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這位學者的話沒人聽，如今急得拜登猛砸錢_風聞

文章來源：公號“吳教授來了”

一個月前，美國一天（6月8日）搞了兩件大事：

第一，發佈供應鏈百日評估報告。這是100天前拜登下令督辦的，評估的目標是加強美國製造，使國際供應鏈多元化。

第二，美國參議院通過《2021美國創新和競爭法》，要砸2500億美元強化美國技術和研究，主要是製造業領域。

總結來説，就是壯大美國製造業，強化美國競爭力。

壯大美國製造，拜登是認真的。今年1月一上台，拜登立馬簽署《關於確保未來由美國工人在美國製造的行政令》，4年內要用4000億美元購買美國的商品與服務。近五個月，拜登團隊也一直在絞盡腦汁琢磨怎麼振興美國製造。

可惜，流光也會把國拋。十年前，奧巴馬、拜登政府振興美國製造的力度實在不敢恭維。要不然，也不至於疫情面前連口罩、呼吸機都變成求而不得的奢侈品。

“與製造業繁榮休慼相關的不僅是一個國家的財富，甚至還有這個國家的獨立。每一個為實現其偉大目標的國家，都應擁有滿足本國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場要素。”

這話是美國開國元勳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230年前撰寫的《製造業報告》中説的，現在的美國精英們何以面對先賢。

七年前，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學者（瓦科拉夫·斯米爾），又專門寫了一本叫《美國製造：國家繁榮為什麼離不開製造業》的著作，既表達了對美國製造業衰落的痛心，也是在提醒美國趕緊重振製造業。

儘管斯米爾的呼籲在奧巴馬時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但後來的特朗普、拜登，是用吃奶的勁試圖扭轉製造業衰落的局面。

美國製造還有沒有救？不好説。但斯米爾關於製造業的警世恆言如今依然不過時，值得各國重視。

01

“製造業已不再重要”是無稽之談

1899年，蘭塞姆·奧茨創建了自己的汽車製造公司，開始組裝“奧茨莫爾比”。實際上，這只是一輛將發動機安裝在座位下面的輕便馬車。2年之後，他推出了公司的第一款“Curved dash”汽車，這也是美國第一款以系列方式生產的轎車。

又過了2年，凱迪拉克汽車公司開始正式銷售汽車。1903年，大衞·別克創建了汽車製造公司。1908年，奧茨莫爾比、別克、凱迪拉克以及其他20家整車生產及零部件企業被收回到由別克總經理威廉·杜蘭特創建的通用汽車（GM）旗下。

此後，公司一路成長、不斷創新，到1929年，通用汽車的年銷售額已超過福特。“大蕭條”之後，通用汽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飛速發展。當時，它不僅是美國最大的軍用卡車製造商，也是最大的航空發動機、飛機、坦克及其他軍火武器的生產商。

1996年，通用汽車總部遷入熠熠生輝的底特律文藝復興中心。但是，由於車型設計拙劣導致產品故障頻發，通用汽車的轎車及輕型卡車市場份額此時還不足33%。10年後，通用汽車已經成為一家幾乎沒有任何轉機的失敗者，在2009年6月1日宣佈破產時，其輕型汽車的市場份額僅為19.6%，轎車的市場份額更是隻有16%。

從世界上最大的汽車製造商，淪落到破產並接受政府救助，如此跌宕起伏的拋物線式軌跡從一個層面折射出美國製造業的興衰起伏——但這其中自有特殊之處。與通用汽車不同的是，數千家美國電子、紡織品、鞋業、傢俱、汽車零配件及鋼鐵製造企業還沒有達到大而不倒的地步，它們的退出僅僅用了20年的時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持續上升，並在1979年夏季達到了歷史最高點，接近1950萬人。到1980年，也就是經濟衰退期的中途，製造業的全部就業人數依舊可以達到1870萬人。到1990年底，這個數字下降了7%，為1740萬人；到2000年底，儘管頹勢已不可逆轉，但製造業的總就業量仍然高達1720萬人。然而，到了10年之後，這個數字就只要1150萬人。

當然，很多經濟學家曾預言，所有失去製造業職位的人都將被容量無限的服務業所吸納。但是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裏，美國卻並未看到就業數量的任何淨增長。相反，總體就業量出現了減少：2001年1月，美國的非農就業人數為13250萬人，而在2010年11月，這個數字卻是12980萬人。在美國人口數實現9.7%淨增長的這段時間裏，就業人數卻出現了2%的下降。

