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都“漏”了，中國肯定不行？中央批示：一定要上自己的核電站_風聞

從“兩彈”交貨到一艇入列，從秦山併網到“華龍”騰飛……中國核工業歷盡六軼風華，守護中華大地。

**在建黨百年之際，回望崢嶸歲月：**神秘的“177辦公室”裏還藏着什麼故事？環境艱苦、一窮二白，是什麼把無數優秀的中國核工業人召集起來？國內外雙重輿論高壓下，中國核電如何走出疑慮？

帶着這些問題，庫叔去拜訪了中國核工業60餘年征途的親歷者——原核工業部辦公廳主任李鷹翔，向大家講述中國核工業背後的故事。

文 | 丁貴梓 瞭望智庫觀察員 楊子彥（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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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裏人還以為我是搞機械的！”

上世紀50年代，在西方大國的核威脅與核壟斷之下，中國開始悄悄佈局核工業戰略版圖。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機械工業部成立，主管我國核工業建設和發展工作，宋任窮為首任部長。

【注：1958年，第三機械工業部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

核工業建設能否成功，關鍵在於有沒有一支在政治上、技術上過硬的專業隊伍。但當時，全國只有10餘名核科研人員。為了儘快吸納人才，中央緊急抽調一批專業相近、水平較高的科技人員，參加核工業建設。

李鷹翔就是其中的一員。

他回憶道，當時他原本在文化部工作，二機部也剛剛起步，處於事業發展初期。中央組織從各個部門調了10000多人，支援二機部工作。“當時從文化部中調了20多人，我是其中一個。”

那時，核事業在咱們國家還是新的事業，從無到有。剛調入二機部時，李鷹翔對核工業領域還不是很瞭解。“對我來説跨行業很大，從文化到‘武化’。我剛開始是做幹部工作，但是從專業幹部來看，很多專業名詞我都沒有接觸過。”

**為了儘快熟悉業務，李鷹翔埋身書海自學，並主動向身邊的專家學者討教。**在儘快補足專業知識短板的同時，他也漸漸意識到了中國核工業與其他國家的差距。

“當時蘇聯原子彈、氫彈已經發展起來。美國40年代就有了，英國後來也有了。當時的情況就是，英美等發達國家有了，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也有了。1950年毛澤東訪問蘇聯，看到了蘇聯的核試驗，回國以後就與當時辦公廳主任談到：中國也應該有！但那時中國的科學技術基礎十分薄弱，科學院也剛剛起步，50年代才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剛起步開展研究原子能工作，還沒有到工業階段，直到二機部成立。在此之前還不是一個部，只是一個局。”

1960年7月，蘇聯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在7月23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停止一切設備和技術供應。危機當前，二機部決定將在建的工業項目分為一、二兩線，先把一線工程即鈾生產線搶建出來。

蘇聯毀約並沒有讓我們陷入混亂和停頓，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核工業加快了自力更生的步伐。

當時，在北京二機部辦公大樓2層，有一間神秘的辦公室“177辦公室”。辦公室裏只有五個人：時任二機部辦公廳主任張漢周、秘書處處長鄭存祚、二機部部長秘書李鷹翔、國防科委二局處長高健民和參謀宋炳寰。“177辦公室”受時任二機部部長劉傑直接領導，用於原子彈爆炸前夕，北京與新疆羅布泊核試驗現場的核試驗委員會辦公室（20號辦公室）的密切聯繫。

作為“177辦公室”的一員，李鷹翔當時的工作是完全秘密進行的。“我跟家裏人也不説。但我家裏人知道我在二機部，可是連二機部是幹什麼的都不知道，以為是搞機械的。”

即使是在機關內部、各個局之間，也是保密的，所以當時機關內部很多人其實都不瞭解二機部。直到第一次核試驗成功，才從秘密走向公開。

2

“他們願意為事業獻身，很可親可愛。”

中國核工業能衝破艱難時局、取得輝煌成就、守衞國家安全，離不開一代代核工業人的無私奉獻、開拓進取。

危難時刻，優秀科學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從四面八方趕來，組成了一支專業隊伍。“我們很多的核工業技術家都是從國外回來的，希望中國能有這樣的技術發展。”其中既有王淦昌、彭桓武等蜚聲國內外的老科學家，也有鄧稼先、于敏這些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中年科技人員，還有一大批經驗豐富的技師、工人。

