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班“風暴”前夜，我沒忍住報了班_風聞

　　作者：塵埃 lesly

　　編輯：尹磊        

　　對課外培訓機構來説，七月是山雨欲來的時候，上半年關於課外培訓“雙減”的消息陸續傳來，暑期關停培訓機構的“靴子“始終沒有落地，這也讓機構和家長的暑期班計劃，隨時有被按下“停止”鍵的可能。

　　但在焦慮中，機構和家長都已經開始了自己的既定計劃。

　　在上海開辦培訓機構的何彬，目前還沒有收到任何要停課的通知，他的暑期班已經提早完成招生，所有交了學費的家長，沒有一個人退費。

　　在“雙減“落地的前夜，後面會發生什麼，這位機構負責人的心裏並沒有底，權衡利弊，目前能做的就是把所有工作按部就班地進行下去，暑期培訓是機構的收入重頭，不管對於大小機構，都算得上是戰略級的部署，容不得輕易捨棄。

　　最大的懸念都埋在接下來政策發佈的那個時刻，前不久的“意見”也早早做好了引人警醒的預熱。5月21日關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即“雙減“）的審議已經通過，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就在7月2日，監管司負責人走馬上任的消息也已公佈。

　　萬事俱備，接下來一定會有所變化，但到底如何變化，仍然難以預料。

　　圈內的風吹草動，屢屢掀起波瀾。先是一份關於“新東方內部座談的消息”，裏面提到週末和寒暑假將全面停課，計劃已經細化到時間表，但俞敏洪迅速做出闢謠，更多的猜測甚上塵囂，當日，路透社又傳來“多城市試點禁止寒暑假期間學科線上和線下補習活動“的消息，疑雲更凝重了。

　　幾日後，一張高途地推動員會的現場截圖又在網上流傳，PPT上一行豪邁的大字引人遐想——”為高途盡忠的時候到了。”

　　彷彿一場現代版“諾曼底登陸”的誓師壯行。

　　停辦已經在一些地方落實，山東和河南的部分地區已經發出禁令，嚴禁學校組織在校補課或網絡補課。而在二級市場，各大機構的表現直接體現在無情的股價走勢上，好未來、新東方、高途、精鋭……大量頭部機構的股價悉數暴跌，其中高途的股價年內已經達到了75%的跌幅。

　　“今年618的折扣都不夠大，降價還得看這些教育機構的股價。”劉芸早已經完全捲入這場教育業風暴，她是這些機構的常客，但機構的股價漲跌，都不會影響到她在今年給女兒制定的暑假培訓計劃，早在暑假前，她就給孩子精挑細選了幾門課程，像購置生活必須的服務，她早已是局中人。

　　走出內卷，更像是在跳出原本的精神舒適區。

　　01

　　風暴之前，計劃不變

　　對家長林霖來説，假期培訓班停辦，將是計劃的全盤改變。

　　一張發在5月份朋友圈的照片，反映出這位“雞娃”家長在這場教育培訓“內卷”中的鮮明立場。

　　照片上，林霖的一年級女兒，報了三家在線教育公司課程，還有兩次小班英語，需要在線下進行。這裏面還僅僅是學科教育，並沒有寫上舞蹈、繪畫這些興趣班。

　　往常的日子，女兒上課如趕場，平時一到放學，老人直接把孩子送到培訓班，上完課再回家吃晚飯，完成學校作業，週末的時候，接送陪同，全權由林霖和她的老公負責。

　　而線上課，雖然在家，但也要大人陪讀，一個學期下來，林霖長吁短嘆：“真是陪得夠夠的”

　　全家人的生活節奏，就是圍着一年級的女兒，雷打不動。

　　這也是一種煎熬的過程，林霖也想過放棄，甚至覺得機構全部關停，所有人都不用去上培訓班。

　　“反正追不上，你管人家跑多遠幹嘛。省下的錢買個天津、西藏的學區房不香嗎？也能從高考大省裏跑出去。”

　　但這終究是她的一時氣話，她清楚教育的競爭從來都是一種綜合的較量，總有人會把老師請到孩子面前，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交易。然而，對她來説，更難抗拒的是培訓班在孩子學業上的正向反饋。

　　女兒在一年級上學期就通過了KET考試，相當於英語已經達到了初中程度，全班唯一一個。因為有正向反饋，林霖和女兒都打算繼續培訓，雖然代價是每年3萬左右的學費，以及家長長期的陪讀。

　　在林霖的設想裏，女兒小學要把語文、英語都學到一個比較高的程度，中學後才會有足夠的精力對付數理化，最終高考進入名牌大學，她希望女兒能成為高收入的專業人士，比如牙醫。

　　一切似乎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這個假期，雖然有政策的一些風向，但她的計劃依然照舊，她拿出女兒的課程表，因為機構加課，日程比她自己還要繁忙。

