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吃飯的每一天，我們都想您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趙佳佳

在這片總人口超過14億的土地上，很少有一個人的逝去會像袁隆平那樣，引發如此廣泛而強烈的哀思。

2021年5月22日13時07分，“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病逝，享年91歲。兩天後，他的遺體送別儀式在長沙市明陽山殯儀館舉行，人們從全國各地趕來，獻花送別的隊伍綿延幾公里。

袁隆平遺體送別儀式在湖南長沙市舉行

此前十年，袁隆平指導的超級雜交稻畝產首次突破900公斤。2011年12月袁隆平和作家易中天有過一場對話。當時袁隆平向易中天描述自己的願望，説想要水稻比高粱還高，穗子比掃帚還長，穗粒有花生米那麼大。

“很少的土地，能產很多的糧食，多出來的土地種經濟作物，窮的問題就解決了。”

2019年3月28日，博鰲亞洲論壇期間，袁隆平受李克強總理接見。臨行前一天，為他拍攝紀錄片的記者問，有什麼特別想對總理講的？他只答，搞海水稻、鹽鹼地，別的沒有什麼了。

他是語文教科書上的“雜交水稻之父”，他的生命，是共和國從孱弱走向強大這一進程的歷史切片。而凝結在一束稻穗上的，有科學家個人對生活的熱望，對真理的信仰，同時兼有舉國體制帶來的龐大力量，與顯現在時代細微之處的善意。

1

飢餓往事

1949年9月上旬，在重慶北碚，袁隆平進入由復旦同學會籌辦的相輝學院讀大學。此前，他的父親建議他學理工或者醫學，但他最終選擇了就讀農藝系。

這個念頭的最早萌芽，是在袁隆平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那是在漢口扶輪小學，老師帶學生去郊遊，他們參觀了一個園藝場，那不是農民在田間地頭苦曬耕耘的畫面，而是一幅美好生活的畫卷，園子裏種的花像絨毯一樣鋪在地上，桃子綴滿枝頭，葡萄生長得晶瑩水靈。

1936年，袁隆平6歲，由卓別林主演的黑白無聲電影《摩登時代》上映，也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始終記得，影片中有個鏡頭，窗外就是水果，伸手摘來就能吃，想喝牛奶，奶牛走來，接一杯便可以喝。他生命早期所置身的那個年代，山河破碎，一家人不斷流離輾轉，以躲避戰火，他的父親給孩子們起名，皆是按照出生地來定。老大叫隆津，因為出生在天津，他是老二，出生在北平，故名隆平，接下來還有隆贛、隆德、隆湘，串起來就是一整段戰爭年代的家族遷徙史。

  幼年袁隆平在母親懷中

飢餓，疾病，死亡，是他從年幼時就不斷見證的世相，是那一代人生命的底色。但他並不是心懷憂戚地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選擇。真正驅動他的，仍是當年所見，園藝場內的花、桃子與葡萄。

歸根到底，是一種在灰暗中仍要創造好生活的渴望。

人生的志趣已經奠定，但最終將袁隆平引向雜交水稻研究的契機是什麼？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採訪中，袁隆平給出最多的答案是，因為他親歷上世紀60年代，沒飯吃，餓死人。2019年7月，袁隆平接受央視《面對面》節目專訪。當時，他對 39歲的記者講起糧食的重要性，他説，你年紀輕，不知道，上個世紀60年代，饑荒的時候，餓死人，大家都吃不飽飯，“叫花子過去討飯，飯都沒有，你討誰？”

 袁隆平（後排左四）與同學們的合照（圖源：新華社）

長時間的飢餓成為一種生理性記憶，烙印在那代人心中。

袁隆平記得，生產隊煮大鍋飯，七八十人吃，全煮的紅薯藤老莖稈，只放一小杯油塗一下。餓極了會發夢，他曾夢見吃扣肉，但實際上只能吃草根、樹皮，跑到山上挖含有澱粉的植物的根，烤熟後吃。

他本來熱愛游泳，他當年任教的安江農校，地處湖南湘西雪峯山下，門前就是沅江。吃得飽飯的時候，他四季都會游泳橫渡沅江，冬天也不例外，落雪時，氣温零下2攝氏度，仍是照遊不誤。

