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和彼此錯過的破局者︱不自覺的歷史_風聞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十九卷·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

一、1894年6月，天津，“仗打完了以後再見吧”

1894年2月15日，農曆甲午年正月初十，廣州《中西日報》刊發東西藥局告示一則：“大醫生孫君逸仙，舊歲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

告示裏的那個“澳”，不是澳門，而是毗鄰澳門的香山縣翠亨村，孫中山的老家。甲午新春，孫中山把自己關在翠亨村的宅子裏，寫了篇大文章，題目叫《上李鴻章書》。

此事怎麼看都有失體統，尤其是放在十九世紀末的大清，更顯十二分的荒唐。一位年方28歲、來自嶺南瘴蠻之地的西醫，憑着一股子不知誰給他的自信，要投書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跟71歲的老人家聊聊富國強兵之道。有冇搞錯？

刊登有《上李鴻章書》的《萬國公報》

沒錯，《上李鴻章書》洋洋近8000字，主題就是富強之本。當年9月和10月，廣學會下的《萬國公報》月刊，以《上李傅相書》為題分兩期刊發此文。從《萬國公報》的文本看，這是篇野心很大，口氣比野心更大的雄文。雄文的精華在第二段，西醫給岌岌不可終日的大清開了一劑藥方——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捨本而圖末也。

不消細品，“竊”之後百十來字，有難以掩飾的居高臨下。想讓中堂大人照方抓藥？作者説話的調門，顯然高了點。位卑不敢忘憂國，那是你的想法。位卑就沒有資格憂國，那是大清的章法。

好在有些愣頭青能成事，多半在於起手的時候，他並不知道此事斷無勝算。

孫中山在青年時代是個愣頭青，愣頭青身邊有幾位大逆不道的同道。譬如陳少白、尤列和楊鶴齡，就是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期間結識的朋友。四人過從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並稱“四大寇”。“四大寇”加上孫中山的同村發小陸皓東，組成了一個聊天羣。聊天羣的官方語言是夾雜着散裝英文的粵語，日常話題一些排滿反清的牢騷，意見領袖是自詡“洪秀全第二”的孫中山。

“洪秀全第二”何以竟要上書李鴻章？這反映了他立場在1890年代初的短暫遊移，部分接受了温和改良的思想。微妙的轉變，源自香山耆宿鄭觀應的影響。孫中山西醫書院畢業後行醫澳門，鄭觀應恰好在澳門丁憂守制。在此期間，兩人有着深入的觀念交流。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收錄了孫中山的《農功》一文，而《上李鴻章書》中“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改革方案則出自《盛世危言》序言。兩者之間的關聯，陸皓東再清楚不過。

在電影《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裏，陸皓東算不得主角。有一句台詞觀眾可能印象深刻，面對白蓮教愚民他哀嘆“中國沒得救了”。可在孫中山30歲之前的人生舞台上，陸皓東卻佔了不少戲份，他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迷弟。他少年時的驚天偉業，是跟着孫中山搗毀了翠亨村村廟裏的神像。後來他被歷史記取的身份，是青天白日旗的設計者，“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

陸皓東還有個“第一”，《上李鴻章書》的第一讀者。孫中山返鄉寫作，陸皓東是陪同者。孫中山每寫一段，都會把陸皓東叫來，誦讀、推敲。迷弟“好犀利、好鬼勁”的讚佩聲，迴盪在孫宅二樓的書房。種種跡象表明，陸皓東在為《上李鴻章書》擊節叫好時，提出了一個更忘乎所以的建議：為什麼不直接找李鴻章面陳要義呢？這一次輪到孫中山讚許迷弟了，合心水。

都説廣東人敢想敢幹，此類優秀品格的要害是，很多環節還沒想通透，就已經決定幹了。孫中山決定面見李鴻章，理由倒是充分，李鴻章與孫中山之間是掛名師生關係。孫中山曾就讀的西醫書院，李鴻章是學校庇護人。學生想見老師，天經地義嘛。至於通過什麼途徑去見？暫告八字沒一撇。

眼面前的麻煩是，孫中山在翠亨村矇頭寫《上李鴻章書》時，他的東西藥局賬面上僅剩十幾塊錢。“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收到藥局夥計的信，立刻從香港趕回廣州，替孫中山把藥房收拾好，交還給股東。陳少白的舉措只是應付股東追債的權宜之計，待孫中山懷裏揣着《上李鴻章書》“由澳回省”，東西藥局已入不敷出、難以為繼。

