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教授: 我們最大的失誤是過分相信制度, 卻把人性給丟了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7-12 21:32
✪ 劉文娟 (整理) | 文化縱橫
【導讀】21世紀至今，中國興起了一股“國學熱”，然而在傳統復興的過程中，人們對國學是什麼、傳統是什麼，卻沒有清晰明瞭的認識。
本文分析了經典文本《大學》的核心思想，試圖在傳統和現代的雙重視角下，理解中國獨特的政治哲學。《大學》很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三綱領、八條目”，它表現為一個基本結構——內和外。八條目的前五條都跟“我”有關。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都是我與我周旋，就是跟自己死磕，就是所謂的天人交戰。然而，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説，都非常理解“外”，看重的都是可以量化、價格化的東西，以至於變成了“單向度的人”。但在《大學》裏，“內聖外王”是重要結構，在格物、致知、修身、誠意、正心、修身之後，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內和外的兩個功夫都不能少。這其實是一套系統的政治哲學——把一個人從內發展到外，從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去。對此，外國人沒説清楚，今天的中國學者也沒説清楚，因為我們用別人的理來講自己的話，怎麼可能把它給講明白呢？
作者認為，《大學》的當代意義在於：一是強調政治與德性的關係。現代人特別強調製度，但往往把人這個因素給丟了。然而，不考慮人心和德性，沒有人對法的內化，依法治國就很難。二是注重區分君子和小人（道德不夠的人），看重治理者的賢和能。三是強調家國主義。在在國家權力和個體權利之間，家庭是一個重要力量，有了家，再進行國家建設，就是“天下為家”。四是強調有限度的自由，偉大的作品恰恰需要一個自由成長的心智，否則只能產生急功近利的東西。
本文是孔新峯教授在修遠基金會支持、濰坊科技學院主辦“問耕講堂”上的演講整理稿，經作者審閲後發佈，講座原題為“《大學》及其現代意義”。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思考。
《大學》及其現代意義
在《四書》中，《大學》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作者是孔伋，孔子的孫子。他被成為“子思子”，是非常重要的，傳承了孔子衣缽的一位傳人。
《大學》本來是《禮記》中間的一篇，相傳是漢初的儒家思孟學派戴氏叔侄所撰。宋代朱熹編撰《四書章句集註》，把論、孟、學、庸並稱為四書，位列之首的是《大學》，構成了儒家的經典著作。朱熹對古本《大學》，也就是《禮記·大學篇》的次序做了改動，並且補寫了一章專門解釋什麼是“格物致知”。按照朱熹的理解“大學”就是“大人之學”，怎麼樣成為“大人”的學問，這個“大人”不是成年人，也不是當官的人，這個“大人”是儒家特別希望能夠成就的一種人格（Personality）的形式。
《大學》很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三綱領、八條目”。這三綱領八條目有一個基本的結構——內和外。
我們説中國人不只有一面，至少兩面，一面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另外一面就是道家，窮則獨善其身。中國傳統的國家也有兩面，一面是儒，如是陽是表；另外一面是法，法是陰是裏。這就是儒表法裏。
古時漢宣帝的太子，很喜歡儒術。他批評皇帝説，你就是太重視酷吏，就是一羣嚴格守法，執行能力很強的官吏，刻薄寡恩。為什麼不重用儒士呢？漢宣帝就回答説：你太天真，漢家自有制度，我們大漢朝有我們自己的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我們是雜用霸道跟王道。霸道是什麼？誰拳頭硬誰説了算，法家是霸道，很強調富國強兵。但儒家追求的不是霸道，是王道。王道是什麼？王道政治是近者悦遠者來，不僅能治理物理上的秩序，而且能夠實現人心的心靈的秩序，所以這是儒家的高級政治或者王道政治。
所以我們中國傳統體系裏，不管是人還是國家，都不只一面。這種內外結構在《大學》裏，表現出來就是八條目。
八條目的前五條都跟“我”、跟“自己”有關。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都是我與我周旋。就是跟自己死磕，對自己狠一點，所謂的天人交戰。大家有過這樣的場合，面對一些誘惑，我們可以走捷徑。但是有個説法説得好，“所有的快速致富的方法都寫在刑法裏”，但有時候我們做就做了，沒有人發現，可以嗎？人總是希望能夠通過低成本獲得高收益嘛，那有些時候就要衝破一些所謂的條條框框，敢於改革。
那這裏面就有一個問題——怎麼理解規則。
