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圖｜全球社會重建的思想資源何在 ——由“大變局”展望未來的思想史研究_風聞

李宏圖｜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目前，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急遽變化的“時刻”，進入“二戰”後新的轉型時代，是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此，作為思想史研究者，如何思考未來的學術研究方向，從而發出具有前瞻性價值的學術聲音？事實上，只有理解了這一大變局時代的基本特徵，我們才能對未來的思想史研究作出大體準確的判斷，並找準思想史研究對時代的關切之處。

一

何謂“大變局”時代，學界有很多不同的界定和闡釋。大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理解。第一，人與自然的關係。現在的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等都向我們提出了挑戰，未來如何實現綠色可持續性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需要關注。第二，社會結構的變化。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則是人類社會目前又進入了一個新的不平等的階段，從近代以來的歷史來看，現在人類社會開始進入第三個不平等階段，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目前貧富分化已到了臨界點。第三，移民與宗教問題。第四，高科技和人工智能對社會和對人的影響。從目前的現實狀況來看，人工智能將會給人的思維認知和行為方式、給社會組織體系帶來重大的變化。第五，在全球化發展中，全球秩序正在進行變動與重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國際社會如何理解與對待中國的成長，或中國能否與如何融入全球體系，這將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

對於目前的這一系列全球性變革，可以借用 19 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預言來概括，即一個全新的世界正在誕生。對這樣一個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社會需要給予解釋和引領，也正如托克維爾所説：“一個全新的社會，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的確，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時代的轉型與變革時刻，總是會給歷史學家和思想家提供宏大的舞台，特別是對思想史研究者來説，更是有了見證歷史、思考歷史的極好契機。可以説，每到時代的轉型時刻，總是會誕生出一批思想家。

托克維爾

回到當下，也許是由於這一變局才剛剛拉開序幕，目前還沒有產生比肩於福柯、德里達那樣具有顛覆性和前瞻性的思想家。在今天思想家奇缺的時刻，思想史研究理應肩負起重任，為社會提供思想資源。由此就引出了思想史研究和思想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思想史通過研究眾多思想家，考察他們面對時代困境時的思考，將會給社會提供精神資源與啓迪。例如 17 世紀英國思想家霍布斯面對國王查理一世被處死後的合法性缺失，寫下了《利維坦》，從社會契約理論出發論證了“國王不等於國家”這一命題，從而為現代國家找到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樣，盧梭提出的“人民主權”理論更是成為現代國家的思想基礎。這是指單個的思想家，而如果我們通過對思想譜系的考察，探討思想連續性和斷裂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將更能夠看出思想與社會的關聯，以及思想家如何面對社會的變動而展開思考。例如財產權這一問題，從洛克論述的財產成為人的一項權利，到《人權宣言》中將此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再到 19 世紀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等一批思想家對財產權重新思考，認為財產權不再是神聖不可侵犯，而是要為了社會的“共同善”而被“再分配”，由此形成福利社會的思想基礎。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説，在歐洲現代社會的發展演變中，思想原則不斷地“再造社會”，從而留給了我們豐富的學術資源。

《利維坦》

由此直接引申出，思想史研究怎樣為“大變局”提供豐富的學術資源，我們又該有着怎樣的問題意識，聚焦於何種研究領域，才能實現這一旨趣。作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回顧歐洲近代思想的演進歷程，也許會帶給我們一些啓發。

縱觀歐洲近現代思想的演進，按其特徵大致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從 17— 18 世紀英國革命到啓蒙運動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思想家們從社會契約理論出發，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啓蒙運動，重點是關注現代政治體制的建立。從 19 世紀到 1945 年“二戰”結束為第二階段，隨着工業革命的推進，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形成，社會因為貧富分化而分裂，因此，如何彌合分裂、取得社會團結、進行社會再造，成為最為緊迫的核心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思想家將古典自由主義發展為新自由主義，思考資本主義的特性，從而為福利社會建立了思想基礎。另外一條線索則是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形成，以及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結合。第三階段為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 20 世紀 80 年代，後現代主義異軍突起，佔據主導地位，深刻影響了整個 20 世紀的社會發展。第四階段則是自 21 世紀以來，隨着高科技和全球化的迅猛發展，移民與宗教問題凸顯，加之貧富再度分化，在思想觀念上民粹主義與生態主義等思潮成為這個時代的吶喊。在粗略梳理了歷史上思想的演進、思想與社會的互動之後，可以看出，歐洲近現代歷史上曾湧現出六大思潮，即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保守主義、浪漫主義，加上民粹主義。有西方學者曾認為，影響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發展的三大思潮，即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這是從時間上而言，如果從空間意義上説，自近代以來，歐洲的這些現代思潮向全球擴展時，不僅引發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社會激盪，而且也萌生了新的思潮，例如帝國主義、印度的甘地主義等。