一家藥局的破產，一般原因是執事醫生不但想為百姓救死扶傷，而且想為國家尋診把脈。

藥局破產對孫中山來説是小事一樁，他要操作的是更大的事，國家的事。回到廣州，醫生把他為大清開的藥方交由幾位朋友審閲。心思縝密、處事周全的陳少白在文章中添加了一些敬詞、謙詞和必要的客套話，使之更適合體制內的口味。晚清的廣東人，對體制有刻板印象，那是一羣滿身官氣的北佬。李鴻章就是端坐在體制金字塔高處的人。儘管他有着洋務派的開明形象，但草野小民真想與他面對面，關山重重。

孫中山要面見李鴻章，此事摸着門道，已經是1894年6月。欲會李鴻章，先見盛宣懷。六度尋人的遊戲，盛宣懷是通關要訣。盛時任津海關道，駐守天津直隸總督公署，三封推薦信鋪就了通往公署的路。

第一位給孫中山寫推薦信的是魏恆，賦閒廣州的前澳門海防同知。魏恆寫信出於感恩，因為孫中山治好了困擾他多年的痔瘡。魏恆推薦信的收件人是他的好友盛宙懷，盛宙懷任廣東候補知府，卻常住上海。在信中，魏恆向盛宙懷介紹了孫中山，並請求盛將孫推薦給他的堂兄盛宣懷。孫中山攜魏恆推薦信，於6月初起程趕往上海，表兄譚虛谷資助了部分差旅費用，陸皓東隨行。這是孫中山第一次上海之行，他一生總共27次蒞臨此地。

盛宙懷收到魏恆的信後，接力致函盛宣懷。他是第二位給孫中山寫推薦信的人。

第三位給孫中山寫推薦信的是老熟人，鄭觀應。拜訪盛宙懷的那幾天，也就是6月中旬，孫中山在上海巧遇鄭觀應。名為巧遇，更像是約定。在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這出大戲裏，鄭觀應是劇情的推動者，不動聲色，適時出現。鄭觀應此番出現，貌似就是為了助力小老鄉。

在三封推薦信裏，鄭觀應的這封內容最詳盡、言辭最懇切，對孫中山的評價亦最高。他請求盛宣懷提攜後輩，從中疏通，使孫中山有機會“一白其胸中之素藴”。鄭觀應還在信中額外提了一個請求：孫欲遊泰西各國，考察農務，請盛代求李鴻章，為孫辦理一份出國護照。是的，申請護照也是孫中山面見李鴻章的訴求之一，可能是更實際的訴求。出國考察之目的是修習西法以改良中國農業，而核心主張是在廣東自種罌粟以抵制印度煙土。這個主張，寫在《上李鴻章書》的倒數第三段。

在鄭觀應家裏，孫中山還認識了幾位朋友。其中一老一少兩位，對孫中山大有助益。老者王韜，66歲，維新思想大家、中國報業鼻祖。王韜利在當時，他為《上李鴻章書》潤色並定稿，還為孫中山附加了一封推薦信，收信人是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羅豐祿；少者宋耀如，31歲，晚清實業巨賈、基督教傳教士。宋耀如功在後世，他是孫中山反清革命的資助者，當年秋天他承印的《萬國公報》刊發了《上李鴻章書》，而他四歲的次女宋慶齡未來將成為孫中山的妻子。

1894年6月的孫中山還想不到那麼遙遠的事，當務之急是去天津，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駐地。大約是6月25日，孫中山抵達天津。這是他的第一次天津之行，還是陸皓東陪同。佛照樓旅舍的廣東籍掌櫃，看着家鄉來的兩位青年，風塵僕僕入住，又步履匆匆出門。孫陸二人趕着去天津直隸總督公署，拜會盛宣懷。盛宣懷耐着性子接待了孫中山，精通洋務、有志新政的青年，無論怎麼説都可堪一用。他在堂弟推薦信上的批註日期，暗示了孫中山行程的緊湊，6月26日。而經王韜潤色過的《上李鴻章書》和他的推薦信，也在同一時間遞到了羅豐祿手裏。隨後幾天，佛照樓旅舍的兩位住客像換了人似的，待在房間裏閉門不出。偶爾，其中一人會到客堂，向掌櫃打聽，有無官差來找他們。對於孫中山來説，這是天大的事。

