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 17— 18世紀 清宮葡萄牙傳教士的政治活動_風聞

略論 17— 18世 紀清 宮葡萄 牙傳教 士的政治 活動

吳豔玲

(北京師範大學 歷史學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17一18世紀許多葡萄牙傳教士躋身於清朝皇宮。這些清宮葡萄牙傳教士時常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參與或干預清朝的政治活動。整體來説 ，他們的政治活動維護了葡萄牙在華政治、經濟、宗教利益，但也有一定的消極影響。

[關鍵詞] 傳教士；清宮葡萄牙傳教士；政治活動

17一18世紀大批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除康熙朝外 ，來華葡萄牙傳教士人數較西方其他派遣傳教士的國家一直領先。…葡萄牙傳教士來華後，一部分身懷絕技之人躋身於清朝皇宮，為中國的統治者提供各種服務。與此同時，他們還積極參 與或干預清 政府 的政 治 。本 ：丈擬根 據 中外 文檔案 和文獻對這一時期清官葡萄牙傳士①的政治活動進行梳理，以求教於方家。

一、 助葡萄牙使團出使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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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18世紀入華的清官葡萄牙傳教士雖然遠離家鄉，卻時刻心繫祖國，具有高度的愛國熱情。在幾次葡萄牙使團出使北京期間，他們充分利用 自己深居幽宮的便利條件給使團提供各種幫助：

其一是為葡萄牙使團出謀劃策。

1670年葡萄牙 薩爾達 尼(ManoeldeSaldagna)使 團進京時帶來一份描述 澳門在 反對 海盜 和抵 御荷 蘭人 進攻 方面 為中國人所做貢獻的備忘錄，他希望以此來爭取澳門海上貿易合法化。薩爾達尼問安文思(GabrieldeMagalhgtens)等傳教士是否應該把 它遞 交給清政府 ，他 們 “堅決 反對那 樣做 ” 。他們解釋了此時清政府不可能開放海上貿易的理 由，並且指出使團之所以得到一些殊榮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表示與澳門無關 。 在他們 的細心勸 導下 ，薩爾達 尼最 終放 棄 了利用使團作為實質性談判重要渠道的想法。事實上，“談判留給耶穌會士們是比較好的。他們一直在宮廷 ，他們非正式的聯繫和友誼範圍不斷擴大。”經安文思等人的努力，“因為和葡萄牙、澳門無關的一些原因，耶穌會士不斷壯大”，而“耶穌會的影響與聲望也將對保護澳 門有 利”。康熙末年 ，禮 儀之 爭的爆發使傳教 士與清政 府之 間的關係極度緊張。為此 ，穆敬遠 (JeanMourao)策劃再 次 向中國派遣使團。他提醒使團注意“在中國需要有耶穌會會士指引 ；皇帝對葡萄牙人的偏愛；厚禮取悦皇帝……” 還提出忠告説，在中國教士被認為無法參與世俗生活中的大事。在他的指導下 ，葡萄牙選 派了世俗人員麥德樂(AlexandreMetellodeSouzaeMenezes)作為使臣於 1725年來華。使團一到北京，剛繼位的雍正帝就向張安多詢問使團的目的。長期在宮中服務的張安多(AntoindeMagaihaens)深知雍正帝不願大使談論保護基督教的問題，因而機敏地回答説他們來華是為了“向康熙帝駕崩表示哀悼，向新皇帝登基表示祝賀”。雍正帝繼位以來 ，葡萄牙使團是第一個向他表示慶賀的使團，所以他很高興。《大清會典事例》特以“西洋博爾都噶爾國”而不再是 “西洋國”來稱呼葡 萄牙，這無疑是抬高 葡萄牙地 位的一種象徵 。

