士生的制度。

　　那該如何解決呢？

　　有網友認為，則從根源入手——減少博士生招生人數，實現博士培養的少而精。

　　但不得不承認，在這樣的評價體系下，國內科技才有了質的飛躍，實現彎道超車。

　　如何衡量這當中的度，值得我們繼續探索。

　　對於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呢？

　　參考鏈接：

　　https://twitter.com/gwalkden/status/14088180203954053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q5GlY4h4E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984538/answer/1930318461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5436

　　https://weibo.com/DrGuangTou?topnav=1&wvr=6&topsug=1&is_hot=1#1625042275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