平頭百姓，包括孫中山這等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當時並不十分清楚，那幾天，那個月，乃至那一年，天下最大的事，其實不是他求見李鴻章，而是一觸即發的中日甲午戰爭。這不能怪孫中山，大清封閉的政治決策和信息傳輸體系，在政府與百姓之間設置了無法穿越的屏障。在鐵屋般封閉的體系裏，李鴻章是主事人、操盤手，同時又是一個尷尬的角色，外有敵寇進逼，內有清流攻訐，此等酸爽不足為外人道。不過，李鴻章要應處的國家大事與孫中山心中天大的事，在時間上倒是有幾處偶合。

1894年2月15日，廣州《中西日報》刊發孫中山“由澳回省”告示那一天，朝鮮爆發了由全琫準領導的東學黨起義。東學黨起義，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導火索。

1894年6月3日，差不多孫中山從廣東動身北上的時候，朝鮮李氏王朝正式照會袁世凱：“請煩貴總理迅即電懇北洋大臣，酌遣數隊，速來代剿。”李鴻章立即覆電：“韓國請兵，中國勢必準行。”清軍分水陸兩線進兵朝鮮，李鴻章則駐節天津北洋大臣衙門，運兵籌餉。作為老資格的政治家，他能夠嗅出朝鮮內亂背後日本的味道。他知道清軍的對手根本不是東學黨，而是日本。事實上，日本已先於大清做好了戰爭準備，半島駐軍迅速增強。李鴻章感到了事態的嚴重，他的策略調整為中日雙方均從朝鮮撤兵，保全和局，並寄望於英俄的調停。6月中下旬，李鴻章坐鎮天津，指揮着漢城和北京兩張談判桌上的對日交涉。

18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照會清廷，強硬拒絕從朝鮮撤兵的提議。三天後，光緒電諭李鴻章：和議難遂，加緊備戰。這一天，應該是孫中山抵達天津的日子。孫中山趕場拜訪盛宣懷、羅豐祿的那幾天，李鴻章正焦頭爛額、日理萬機，他每天處理的電報、文書近百件。有證據表明，孫中山《上李鴻章書》的確呈到了李鴻章的案頭。然而，李鴻章是否撥冗讀過孫中山的大作，又有何評價？不得而知。十萬火急的軍情等着中堂大人裁斷，“人盡其才，地盡其利”云云絕非急所。對等着冷饅頭充飢的人，大談膳食均衡，稍顯不合時宜。抱歉，中堂大人實在無暇聆聽西醫的治國方案了。孫中山在佛照樓旅舍枯等數日，等來一本出國考察農務的護照和一句算不得敷衍的承諾：“仗打完了以後再見吧！”天津之會，由此錯過。

後來，仗打完了，仗也打敗了。曾為大清奉上藥方的西醫，已經拋棄了幻想。自津返粵不久，孫中山前往檀香山。1894年11月24日，日軍攻陷旅順並大肆屠殺時，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這一次，西醫換了個藥方，他不要改良了，他要實打實的革命，革大清的命。

誠然，錯過天津之會的孫中山，此後與李鴻章還有再續前緣的可能，但他與大清早已一刀兩斷。回頭一看，《上李鴻章書》竟是孫中山給大清下的最後通牒，給你機會你不中用啊。

二、1896年9月，紐約，“我對我在美國見到的一切都很喜歡”

甲午戰爭，是大清的失敗，也是李鴻章個人的失敗。馬關條約簽訂，曾經的股肱之臣成了天選的背鍋俠。1895年8月，條約簽訂四個月後，李鴻章“奉旨入閣辦事”。此人事調整本質上是下野，李鴻章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頭銜被剝奪。下野有個雅氣的説法，叫投閒散置。

投閒散置的李鴻章，避居北京賢良寺。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裱糊匠之嘆”油然而生，中堂大人一肚子的怨氣：“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宦海沉浮中的政客，多半會做吹角連營的夢。真能黜而復陟者，並不多見，何況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叟？

李鴻章的幸運也是不幸在於，甲午戰爭後，日本並未停止對中國的蠶食。李鴻章下野後，在這場從失敗走向失敗的對局中，清廷再也找不到一個可負其責的棋手。俠之不存，鍋將焉附？更重要的是，清廷逐步認識到，李鴻章當初的構想——聯俄製日——老祖宗“以夷制夷”的新款馬甲，才是痛感最輕的捱打模式。