對於規則的理解，是最高的一種人生的境界。孔子有過一個很重要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七十歲是什麼境界？是自由和自律的完美結合。從心所欲，整個人都自由了，但不逾矩，那就要遵守道德的規範，遵守法律的規範，但這不是要求和規訓，是不假思索油然而生的行動。這種境界本身的結構，就是內聖外王。內就是上面説的，格、致、誠、正、修，要刀刃內向，對自己的道德下一番苦功夫。
那外呢？我們每個人都是現代人，都非常理解“外”。“吾日三省吾身”，看什麼呢？看重的是價格化的東西，可以量化的東西，人生成就。幸福這個東西太不好定義，以至於現代社會科學大家都儘量要做到價值中立，實際上就是要規避價值。
這種心態是現代很重要的一種心態。有一個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叫馬爾庫塞，總書記當年做省委書記的時候，就引用過他的一本書，推薦給幹部和羣眾，叫《單向度的人》。説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已經形成了單向度社會，有單一的價值取向和判斷標準。
但錢穆先生的觀點就很不一樣。他是一位通儒，也是史學家，用了一輩子的光陰來治學。他出生名門，雖然受教育並不好，曾經做過很長時間的中學老師，但是後來寫《先秦諸子系年》，一下子聲名崛起，被北大聘為教授，最後的話在香港建立了中文大學的新雅書院。他一輩子治學的心得，講中國傳統學問六個字可以概括——一天人合內外，一天人就是天人合一；內外合就是內外合一。
所以“內聖外王”是《大學》很重要的結構，在格物、致知、修身、誠意、正心、修身之後，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身在中間的位置上，不僅僅説要向外湧，要車子、房子、票子、位子，要向外；還要注意到向外有一個前提，是內。
這兩個概念在政治學上，可以這樣闡釋：“內”是一種靈魂技藝，soul craft。靈魂的記憶。“外”也是一個S打頭的詞——state craft。治國理政的技巧。所以要有好的帝王術、治理術，就必須得有好的soul craft。否則再好的政治、再強的國家，都沒有用，都不能夠長久。
這六個字，《大學》把“合內外”講得很透；《中庸》把“一天人”講得很透。“一天人”的關鍵詞在《中庸》的解釋是“誠”。”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用“誠”這樣一種態度，也是功夫，才能真正地匯通天人。《大學》“合內外”，強調這兩個功夫都不能夠少。有一句話叫作“我們的別跑得太快，讓靈魂趕上來”，別步子邁得太大，跑得太快，靈魂丟了。所以內在的東西是傳統很重視的。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與《大學》的重要性
這篇序言是康熙為”日講四書“用的版本，所作的序言。它充分説明了《四書》文本的重要性。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在上古堯舜時期，君和師是一體的。在孔子以後，君和師才分開，因為孔子是第一位沒有做王的聖人，他只做老師，門徒弟子三千。“萬世道統之所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
神是什麼？神來決定誰當皇帝，是哪一個民族的人來當皇帝，如果我們借用民族這樣一個現代話語來説：那就不管你是姓朱，還是姓趙，或者姓愛新覺羅，姓拓跋，無所謂，關鍵是要有”廟“。這個廟就是道統，所以大家知道北魏有效孝文帝是吧？進行改革，然後把都城從平整往大走，先到了洛陽，再一個它強力的推動這樣一些鮮卑族的這樣一些權臣們貴族們，讓他們來學習中國文化。所以王朝更迭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文化的“道統”一直有所傳承。
2016年特朗普剛就任總統時就訪華，逛故宮。我們主席夫婦陪着他們總統夫婦逛。逛着逛着特朗普就説：中國文化不得了，很燦爛。但是你們好像不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吧？
總書記回答也很準確：是的，應該説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因為“什麼是歷史”，是有爭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判定標準是有沒有文字，出土的東西得有文字作證。
我們上溯到甲骨文是沒有問題，但是夏一直來還是有謎團的。文字記載的歷史應該説有很多，有的比我們還多一點，比如説埃及。四個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和中國。為什麼不是古中國？因為中國沒有作古，還活着。所以我們現在的話把這叫做亙古亙新，亦新亦舊。周雖舊邦其命為新，中國文化的這樣一種連續性、韌性，舉世無雙。
大家可以看到，孔子他處在中國文化處在一箇中間點的地位。我如果説我們説5000年的話，孔子誕生到2021年正好是25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年，1949年，是孔誕2500年。上下五千年，孔子在中點，繼往開來、承前啓後。
