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之地”中的民進黨當局在想什麼_風聞

自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以“防疫模範生”自居的台灣當局大搞“防疫政治學”，不僅在兩岸領域“以疫謀獨”，還放手網軍在國際社會上攻擊新加坡總理夫人和WHO及其官員。台灣防疫工作總指揮陳時中一度被綠營媒體捧上神壇，以至於出現了“罵不得，打不得”的“順時中”現象。然而近來台灣地區新冠本土確診病例的連續飆升，擊穿了台灣當局處心積慮維護的“防疫神話”，那些關於防控疫情的所謂“超前部屬”也一次破功。

令人迷惑的是在台灣防疫級別不斷攀升，社會大眾人心惶惶之際，台灣當局寧願病毒氾濫也不接受大陸的疫苗援助，甚至限制民間自購大陸疫苗，其中的理由千奇百怪。從理性決策的角度而言，這樣草率地處理“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大事的確違背常識。很多人基於兩岸政治現實，會很自然地將這種行為歸因於意識形態掛帥，即民進黨當局慣性思維中的“反中台獨”。這的確是一個很具有解釋力的維度，但缺少一種歷時性的比較。實際上，無論是自居“防疫模範生”，還是拒絕大陸疫苗，都反映了台灣當局下意識維護一種逐漸凋零且難以追憶的“台灣中心主義”的行動邏輯。

美國學者福山指出當代世界政治的本質是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的核心內涵在尊嚴——一種被認可、被承認的心理訴求。尊嚴決定身份歸屬，而身份是尊嚴的外象。和台灣問題（兩岸問題）始於冷戰不同的是，台灣的身份問題出現的時間更早，可以追溯至更早的“乙未割台”。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台灣努力尋求在特殊年代的集體尊嚴，但現實是身份定位的模糊與混亂。這種心境藉由吳濁流小説《亞細亞的孤兒》中主人公——胡太明的經歷表現出來，後者始終漂泊於日本、大陸和台灣之間，而書名“亞細亞的孤兒”也成為了描述台灣人集體心理的一個經典名詞。國民黨遷台後，台灣在冷戰帷幕下成為東西對抗的前沿哨所。特殊的機緣使其以一島體量承接了整個中國的“法統”，被意外賦予了一個虛假的大國身份。加之此後的經濟騰飛和科技進步，台灣一度從一個“東亞邊陲”變成區域乃至世界的中心。彼時是台灣的高光時代，也是台灣尊嚴的底氣。台灣雖然以“自由中國”為榮，但這種基調是建立在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二元對立”基礎之上。

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是，台灣作為某種意義上的中心狀況是一種歷史巧遇，並不可持續。在政治層面，隨着中國大陸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台灣失去了本不屬於她的國家角色而重新變回中國一隅。在經濟層面，隨着世界經濟中心向大陸地區轉移，原本應該在台灣地區集散的資源也逐漸西進。一言以蔽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台灣的中心地位正在流失，台灣的尊嚴也在流失。無論是具有戰略性卻超越體量的“新南向政策”、還是打腫臉充胖子的“防疫模範生”的自我設定，甚至是社會關於“台灣NO.1”的集體高潮……都是台灣對“去中心化”的一種本能地，下意識地對抗性反應。

這是一個幾乎無法避免的趨勢。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的國際關係表現為“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邊緣國家向提供原材料，半邊緣國家從事初、中級產品生產，中心國家則掌握核心技術，然而中國的崛起使這種半重合的雙環結構轉變為一種“8”字結構。按照中國學者施展的觀點，中國成為了既有生產模式中的“樞紐”：邊緣國家和中國之間發生一、二產業的循環，中國和中心國家之間發生二、三產業循環，中國成為全球“雙循環”結構中至關重要的節點和樞紐。如果人類生產模式按部就班邁入更加智能化的時代，那麼中國將會是傳統不可持續生產模式下的最後一個工業國家，也極有可能成為新時代最早的先進國家。這種世界體系的變遷意味着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秩序恢復，而這種秩序的恢復意味着“台獨”合法性的流失以及兩岸之間的終極統一。這也是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勢力不願意直面大陸，甚至在方方面面對大陸歇斯底里的原因所在。

從東亞邊陲到世界中心，從世界中心復歸東亞邊陲。諸多歷史機緣讓台灣做了一場“黃粱一夢”，也讓台灣對這段記憶念念不忘，並促使台灣社會精英費盡心力維持台灣泡沫化的中心地位——儘管在現實中這更多表現為下意識的行為。其實這種尷尬的局面並非無解。台灣雖然在“去中心”，但台灣亦可再次成為中心。只是令人遺憾的是，台灣精英對中心地位的渴求始終建立在“兩岸對立”的邏輯上，他們將台灣人民隔離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想象之外，卻始終無法解決台灣人民的尊嚴問題，因此只能繼續維持一種虛幻的影像，放縱寶島沉淪。這也是為什麼疫情期間台灣當局寧願失信於天下，也不願意實事求是的深層邏輯——畢竟泡沫的破滅將會帶來台灣精神上的重大危機。

（原文首發華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