　　她不相信假期培訓“一刀切”的可能性，她覺得只要高考存在，總有要“雞血”的家長，“大不了從地上轉入地下。”她們所報的英語機構在暑假還有一場外教參與的遊學活動，她正在計劃如何擠出時間，安排這趟舟車勞頓的行程。

　　相比於林霖周密的教育大計，還有一批人在週末和假期把孩子送到培訓班，也有出於時間安排的被動，他們沒有安置孩子的地方，也沒有看管孩子的人。

　　6月初的時候，劉芸就給女兒報了小學文化暑假班，帶中英文誦讀、邏輯數學、作業輔導，她有充分的理由，給孩子找一個暑期有人看管的地方和人。

　　從幼兒園開始，劉芸的孩子就是各家培訓班的常客，既有英語、數學、語文的學科培訓，又有繪畫、舞蹈、主持、游泳、鋼琴、圍棋等興趣培訓。

　　這些課程填滿了孩子放學後，和劉芸下班前的那些時間空白。它們有時候是一種無奈之舉，有時候，似乎也成為了“雞娃”的藉口。

　　劉芸也不是沒有過讓孩子衝刺的想法，過去上幼兒園的時候，她本來想讓孩子去民辦小學，早早開始給孩子報名奧數，但後來無疾而終，她覺得孩子現在的數學成績，跟沒學過的同學相比，完全沒有任何突出。

　　課外培訓學過的大多數東西，好像都被孩子忘得一乾二淨。包括幼兒園中班就學過了游泳，到了小學體育課，學校要求會游泳，孩子竟然全忘了。劉芸又給孩子重新報了游泳班。

　　“一直堅持到現在學了好幾年的英語，單從單詞和語法的認知來看，幼兒園學的早丟到爪窪國了，到小學再遇見跟完全沒學過一樣。”劉芸説。

　　培訓班的學習成果似乎都打了水漂，但她又沒有辦法完全否定這些培訓在未來潛移默化的影響，而且，教育的競爭，是從來都無法從眼前撥開的。

　　她之前看過一個關於“假期孩子是否要上培訓班”的調查，其中45%的人希望完全禁止，49%的人選擇適當保留，劉芸權衡了各種因素，經過慎重選擇，她點了那個“保留”的按鈕。

　　對輔導班的取消可能，她終究還是擔心的。

　　02

　　放過他，也放過我

　　“老師就是拉着一羣路都不會走的孩子去爬山。”小學生家長王宇説。

　　他原本覺得培訓機構叫停，一定程度意味着喪失了打破階層的機會，他曾經想把大兒子“雞”成全能學霸，從幼兒園就開始報班，英語、奧數、跆拳道、書法……其中英語機構在疫情期間倒閉了；奧數學了一年，孩子始終跟不上。

　　去年暑假，王宇還在辛苦接送孩子上課中度過，英語、奧數、書法暑假都加到了一週三次還有作業，他由於是自由職業，白天陪孩子上一天課加輔導作業，午飯在培訓機構附近湊合，晚上再幹自己的工作。

　　身體的損耗是最直觀的，“有一天我去理髮，感覺自己忽然老得可怕，白頭髮都長了好多，而且孩子還滿臉的不高興。”

　　（王宇兒子所在學校班級藝術課程調查表，上面顯示了學生每週在外學習藝術課程的種類和時間）

　　改變也是順水推舟的。隨着過去報的英語、奧數班倒的倒，跑的跑，王宇的態度變了，“現在我已經開始看王陽明的心學了，心行合一，放過他，也放過我！”

　　這個假期，他打算讓孩子輕鬆點，踢踢球、打打跆拳道，甚至準備再去學個樂器。因為學校搞了一次藝術課程調查，他發現40個孩子就5個沒有學習樂器，其中就有他兒子。

　　**即使在相對佛系的家長眼裏，競爭依然是繞不開的基調，**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那5個缺失才藝的異類。

　　藝術類教育，是目前的低風險地帶。趙晴的爵士鼓、馬林巴等樂器培訓，就身處在這個領域，在過去，藝術類培訓與學科培訓相比，在家長眼中，始終是存在厚此薄彼的。“因為學科教育內卷的時候，很多孩子在低年級時還在他們這裏學樂器，到了高年級就要放棄為學科教育讓路了。”趙晴説。

​　　他們的機構曾有個對打擊樂非常有天賦又很有興趣的孩子，小學4年級就已經是爵士鼓10級，小軍鼓9級，培養的好完全可以走專業路線，**但因為家裏希望他去衝刺名牌民辦初中，就逼着他放棄了，**趙晴説：“小男孩眼淚都出來了，看着很心疼。“

