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族 攸關生死存亡_風聞

作者    艾舟

生娃和養娃，是中國家庭劇最青睞的主題之一。如果説在西方世界也有一個國家熱衷此道，那一定是生育率一枝獨秀的以色列。

從1970年到2019年，美國總生育率從2.48降至1.70，日本從2.13降至1.36，甚至已低於1.5的低生育警戒線。但以色列同期僅從3.78微降至3.09，在發達國家中遙遙領先，堪稱一騎絕塵。

生育率伴隨經濟增長而迅速下降，幾乎是所有國家面臨的難題，造成其他國家生育率下降的經濟社會現象，如房價物價上漲、育兒成本增加、女性更趨獨立等也都在以色列出現，可為何唯獨以色列能夠始終保持較高的生育率？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第二天，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當時，以色列全境只有約80萬人，總兵力不到3萬。由於雙方兵力數量差距過於巨大，英國二戰名帥蒙哥馬利曾斷言，以色列將在兩週內被打敗，然而結局並非如此。

以色列站穩腳跟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組數據至關重要：到1948年12月，以軍總兵力已超過10萬人，幾乎每月擴編1萬餘人。這無比驚人的增長率背後，是全球猶太人的鼎力支持。同期，以色列平均每月有超過10000名移民流入，其中很多人都是二戰老兵。

以色列注重母嬰保護，開始研發通過母乳為嬰兒接種新冠疫苗的技術。

當1949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的帷幕落下，以色列充分認識到，充足的人口是對土地實施有效佔領的根本。因此，在阿拉伯國家因戰敗遷怒於本國猶太人時，雖然以色列已因戰爭財窮力竭，但有着“國父”之稱的首任總理戴維·本-古裏安仍親自策劃了“魔毯行動”，動用上百架次的飛機，分別從也門、伊拉克等國接回約20餘萬猶太人。在建國前三年，約有60餘萬猶太人從全球各地來到以色列，使總人口在短時間內翻了一番。

但移民紅利總有告罄之時，內部挖潛才是根本。自建國伊始，以色列就把生育上升到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戴維·本-古裏安曾公開呼籲：提高猶太人的出生率，是關係到以色列生死存亡大事，一個猶太婦女應該至少生育四個孩子。他還立下規矩，如果一個猶太婦女生了10個孩子，政府就會授予她“英雄母親”的稱號，多生孩子被賦予了保家衞國的使命感。

國家號召在先，而家庭也有意識地分攤風險。在以色列，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幅奇景：在地中海岸邊的沙灘上，許多年輕女性在身着比基尼泳裝的同時，還人手一支長槍，可謂暴力與美麗的結合。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與以色列獨特的兵役制度相關——自建國之初就確立了“以實力求生存”的方針，實施全面義務兵役制，連女性也不例外。

這種“全民皆兵”的制度，不同於更為常見的“每户抽一”，而是原則上要求所有家庭所有男女，在18歲後都必須在軍隊中服役至少24個月。退出現役後，他們仍需服長期預備役。雖然自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後，以色列未陷大戰，但小規模、低烈度衝突持續不斷，不少士兵選擇在軍營外也隨時配槍。在巨大的安全壓力下，以色列家庭也有更大的意願，通過多生子女來分攤戰場給家庭造成的不確定風險。

雖然以色列當前929萬的人口總量已較建國之初增長10倍不止，但與周邊數億心理上與之對立、甚至敵視的人口相比，仍猶如九牛一毛。再加上歷史上屢遭欺凌和屠殺的記憶，猶太民族始終銘記亡國滅族之危。此外，以色列國內阿拉伯裔雖僅佔人口21%，但生育率長期高於猶太裔的平均水平。在當前選舉制度下，這也讓猶太裔感受到保持主體民族地位的巨大壓力。

可以説，全方位安全感的缺失，促成了以色列和猶太民族在生育問題上強烈的憂患意識。這在部分程度上解釋了，為何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伊朗、敍利亞等國的生育率大幅下降，而以色列卻保持高位。1970年，伊朗為6.44，高出以色列70%。2019年，伊朗已驟降至2.14，僅為以色列的70%。