其二是調 和中葡禮儀上的矛盾 。

由於 中葡兩國文化上 的差異太 大，葡使 在晉見清朝 統治者時難免會 出現一些差 錯。如果這些 差錯不能被 及時 糾正 ，其出使效果就會大打折扣。而此時，清宮葡萄牙傳教士正力挽狂瀾，多次避免因禮儀問題而造成的使團出使失敗的局面。清政府時 常以“天朝 上 國”的身 份 自居 ，所 以 ，他 們希望外國使團前來為其朝 貢時能 自稱為“臣”。由於不知情 ，薩爾達尼使團在 向清政府呈遞 的國書裏並沒有 這樣 的稱 呼 ，這讓清朝官員頗不高興 。此時 ，安文思等人 事先 的提 醒幫薩爾達尼解 了圍 ，他 急忙解釋説 ：“在歐洲 當一 國王在 向另一 國王 寫信時，沒有稱呼自己 ‘臣’的風俗。” 此事隨之不了了之。進而，葡萄牙使團順利地超越了清政府傳統的朝貢體制。後來 ，麥德樂使 團在 晉見雍正帝時又不知 以何種方 式向雍正帝遞交國書。中方要求先把信放在皇帝接見的宮殿中的一張桌子上，然後由大使敬呈皇帝。而葡使則打算直接把信呈遞到皇帝手中。為了緩和氣氛，張安多讓葡使做出了讓步。清政府 這才沒有再計較此事 。除此 之外 ，徐懋 德 (AndreasPereyra)、張 安 多和 傅作 霖(F61ixdaRochas)等人還積極充任使團翻譯。他們在翻譯時 ，認真領會雙方 意圖並 儘量 客觀 譯 出，幫 助使 團完成 了部分 出使任 務。質而言之 ，在幾次葡萄牙使團出使北京期間，清官葡萄牙傳教士積極為使 團出謀劃策、調和兩國禮儀上的矛盾、充任使團翻譯 ，使中葡雙方對他們的工作都十分滿意。儘管由於各種原因，他們沒有幫使團圓滿完成出使任務，但他們出色的表現卻加強了中葡兩國的友誼，提高了葡萄牙的國際地位，為天主教在華順利傳播贏得 了較為寬鬆的環境，其自身在清宮 中的地位也 得以加強 。

二、保護澳門的權益

一 直以來，海外葡萄牙人都把清宮葡萄牙傳教士作為葡萄牙在華利益的最大保護傘。當葡萄牙和天主教的事業，尤其是他們遠東的根據地——澳門受到威脅時，清宮葡萄牙傳教士便會及 時伸 出援助之手 。1662年清政府禁海令的頒佈使葡萄牙的海上貿易遭到沉重 的打擊 。得知}肖息後 ，清宮葡萄牙傳教 士立即為挽救 澳門的厄運而奔走 ，他們還充分利用 自己的威望 和影響來取得宮中好友的支持。儘管宮中頑固勢力一心想將葡萄牙人逐出國門，並兩次起草 旨在摧 毀澳 門葡萄牙 勢力 的法案 ，但經過他們的多方努力 ，這些法案“終獲撤消”。危機解除後，“在北京 的 神 父 們翹 望 澳 門繁 榮 昌盛 的復 興 之 時 早 日到來 。” 雖然這次澳 門葡萄 牙人請求 免除澳 門海禁的目的沒有達到，但他們卻可以進行一些有限的非法貿易活動。這與清官包括葡萄牙傳教士在內的各 國傳教士的有力支援是分不開的。1684年 葡萄牙國王彼得羅 (D．Pedro)給數學學院院長南 懷仁這樣 説 ，“衷 心感 謝他們對 澳 門居 民和城市 貿易所 給予 的鼎力幫助。”1686年荷蘭人慾在澳門設立商埠。這使澳門葡萄牙人陷入困境 ，“他們在痛苦 絕望 中掙 扎 ，甚 至想 拋離居 地 ，把殖民地遷 到暹 羅。”為此 ，“北京 的神父感到震驚和焦慮 ，他們在想方設 法安慰和拯救那些 惶惶不 可終 日的澳 門居 民。”他們的心血終於沒有 白費 ，據史料記 載 ：“所 有 的耶穌會 會員 ，無論葡國還是外國的，他們作為真正的傳教會傳教士 ，把葡國的利益視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最終 ，在各國傳教士的共同努力下 ，荷蘭欲在澳 門建立商埠 的計劃流產 。1802年上半年英軍 以強力 佔領澳 門。澳門元老院認為 ，要想從 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請求北京 主教 湯士選 (AlexandredeGouvea)予 以援 助 。因為 他 曾與 清政 府 籤 汀 的《北京協約》規定“澳門若一旦遇有援助必要時，得由中國派兵援助之”。同年八月，澳門唼嚓哆又致函北京葡萄牙傳教士索德超 (Joseph—BernarddAlmeida)，説澳 門附近停有六艘英國兵船 ，似乎有 覬覦澳 門之意。索德超 立即 同湯 士選 一起給和坤寫呈文，_9希望能引起清政府的警覺進而保護澳門。但由於當時廣東大使隱瞞事實真相 ，清政 府遂怒斥索 德超造謠生事。事實上 ，索德 超對此 事 的報道基 本上 是符合 事實 的，只不過有些誇大其詞 。這 説 明索德 超在保全澳門利益 的問題上是非常緊張 的 ，甚 至 已經到 了失去理 智 的地 步 。但是 ，這種病態的 防禦方式最終使得英 國的陰謀破產 。以上觀之 ，正是由於清官葡萄牙傳教士 的多方努力才最終緩解 了清政府遷海令對澳 門的不利 影響 ，擊 退了荷蘭和英國的進攻 ，並 捍衞 了澳門在中葡文化交流史上 不可動搖 的地位 。在 中西文化交 流史 上 ，澳 門能 夠一直起着橋樑作用 ，清宮葡萄牙傳教士功不可沒 。

