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廢都還是網紅？_風聞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筆者本文原本所寫的對象應該是西安市，但看西安就不得不更多的着眼其所在的關中平原地區。順着筆者去年提及過的一個觀點，即：城市羣是我國未來發展的基礎承載點、產業佈局圈，從這個角度來看看關中，這個華夏文明的龍興之地。筆者將以經濟發展為主軸，分背景、現狀和未來三個時間片段來進行推演。

　　歷史的富饒所“詛咒”

　　提到天府之國，大部分人現在想到的應該是四川省，更精準的概念是為都江堰所灌溉的成都平原，四川省的國家級新區也因之命名“天府新區”。但追溯源頭，成都平原稱天府之國是諸葛亮之功，更早的天府之國，指的實際上是關中平原。

　　關中，誕生了中國古文明的上古源流之一，如果將自然毗連的汾河流域也視為一體，則汾渭平原上迄半坡、陶寺，下至武王伐紂、晉楚爭霸、秦統天下，在這個上古文明裏就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古以來，秦、漢、南北朝以至隋唐和五代，汾渭平原的重要性更是無一時一刻減輕。直到宋代以後，隨着生態環境的變化，政治重心東遷，經濟重心南移，西安重要性下降，變成了西北的樞紐要衝，至於關中，經濟作用就更弱了。

　　明清之際，朝廷重要的財賦、文華之地，俱在東南，而中西部地區的名城大郡，只是作為形勝要衝來控扼國土，保證統治。中古時期的隋唐長安，人口百萬，但到了明清，西安府的人口和地位並不能排進前十五。

　　直到民國時期，國民黨南京政府曾有動議興建“西京”，成了西京城市籌備委員會，大體目的有三，一是加強對內陸地區的控制和輻射，免得臨近的河南、甘肅和西北失控，其二是國民黨內一部分進步主義分子想從規模較小、政治較單一的西安入手， 探索一套舊文化、古蹟遺址豐富的歷史古城現代化的道路，其三則是日軍日益進逼的外患之下，留個退路。然而，關中的生態和本錢實在是太差了，迄七七事變爆發，國民政府沿長江一路遷到武漢、重慶，並沒有遷到建設了五年的“西京（籌備中）”，多年建設無果，而隨着抗戰的勝利，西京籌備委員會也在1945年奉命撤銷。

　　建國後，西安市則一躍變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大區的“首府”，西安市成為了西北局的直轄市。在“156工程”和一五計劃期間，西安市是得益最多的城市。156工程中，共有16個項目落户西安市，一時間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城市建設運動，而這當然得益於一躍提升的政治地位。畢竟，和西安市豐富的歷史資源、文化象徵相比，近代以來的西安，條件實在是太差了。

　　老西安市民經常喜歡吹牛的段子，就是“選首都差兩票輸給北京”，誠然中共中央在共和國建立前或許考慮過這個選擇，但就如同民國政府不會遷都“西京特別市”一樣，西安過於單薄的底子，無法承載首都的重任。不過，直轄市給西安市帶來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這一時期的直轄市，除北京和天津外，都是大行政區的直轄市。例如東北局，管轄有旅大、長春、哈爾濱、瀋陽、鞍山、本溪、撫順七個直轄市。而西安市作為西北大區的首府，自然擁有了超然的地位，陝西省與西安市的相愛相殺，也肇始於此。

　　高饒之後，以五馬進京為象徵代表着中共中央防止大行政區尾大不掉而採取了扁平化、制衡治政的路線，大行政區被撤銷了，除北京、上海外全國沒有其他的直轄市。但很快，大躍進結束後，中央重新設立了大區的中央局，這表明至少是在建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各個地理板塊間的協調和平衡，是中央非常關注的。

　　現狀：小省與大市之間，外加其他

　　如果説，之前大區中央局的存在，在持續的協調陝西與西安的協調發展和西北板塊與全國其他地區間的平衡，那麼當改革開放以來，隨着計劃體制的逐步衰退，一種全面的向東看就在所難免了。而在市場大潮衝擊之下，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之間巨大的不平衡，則導致了關中地區多年來的愛恨糾葛。

