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篇（二）“南人不可為相”：水稻理論、宗法社會與中原文明的北退南進_風聞

文 |  棒槌熊

本文是棒槌熊君“國家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關於作者和文章的介紹見前文:

　　國家篇（一）“人生憂患讀書始”：印刷術、精神革命擴展與近代的興起

　　宋代筆記《道山清話》寫到：

　　（宋）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為相。”《實錄》、《國史》皆載。陶谷《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

　　宋代呂中《大事記講義》中也談到：

　　（宋真宗）天禧元年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用王欽若，旦言：“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上遂止。欽若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其後另有批註載：“康節（邵雍）在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曰：‘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南人當國自欽若始，不待安石而後見也。國初三陽方長則南不足以勝北，熙寧一陰潛蔭則北不足以勝南，南北風氣推移，人才消長之候也。”[1]

　　有宋一代，是中國歷史轉折的大關節，此間中原文明逐漸北守南攻，或者更準確地講是“北退南進”。自公元316年五胡亂華起始，至遼金、蒙元、滿清一脈而下，千年之間雖有反覆（隋唐、北宋、明），但總體趨勢仍是中國北方不斷承受少數民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南下衝擊，推擊中原王朝的重心向南偏移，北方由本來華夏文明的中心腹地一變而為胡漢之間的拉鋸帶和緩衝區，戰亂頻仍、生態退化、經濟衰落、文化殘破，呈現出遞次“胡化”的趨勢。華夏文明的重心南移，反過來又去衝擊、改造、消滅原有的南方苗、蠻、越等土著民族和文化傳統，使南方最終得以“漢化”。胡、漢、蠻，三大民族集團從北至南依次衝擊推壓，北方的“胡化”與南方的“漢化”同時並行，東亞大陸由此上演民族-文化的巨大歷史變遷。

　　“南人不可為相”一語出自宋代時人筆記，真假姑且不論，但至少反映了北宋時期南方勢力的興起已經足以染指文官集團的最高領袖，這在唐及唐以前的統一王朝中是鳳毛麟角和難以想象的。美國學者姜士彬指出：

　　中古時期的重要官僚出自大族者，佔據相當大的比例：東晉時期最高級官員出自大族的比例幾乎佔75%，西晉、南朝和隋代最高級官員出自大族所佔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4%。……北魏、西魏和北周漢人高官出自大族的比例則超過75%，東魏北齊的比例則在60%左右。在唐代前期，最高官員中大族出身的比例降至56.4%，後期則為62.3%。……如果將這些（唐代）大族的郡望標識在地圖上，那麼，就會清晰地顯示，河北、山東西部、河南北部等地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剩餘的名族門第分佈於山西、渭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長江三角洲。毫無疑問，這種地理分佈透露出中國宋代以前地域重要性的基本分野。[2]

　　附圖1：唐代郡望地理分佈圖             

　　附圖2：唐代進士分佈密度圖[3]

　　上述兩圖相互發明，充分説明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高度集中於長安、洛陽及兩者之間的所謂“兩京地區”。這就造成了我前文曾引用的政治現象：

　　在唐代，政治中心與帝國其他地方之間存在一種類似殖民的關係。居住於京城的官僚被派往帝國所有角落，壟斷一切高層文職，並在三四年任滿後返回京城。[4]

　　經過五代十國，特別是遼國的興起和北宋攻取幽雲十六州企圖的失敗，使中原漢人王朝的原有的北方版圖大幅縮減，王朝重心不得不向南偏移。實際上自安史之亂後，中原士人就開始了“永嘉南渡”之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南遷。人口的增加、農業技術的擴展進步使南方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肥沃、肥水條件較好的平原地區已經得到充分開發，人們不得不“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將旱田改造為水田，或者大量開發山地梯田，這種新開發的水田往往缺水，容易出現“稍旱即水田不登”的問題。有學者提出，根據氣象學研究，北宋初年温暖濕潤，但到了宋真宗年間，氣候雖然依舊温暖，但卻急劇轉旱。參見下圖：