三 、阻止荷蘭 、英國同清政府的貿易

繼葡萄牙之後 ，荷蘭和英國也對同中國建立正常貿易關係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為了維護葡國在華利益 ，清官葡萄牙傳教士絕不會對競爭對手的到來表示歡迎。他們總是在敵人到來前後 ，為其設置各種障礙 。1656年荷蘭決定派出使團來華 。如果荷蘭同清政府建立 自由貿易關係，葡萄牙對華貿易壟斷局面就會被打破；再者，信奉新教的荷蘭人的到來必然會 削弱天主教的發展空間。因而 ，這個消息引起了清宮葡萄 牙傳教士 的恐 慌。荷蘭使團抵京後，安文思便同其他傳教士一面假意親近 ，一面暗中利用同清政府的特殊關係加以阻止。他們時常利用在京城 同各級 官員 交往 的機 會 ，散佈 一些對 荷蘭人 不利 的言論 。

其言論 讓朝廷 官員對 荷蘭 產生 了很大 的懷疑 。據 尼霍夫 記載：“在北京的這些傳教士是上帝的信徒中的渣滓和全世界的敗類，他們在這裏造謠醜化我們，使得二位使臣閣下必須時時刻刻去應 付所有好奇地 東問西問然 後就走開 的官員。” 另有荷使記載 ：“儘管澳門的葡人處境慘 淡 ，但他們在北京 的耶穌會士設法用相 當數量 的銀兩送給宮廷官員與我們作對 ，並激起了人們對我們的憎恨 ，以達到使我們出入中國的請求遭到拒絕這一 目的。” 由於安文思等人 的阻撓 ，“儘管荷蘭使團卑躬 屈膝地扮演 了進貢者 的角色 ，還是受到了清廷的冷遇和侮辱 ” 。荷蘭欲同清政府建 立八年一貢的朝貢關係的計劃被迫改為五年一 貢。雖然阻 止荷蘭 同清政府建立友好 貿易關係並 不能最終保 住葡萄牙在 華貿易 的壟 斷地位 ，但是擊退這樣一位宿敵卻使葡萄牙人少了一塊心病。1793年英 國馬戛 爾尼使 團來華 。使 團還未到達北京 時 ，索德超、安國寧(Anor6Rodfigues)、湯士選已經在設法阻止了 。當時清宮法國傳教士格拉蒙特 (JeanBaptisteGrammont)寫信勸告使團要謹防索 德超 。他 斷言 ，“索 德超將竭盡全力令英國使團無功而返”。索德超 等人 曾利用使 團送給皇帝的禮品來損害英國的利益。他們“發現宏大 的天象儀上有多個機件 已經磨損 ，零件 上的銘文 是德文 。他們把這些情況報告給中堂(和坤)，曾與英使團在多方面發生衝突的和坤又上奏皇帝 ，告英 國人 奸詐狡猾 。憤怒 的皇帝下令讓英 國使團在 24小時 內離 開北 京。”實 際上 “葡 萄牙人已經形成了一 種體制，使其他國家憎惡並被排斥在中國大門之外。”英國也不例外 。儘管馬戛爾尼使團失敗的主要原因來自於清政府方面，然則清官葡萄牙傳教士的節節抵制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當時，格拉蒙特就認為此次英國出使中國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某傳教士(索德超)的破壞，他認為這個使團會損 害 其 本 國的 利 益 ，因 而 不 斷 煽 動 對 英 國 的不 利 情緒 。” 阿布雷沃也説 ：“馬戛爾尼勳 爵出使期間 ，宮廷內的葡萄牙神父們直接破壞了英 國的利益 ，蓄意挑起恐慌 ，宣揚英國已在世界各地吞併許多地方 ，也有可能吞併 中國的領土 。”