俄羅斯人以他們特有的直率，回報了李鴻章的青睞。1896年5月，尼古拉二世將舉行加冕典禮，俄方指名道姓邀請李鴻章作為大清使節前來致賀。末代沙皇人生中最盛大的儀式，成了李鴻章東山再起的契機。慈禧送了個順水人情，她召見李鴻章，叮囑了幾句：今命汝西行，聯絡歐洲，抵禦日本，慎之勿懈。

3月30日，吳淞碼頭一聲汽笛，垂老遠遊拉開帷幕。此一去，歷時190天，行程90000裏，遍訪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荷蘭、比利時、法蘭西共和國、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李鴻章歐美之行，是他重返國際政壇的亮相之旅、走出甲午創痛的療傷之旅，亦是為困境中的大清尋求突破的外交苦旅。

自東向西環球巡遊中，有一段令李鴻章大開眼界、瞠目結舌的旅程，也是無比愜意、屢造花絮的旅程，那就是美國之行。

1896年8月28日，紐約港炮台鳴禮炮19響，10艘引導艦分左右兩翼，護着“聖路易斯號”郵輪緩緩駛入泊位，碼頭上《拉德斯基進行曲》高奏。李鴻章走下舷梯時，聚集在碼頭的數萬市民，執旗列岸而迎，脱帽歡呼，萬聲如一。身着黃馬褂的高個子老人，在紐約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禮遇。此前，他剛剛結束了對英國的訪問。

新大陸撲面而來的新氣息，萬物更始，欣欣向榮，讓老邁帝國的失勢老臣產生了天然的好感。紐約，是李鴻章美國之行的第一站。他在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值得他長久回味咀嚼。

8月28日，未安排其他活動。李鴻章登上大馬車，直接由碼頭前往行邸華爾道夫酒店。紐約街頭，萬人空巷，巡街捕役在馬車前開道，好奇的市民擠在人行道上，爭睹大清頭等欽差大臣的風采，建築物上掛滿了大清的龍旗。

8月29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克利夫蘭和多位政府高官，取消例行休假，趕赴紐約會見李鴻章。賓主雙方互換國書，並就關税問題進行交流。會談之時，李鴻章狀態甚佳，悦人話語張嘴就來，“（在歐洲時）有人勸我從地中海走蘇伊士運河回國，被我拒絕，因為我一定要來美國看看。”

8月30日，李鴻章祭掃好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的墓地，並在格蘭特兒子富德立陪同下看望了格蘭特的遺孀。

8月31日，休整一天。

9月1日，李鴻章參加當地教會組織的彌撒佈道並發表演説，討喜辭令再度派發，“若以大道言之，本大臣恆謂基督之福音，實近於吾儒之聖道。”當晚，中堂大人探訪紐約下城區唐人街，當地華人奔走相告，興奮異常，迎接來自故土的貴賓，馬車幾不能行。

9月2日，李鴻章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他借訪談之機，為在美僑胞遭受的歧視而發聲，呼籲美國廢除排華的《格利法》，“你們不是很為你們作為美國人自豪嗎？你們的國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現代文明，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説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

李鴻章訪問費城的照片

9月3日，李鴻章離開紐約前往費城。中央火車站內，送行華人無不鞠躬叩首。前後一週時間，紐約掀起了一股“李鴻章熱”。作為熱源的李鴻章，情緒之高亢自不待言。他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的開場白，甚至有了點放飛自我的意味：我對我在美國見到的一切都很喜歡。相信李鴻章説的是真心話，他的滿心歡喜天地可鑑。只是，也許，有些事他並不知曉，有些人他並未得見，譬如孫中山。有個if引導的條件狀語從句，可能會推倒他的那句開場白——如果他在紐約見到了孫中山，還會對見到一切都很喜歡嗎？

呵呵，不必驚訝，時間線的比對給出了肯定的答案。李鴻章訪問紐約的那一週，孫中山恰好就在紐約。這是兩人錯過天津之會後，又一次同處於一座城市。同處一座城市的他們，還是沒有見面。那位曾經上書李鴻章的西醫，此時的身份是朝廷的通緝犯。