上一次出現類似趨勢的時間還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當時一樣，本次製造業就業數量的減少造成了總就業量的減少。與此同時，從2001年底到2010年，除了數萬億美元的預算赤字之外，美國的貿易赤字總額（大部分源自製造商的進口）更是接近了4.4萬億美元，這也讓美國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債務國。這些現實促使我們不得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美國製造業走過的道路，重新認識它的發展、成就、失敗乃至前景。

追憶美國製造業所書寫的偉大歷史——這也是一部創造美國曆史的鴻篇鉅製。我更堅信，**如果沒有製造業的支撐和駕馭，美國或許根本就沒有機會擺脱當前的經濟困境，**也無力應對來自其他國家競爭力的大國挑戰，更無從談及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充滿活力和創造精神的社會。

幾十年以來，全球化的倡導者始終在大聲疾呼外包和國際貿易的好處，但這種安排本身就有其弊端。將某些製造業轉移到海外的合理性絕不缺少例證。同樣，證明對外貿易的可取性、有益性的示例更是比比皆是。

但是，即便是最強大的經濟體，如果拋開意識形態而無止境地追逐自由貿易，過度依賴進口或是不加選擇地對整個工業實行外包，必將導致該經濟體不斷虛化和弱化。

所謂製造業已不再重要，我們無需擔心製造業的衰落，現代經濟的繁榮源於服務，以及出口高附加值服務有助於確保進口工業品所需資金等種種言論，完全是無稽之談。

02

被窄化的製造業

在當代發達國家的家庭裏，很多財產是他們在生活中獲得基本尊嚴的必要前提。牀、盤子、刀具、杯子、鞋、肥皂和毛巾都屬於這類物品。在寒冷的天氣裏，我們會倍加珍惜隔熱牆、保温好的門窗、堅固耐用的傢俱或火爐；天黑之後，功能齊全的廚房和整潔光明的燈具則成為我們最希望得到的東西。對那些通勤上下班的人來説，可靠的汽車（或自行車）、火車和地鐵以及四通八達的公路是最基本的必需品。

而這些物質需求則要涉及各種行業的製造業。它們要從世界各地獲取原材料，在全球範圍內僱用數以億計的工人。而且這樣的工作永無止境，因為新產品總是層出不窮，不斷取代陳舊或過時的老產品。

考慮到有能力購買這些產品的消費者不計其數（目前全球能進行高端消費的人數約為15億人，達到中等消費水平的人數約為20億人），為此，製造業只能放棄它本身拉丁詞根所代表的內容，即“手工製作”。

在今天的市場上，只有極少的一部分物品由手工製作，高水平的機器化和自動化以及電動工具無處不在，讓機器成為標準，也讓人類可以憑藉可接受的成本實現大規模生產，因此，“手工製作”這個概念早已經成為陳年往事。

或許還可以看看我們生活中的兩個端點，出生和死亡時出現在我們身邊的種種事物：牀單、手套、聽診器、注射器、藥品，以及繪製每個衰老者心跳直至我們走到人生盡頭的心率監視器。

在一個多數人脱離“製作東西”這個人類基本活動的社會里，雖然是老生常談，但我們還是有必要重申：現代社會的福利體現為我們對形形色色有形產品的依賴，也就是説，通過熔化、精化提煉、化學反應、分離以及合成等手段，首先將原材料首先轉化為各種中間品，這些中間產品五花八門，從金屬到塑料，從木材到麪粉，幾乎面面俱到，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加工，形成最終產品並通過裝配獲得可交換的物品。

事實上，所有現代製造業還要涉及管理、薪酬和會計等問題，而且它高度依賴於持續性的設計創新、研究以及通過各種載體實現零部件的即時運輸。

對於由製造型企業提供的這些關聯性服務，北美產業分類體系（NAICS）將其劃分為“附屬性”業務，屬於製造性活動。但“如果由單獨的機構提供服務，且服務為該機構的主營業務，那麼NAICS則不再將該機構劃分為製造業”。

目前，不管規模大小，很多製造型企業均大量採取了外包策略，不僅涉及市場調研和薪酬管理，甚至還包括產品的設計和研發，以至於它已成為價值低估的一個重要因素。

NAICS確實漏掉了很多理應被納入製造業的活動，譬如選礦（被歸入礦業），在建設工地現場進行的建築裝配（歸入建築業），零擔貨物及小批量分銷（歸入批發業）以及金屬定製切割和計算機定製組裝（歸入零售貿易），而出版以及出版和印刷的兼營活動（歸入信息類）則因“產品對消費者的價值體現為其信息內容，而非產品的分發格式（即書籍或軟件存儲體）”，而沒有被劃入製造業。