　　從衞星地圖上來看，西安市的老城區內，各種類型的家屬院、機關單位錯綜複雜。而這種空間上的複雜結構，實際上是和政治經濟上的交織糾纏分不開的。前面筆者提到了，“156工程”中有16項落户西安市，看似西安市得益最多，但實際上這種大型軍事工業和重工業項目，地方很難有直接的管轄權力，這些大型工廠企業是在“X機部”的管轄之下的。

　　隨着三線建設的持續推進，愈來愈多的軍工、重工業企業設在了陝西，其中絕大多數設在關中地區以及與關中相毗連的秦嶺大山裏，並且同時設立了與之配套的許多科研院所機構。然而，由於這些項目本身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控制權在北京的各行業總部，對本地區真實產生的經濟推動作用較小，也很難產生互相之間的橫向聯繫。

　　可以説，由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計劃經濟完全解體，這其中的二十多年造就了更加複雜的經濟結構。**一個直觀描述就是，西安市城市區域不小，城市人口不少，但是經濟體量很小。政府財力有限，但許多市民購買力不小。**因為在某種程度上，由於“企業辦社會”的計劃經濟國企文化，一個個“X機部”所轄企業的廠區，就是一個個獨立的社區空間，甚至可以説是“北京的經濟飛地”。

　　時間繼續川流不息，計劃經濟的全面解體和國企的大分流給國家的經濟基礎帶來的改變是永久性的。而計劃經濟的解體和中央對銀行系統的全方位控制，讓許多地方政府所搞的“自我管轄範疇內的企業供需循環”難以為繼，“經營企業”這條路走不通了，對中西部地區來説，1995年開始的改革，是他們“失去的十年”。

　　而對於陝西省來説，改革開放以來，全省的要素自由流動趨勢是向西安市集中，為抑制這種“令人感到危險”的趨勢，陝西省在投資上更多的考慮向非西安市範圍進行投資。這種矛盾日積月累之下，就表現在1995年，傳聞中央要在中西部地區再設立一個直轄市時，西安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熱切，也讓陝西嗅到了懷疑已久的味道——“背叛”。實際上這種深刻的省市矛盾，還有武漢和重慶，當然，武漢的矛盾的解決，是經濟大省湖北全力建設武漢，不再搞制衡；而重慶矛盾的解決，則是以重慶直轄、問題清零為結果。

　　從自然稟賦來説，陝西省的優質地帶就在關中，而關中的核心則是西安。陝西所轄的三個地理單元，陝北和陝南事實上都是需要關中去輸血的，再加上歷史、文化和西北樞紐的加成，這導致了西安是一個省內乃至全國的高地，雖然經濟體量有限，但在政治上有較大影響；而陝西卻是一個小省，如果西安要當好一個全國範圍內的大城市，勢必需要更高層面的支持，因為關中在全國來看同樣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地區，但這樣的需求又和陝西省以關中撫養陝南陝北窮困地區的目標相違背。這樣的深刻矛盾，是多年來省與市各種互動中雜音，乃至各種項目、合作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矛盾也使得西安在發展上處於踉蹌獨行而周邊小兄弟冷眼旁觀的局面。西安的市中心距離臨近的地級市咸陽市市中心，直線距離約23公里。在2002年推動了“西鹹一體化”戰略，然而這一政策執行到如今，產生的最顯著的成果還是2002年時的電話區號合一。產業佈局、產業政策、經濟金融政策、國土空間規劃等諸多方面，無一實現對接、接軌、統籌規劃。對比早已融為一體的廣州佛山、長株潭等地區，政治內耗的後果可見一斑。

