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功與過_風聞

《覺醒年代》播出後，很多人都被於和偉飾演的陳獨秀先生圈粉了。

但也有人説，這部電視劇，是不是把陳獨秀先生捧得太高了？

實際上，這部劇對陳獨秀先生的前半生，還是非常還原的，這部劇講的大部分是1921年之前的事情，那麼毋庸置疑，陳獨秀先生在那個年代就是一個堅決的革命派，意氣風發的新文化運動領袖、青年學子偶像、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和創始人。

至於在大革命中的錯誤，《覺醒年代》中沒有，但是史書中有，功是功，過是過，不能放在一起討論，更不能用錯誤，對一個人進行蓋棺定論，否定掉他所有的功績。

其實，我們對這位歷史人物的評價，這些年也是更加客觀公正的，早些年，因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定論，再加上網絡上某些公知文人的抹黑，在很多人看來，陳獨秀的名聲似乎連胡適都不如。實際上這是極端錯誤的，在當時人的眼裏，胡適給陳獨秀提鞋都不配，教員同志説陳獨秀是當時“思想界之明星”，葉挺將軍説陳獨秀是“指路之明燈”。

魯迅對陳、胡的評價是：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着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 —— 至少是我這樣的人 —— 有時總不免要側着頭想一想。

這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這也是後來教員同志講的“陳獨秀先生光明磊落，從來不搞陰謀詭計”。

他後期的很多錯誤，都和當年的國際形勢、以及共產國際的錯誤判斷、錯誤指揮有關，也和他個人的一些性格有關，更和組織早年的不成熟有關，教員同志就説過，這是“幼年期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們作為唯物主義者，必須承認，事物發展是有其過程的，世界上沒有“天降猛男”，只有不斷成長、不斷自我革命的組織和領袖。

陳獨秀先生，你把他想象成一個有才華、有良知的倔老頭就行了。

這老頭性格剛烈，腦子清楚，文筆好，行動力強，對底層人民富有同情心，但是他同時是一箇舊時代教育出來的書生文人，容易情緒化，看起來激進，但又容易“把別人想得太好”，不夠實事求是。

他後來自我批評説：“有人説我嫉惡如仇，也有人批評我脾氣暴躁，其實脾氣暴躁是真的，但嫉惡如仇卻不盡然，我對於奸惡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候甚至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了多少惡當……”

這個自我評價就非常實事求是，我們回想一下，他對於吳稚暉、胡適、蔣介石、汪精衞、張國燾這些人，實在是“把他們想得太好了”。

他説過“這一輩子就是要做反對派的”，他反清、反帝國主義、反北洋軍閥、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被託派選為“總書記”，最後又反對不切實際的“託派”，被託派開除……你會覺得，這個人“一肚子不合時宜”。

他的一生其實很簡單，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上世紀20年代全國進步青年的精神領袖，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火者……

教員同志早年，都視他為導師和偶像，因為他的名聲太大了，才華太大了，其實整個《新青年》前期，基本上都是他一人編寫的雜誌，天下知識分子無人不知陳君的大名，他拿兩幅字都能找資本家拉投資。他是那個時代最大的“大V”。

他一生致力於反封建，鼓吹“文學革命”三年後，全國通行白話文教學，這是他的功績。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舊學水平更高，曾自稱“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他是小學訓詁的大家，造詣非常高的舊學學者，寫過《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説》、《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説》、《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戊寅年登石筍山》《干支為字母説》、《小學識字教本》等音韻訓詁學著作。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雖然李大釗同志才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真正讓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成為全國風靡的思潮，就是陳獨秀。因為全國沒有第二個人有他的影響力。

我們今天熟知的許多語句、名詞，都是陳獨秀的創造，比如説北伐戰爭時期的著名口號“打到列強，除軍閥”，其實就是陳獨秀最先提出來的。國民黨這羣老鄉紳哪懂“反帝反封建”這麼簡潔明瞭、一針見血的革命宣傳啊？就連“國民大革命”這個名詞，也是陳獨秀髮明定義的。