上述因素均產生了嚴重後果。首先，會讓我們將製造業侷限於一個抱殘守缺的定義而不能自拔，它既不能反映現代製造業已高度機械化，甚至可以説全部機械化這樣一個事實，也絲毫不能體現出計算機及程控設備目前已運用於製造業的每一個階段，從設計到原型機生產，再到實際加工、組裝、性能測試以及最終產品的包裝，概莫能外。

其次，在定量評價製造業在整個經濟佔有的權重時，我們往往要藉助於對製造業邊界的人為限定，但這種內涵上的缺陷已逐漸成為人們認識製造業的一個嚴重阻礙。

在大型製造商在對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工序進行外包或分包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大規模持續增長的研發、高品質專用零部件的加工、定製化組裝、覆蓋國內外市場的營銷和售後服務（目前已普遍實行在線運行），現代製造業的存在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03

對現代製造業的兩個謬論

在追溯美國工業生產的歷史之前，我必須澄清長期以來有關現代製造業的兩個謬論。

第一種觀點認為，由於技術創新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上都在不斷減少產品的重量，這就使得執行相同經濟效能所需要的原材料及工業品在數量上不斷減少，因此製造業的重要性也在不斷萎縮。

這種成功最司空見慣的例子或許就是重型柴油發動機。1897年，第一台機器的質量功率比達到了330克/瓦，1910年，安裝在遠洋輪船上的第一台發動機的質量功率比約為120克/瓦，而今天，功效最大的船用柴油機已降低至30克/瓦，也就是説，整整降低了一個數量級。

但所有這一切都體現為相對比重的下降，卻絲毫未能減少對實體性材料需求的絕對數量。

現有數據表明，在過去的10年間，即便是那些擁有世界上最高人均資本消耗量的最發達經濟體，也不得不面對材料總消耗量持續上漲的現實。而在人口最多、正在經歷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對幾乎每一種材料的需求量都出現了加速增長。

因此，至少就各種金屬、建築材料、塑料或是各種生物材料而言，總體上並未出現全球性的非物質化。相反，面對全球人口的持續增加，以及各類工業及消費品的人均需求量上漲相疊加的現實，即便是最顯著的相對降低也難以避免絕對量的增加。

第二個觀點更直接，甚至比第一個觀點更令人鄙夷：它徹底不考慮質量的降低，雖然沒有將現代製造業看做是完全非必要的活動，但最多也只是視之為一種非必需性活動。因此，對於這樣次要性活動創造的產品，對策當然也簡單得多：不管是什麼，只需從資源價格最低的國家進口即可，並以增值能力更強大的服務業支付進口款。

目前，服務業已成為所有最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另一方面，當下的很多經濟學家都認同，製造業對GDP貢獻率的下降是“值得慶祝的事情”。

它們認為，製造業地位的下降，是讓經濟洗心革面，走上預期軌道的必經之路，這是人類社會翹首以盼的革命，而這場革命的標誌就是製造業對國民經濟貢獻率的持續減少，與之相對應的趨勢，則是服務業地位的持續增長。這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趨勢，一種是蒸蒸日上，一種是江河日下，它們共同構建起現代經濟的基石。

與服務業相比，製造業並不是唯一被唱衰的行業。農、林、漁業對經濟產值的貢獻率甚至更低：2010年，它們僅為美國和德國創造了1%的GDP，為日本創造了不到1.5%的GDP，法國的情況算是最好了，但也只有2%。

上述簡單的回顧足以表明如此低的比例顯然不適於評價農、林、漁業對多人口發達國家的重要性：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法國或德國的農場或是失去來自世界頭號穀物、肉類生產大國，以及美國的農產品進口，歐盟經濟將會變成什麼樣。

因此，以GDP貢獻率的減少來判斷製造業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這顯然是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標準**，**因為製造業給經濟帶來的收益是其他任何經濟活動都無法比擬的。

綜上所述，工業製造品的數量和影響力依舊是決定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屬性。儘管相對性的非物質化現象（按單位最終產品或是特定標準衡量）在當前社會層出不窮，但無論是在總體規模還是人均水平上，現代經濟或者説後工業時代經濟從未展現出任何名副其實的非物質化趨勢。