二

如果説歐洲近代的三大思潮塑造和建構了歐洲的歷史與社會，那麼，今天什麼樣的思潮將會塑造當下的全球“社會”呢？這就需要發現新的議題。面對貧富分化、新中產的崛起、新的數據化與人工智能世界的來臨，如何準確理解這個社會及其運轉的邏輯十分重要。表現在思想觀念上，比如，看起來當下民粹主義盛行，其實這不過是反資本主義的另一種表達。如果在這一維度上理解，可以説，我們首先需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第一，回顧我們國內的思想史研究，對這兩種思潮的研究其實還有所不足，對社會主義思想史的研究相對缺失，對與資本主義關聯密切的自由主義雖有一些研究，但也只是聚焦在政治維度，未能在社會結構與社會運轉機制層面展開考察，更未能突出“資本主義”這一核心主題並與社會史相結合，似乎對一種主義就是僅僅侷限在思想觀念或者理論層面來進行考察才是合理的。實際上，將思想史和社會史結合，不再僅僅將資本主義作為思想觀念和理論，而是作為觀念的社會史考察，更能為我們提供洞察力。正因如此，目前，我們需要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維度下，重新思考關於資本、市場、勞動、財產權、企業和公司等的思想史，從而探討當下的社會不平等和 18、19 世紀的不平等的異同。這一考察的實質就是重思創造財富的動力來自何處，又該如何合理地分配財富。也就是説，面對當下新的社狀況，如何能夠找到社會再造的新思路。對此，西方的一些學者已經在進行探索，例如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所撰寫的《21 世紀資本論》等著作，已經提出了對未來社會再造的新設想，要建立一種參與性的新型社會共同體，確保資本與勞動者雙方的利益。

皮凱蒂及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

第二，另一組值得研究的思想觀念則是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如果可以統稱的話，就是進行全球思想史研究。目前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以及全球秩序與體系的轉型與再建，都是在全球空間中展開的，因此，我們需要將思想觀念與空間轉向結合來展開研究，即實現“思想史研究的空間轉向”，從而釐清現存全球體系的基礎和遇到的挑戰，以及未來重構全球體系的思想基礎與要素。這一研究領域還可以細化到民族主義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宗教與世俗、神聖與凡間、崇高與平庸、信仰與身份的認同等。目前，世界在經濟與技術上日益全球化和公司化，而管理全球化的單元則仍是民族國家，因此，政治、經濟與社會三者之間脱鈎，現在它們之間的關係需要得到重新認識，目前有種説法是思想史研究的“政治經濟學轉向”，在我看來，在政治經濟學之外，其實還要加上社會與技術。如何在這一點上進行突破？也許奮力開拓全球思想史即是未來可能有所突破的一種領域和路徑。