但饑饉年代，連游泳都沒有力氣繼續。

 學生時代的袁隆平（左一）酷愛游泳（圖源：新華社）

冬天難捱，睡前要先把冰涼的腳烤熱，鑽進被窩睡一覺，醒來後雙腳仍然是冰涼的，身體沒有能量，像一座沒有柴火可燒的爐灶，發動不起來，他親眼見過5個人，因為飢餓，倒在田埂上、馬路邊和橋底下。

對飢餓的切身體悟，讓袁隆平深受震撼，原來一粒米可以成就一個國家，也可以絆倒一個國家。糧食安全，與國計民生緊密相連，而他是那個年代少有的知識分子，又選擇了學習農藝，因此他下定決心，一定要解決糧食增產問題。

2

“鶴立雞羣”

1960年前後，袁隆平在湘西雪峯山下的安江農校任教，在打定主意要解決糧食增產問題後，他先後考慮過研究小麥以及紅薯。

當時，在全國小麥會議上，他驚聞西藏小麥畝產已經達到1000斤，而湖南畝產平均不足300斤，他才明白，湖南潮濕的氣候不適宜種植小麥。

袁隆平，1962年

後來他準備搞紅薯研究，想研發一種新的高產作物，也做了紅薯高產壟栽試驗，最多的時候，僅一蔸就收穫了20斤。但在湖南，紅薯仍然不受重視。科研一事，若想順利進行，需要順應當地的氣候、人民的喜好與政策的傾向。只有這樣，兼攬天時地利人和，才能獲得足夠多的人力與物力支持，為研究提供保障。袁隆平因此決定選擇研究水稻如何高產。

因為，水稻是當時在湖南佔比九成以上的糧食，是勞動人民最關心的作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的早期階段，在這個同樣也是最重要的階段中，有兩株水稻，極大地影響了研究的進程。一株是安江農校試驗田裏的稻株“鶴立雞羣”，另一株更加廣為人知，發現於海南南紅農場與三亞機場公路之間的沼澤地中，名為“野敗”。

當時，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科學家，都不認為水稻能夠通過雜交達到增產。

袁隆平想要提高水稻產量，首先是按照傳統的育種方式去進行系統選育，到農民的稻田中去，選出長勢良好的單株水稻，進一步加以培育。這種思路十分簡單，只需下一些苦工。目標很明確，到田裏，“選大穗子”。

“鶴立雞羣”就是在這時候出現在袁隆平面前。那是1961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在農校的早稻試驗田間發現了一株長勢優異的稻株，它在一片矮稻中突起，稻穗垂墜，穗粒飽滿。他挑取其中一穗，細數之下發現有230顆籽粒。

按照這個數量進行推算，水稻產量可超千斤，也就是在當時最高產的水稻品種基礎上增產一倍。於是，袁隆平將“鶴立雞羣”的種子收集起來，在來年春天播進地裏，每日精心照料，渴盼着高產水稻的出現。但抽穗之時，前年表現優異的稻株卻變得良莠不齊，或高或低。袁隆平失望地坐在田埂上，呆望着一片稻穗，思索育種失敗的因由。

由於此前他閲讀過奧地利科學家孟德爾的著作，瞭解過基因分離定律，他突然想起，在孟德爾最經典的“豌豆雜交試驗”中，雜交的第一代豌豆只具有高莖的性狀，而第二代雜交豌豆則出現性狀分離，高矮混合，且高莖與矮莖豌豆的數目比例為3 比1。在當時的國內學術界，普遍認為水稻作為“自花授粉”作物，無法具備雜交優勢。但記憶中的這番攪蕩為袁隆平帶來了靈感。一個新的、大膽的設想出現，即，那株長勢優異的“鶴立雞羣”，是否正是一株天然的雜交水稻？

袁隆平在田間（圖源：新華社）

他立即開始驗證，在稻田裏進行反覆的統計驗算，最終確證，“鶴立雞羣”的子代水稻，高株與矮株的分離比例，正是3比1。書面的知識，與田地裏的實踐，吻合到一起。“鶴立雞羣”，的確是一株天然雜交水稻，並且表現出了強大的生產能力。