我們不能只憑借它對一個國家GDP的貢獻率來評價製造業的重要性，儘管這個比率確實在繼續下跌；相反，這個行業始終是技術創新的基本源泉，因而也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從相對意義上看，美國確實是一個出口“弱國”，因此，**提高製造業出口水平或許不能徹底扭轉美國的貿易逆差，但肯定是重拾貿易均衡最有效的途徑，**至少可以大幅改變目前的鉅額貿易逆差。

04

美國還有機會嗎

自以為是，甚至是自鳴得意的樂觀精神，是美國人性格中最基本的元素。19世紀後半葉，數百萬懷抱希望踏上美國土地的移民、美國的西部擴張以及數十年的技術快速進步，必然會讓20世紀不可避免地走上發展之路。

儘管大蕭條破壞了一切美好的夢想，不過，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的勝利以及戰後的經濟復甦，讓人們重拾美國例外主義的信心。

儘管越南戰爭以及日本和隨後的中國的崛起，造成了美國經濟實力的衰退，讓人們產生了疑惑，但“冷戰”和1991年海灣戰爭的“勝利”，以及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再次復興，很快就讓這些疑惑灰飛煙滅。

儘管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每年都會增加1萬多億美元，但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卻高興地發現，“聯邦政府可以輕而易舉地籌集到資金，而且貨幣的價格，或者説聯邦債券的利率非常低，已經達到歷史最低水平。

至於美國主要競爭對手的崛起，美國前財長拉里·薩默斯認為，很容易“過高估計我們的問題”，並因為“過分追求技術和公共基礎設施”而誇大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卻低估了中國在政治、環境、金融和社會領域面對的轉型壓力。丹尼爾·格羅斯也對種種宣稱美國衰退的觀點嗤之以鼻。他聲稱，美國比任何國家都更強大，發展得更快，而且這部就業製造機器顯然正在緩緩啓動。

這樣的説法不應該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更大範圍內集體否定的一種表現形式。當發表這些意見的精英們聲稱，一切都還或多或少處於有序狀態時，這些觀點絕對是一個國家已經深陷危機的信號。

今天的美國面對很多嚴峻考驗，但很多人卻選擇低估，甚至是徹底否認這些挑戰，在他們的眼裏，美國依舊是無可置疑的王者，也是唯一沒有對手的超級國家，而且堅信美國可以把這種優勢延續到可以預見的未來。

按照這樣的邏輯，我們似乎應該可以預見，哪怕只是像2010年和2011年這樣最微不足道的經濟回暖，很多人也會將這看成是製造業吹響的復興號角。

面對製造業生產迴歸美國的趨勢不斷明朗化，中國及其他低成本製造業國家絕對不會袖手旁觀，他們註定會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作出適時反應。

顯而易見，很多美國公司在決定生產地時，首先會考慮市場問題，讓生產更靠近消費品和工業品的終端市場，還有一些公司會選擇將生產轉移到低成本地區。

確實有很多公司試圖將生產設施從亞洲遷回美國本土，但他們會發現，要在美國找到他們所需要的全部分包商以及具備相應技術能力的僱員絕非易事。

在未來10年內，Facebook的經濟之路能否行得通註定要揭曉謎底，美國是否會在漆黑的經濟停滯中越陷越深，同樣會天下大白。

儘管有人會説，過去的10年還遠不能成就長期趨勢，但它奉獻的各項指標的確令人堪憂。以下是美國GDP的每10年增長率平均數：20世紀50年代為3.5%，60年代為4.2%，70年代為3.2%，80年代為3.2%，90年代為3.4%，而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卻只有1.7%。

這些數字是否預示着一場更大規模的停滯或是又一個悲慘10年的開端呢？

或許這正好印證了俾斯麥在1898年説過的一句話：上帝只偏愛傻子、酒鬼和美利堅合眾國。不知道這話是不是還有效！但只有瞎子一樣的樂觀主義者才會相信這是上帝的青睞：一個多世紀之後，無數跡象表明，一切都將到此為止。

但我堅信，對於像美利堅這樣的大國，任何境況都不可能永無休止——作為一個對美國社會永不滿足的批評家，我深知它總有辦法扭轉乾坤。

然而，我不敢確信，它是否還有能力再次力挽狂瀾，做出我不曾見識過的驚世之舉，以無比的決心和信心去迎接橫亙在面對的無數挑戰。

然而，即便按照我最美好的設想——或者説，我希望我是錯誤的，但是，我依舊擔心自己的期望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