對家長 給錢不如“給閒”

但是，憂患意識僅是高生育率的充分條件之一。事實上，自1973年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基本站穩腳跟後，中東多國開始調整對以關係，把國家重心轉向國內經濟發展與民生建設。隨之而來的，是以色列國民長期繃緊的心絃自然而然地得到放鬆。

以色列政府也通過財政補貼鼓勵生育。按照2021年最新標準，以色列國家保險局為一對夫婦的第一個孩子每月發放152以色列謝克爾（約合人民幣299元）的補貼，為第二至第四個孩子每月發放192以色列謝克爾（約合人民幣378元）。

但是，考慮到以色列較高的物價水平，這點補貼所起的作用應該是非常有限的。畢竟，當地一小瓶可樂也要近5以色列謝克爾（約合人民幣10元），一頓普通的肯德基快餐也要60多以色列謝克爾（約合人民幣120元）。

相比將生育作為國家頭等大事之一的日本政府，從產檢到生育都動輒提供數十萬日元以上的鉅額補貼，以色列直接發放的育兒補貼可謂少得可憐。

但以色列100%的適齡兒童都接受幼兒教育，在發達國家中排名第一；以色列的學制為每週6天，在發達國家中也是唯一；以色列中小學生的在校時長，在發達國家中也罕有匹敵。

以色列的特殊學制為家長免除了諸多後顧之憂。

比如，根據以色列1953年制定的《國家教育法》，如果超過75%的家長要求增加學生的知識學習，那麼學校就有責任額外開課，所需費用由地方政府或家長資助。統計數據顯示，以色列小學生2015年在校天數達222天，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高出20%。

這樣的制度設計，直接產生三個結果。第一，家長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在時間和精神上能得到更多的休息，無需上班忙完下班忙，有利於家庭氛圍的和諧；第二，女性得以從側重家庭的傳統社會分工上抽身，可以更多地投入工作，削弱了“職場天花板”，間接促進了性別上的平等；第三，學生把多數時間花在學校，而非千差萬別的課外輔導培訓，既減少了家長在教育上的“內卷化”支出，又有利於教育的公平化。

可以説，以色列通過國家的制度設計，承擔了監護與教育適齡兒童與青少年更多的職責，從而間接減少了家長所需投入的時間、精神和資金成本，促進了社會與個人的整體和諧。一言以蔽之——給錢不如“給閒”。

對女性 生育文化友好

對女性更為友好的生育文化，以及對生育技術的高度重視，是以色列保持較高生育率的另一法寶。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生育障礙已成為許多家庭的困擾。有調查顯示，從1973年至2011年間，全球男性的精子濃度下降近60%。

以色列建國以後，從國家層面高度重視輔助生育技術的研發與普及，對存在生育障礙的家庭提供大筆的補貼。早在上世紀80年代，試管嬰兒技術就已經在以色列得到推廣應用。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色列生育診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為45歲以下婦女提供幾乎全額體外受精治療補貼的國家，適齡女性無論族裔和婚否都可享有，直到她擁有兩個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隨着經濟社會發展與對外交流增多，以色列也出現了大批奉行不婚主義的青年男女。對於這一羣體，以色列社會引導並鼓勵雖然不婚但渴望做母親的女性接受體外受精，不僅在文化上予以包容，還通過立法嚴格保護她們的合法權益。

比如，以色列除了要求保留孕婦工作外，女性生育後還享受14周帶薪產假。孕婦在公共場合可以合法不排隊，享有“優先服務權”。由於所有孩童從3歲到18歲都接受義務教育，學費全免，這也進一步減少了單身媽媽的經濟壓力，有助於培育和保護女性對生育的渴望。

總之，以色列看似奇蹟般的高生育率，並非某項單一因素導致，更非一朝一夕之功。以色列政府自建國起，從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推出諸多更貼近人們實際需求的政策，在保護和鼓勵人們生育的同時，也注重培養更具包容性的社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