第三，今天思想史需要加強與科學技術史相關的研究。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突進，給人們帶來諸多便利並刺激經濟增長，但對此也應有所擔憂。這一擔憂表現在，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我們的社會組織方式、人與人的交往方式，甚至是人的特性本身，而我們對此還沒有在思想觀念上做好準備以及深入思考。例如，在 18 世紀工業革命中，人類發明了現代機器，構建起了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無論人們稱此為異化的關係還是經濟生產活動的組織關係，都沒有現在的人工智能對人的屬性的衝擊更為劇烈。因為目前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將“人”自身所具有的理性思考等能力賦予機器，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人工人”。由此，當人的理性的思考力與諸種外在能力被賦予機器之後，作為個體的我們將會與其建立起何種關係？是陪伴關係還是控制關係？是人的再次解放時代，還是一次新的異化與奴役的來臨？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中曾使用了“人工人”（Artificial person of the State）或法人（legalperson）的表達，由此來論證國王與國家之間的分離：國王只是被授權來承擔這一權力和代表、管理這個國家，因此他是一個“人工人”。但歷史也告訴我們，正是這個被賦權的“人工人”，可以動用自己的被賦予的權力來奴役人民——擁有賦權的人。如果將這一類比從政治維度轉向技術維度，那也可以説，我們需要警惕技術對人的奴役。因此，“人工人”和“人”的邊界究竟在哪裏，特別是當科學家從人的整體性和集合性中抽取出人的特性和能力，並將其注入機器之中來面對每一個個體的時候，我們就更需要思考其對人的影響、對人的權利的剝奪與人的理性以及行為能力被改變等問題。

科學技術的發展，還帶來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大數據今後會走向何方?從自由主義發展史來看，權利的實現和保障問題的時代主題依次是：首先在政治維度下，將人從國王的權力下解放了出來；到 19 世紀則解除社會性權力對個體的壓迫；而現在也許又到了一個大數據氾濫的階段。我們常常沾沾自喜於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的確，數據化在當下發展得太快，已經到了人們無處遁身的程度。

馬克斯·韋伯曾經這樣説過：我們原則上能夠通過計算的方法控制一切，那相應地也就意味着世界的祛魅。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我們正處在整個世界的“數學化”和“計算化”之中。也就是説，一個以“算法”為基礎的新的“人工世界”（Artificial world）正在形成。對此，正如思想家霍布斯提出要研究由語言所建構起來的“人工世界”，當下我們亟須研究這個外在於人類的技術化的“人工世界”。

以上這些思潮密切關涉着我們的思維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重組世界的方式，隱含着我們既定的價值觀。我們並非是在空白之上，而是在這些思想觀念基礎上展開行動與實踐的。特別是作為中國學者，我們更需要在空間的互動之中探討中國與全球的關係，探討世界如何理解中國，特別是西方如何理解中國，中國又如何認知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這將會是一項充滿挑戰與亟須面對的任務。伏爾泰的一則表述也許能夠隱喻當下的狀況。1733 年，伏爾泰説，英國人和法國人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即牛頓的世界和笛卡爾的世界：“如果一個法國人來到倫敦，那麼他將發現，一切都變了，哲學也是如此。他離開的世界是一種滿溢，現在它發現它是一種真空。在巴黎，宇宙是能看得見的，由漩渦和細微的物質構成，但在倫敦，則根本看不到這樣的東西。在法國，引發潮汐的是月亮的壓力，但在英國，是海洋被吸引向了月亮……事物的本質完全變了。你既不同意靈魂的定義，也不同意物質的定義……這些觀點的對立是多麼強烈啊！”英國歷史學家大衞·沃頓解釋道，伏爾泰等於在提醒我們，科學家能夠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止一個。但是，沃頓也承認，無論是在笛卡爾的世界裏，還是在牛頓的世界裏，自然法則都是不可改變的。由此就提醒着我們，世界無論怎樣分裂，還是會存在着一種普遍性，而目前的問題是，普遍性與地方性如何進行結合，其結合點和可以滑動的空間又在哪裏？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做出概括性的精要表達，而具有挑戰性的困難則是如何通過許多個案研究使其內容更為豐富，從而找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點。正如同樣是市場經濟這一普遍性，其在西方世界各個國家卻表現為各自的實踐樣式。