核工業開拓時期，礦場選址多在內蒙古、青海、甘肅這些環境艱苦的地方。“都是沙灘，沒有水，與水源隔了30多公里，要從這麼遠的地方取水。”

回憶起青海原子城（即“221基地”）的場景，李鷹翔説，“青海221基地地勢也比較高，海拔2400米，飯做不熟，生活很艱苦。天氣也很惡劣，一年差不多半年以上風雪天，天氣較好的情況只有兩三個月。”

“正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我們出了一批優秀的科學家。王淦昌、鄧稼先、姜聖階，他們當時在國外已經很有名了。”但他們十分理解祖國發展事業，“這與國家安全與發展有很大關係，因此有一種很強的事業心和責任心。他們認為在核工業部門從事這樣的工作很光榮、很有意義。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願意為事業獻身，很可敬、可愛。”

3

“講清楚講明白，他們就放心了。”

上世紀70年代，為解決華東地區用電問題，中國核電事業啓程。改革開放後，中國核工業建設進行重大調整，從主要為軍服務轉向為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服務。

然而，中國核電的建設之路並未就此一帆風順，而是在自力更生與國外引進的爭論中艱難進行。

對於自主研製核電站反應堆，當時國內很多人還是持懷疑態度，甚至希望能和國外合作。“從技術難度來説，核電站反應堆的動力要用於發電，需要與電力部門合作，使發電機連續不間斷地穩定合作。它不像試驗性反應堆，可以停停開開。因此難度更大。”

李鷹翔回憶道，“當時確實有不同的意見。因為核電站（的反應堆）與我們做實驗用的反應堆不一樣，核電站要求連續運轉，對安全性和持續性要求更高。這是一個跨越，從研究性的試驗堆到核電站的反應堆，要求更高了。”

“事實上，我們當時很多專家很有經驗。王淦昌、姜聖階，他們都支持自己搞，他們還給領導人講課，介紹核電的安全原理。另外，我們還和機械工業部門合作，要求提高設備安全性，尤其是連續的安全性，要求安全維持達到40-60年。”

**1979年3月，美國三里島核電站發生泄漏事故，導致全球恐核情緒蔓延，國內認為“自行建站有極大風險”的言論再起。**面對再生變故，二機部、國防科委、國家建委、國家機械委和多名核科技專家上書中央，陳述建設原型堆核電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實，如果依賴國外引進，不僅不能掌握核電站建設的核心技術，對國家財政也是不小的壓力。最終，中央領導批示道：“不管怎麼樣，一定要上自己的核電站，再也不能三心二意了。”就這樣，我國核電順利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除了建設意見不同，中國核電站還面臨着複雜的輿論環境。

“當時我剛好在辦公廳，是個綜合部門，關於核電站安全教育也做了很多工作，王淦昌等專家也在電力部等國內工業部門講課，宣傳核電安全知識。此外，還在浙江秦山、江蘇的連雲港等地方做宣傳。”

大亞灣核電站建設期間，蘇聯發生了切爾諾貝利事件，導致香港公眾對核電疑慮重重。“香港當時很關注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因為隔得近。”

面對香港媒體，李鷹翔説，向他們解釋清楚核電的安全性，就是就好的驅散公眾“恐核”心理的方法。

“一方面是通過媒體，寫文章來宣傳。另一方面是面對面，給他們介紹核電建設的嚴密性、制度和過程保障。講清楚講明白，他們就放心了。大部分人（質疑核電安全）其實是因為不瞭解，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做介紹。”

“**核電本身是安全的，但其中有個管理問題，管得不好也會出問題。**中國核電站沒有出過事故，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吸取了國際經驗，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有嚴格的制度規範，每一步都按照規範來做。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出過核事故，這點國際上是承認的。”

回望百年征程，

感受滄桑鉅變。

在建黨百年之際，

庫叔特別拜訪原核工業部辦公廳主任李鷹翔，

向大家講述不為人知的核工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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