四、參加中俄談判

1688年為解決中俄兩國邊界劃分問題，康熙帝選派徐日升作為清朝使 團成員 之一前 往尼 布楚談判 。徐 日升 在這次出使中不辱使命 ，極力 維護 中方利 益 ，併為我國東北 邊境贏得 了長期的安 寧。可 以説 ，這次談判 是“徐 日升一 生事業中的最高峯”E18]。為了獎勵徐 日升在談判中的功勞 ，康熙帝於1692年頒佈了容教令。這使眾多傳教士夢寐以求的自由傳教理想變為現實。具體而言，徐 日升在中俄談判中所起的作用主要 體現在三個方 面 ：

(一 )堅定中方談判信 心

長期以來 ，沙俄不斷侵擾我 國東北 。這一歷史事實使 清朝官員蒙受巨大的心理陰影，使他們在同俄方談判時信心不足。在整個談判中，徐 日升多次堅定他們的談判信心並促使談判走向成功。例如，清朝官員在準備渡河參加第一次正式會議時猶豫不決。對此，徐 日升提醒他們説，我們“經歷了這麼多的艱難”，如果一開始就放棄 ，一定會被世人恥 笑。他向使團保證，參加談判“沒有任何危險”。這樣 ，使團的心理包袱才得以減輕。再如，談判期間，俄方妄圖霸佔雅薩克，屢次使談判陷入僵局。但徐 日升明白，“戈洛文的強硬態度不過是故作姿態的訛詐手段”，因而希望中方“有耐心”，“堅持下去 ，一切都會 完成 的”。徐日升強硬 的態度最 終挫敗了俄方霸 佔雅薩克的陰謀 。

(二 )擔任中方國際法顧問

對於清王朝來説 ，國際法 是完全陌生的東 西 。因此 在選派談判代表時 ，康熙帝 十分青 睞通曉 國際關係和 國際法知識的徐日升，希望他在談判中能積極為中方提供諮詢。在談判過程中 ，徐 日升 、張誠時常依據國際慣 例 ，為清朝使 臣消除不安全感 ，並幫助他們認清形勢 ，避開無休 止 的爭論 ，為確立清政府所需要的合約條件出謀劃策。據徐 日升記載：“他們曾多少次使談判陷於危局，而正是我不得不去解決那些困難問題。” 徐 日升還多次 向使 臣們 提到 國際 法 的一些 原則 ：如平 等互 惠 、在 國際 交涉 中應該 具有誠 信 ；正義 與非 正義 戰爭的觀念 等。徐日升豐富的國際法知識不僅幫清政府贏得了這次談判 ，更重要 的是 ，也 給前 來參加 談判 的清 朝使 臣上了一堂生動的國際 法課 。這為清 政府後來同其他國家的外交談判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鑑。

(三)為中方擔任翻譯

徐日升在談判 中承 擔 了繁重 的翻譯 工作 。在 尼布楚期間，徐 日升和張誠把清朝使團的文件 、建議 、條約 內容之類譯成拉丁文 ，又把俄方使團相對應的 內容 譯成漢語和滿語 。他們的工作十分辛苦，徐 日升曾説：“在這些 日子裏，我們一直徹夜不眠地不停地工 作 ……因 為我們 在夜 裏 翻譯 白天所議定的事。” 徐 日升和張誠的翻譯大都 比較認真，為了最大限度地使譯文準確 ，他們 字斟句酌 。雙方 即將在條約 上簽字時 ，他們發現有一個字譯錯 了 ，便立即重新翻譯 ，並將譯文分別用滿文 、拉 丁文 、俄文各寫 了一遍 。 當然 ，徐日升的翻譯工作不僅僅侷限於筆譯方面，還負擔很多口譯工作。從現有

