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科威特建交談判始末(上)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7-09 13:01

作者簡介
秦鴻國 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畢業後進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我國駐蘇丹大使館工作;曾任中國駐伊拉克使館隨員、中國駐科威特使館政務參贊、中國駐亞丁總領事、中國駐利比亞大使;在中東工作25年,經歷過海灣戰爭、也門內戰等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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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國慶節後,我即飛往伊拉克,投入使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國駐外使節和使領館大多數人員都被陸續調回國內參加運動,並下放幹校勞動。中東地區僅有黃華大使留守在埃及,我國在其他中東國家都沒有大使在任,只有不同級別的外交官擔任使館臨時代辦。
我抵達駐伊拉克使館工作時,一等秘書章曙同志(外交部前新聞發言人章啓月的父親)一直肩負着使館臨時代辦、代理黨委書記兼研究室內主任的重任。1970年10月,外交部亞非司副司長宮達非同志被任命為駐伊拉克大使,12月底到任。他是我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首批派往國外的幾位大使之一。
▨ 1971年3月,宮達非大使作為中國政府代表與科威特外交部次長拉希德進行建交談判。(右1為秦鴻國)圖源:《中國和科威特的故事》
1971年3月12日,駐伊拉克大使館接到國內指示:中央委派宮達非大使作為政府代表前往科威特,談判兩國建交事宜,希望宮代表稍作準備即赴科,談判中既要堅持原則,又要靈活應對。
當日,使館黨委便開會討論和落實此事,會議決定使館二秘韋建業和我隨同宮代表前往談判,由司機李少丹開車,於18日動身南下赴科。
韋建業同志分工負責禮賓、生活和安全,我側重負責翻譯和文字工作。隨後一系列準備中,老韋攜帶了使館大印、護照、禮品、國旗、食物、飲料和現鈔等;我參照我國與幾個不同類型國家的建交公報文本,預先草擬了一份“中科建交聯合公報”草案,經宮達非大使同意後翻譯成阿拉伯文,然後把中、阿兩種文字的文件各打印三四份帶着,作為雙方談判的原始依據和基礎。我還隨身帶了阿拉伯文打字機和辦公紙張,以備急需。緊張的準備工作中,使館黨委和研究室還為此行談判專門開了一次預備會,以應對可能發生的一切情況。
臨行前,我陪同宮大使拜會了科威特駐伊大使,並獲得赴科的多次出入境簽證。科大使平時與我國使館就有很好的交往,談到兩國即將談判建交,他非常高興。聽説我們都是第一次去科,他興奮地指點迷津:“你們抵達首都科威特城後,一定要下榻在喜來登飯店,這是科外交部接待外國代表團的指定飯店,禮賓司在該飯店包住了兩個房間,每天24小時有人辦公。另外,外交部與該飯店在同一條馬路上,相距只有三四百米。你們可以放心,此行一切都會順利的。”有了這些忠告和信息,我們感覺踏實了許多,也方便了不少。
3月18日早飯後,我們一行四人坐着懸掛國旗的大使專車,直向伊科邊境駛去。
一段路程駛過,宮大使打破寂靜問道:“你們説,這次談判最可能卡殼的地方是什麼?”
“台灣問題呀!”我和老韋異口同聲地回答。這個問題在臨行前的使館預備會上曾經討論過,並有預案應對,況且國內已有明確指示:談判中要嚴格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能建交則建,不能建也不勉強。
進入科境後,宮大使要司機把汽車上的國旗摘下來,以免招搖,引人注意。
下午3點左右,我們找到喜來登飯店,順利入住。剛剛進入各自房間收拾停當,飯店經理便登門送來鮮花和水果,對宮大使表示歡迎,並簡單介紹了一下飯店的住房和服務設施。最後,這位經理還希望我們能夠提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樣式,以便他們複製一面在飯店正門前懸掛。飯店經理看我們有些猶豫,便一再解釋,喜來登是遍佈全世界的國際性飯店餐飲集團,凡有各國使節和政府代表團入駐,飯店門前都要懸掛該國的國旗。
“你們最好能夠通過科外交部。”宮大使謹慎地表態。
“我們已經徵求了外交部的意見,他們同意。”飯店經理和藹地説:“你們放心!我們飯店直屬科外交部管轄。”
宮大使考慮,我們這次行動雖不對新聞媒體張揚,但也無所畏懼,既然科方不怕,我方何懼之有?宮大使最後決定,向他們提供一面汽車上懸掛的小國旗,作為放大製作的式樣。
晚飯前,我正準備下樓去大堂服務枱與科外交部禮賓司聯繫,科方禮賓司官員卻主動登門,歡迎中國政府代表的到來,並正式通知了會談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來人臨走時,還禮貌地索要了一面談判桌上必備的中國國旗。一切跡象表明,科駐伊拉克大使館已將我們的人員組成和行期等情況報告了科外交部,科方已作了接待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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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依據雙方的約定,我們在科方禮賓車的引領下到達了科外交部。雙方首先都表達了發展中科友好合作關係的良好願望,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基礎。
隨後,宮達非代表着重闡述了我國對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特別提到如何處理當時台灣在科設有“大使館”的現實問題。拉希德次長遲疑片刻後表示,他們將專門研究台駐科“大使館”一事,待下次會談再回復我方。他希望雙方就兩國建交聯合公報內容討論一下,並探詢我方有無預案提供科方參考。宮達非代表成竹在胸,從容地拿出預案文本遞給對方,並作了內容解釋。拉希德看後很滿意,表示有此公報草案作為討論基礎將會大大縮短雙方談判的時間,他允諾將這份公報草案連同台灣“大使館”問題一併請示上級領導。
第一輪談判歷時兩個小時左右。從整體來講,談判剛剛切入正題,開頭還算順利。不過,我們心裏都很清楚,重頭戲還在後面!