這一切與當時所有的主流認知皆不相符，那麼，想要提高水稻產量，按照傳統的選育方法，是走不通的。要走雜交水稻的道路，就註定得進行一番艱辛的自我開拓。因為，此路尚無同行者。

3

海南“野敗”

雜種優勢，只能在第一代表現出來。如同馬和驢雜交生出更加健壯的騾子，但是騾子卻無法自行繁殖。擺在袁隆平面前的現實難題是，如何大量生產出第一代雜交種子？

他決定借鑑其他作物如玉米和高粱的雜交經驗，走“三系法”的道路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把這個方法比作“對一個家庭生育計劃的設計”。

首先要培養出“雄性不育系”，也即具有雄性不育特性的“母水稻”，雄性不育，則水稻的雄性細胞喪失機能，無法進行自我繁殖。緊接着找到“保持系”，也可以理解為給“母水稻”找到第一位丈夫，能夠為其授粉，令後代仍然具有雄性不育的特性。最後，還要找到另一位“丈夫”，即“恢復系”，能夠與“母水稻”進行雜交，產生最終的優質高產雜交水稻。

這個過程相當複雜並且艱鉅，其中最關鍵的一環，在於是否能夠找到功能強大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而這種稻株出現的概率，是萬分之一。

這是1964年，六七月間，暑熱正盛，是水稻抽穗揚花的時節。在安江農校的田間地頭，袁隆平就是這樣舉着放大鏡，逐壟逐穗地，從14萬多個稻株裏，在洞庭早秈品種中檢查出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這一工作進行兩年後，他從幾十萬個稻穗中，檢查出了分屬4個品種的6株雄性不育水稻。

但是，從1964到1969年，他利用找到的雄性不育水稻進行雜交組合試驗，卻始終無法得到每年100%保持不育的理想結果。無法得到理想結果，雜交水稻就難以向市場推廣，無法大規模應用。

直到1969年，在飽受挫折後，袁隆平與助手共同總結其中的經驗和問題，他才意識到，自己過去使用的所有雄性不育材料，全是親緣關係相近的栽培稻。親緣較近，則親本植株的優勢在子代上就表現得並不明顯。他聯想到國外的北非高粱和南非高粱，這兩種親緣關係較遠的材料進行雜交後，最終獲得了成功。

因此，袁隆平決定把視線拉遠，跳脱出已有的思維框架，最終指出新的路徑：從野生稻中尋找雄性不育株。

為了縮短試驗週期，他們追着太陽走，在湖南、雲南、海南、廣東和廣西之間南北輾轉，繁育水稻。1970年秋天，袁隆平帶着助手前往海南三亞繁育，而在海南的偏遠地區，正好也有大量野生稻資源。

轉機就在此時出現。

11月23日這天，海南南紅農場的技術員馮克珊領着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前往南紅農場與三亞機場公路之間的水坑沼澤地段，在一片200平方米的普通野生稻中，發現了3個性狀有些“異常”的稻穗。

袁隆平與助手李必湖在觀察雜交水稻生長情況（圖源：新華社）

那3個稻穗屬於同一粒種子生髮出的分櫱，花葯細痩，色淺，呈水漬狀，不開裂散粉，當時李必湖就認為，這株水稻與他們試驗田中的雄性不育株性狀很像。

袁隆平得知這一消息後，對其進行鏡檢，最終確認那是一株花粉敗育的野生稻，他當即將其命名為“野敗”。

海南三亞發現 “野敗” 的現場

“野敗”的出現，打破了袁隆平團隊在研究中長期徘徊的局面。在他的口述自傳中，他講道：“到了1973年，我們種了幾萬株‘野敗’材料，全都是不育的，沒有一株有花粉的。這個時候，我才如釋重負，終於看到曙光了！”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第二次全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會議上發言，標誌着我國利用“野敗”材料，進行雜交水稻“三系配套”的方案成功。

此後兩年間，全國各地又陸續選配出了多種雜交水稻優勢組合，使水稻畝產獲得大幅增長。在世界範圍內，我國正式成為第一個在實際生產中能夠有效利用雜交水稻優勢的國家。

4

真理之路

袁隆平對雜交水稻的初步研究，以1961年為始，一直到1975年，走過了從無到有的階段。這同時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段跌宕起伏的時期，饑荒，“文革”，時代的巨浪拍打在每個人身上，但雜交水稻卻在瘡痍之中，奇蹟般地，生長了出來。