1895年10月底，孫中山策劃乙未廣州起義，因計劃泄漏加之突生變故而功敗垂成。陸皓東為了焚燬興中會名冊而延誤了撤退，不幸被捕，在受盡酷刑後英勇就義。乙未廣州起義，是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他的追隨者陸皓東是第一個獻身共和的人。起義失敗，為躲避清廷抓捕，孫中山流亡海外。此後16年，流亡成了他的常態。

1896年1月，孫中山第四次前往檀香山。居數月，於6月抵舊金山，這是他第一次踏足美國本土。孫中山的美國之行，是一段四處鼓吹革命又不斷遭遇冷落的旅程。在舊金山的兩個月，佈道者感嘆：“旅美華僑風氣異常閉塞，十九缺乏國家思想，與談革命排滿，莫不掩耳驚走。”隨後，孫中山由舊金山乘火車橫跨美國，途徑薩克拉門託、芝加哥等地，赴東海岸。推算下來，他要比李鴻章早10天抵達紐約。

在紐約期間，孫中山租住於唐人街一家華人會館的地下室，往往以一碗麪條充飢。他對此並不在意，因為“向華僑痛言革命救國之真理”才是他掛心之事，然而“言者諄諄，聽着藐藐，且以中山為謀反大逆，視同蛇蠍，其肯與往還者，僅耶穌教徒數人而已。”對孫中山諄諄教誨嗤之以鼻者中，有不少人在9月1日，也就是李鴻章探訪唐人街的那個晚上，走向街頭去興奮圍觀。

如果次日的陽光能透進孫中山蝸居的地下室，會照見他臉上的失意。李鴻章逗留紐約的那一週，每日翻看報紙的孫中山，心情又是何等複雜？先知的痛苦，莫過於此。

先知更大的煩惱是，他在美國的一舉一動，都在清廷駐外機構的嚴密監控中。只是由於當時中美之間未有引渡條約，無法下手。在友人提醒下，孫中山於9月23日，乘坐白星公司“陛下號”郵輪前往英倫。李鴻章的來路，是孫中山的去處。

10月11日，剛剛結束歐美之行的李鴻章回京覆命，受到了慈禧和光緒的召見。中堂大人如沐春風，“忽從西海，重履東華。去日幾何，則有東坡還朝如夢中之感”。同一天，孫中山在倫敦遭大清駐英國使館綁架，拘禁。若事無轉機，陸皓東的命運在等着孫中山。解危救厄的天使此時眷顧了西醫，孫中山母校西醫書院的英籍教務長康德黎就在倫敦。在老師的施壓下，駐英使館被迫於11天后釋放孫中山。重獲自由的他，也有如夢中之感。不幸中之萬幸，倫敦蒙難的經歷令孫中山名聲大噪。一個流往海外、居無定所的通緝犯，成了歐美及港澳報紙的新聞人物，他是評論家筆下“新型的革命派領袖”。

大清的掘墓人被放生，從此，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三、1900年6月、7月、8月，廣州、香港、上海，“值此危難之際，願與孫氏會晤”

倫敦蒙難之後，孫中山與大清結下的樑子永無化解之可能，但他與李鴻章的緣分卻未到終章。孫李再續前緣，只需要一個恰當的時機和一個合適的人。時機很快到來，1900年，庚子事變。合適的人也應時而現，劉學詢，孫中山的老鄉、李鴻章的幕僚。

劉學詢，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最頂級的政治掮客，擁有跟亂世高度適配的投機型人格。他與那個年代的每一個派別，都能找到鮮明的同類項。他與孫中山一樣支持革命，又與康有為一樣反對共和，還與李鴻章一樣寄生於大清的軀體內。劉學詢的政治光譜之所以如此紛亂，跟他的世界觀有關。他有驅逐胡虜、匡扶漢室的夢，但他夢裏的漢室乃是帝制的漢室，朱元璋才是他的人生理想。“朱元璋”委身於滿清，是他的權變，是終將證明他目的正確的手段。700萬銀元的身家，約佔當時政府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令劉學詢真有底氣拿大清江山當棋盤豪賭一把，棋筋在兩廣。

棋的開局是1899年12月19日，李鴻章起復、受命署理兩廣事務，慈禧將劉學詢交其“差遣委用”。李鴻章南下的主要任務，是剷除準備發起勤王運動的康梁。中堂大人對康梁的態度比較曖昧，撫之意多於剿。反倒是劉學詢，因與康有為有宿怨，抵粵不久便剷平了康梁祖墳。此舉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受辱的康梁，起了殺心。1900年4月24日，劉學詢由澳返穗途中，遭遇槍擊。子彈準確命中衣服的扣子，劉學詢僅受了點皮外傷。受傷的劉學詢，將康梁視作不共戴天的仇寇。反清復明的大業，從長遠看，帝黨是比後黨更麻煩的阻礙。假革命黨之手以剿滅帝黨，自是可以考慮的選項。