▨ 科威特舊照
20日,第二輪的談判正如我們預料的一樣,雙方談得有些艱難。科方提出了一個十分簡單的建交公報草案,雙方在公報直接涉及台灣問題的表述和如何處理台灣駐科“大使館”兩大問題上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
科方修改和壓縮後的聯合公報草案主要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科威特國政府,根據發展兩國關係共同利益的原則和增進兩國各方面關係的願望;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支持阿拉伯反對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鬥爭的尊貴立場;鑑於科威特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場,兩國政府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並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互派大使。
我把這份阿拉伯文公報草案口譯給宮代表和老韋聽後,我們又一起把雙方的文本作了認真的比對。明眼人不難發現,科方保留了我方草案的主要框架和內容,省略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兩國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兩句話,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我方表述文字作了改動。
拉希德次長搶先對科方草案作了説明:“我們仔細研究了貴方提供的兩國建交聯合公報草案,並請示了上級領導,科方基本上同意這份公報草案,但有一兩個細小問題提出來供雙方進一步商榷。科方深信,在大的原則和框架一致的情況下,這些枝節問題絕對不會影響雙方達成建交協議。”拉希德又説:“我們這次談判和草擬聯合公報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建交。為此,科方簡化了公報內容,凡是與建交無關的語句適當作了刪節,以便使公報言簡意賅,精煉而有力,突出建交這個主題。”
接着,拉希德解釋科方為何建議公報中省略“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句話,他説:公報內容已經明確“科威特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無疑表明,科完全承認,“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科不再承認台灣的“非法政府”。因此,雙方可考慮在公報中不再寫這句話。
▨ 1981年,李先念同志會見阿爾及利亞議會代表團。前排右4為宮達非。圖源:《新中國老外交官影像集》
宮達非內心十分清楚,科方這種説法並非在咬文嚼字、精簡公報內容,而是出於政治和利益上的考量。於是,他耐下心來逐一解釋:台灣問題是一個重大的、敏感的原則性問題,“唯一”和“不可分割”這兩句話相輔相成,連帶一起並提才能表達一個完整的概念和我國的原則立場。
拉希德表示,科方非常理解中方的立場和意願,對中方的這兩句話也無異議。但是科方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我們兩國建交不宜提及這一問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國際輿論和多方猜測。另外,坦率地説,科方對台灣也需要轉一個緩彎,這樣似乎更符合一些常理和邏輯。希望中方能為科方設身處地地考慮一下。
宮代表當時想,要求科180度急轉彎等於讓科在全世界面前公開承認,當年與台“建交”是科的錯誤。科亦需要維護自己的顏面,更何況科方談判的口徑和修改的公報草案是經過其最高權威領導的指示和決斷,假如我方繼續糾纏下去,苛求對方退讓和接受我方觀點,看來很難,也不策略。於是,宮代表的態度逐漸放緩,不再堅持。
▨ 1990年7月,作者任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臨時代辦,在使館前合影。
此處還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我作為一名翻譯,在對雙方你來我往的口譯過程中,隱約感到科方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詞語很不感興趣,因為科方北方虎視眈眈的鄰國——伊拉克曾一度在各種國際場合和雙邊關係中一再大呼小叫地聲稱“科威特是伊拉克領土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有些不願聽這種表述方式。
緊張的談判和不同意見的交鋒,不容我有絲毫的懈怠和分神。接着,雙方談到“中華民國駐科大使館”的問題。科方希望採取一個曲線、變通的做法,不公開使用“斷交”、“驅台”和“責令限期閉館或離境”等言辭,而是主張兩國建交公報發表後,科方宣佈“中止與台的一切官方往來,迫其主動斷交,閉館離科”。
科方的這一設想和做法明顯與我國的一貫做法很不合拍,令我談判一方很難接受和表態。宮代表不得不強調我國一向堅持的立場和做法是:與我建交或復交國必須首先宣佈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或同時宣佈與我建(復)交,與台“斷交”,我方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局面存在。
拉希德比較詳盡地介紹了科與台“建交”的過程和歷史背景。他説,台灣的“外交人員”等於是科在國際困境之時請來的客人,科實在難以突然變臉,下達“逐客令”。為此,科希望兩國首先宣佈建交,待中國大使抵科後,台“大使”自然而然會自行撤走。
從各種跡象來看,科既想同我建交,又不願主動與台“斷交”;科可以公開承認一箇中國,但不願主動“驅台”。這表明,此時的科方處於一種難以自圓其説的矛盾心態之中,對台的曖昧態度固然有其自身利益的考慮,但也不能排除受到來自外部的某些壓力……
未完待續……
文字 | 《中國和科威特的故事》
作者 | 秦鴻國
圖片 | 除標註外來源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