.總而言之，陳獨秀的文筆、思路、頭腦，都更適合做一個黨的宣傳者、筆桿子，而不是組織者和領導人。他是個學者文人型的革命家，政治上的能力並不出色。

其實陳獨秀一開始就是瞧不起國民黨的，也是反對“國共合作”的，他一開始就對封建遺留非常嚴重、幫會組織化、和帝國主義不清不楚得國民黨非常討厭，他早就吐槽過，“如果國民黨加入共產黨，十個裏面要開除九個半。”但是在當時，共產國際的態度就是要支持國民黨，陳獨秀沒有辦法。

這一點，電視劇《中流擊水》講得比較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建黨之後和國民黨之間的鬥爭與合作，大體上的脈絡是符合史實的。

此外，陳獨秀一開始就反對中國共產黨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他甚至試過在一開始拿自己的收入給黨組織的同志發工資，拒絕接受蘇俄的援助……但這太理想主義了，根本做不到。

最後，他不但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還提出了“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更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右傾機會主義，把革命的領導權，把黨的生死存亡，完全交給了蔣介石和汪精衞，犯下了重大的錯誤，雖然過程中有很多事情他無力左右，但他作為黨的總書記，是要負責任的。

在整個國共合作過程中，他都吐槽過無數次“一邊強調一切工作歸國民黨，一邊又讓我關注共產黨的獨立性，你説我該聽誰的？”

但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直到汪精衞政權也叛變革命，開始屠殺共產黨，他都沒有表現出明確而堅決的鬥爭意識……只能説，他腦子清醒，但總是心存幻想。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辭去總書記一職，被排除出中央，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蔣介石到處在懸賞抓他，同志們在批判他，蘇聯來的代表禁止他參會，羅米納茲在湖南開會的時候，甚至要求所有中共代表進入會場之前，都要寫一句“打倒陳獨秀”的字條。

這時候，共產國際要他去莫斯科學習。

他倔脾氣發作，拒絕去莫斯科，拒絕參加中共六大，“中共的六大，為什麼要在蘇聯舉行？”

他藏身在一條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氣，他望着滾滾江水，憤懣地問友人：“中國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是我懂中國革命還是斯大林懂中國革命？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讓我去莫斯科研究？”

最後，他嘆道：“中國革命還是要中國人來領導”。

你聽他這番話，是不是和後來的某個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種程度上的“遠見”？可惜，他沒有那麼堅強的信念和意志，“遠見”發表的時間也不對。

然而，在個人的政治操守和品格上，他又是當之無愧的英雄豪傑。

在兩個兒子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之後，他也因“叛國罪”被捕入獄，在法庭上，他只要配合章士釗的辯護聲明“反共”，就可以避免牢獄之災，但是他説“章士釗説的是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沒有叛國，我背叛的是國民黨。”

他在南京的監獄中，一待就是好多年，一直待到1937年侵華戰爭爆發，日軍的炸彈炸到南京，南京國民黨監獄的獄卒們都開始跑路的時候，才把他放出來……

1938年8月，當陳獨秀生病卧牀之際，中共駐重慶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在辛亥革命元老藴山陪同下，探訪了他。走進房門，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藴山接着説：“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説：“恩來、藴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

周恩來此次拜訪，仍繼續勸説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回到延安去。陳獨秀説：“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來、潤之，中央沒有我認識的人了，我也落後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麼辦呢？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再加上後來留蘇派王明等人的阻撓和陷害，陳獨秀最終未能回到黨組織中來。

出獄後，他立馬投身於抗日宣傳，不斷髮表文章、演講，宣傳全民族的抗戰，中國的託派分子放出許多謬論，比如“藉助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蔣介石反動政府”……陳獨秀大怒，怒斥他們“既反對國民黨又反對共產黨，卻不反帝國主義，還自以為最革命”，“太荒謬”，“太沒有血性了”。於是他公開宣稱：“中國有沒有託派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託派”。

實際上，託派也把他“開除”了。

他這一生，把自己和兒子都獻給了中國革命，卻從未考慮過自己的利益和身後名……晚年的陳獨秀親人凋零，貧病交加，孑然一身，張國燾叛逃後，曾經代表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來給他送錢，想要拉攏他，結果他斷然拒絕，還託人給張國燾帶話“告訴國燾，叫他以後不要來了。”

他真的是做了一輩子的“反對派”。

他的立場也一直沒有變，在國民黨獄中的時候，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曾經來找他，以為他已經被“開除黨籍”，一定會怨恨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結果發現“他依然以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自居……無法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