其實，劉學詢與孫中山是舊識。孫在澳門行醫時，劉就襄助過孫。乙未起義失敗，孫流亡海外後，劉是重要的幕後金主。如今金主南下，與孫中山有了深度合作的基礎。劉學詢遇刺一個月後，李鴻章補授兩廣總督實缺。領銜主演正式就位，導演劉學詢公佈的片名比較老套，叫“兩廣獨立”，孫中山西醫書院的老師何啓創意的概念。孫中山和李鴻章，因着劉學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理由碰一次面。

題材出現在中國北方，6月初，義和團大鬧華北，京畿一片混亂。各國公使迅速集結聯軍，威脅直接出兵進攻北京。

1900年6月17日，聯軍攻佔天津大沽口炮台。慈禧產生了合理聯想，以為聯軍背後有帝黨的影子，是要逼她歸政光緒。一份對列強宣戰的詔書已在老佛爺胸中醖釀：“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幹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焰，張我國威。”大清要憑滿腔熱血以卵擊石，前現代國家在被堅船利炮碾成齏粉之前，都會有一股子慷慨之氣。

複線推進的故事有另一處片場，珠江口外。大沽口炮台失守當天，清廷通緝犯孫中山乘坐法國輪船由日本赴越南，途中在香港停留。由於有五年驅逐令在身，通緝犯並不能登陸上岸。本次來港，孫中山一方面要與香港興中會成員密謀惠州起義。另一方面，他在日本時收到邀約：“值此危難之際，願與孫氏會晤，共議匡救天下之策，務請來粵一行。”天下之策，無非“兩廣獨立”。

這份邀約，不知是李鴻章本人還是劉學詢借李鴻章名義發出。孫中山不太相信77歲的老朽會有此等魄力，但又抱着不妨一試的心態赴約，一同來港的還有日本友人宮崎滔天、內田良平、清藤幸七郎等。6月17日下午，廣州派來的炮艇 “安瀾號”抵港外海。就在孫中山登艇前最後一刻，某種不詳的預感襲上心頭，倫敦蒙難的慘痛經歷讓他駐足。為防李鴻章設圈套誘捕，孫中山委託日本友人前往廣州。當晚，三個日本人被接到劉學詢位於荔灣的私宅進行密談，李鴻章沒有現身，代表他出面的是房主劉學詢。談判結果，李鴻章方面同意保證孫中山的安全，並由劉學詢替孫中山償還流亡時欠下的債務。會談結束，日本人搭炮艇折返，於18日凌晨抵港。孫中山乘坐的法國輪船已開往西貢，説好的廣州之會被捲進了船尾的渦流裏，化作一團泡沫。

然山不轉水轉。只要北方形勢繼續惡化，“兩廣獨立”便還在議事日程，孫李之會就仍有操作空間。

6月21日，清廷向英美法日等11國宣戰。雞蛋撞向了石頭，畫面感果然很強，清軍一觸即潰，義和團一鬨而散。京津危在旦夕，7月8日，清廷急調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國難思良將，若國無良將，好歹得有裱糊匠。時隔4年又11月，李鴻章官復原職。

中堂大人斟酌了10天，於7月18日動身北上，劉學詢隨從。當天下午，船經香港，時任港督卜力邀李鴻章登岸一敍。李鴻章清楚卜力想跟他談什麼，劉學詢事先跟他吹過風。在清廷對列強宣戰後，“兩廣獨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驟升。興中會通過何啓遊説卜力，港督下定決心撮合孫李見面，甚至不惜扣留李鴻章。孫中山由南洋回日本的輪船“佐渡號”就泊在香港外海，他比李鴻章早到一天。