袁隆平逝世後，生物學家饒毅撰文悼念。在文章中，饒毅分析了55年前袁隆平發表的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意義。令饒毅深思並慨嘆的核心問題是，“在黑暗中，光輝何在？在狂熱中，智慧何來？”

這也是袁隆平作為個體，作為“人”本身，留給後世思考的命題。

1972年，為了驗證“水稻到底有沒有雜種優勢”，袁隆平帶着助手做了個試驗，將雜交稻與對照品種在相同條件下進行培育，後來發現，雜交稻的生長態勢，大大優於對照稻株。

1978年3月21日，全國科學大會上，湖南省代表袁隆平在小組會上發言。（圖源：新華社）

助手羅孝和因此向人誇張地説，這是“三超”雜交稻，意為產量同時超越父本、母本與對照品種的雜交水稻。但到秋收時，結果卻大相徑庭，雜交稻結實率低，產量比對照品種要少，反而是稻草產量增長了將近七成。

在當時的討論會上，領導們要決定到底要不要繼續支持雜交水稻研究，因羅孝和的誇大其詞和實際產量之間形成反差，持反對意見的人們便講風涼話：“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呢，你這個雜交稻就大有前途。”

面對眾多的奚落、質疑，袁隆平感到有些尷尬，羅孝和已經把頭低了下去，不再爭辯，但袁隆平沒有放棄。他在腦中審慎地思考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最終認定自己研究雜交水稻的方向並無重大偏差。

袁隆平在思考時喜歡撓頭（圖源：瀟湘晨報）

後來，他站出來講了一番話，最終説服了領導：“的確，我們這個試驗是失敗了，因為我們的稻穀減了產；但是從本質上講，我們是成功的。為什麼？因為現在爭論的焦點是水稻這個自花授粉作物究竟有沒有雜種優勢，我們現在用試驗證明了，水稻有強大的雜種優勢。至於這個優勢表現在稻穀上，還是稻草上，那是技術問題。這是因為我們經驗不足，配組不當，使優勢表現在稻草上了。我們可以改進技術，選擇優良品種配組，使其優勢發揮在稻穀上，這是完全做得到的。”

這場討論，極大顯示出袁隆平身上那可貴的品質，就是他始終篤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是正義的，並且敢於將自己的思考擲地有聲地表達出來。

1966年，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科學通報》第4期，刊發了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在歷史上首次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病態之謎。發表論文時，他是偏遠的湘西地區一位不甚起眼的中專教師，而他闡述的觀點，與當時主流的育種理論相背而行。

袁隆平發表的論文以及手稿（圖源：科學通報）

此後，《科學通報》停刊，但正是這篇趕着“末班車”發表的文章，最終讓雜交水稻的研究受到了國家科委的支持，也陰差陽錯地護佑着袁隆平避過了“文革”的干擾。若非袁隆平當年如此果敢勇毅地將觀點表達出來，那麼雜交水稻的研究或許就無法順利地推進，也有可能就此浸沒在時代的洪流中，被裹挾而去。而袁隆平的自我確信，並非妄自尊大，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確信是以對真理的敬畏為前提。

那是他從小習得的經驗，要把事情的道理琢磨透。他曾回憶自己學生時代的種種趣事，其中就有諸多尋根究底的瞬間。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式E=mc²，為何如此？

數學老師講負數乘以負數為正數，他追問緣由，老師卻不講，要他呆記，他對此始終不能服膺。也正因為這種對舊矩陳規的質疑，他才能夠在“鶴立雞羣”的子代發生分離時想起孟德爾定律，從而追問水稻雜交的現實可能性。

袁隆平（圖源：新華社）

那些年，在國內流行的趨勢是全盤照學蘇聯經驗，蘇聯科學家米丘林、李森科的育種學説佔據主流。但袁隆平早在大學期間，就開始隨着遺傳育種專業教授管相桓的指引，閲讀奧地利科學家孟德爾與美國科學家摩爾根的著作。