的文獻 、檔案來看 ，他的翻譯基本上都忠實 於原 意。

五、插手皇位繼承事件

久居深宮的清宮葡萄牙傳教士倍受統治者恩寵，因此他們偶爾參與清宮政事似乎已是一種正常現象。但如果他們不能夠恪守本分而過分干預朝政的話，有時候也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穆敬 遠 就 曾是 清 政 府 宮 廷 政 治 鬥 爭 的 犧 牲 品。1711年，澳門當局欲毀華人數所房屋 ，穆敬遠代房主向澳門參事會提 出申訴 ，因此 而被 召至北 京 。到北 京後 ，他 深得 朝廷信任，朝中官員爭相與之交遊，並且“任皇帝譯員數年，曾數次隨駕巡幸塞外 ”。1716年 11月 l8日，時任北 京神 學院院長莫烏隆神 父 的上 司若奧 ·保羅 ·戈 桑 尼 (JoaoPauloGozani)稱穆敬遠是“優 秀的教徒，唯一受康熙帝本人、其子女和朝廷高官們尊重的人 ” 。然 而 ，在清 王朝皇位廢立問題上的越俎代庖卻使他賠上了性命。康熙帝在位時，對立儲問題猶豫不決。諸位皇子為爭奪大權，各樹黨羽。時管理北京南堂的穆敬遠和皇子允耱關係親密，因而他暗中幫助允搪，甚至利用康熙帝對他的信任，曾上書奏請 皇上 立允 糖為皇儲 。在康熙帝看 來 ，穆敬遠 的行為有些過分，因而當時就斥責他僭越。但是 ，穆敬遠仍然不死心，又向駐守塞外的近衞將軍年羹堯求情 ，請他為擁立允糖出力。雍正帝繼位以後 ，即對允槽黨羽進行報復，穆敬遠隨之受牽涉。雍正帝將穆敬遠充軍，流放西寧。1726年，葡萄牙派使團出使中國，欲搭救穆敬遠 ，但在使團到來之前，雍正帝已派人對他下毒手。這樣 ，穆敬遠成 了“l7—18世紀天主教傳教史上，慘死於政府暴力之下的北京傳教團中最重要的人” 。而且，這件事使雍正帝的心理蒙受很大的陰影，使他對後來的傳教士也沒有太大 的熱情 ，並最終頒佈了禁教令 。

以上便是 l7—18世紀清官葡萄牙傳教士政治活動的大致脈絡。其實，這些政治活動並不是孤立的，其中大部分都與葡萄牙在華利益息息相關。整體來説，清宮葡萄牙傳教士對 於這些 政治活動 的熱情參 與有 效地 維護 了葡 萄牙在華政治 、經濟和宗教利益，而清政府也從中得到了一定 的實惠。

首先 ，他們在葡萄牙使團使華期間的出色表現使中葡兩國的關係更加密切，葡萄牙的國際聲譽得 以提高，傳教環境也更為寬鬆。其次 ，他們為澳門所作的積極奔走鞏固了其遠東傳教基地 的地 位。再次，他們對英荷 兩國的抵 制保全了葡萄牙在華的經濟優勢。最後 ，《尼布楚條約》的簽訂維護了清政府的主權 ，為 中俄邊界贏得了長久 的安 寧 ，並最終 贏得 容 教令的出台。當然 ，如果他們過分介入清官政事，就會產生一些負面效應。但是 ，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們這些政治活動的積極意義。可以説，在容忍中國禮儀、依託西方科技傳教的同時，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盡力掃除清政府或其他國家為其設置 的種種 障礙 ，進而為本 國在 華利益 營造一個 良好的外部環境是清官葡萄牙傳教士區別於清官其他國家傳教士的一個明顯特點。這也是在華葡萄牙傳教士總人數能夠在17一18兩個世紀裏 處於絕對優勢 地位 ，並推動中葡文化交流走向最高峯 的主要原 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