李鴻章與卜力會面，後排左四為劉學詢

未承想，李鴻章與卜力敍談時拒絕了會見孫中山的要求，這讓劉學詢也頗感意外。中堂大人還話鋒一轉，正色提醒港督：不要將香港作為顛覆清政府的基地。談話有滑向尬聊的危險，幸虧李鴻章的一個表態舒緩了氛圍，他不反對在兩廣率先推行憲政。同時詢問，萬一北京有變，列強希望誰來當皇帝？港督最終放行了中堂大人，不是因為後者隱約流露的“想當皇帝”的意圖，而是他收到了英國殖民地大臣約瑟夫·張伯倫的急電：不可輕舉妄動。二戰頭牌綏靖主義者的父親，為中堂大人解了圍。李鴻章安然返回他的輪船，孫中山還在“佐渡號”的船艙裏焦急等待。

等待不會太久，無限的念想會製造現實。孫中山始終惦記着“兩廣獨立”，而且隨着北方混亂加劇，他的眼光也不侷限於華南一隅，整個長江以南皆可相機圖謀。當然，李鴻章、劉學詢依然是孫中山可以藉助的力量。孫中山的計劃要爭取李鴻章的合作，至少是部分參與。7月24日，他從香港回到神户，便密切關注着國內的動向。事有湊巧，7月25日李鴻章抵滬後並未立即北上。中堂大人住進了劉學詢位於靜安寺附近的滄州別墅，有看風駛船的意思。

8月15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西狩。8月20日，光緒罪己。李鴻章有獨攬朝綱的態勢，這對於孫中山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坐不住了，決定冒險回國。8月22日，孫中山自橫濱出發，29日晚抵達上海。清廷官員事先得到了風聲，準備捉拿。孫中山躲進了公共租界一家日本旅社，他在上海待到了9月1日。從8月29日到9月1日，四天三晚，是孫中山與李鴻章繼天津、紐約後，第三次同處於一座城市。

孫中山抵滬翌日，密會英國駐滬領事，尋求外援。此外，他一定要跟李鴻章見個面，他是否如願？

劉學詢提供了一套沒有旁證的説辭：孫中山在滬期間，大抵是8月30日或31日，他曾單獨將孫中山帶到了滄州別墅，李鴻章正居於此處。依劉之言，孫中山還是見到了李鴻章。

不過，滄州別墅孫李之會，籠罩着疑雲，經不起推敲。首先，關於此事，除了劉學詢外，當事雙方，無論李鴻章還是孫中山的回憶中均未提及；其次，從當年10月孫中山致信劉學詢所提及的密商內容判斷，對談雙方更像是孫中山與劉學詢，而非孫中山與李鴻章；最重要的是，李鴻章用實際行動證明，他那時根本沒有同孫中山合作的意圖。既然不想合作，又何必同“亂臣賊子”見面？

符合邏輯的猜想是，孫中山去了劉學詢的滄州別墅，可李鴻章避而不見，兩人在一棟樓裏，沒準只隔着一層樓板、一面磚牆乃至一道屏風。

如此之近又彼此錯過，兩人從此再無交集。孫中山離開上海後加快了武裝起義的籌備工作，10月惠州之役點燃了革命之火焰。李鴻章於9月中旬北上，去收拾那個不可收拾的爛攤子。次年9月，“大清唯一能與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簽下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辛丑條約》。

作為孫李之會的策劃師，劉學詢沒有隨着李鴻章北上，也沒有跟着孫中山造反，他去了杭州。通吃政商兩界的神人，在西湖邊置地當了寓公。起初，他以為自己是棋手，包括孫李在內的其他人都是棋子。末了，他發現自己也是一顆棋子，被遺忘在一盤沒有下完的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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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1月7日，《辛丑條約》簽訂整兩個月後，李鴻章歿於北京賢良寺。臨終前他吟詩一首：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畢生為朝廷效命的中堂大人若知身後事，定會長慟不止。他去世十年後，武昌起義爆發，大清滅亡，歷兩千餘年的帝制終結。締造共和者，正是與李鴻章緣慳一面的孫中山。

李鴻章與孫中山，都曾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也都承擔着破局之使命，他們本有機會攜手合作。可李鴻章，一如梁啓超所評，其長在不畏辛勞，其短在不敢破格。不敢破格的李鴻章，走不出自己的影子。雖有開明口碑，頂多是同體制奴僕的身份作個調和。相反，孫中山出自敢為天下先的南粵，率先衝破了時代音障。在保大清還是保中華之間，孫中山毅然選擇了後者，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李鴻章與孫中山，處相同的時代，有相同的任務，卻畢竟不是靈魂相似的人，所以他們不管走得多近，終究不會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