孟德爾定律與摩爾根遺傳的染色體學説，此二者在日後共同組成了經典遺傳學的基礎。但在當時的中國，推崇孟德爾與摩爾根與主流不相符合。

而袁隆平在實踐中發現米丘林二人的理論存在謬誤，暗地裏仍然學習孟德爾與摩爾根的遺傳學説，因此，1962年，在安江農校的田埂邊，面對一片蕪雜的稻穗，袁隆平腦子裏“3比1”的念頭，才剛好降臨在了那個瞬間。

5

舉國之力

水稻的雄性不育現象，並不是由中國人發現的。從20世紀20年代起，美國、日本、印度、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陸續都有科學家展開關於雜交水稻優勢的研究。

而與袁隆平同時期開始水稻雜交試驗的日本科學家們，也走在研究的前列，從 1958年至1968年，他們已經育成了多種水稻雄性不育系。但可惜的是，由於各種各樣的短板無法攻克，日本的雜交水稻始終停留在理論層面，無法投入實際生產。

此後，國際水稻研究所因雜種優勢不強等原因，中斷了研究。加州大學在153個組合中，找出了11個明顯具有產量優勢的方案，但最終未能實現“三系配套”，因此無法投入生產。

但中國為何做到了？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曾發表《誰來養活中國？》一文，引發了全世界對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的關注。顯而易見的是，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對糧食問題的回答，與其自身的發展，以及人類整體的命運息息相關。

對於中國而言，雜交水稻成為了最重要的一種答案。雜交水稻的面世，並非袁隆平及其團隊單打獨鬥的結果，而是中國以結構性的力量給出了回應。

1966年，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發表後，很快就被國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發現，他將文章呈報給時任九局局長趙石英，而趙石英迅速意識到，雜交水稻若能研究成功，必然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即使在當時，雜交水稻仍然是國內尚未涉足的研究領域，趙石英還是請示了國家科委黨組，並使袁隆平的研究最終得到了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的支持。

“國家的支持”，不僅是意志上的支撐，而是一連串實際的措施。1967年2月，湖南省科委將袁隆平的研究列入省級項目，並撥款400元作為科研經費。

同時，在日後的研究中產生重要作用的安江農校應屆畢業生李必湖和尹華奇，也因此得以留校，成為袁隆平的助手。

在其他國家紛紛折戟的“三系配套”階段，中國能夠成功的原因，就在於開展了全國範圍內的地區協作。袁隆平團隊提供研究思路，並且將他們得到的不育材料發放給各地協作單位，各單位利用不同的品種與不育材料進行廣泛的測交試驗。

2012年1月31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右）為袁隆平（左）頒發2011年“馬哈蒂爾科學獎”，表彰他在熱帶農業發展領域的貢獻。

這是一場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的全國性科研會戰，目標是以“野敗”為雄性不育材料，得到能夠配套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以及恢復系。很快，江西、福建、新疆等地，都獲得了農藝性狀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達到100%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3年，廣西協作組中的農學院教師張先程，率先在東南亞的水稻品種中找到了結實率在90%以上的“強恢復系”IR24。隨後各地又有更多的恢復系品種陸續出現。《袁隆平口述自傳》對當年全國雜交水稻科研會戰的成果有着如下記載：據湖南省農業科學研究院1974年底統計的“野敗”三系測交品種目錄，僅測交恢復的品種即達 344個，保持品種1033個，“野敗”秈稻同型不育系74個。

2009年，新華社曾總結髮生在1973年的雜交水稻攻關帶來的糧食產量變化，那是一串奇蹟般的數字：

1976年，全國糧食總量達到28631萬噸，比1965年增長47.2%。

從1976年到1987年，中國的雜交水稻累計增產1億噸以上，每年增產的稻穀可以養活6000多萬人。

袁隆平在自家小院拉小提琴

讓我們回到文章開篇，2011年袁隆平與易中天的那場對話中。

在袁隆平描述完自己的“禾下乘涼夢”後，易中天接着問他，夢若成真，我們的糧食都吃不完了，全體中國人民都富起來了，那時候幹嗎呢？“搞文化娛樂，搞精神文明。”袁隆平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