　　她覺得，也許以後這樣的學科讓路，會有所改善。

　　然而，課外培訓可能停播的波及面，依然會“傷及”到他們身上。在這個等待“靴子落地”的檔口，趙晴的機構已經做好了二手準備，由於先前的“遠見”，他們和片區裏一些中小學合作藝術培訓，有了這層關係，未來所有培訓一旦叫停，他們也有轉型的方向。

　　**未知的變數依然讓人誠惶誠恐，尤其當那些“消失”的現象，就在身旁屢屢頻現。**趙晴他們所在的樓層，本來有4家培訓機構，分別是跆拳道、少兒英語、中高考學科培訓以及樂器培訓，去年，跆拳道和少兒英語兩家機構先後倒閉。

　　對面還剩一家學科培訓，她也總覺得要保不住了，前不久她看到對面機構連續幾天都沒有人，第一反應就是“是不是倒閉了”，但後來得知是中考結束放了幾天的假。

　　最讓她難以忍受的，是這種提心吊膽的氣氛，那把火，很難判斷什麼時候會燒到自己身上。

　　03

　　有人吃撐了，有人吃不飽

　　何彬當過13年的公辦中學英語老師，他了解公辦教育的侷限性，“學校裏接受的是普惠教育，所有人都能享受，但有人吃撐了，有人吃不飽，一個班45個孩子，老師必須要考慮所有人的進度，沒有精力也沒有義務單獨給某個孩子加餐。”

　　何彬提到一個學生案例：這個學生從一年前英語嚴重偏科，到後來成為了優勢科目，今年中考英語考了137分，排在班級前三，憑目前考分，已經穩進市重點，那裏高考成績普遍985，連家長都感嘆這一年培訓費太值。

　　何彬做培訓機構做了8年，在漫長且激烈的課外培訓是非博弈中，他有明確的角色，以及這個角色所派生的價值觀立場，“教育本來就是反人性的，全憑自覺全憑天賦是不可能的，打遊戲一定比刷題要香，成人都控制不住，何況孩子。”何彬説。

　　把偏科學生的科目從弱勢變成優勢的案例，是他們這類小機構以口碑經營十多年的基礎，這樣的故事，在雞娃家長的面前是有效的，但在巨大的行業變動前，它並沒有多大的風險抵禦能力。

　　暑期班照常經營的背後，存在政策的變數，何彬也在考慮新的備選預案，他最初的計劃是與公辦學校的合作。教育部規定各學校延長放學時間，而且北京市還在今日他開始也開始為學生提供留校。何彬以為這是他們的進校機會，在下午4點以前，是學校老師的主戰場，4點之後，則引入各類民辦培訓機構，免了家長接送煩惱，費用上也相對低廉。

　　但這樣的計劃很快顯現出對於一個小機構的不切實際，“你會發現，能夠進校的要麼是好未來、大力教育之類的大型公司，要麼是從事編程、音樂、體育等方面的素質教育課程，我們這種類型的，兩邊都不靠。“

　　另外的方案是上門高端一對一，他們現在主做8個人的小班課，一次課每個孩子費用在250元左右，合計2000元一節課。但如果一對一，有多少人出得起2000元/課時的學費呢？即便有這樣的土豪，也輪不到他們這種小機構。

　　或者是家長自己組團拼課，依然是小班課，只是上課地點從機構換到某個學生家中，這個又必須是住在附近而且程度一致的學生，達到條件同樣很難。

　　即便他的機構在區域內樹立了口碑，但無論哪條路以後生源都是問題。

　　“一刀切是不可能的，你看下字眼，這次是教育部門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是監管，不是全滅。”何彬試圖從不穩定的假期培訓形勢中，尋找“倖存”下去的合理性，因為在機構方的立場，有數千萬人會因此而產生職業的變動，包括他自己。

　　在《2020教育培訓機構行業發展白皮書》公佈的數據中，可以看到國內教培企業總數超過了300萬家，按照平均每家從業人員10人的保守估算，如果真的全面叫停，將有三千萬名從業人員面臨失業和轉行。

　　何彬的英語培訓機構開了8年，即便在去年疫情停課的時候，他都沒有像現在這麼忐忑過。他雖然在輸出一些樂觀態度，但他也明白，未來的日子一定不會好過。

　　“我大學的時候，教育架構還沒興起，就經常有大學生在外面當家教，現在看看都是VIP一對一，如果再倒回去那個方式，那這20年就等於行業沒進步了。”何彬長嘆道。

　　而無亂如何，在今年這個暑期，那些在課外培訓機構的“內卷”中形成了行為和思維慣性的人，將遭遇變數，不論是機構還是家長，無數種憂慮，正不約而同地匯流。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宇、何彬、林霖、劉芸均為化名。） 

　　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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