　　附圖3：中國2000年來的旱澇氣候演化階段[5]

　　為了尋找更為耐旱的稻種，大中祥符五年五月（1012年），宋真宗“遣使福建州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江、淮、兩浙三路轉運使，並出種法，分擇民田之高仰者分給種之。”占城稻引進之後，在湖南、江西等南方地區迅速得到推廣，南宋初年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上奏：“本司管下鄉民所種稻田，十分內七分，並是佔米，只有三二分佈種大禾。”占城稻具有耐旱、成熟早、耐貧瘠等特點，清代王夫之認為“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獲不貲，可以多種而無瘠蕪之田”，推動南方實現了雙季稻、三熟制，糧食產量大幅增長，湖南、江西、四川等地成為全國的糧倉，以致有“湖廣熟、天下足”的民諺，史稱“占城稻革命”。農業的發展養活了更多人口，“到13世紀末，居住在（中國）南方的人口占總人口的85%到90%。”[6]

　　經濟的繁榮、人口的增長、文化的興盛推動宋代儒學的再度復興，並開闢了江西、福建、浙江、四川等新的儒學文化中心。從教育機構的分佈即可看出，宋代南方的教育機構數量相對北方已經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並最終體現在科舉之上。

　　附圖4：宋代書院的數量及地域分佈[7]

　　附圖5：宋代進士密度分佈圖

　　北宋時期仍有一定市場的“南人不可為相”的歧視性言論，在南宋時期就完全顛倒過來。

　　據《宋史·宰輔表》統計，南宋宰相62人，南方就佔56人，北方僅6人。南方誕生宰相的地區是：浙江(22人)、福建(9人)、江西(9人)、安徽(5人)、四川(5人)、湖南、湖北、廣東(均為1人)；北方誕生宰相的地區是：河南(4人)、山東(1人)、山西(1人)。[8]

　　明初北方的衰落就更加明顯。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會試，取錄宋琮等51名，因所錄51人全系南方人，故又稱南榜，北方人一名未取，為歷科所不見，導致北方士子羣情激奮，更有人上告主考徇私舞弊。明太祖大怒，六月親自策問，改錄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因所錄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稱北榜。南北榜案導致明代科舉分為南、北、中三榜，儘管國家政策不斷傾斜照顧，但並不能改變南強北弱的歷史趨勢。顧炎武認為：北方遭遇金、元時期的戰亂，在文學修養上就遠不及南方了，北方人“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9]南北方實力的顛倒，造成南宋以後不僅延續歷史一貫的“南征”（滿清1644、中共1949），還出現了以往歷史難得一見的“北伐”（明初掃元1368年、太平天國1853年、國民革命軍1928），説明興起於南方的政治勢力終於具備了能夠和北方相抗衡的資源和本錢。

　　中原文明的重心在少數民族衝擊下不斷向南偏移，從最初的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經濟中心、税賦重地以及官吏出身由中原、關中轉變為江浙、湖廣、閩粵，川渝，這就使中華晚期帝國難以避免地沾染上濃厚的“南方色彩”。2014年，《Science》刊登了一篇文章：“Large-ScalePsychological Difference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e WheatAgriculture”，運用中國歷史上農業作物種植區域的差異測量、分析當代中國不同地區人羣的性格特質。作者提出：以往分析探討中西文化差異，更多考慮農耕-遊牧之間不同生產方式造成的影響，但問題是歐洲除少部分遊牧地區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區都是種植小麥的農業地區，中西之間不同的人羣性格特質，不是農耕-遊牧不同生產方式之間造成的差異，而是農耕文明中水稻-小麥等不同種植作物造成的差異。