　　大國大城的未來？不，還有一帶一路

　　在近一兩年，隨着陝西省全力支持西安的發展，諸多之前的限制性措施和政策已紛紛宣告廢除。而西安也趁勢而上，提出了對標先進城市的“追趕超越”戰略。

　　表面上看，隨着陝北油氣的開發和陝南環保、生態移民的推進，原先困擾陝西省的“一個饅頭三個孩子分”的問題大為緩解。至少如今在陝北進行扶貧，可以使用從陝北自有的油氣和煤礦資源帶來的開發收益填補，而陝南的生態扶貧則有全國統籌的專項轉移支付。但事實的另一方面，則是隨着宏觀收益率下降和全要素生產率的難以提升，經濟增長更多的是庫茲涅茨增長，即高固投、高週轉、高負債，資源、要素紛紛向頭部地區集中。

　　對於中西部地區來説，這種情形之下，不發展省會和省內大城市，則意味着被東部地區的高房價吸乾金融資本，被東部地區的高收入吸走技術人才。相比較九十年代和零零年初，不但陝南等集中連片貧困帶留不住人，連關中地區其他城市也出現了資本和人口的淨流出。因此，並不是中西部地區各省主動選擇了“大國大城”的戰略，而是在兩害相權之下的不得不為之。

　　筆者在談及房價的上漲邏輯之時曾提到，房地產的商品化使得房地產本身金融屬性完全體現了出來，如果某一地區的房產令市民感到“沒有投機價值”，則會導致本地的金融資本淨流出，流出到“值得投機”的地方。因此，地方政府還不如自己坐莊，抬拉地價，一方面和企業、社會投機資本分享利潤，另一方面則利用手中的豐沛資金投資、建設城市，吸納人才和高校、科研機構落户，補貼社會民生，這些可以直接獲取政績。

　　這就表現為，一方面西安市的人才大幅“孔雀東南飛”，許多領軍人才、科研機構乃至高校紛紛前往東南地區淘金，另一方面則是西安還在吸收陝西省內和臨近的甘肅、晉南、豫西的人才、機構組織，延緩東南飛的規模。

　　但繼續這樣的資源重組，勢必造成國土空間功能的嚴重不均衡，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城市將陷入“通貨緊縮”，一方面缺少資源、另一方面資源還在加速流出，形成惡性循環，中小城市都是這樣，就更不必提縣域和鄉村了。放任下去，協調發展、鄉村振興將成為一紙空談。據筆者所知，在關中地區之前也出現過暫時性的縣級政權資金週轉困難，乃至人員工資難以足額髮放的情形。

　　從更大的結構來看，西安市乃至關中平原城市羣未來的發展機遇，就在於突破庫茲涅茨增長，重塑歐亞經濟板塊結構這一戰略方向上。現今我國的三大戰略，是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這其中最重要的、和關中平原城市羣相關，則是一帶一路。**自中歐班列實施以來，藉助於貨運鐵路實現古代的陸上絲綢之路在當代重現，就是我們一直所構想的空間經濟和地緣戰略。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將整個歐亞板塊變成連接更為緊密，互相交織的整體，以降低海洋的影響權重。

　　而陸上的絲路重建，自然需要一個樞紐、節點，作為中國影響力的集中體現。自2016年以來，陝西、西安在這一方面取得了高度共識，省市協力推進西安陸港的發展，到2020年已有三分之一的中歐班列是由西安始發的，而西三角始發的中歐班列總數佔比則超過了70%。這將意味着，在陸權重新抬頭、海權地位相對下降的週期中，西安搶到了一個有利的位置上。

　　着眼未來，在以一帶一路為中心的經濟結構重構中，關中城市羣需要重新規劃整體產業佈局和價值鏈、產業鏈分配與規劃，積極對接臨近的中原城市羣，這或許將成為扭轉南北差距越來越大的趨勢的重要抓手。

　　去年夏天，筆者去了一趟毛烏素沙地，看了看屹立千年的統萬城遺址。如今在我國人民的辛勞治理下，沙地已變綠洲，茫茫一片綠地，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竟像極了一千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