三

自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化的飛速發展在給世界帶來福祉的同時，也衝擊着原先既定的結構與體系，導致出現了波蘭尼所説的“脱嵌”。因此，才會出現逆全球化與“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樣的呼聲。面對着過往飛速的全球化和當下的逆全球化，我們也需要在歷史推動力與反推動力的視角下，對時間、空間、速度等要素進行思想史維度上的考察，同時也要對心態、價值、價值實踐中的具體經驗和過程進行研究。而一旦進入這一維度，思想史將轉變其姿態，調整其重點，研究和思考如孟德斯鳩所説的“一個時代的總體精神的形成，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切” 。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對近代以來關係到社會本質的一些概念進行研究，如知識、真理、事實，規律、客觀與主觀等。自後現代思潮出現之後，這些內容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似乎這個社會就是流動的、相對的和主觀的，原先的客觀事實甚至禁忌也都被消解突破。而另一方面，與此同時，信仰與禁忌又在某些區域盛行，甚至成為主導。由此也帶來了價值認同與區域空間上的分裂。因此，我們需要回到 17 世紀的“科學革命”，思考科學技術與世界的關係、與宗教的關係，世界如何逐步“祛魅”。正如大衞·沃頓的《科學的誕生》一書所指出，每次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推動了人類構想宇宙方式的變化，同樣也會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和思維方式的變化。因此，我們需要重回科學與技術的歷史，重思現代世界的基礎。當然，這一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讓我們重新思考既有的知識體系、思維方式，從而創立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用新的知識體系作為未來新世界的基礎。也許在未來的意義上説，上面提到的諸如民主、社會這些概念都已經陳舊過時，現有的知識框架和思想觀念也是陳腐不堪。對此，我們需要思考，我們能夠發明一種什麼樣的話語來表述與構建未來的知識體系與建基其上的思維方式。

目前我們正處於一個巨大變革的時代，我們需要提出回應這個時代的思想議題，找到新的話語表達方式。從概念史的意義上説，我們思維的侷限，實際上體現於我們語言上的侷限。正如大衞·沃頓所説，我們要找到新的語言，因為這體現了我們的思考，以及怎樣將其概念化。或者説，如何提煉出概念和對其進行話語表達，將是思想史研究者未來的目標和任務。英國學者曾指出，19 世紀巨大的社會變革和正在形成的無產階級等問題，啓發了整整一代思想家、社會改革家和政治家，他們提出的改進社會的思想和建議，不僅改變了英國，最終也改變了世界。我也十分期待當下思想史在解釋中國、解釋世界的過程中，能夠產生改變中國與世界知識面貌的新的話語和新的知識。作為歷史學研究者，面對這一鉅變，我們需要自問和保持自我警醒，我們是否是在用 17 世紀以來所形成的概念、話語甚至思維方式來支持我們當下的思考，從而無法理解目前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所帶來的知識更新與社會變革。歷史研究的特性常常要求我們回望過去，因而研究者難免受制於歷史帶來的沉重負擔，沉浸於其中而不能自拔。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在這個時代面前，也許我們需要改變理解歷史的方式，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三維視角下，在其複雜的關係中思考歷史。不僅如此，我們更需要設問，是作為社會解釋者的我們自身因為過於守舊而需要更新，還是社會行進得太快乃至需要回撥？換言之，我們要像法國思想家蒙田所説的那樣自問：我知道什麼？

為了理解這些問題，回顧近現代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的歷史也許會給我們以啓發。16、17世紀的“科學革命”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的運轉方式以及人們的思維方式；18、19 世紀以技術發明為基礎的工業革命更是徹底再造了社會。而如今高科技的發展也是如此，無論對其是批評還是讚美，它都迎面呼嘯而來，重新建構着社會的運行邏輯和組織結構，例如 2018 至 2019年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就是缺少現實中的領導者，而更多是一種互聯網上的動員。對於這些新變化，我們能夠做的不是盲目地否定，而是要去研究它們，並在研究的過程中，思考社會將走向何方。

不論未來走向何方，對於思考這個時代而言，思想史研究將會迎來最好的時期，我們要帶着思想的視界來思考與探討這個世界，助力未來的社會轉型和全球體系的重建。正像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説，學習思想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當然，也應該切記，思想史研究不是一種實用性的研究，如劍橋學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納所言，試圖從思想史中找到解決我們眼下問題的途徑，不僅是一種方法論謬誤，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道德錯誤。而通過過去了解什麼是必然的，什麼是我們自己具體的安排的隨機性後果，則是獲得自知之明的重要途徑之一。實際上，我們通過思想史的研究，從歷史中挖掘出不同的定義，挖掘出一種多樣性和論辯性的思想資源，從而有助於讀者對現在的觀念和信仰做出自己的判斷，並讓他們去“反芻”和進行社會實踐，這才是思想史研究的應有之義和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