　　附圖6：中國的農作物種植分佈圖

　　作者提出一套所謂的“RiceTheory（水稻理論）”，認為中國南方種植水稻必然要求水利灌溉等基礎設施，以及短時間內大規模的勞動力投入（勞力需求是小麥種植的兩倍），這就要求超越核心家庭層面之上的社會合作，開展水利建設維護，進行勞動力的互惠合作等等。長此以往，水稻種植區域的社會就形成了緊密團結、重視整體、互惠合作的人格特性，與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更加類似；北方的小麥種植區對社區團結與合作的要求就相對較低，因此相對水稻產區而言，小麥產區人羣的心理性格更加獨立和傾向於個人主義，與歐洲更加類似。作者針對六個省區1162名的個體開展心理測量，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基礎上初步驗證了人格特質與所在地區農業種植方式之間的關係，這是以往的現代化理論、流行病理論所不能解釋的。[10]

　　假定“水稻理論”成立，那麼中華晚期帝國以往種種“一般形式”，實際上很有可能只是“南方特徵”。香港學者科大衞針對廣東地區的地域性研究發現，宗族社會並非歷史遺留或自然演進，而是南宋以降—特別是明清時期—理學革命的人造產物[11]：

　　這樣一個由士紳領導的社會，是先創造於意識形態之中，而後變成現實的。從十六世紀開始被催生出來的新社會，開始像是個由士紳主導的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社會，被研究19世紀中國的歷史學家視為毋庸置疑的“傳統中國社會”。

　　意識形態與現實之間充滿張力。歷史上有無數意識形態被創造出來，但能夠被歷史揀選存留的卻是幸運的極少數。從來不是意識形態在創造現實，而是現實在揀選某種意識形態以滿足其自身。宋代理學革命，張載、兩程、朱熹、王陽明等理學大家師法佛老，為先秦僅為倫理學散亂教條的儒家增添構建了龐雜的哲學基礎和理論體系。但與其侷限於紙面上的思想史，不如附身潛入紛繁雜亂的社會史，畢竟一種理論要想作用於實踐，必須依託既有的歷史傳統，考量現實的社會基礎，順應未來的發展需求。南方“水稻產區”本就緊密的社會團結與理學關於宗法社會的理論設計具有現實與理論之間天然的親和性，在南方士人-官僚集團持之以恆的撮合、嫁接、改造之下，二者一拍即合、相互扶持，共同演化成為晚期帝國士紳領導下的宗族社會的典型類型。

　　要之，中原王朝的“北退南進”使中華晚期帝國的重心遷移到南方地區，使帝國無可避免地飽受南方地域特質的巨大影響。“水稻理論”詮釋了南方地區更為緊密的社會合作的成因，這樣的社會基礎促進理學革命能夠最終被歷史揀選並大行其道。理學影響科舉，科舉選拔官僚-士紳，官僚統治國家、士紳建設宗族，種種社會建制逐步完備，形成了中華晚期帝國人所共知的所謂“傳統特徵”，殊不知這種“傳統特徵”的形成時間遠比想象中要晚得多，也更體現南方的地域色彩，已經與中古時期的北方帝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1] 黃健：《“南人不可為相”小議》，《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6年8月第36卷第4期，第43頁。

　　[2] 【美】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範兆飛、秦伊譯，中西書局2016年第1版，第3頁、第85頁，附圖見第86頁。

　　[3]Disenchantment:《中國考取進士最多的地區竟然是！》，地址：https://zhuanlan.zhihu.com/p/25094337，以下進士密度分佈圖均引自此文。

　　[4] 【美】譚凱：《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胡耀飛、謝宇榮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195頁。

　　[5] 張丕遠、葛全勝、張時煌等：《2000年來我國旱澇氣候演化的階段性和突變》，《第四紀研究》1997年第1期。

　　[6] 【美】珍妮特·L.阿布-盧格霍徳著，杜憲兵、何美蘭、武逸天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版。

　　[7]吳霓：《從古代私學的發展看中國文化重心南移現象》，《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5年7月第3卷第3期，第31頁。

　　[8]同上文，第57頁。

　　[9]同上文，第30頁。

　　[10]T.Talhelm,X.Zhang, S.Oishi, C.Shimin, D.Duan, X.Lan, S.Kitayama:“Large-ScalePsychological Difference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e Wheat Agriculture”,SCIENCE,VOL344,9MAY2014.

　　[11]【香港】科大衞：《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卜永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176、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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