他是一個偉大的學生，學什麼？學三聖二王。他又是一個偉大的教師，他秉承一種有教無類的理念，把王冠之學帶到民間。就像西方神話裏面講普羅米修斯給我們盜來火種一樣，他就把這樣一些火種帶給我們，這不是一種啓蒙嗎？所以宋人説”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孔子“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俱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這裏“子思”就是子思子孔伋。
《大學》裏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修、齊、治、平是中國人的傳統。每個人都瞭解，都講要有家國情懷，要以天下為念。這些概念西方人沒有。西方人怎麼講天下？只有類似的詞：“世界”是佛典裏面來的；他們還有cosmopolitanism，大概是類似的意思，一種世界主義。但是這個世界主義它本質上還是一個城邦的理解。我是希臘人，但我不是。我是希臘雅典人、斯巴達人、或者馬其頓的哪一個具體的城邦的人。它是一種世界公民，但是它實際上還是一個城的想象。中國人不一樣，中國人是把身、家、國、天下打通了的，這是獨此一份。
孟子的思想代表了儒家思想，有點類似與我們説的“中道”。我們國家不是講集體至上，也不是講個人至上，而是取其中道，道統在是、治統在是，二者缺一不可。他後面要講什麼呢？厚風俗必先正人心。風俗是生態，是精神的、道德的、人心的狀態。葛優有句名言：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羣眾裏也有壞人。這其實是一種傳統的風俗觀，厚風俗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所以要發展學術。所以康熙要找這些人來給他講課。
“章句”實際上是一種比較高端的解釋和編輯，那時候還補寫了一些內容。比如《大學》裏的“格物致知”，所以章句用功用得多。
朱熹是宋代一個新儒學的開創者。我們可以稱之為理學，理是道理的理。理學的核心觀念很大一部分其實是體現在對《大學》在內的四書的編輯註釋的工作中。一個偉大的心智，用一輩子的精力來註解這四書，尤其是投入到對《大學》的註解上，説明這本書很重要。
這其中包括了朱熹對他所處的時代的思考。
儒家經典的教訓，其實跟老百姓的生活之間的距離有點大。老百姓講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講的時候我怎麼樣安身立命，想的是我現實中間有這麼多的苦痛，這麼多的彆扭，這麼多的鬱悶，眼前全都是苟且，何時才有詩和遠方？
而佛教從唐代進入中國之後，逐漸變化，適應了在中國社會的傳播。興盛到什麼程度呢？“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佛教會告訴你，你的性是什麼樣的性；你的命是什麼命；二者形成什麼樣的體系；此世、來生是怎麼樣一種關係。業果、報應這些東西，老百姓特別喜歡，但老百姓又不可能走特別精英化的，學習佛教的路徑，如果精英化，那是最強大腦才能夠去精研佛理的。精英化一般人搞不來，所以佛教走了一種民間化的路徑。
佛教中國化非常重要的兩個宗派，一個叫禪宗，特別強調當下頓悟。另外一個叫淨土宗。淨土宗強調的就很簡單，快捷法門——你就唸着南無阿彌陀佛，或者拿個念珠在那兒盤，到了一定次數，也可以得到救贖，就很好。這就是一種非常民間的路線。
佛教民間化的同時，儒家跟老百姓的距離越來越遠，所以理學就特別想要跟佛家爭人心，在朝廷爭話語權。儒家的知識分子，官員士大夫，就有了很強的危機感。
唐代的韓愈就上了一個《諫佛骨表》反對勞民傷財，把舍利子引入到法門寺。然後就“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了。但是他表達了一個態度：貶官我也不怕，一定要爭一個真理。
所以儒家的非常強的危機感，導致了宋明理學特別注重要爭一個主流地位。所以就特別注重，要解決人性、人心的問題。所以《章句序》裏説：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這裏虛無指道教，寂滅指佛教，説明當時很多人就走向了佛、道，這樣的宗教。但它們又“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章句序》裏抨擊的對象，除了佛、道這些宗教，還有當時的儒家風氣。“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説，與夫百家眾技之流”,就是教你“如何在36歲以前賺到你的人生的第一桶金”，這種所謂的應用國學，今天似乎又出現了。
這些年，所謂的國學熱，特別的興盛。有很多人確實在講權謀術數、功名之説、百家之流，對吧？同樣的，如果説當時的對手是“異端虛無寂滅之教”，那今天有沒有對手呢？當然有了。今天最主要的對手就是西式的這樣一套“意義”，現代的政治法律的意義。所以我們國家現在非常重視，要建設中國本位、中國氣象、中國風格的話語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為什麼？因為你用別人的理來講自己的話，怎麼可能把它給説清楚講明白了。
所以朱熹那個時代，思潮激盪，風俗流敗。既有神對手，也有豬隊友。用王陽明的話來説，叫“拋卻自家無盡藏”，我自家有金山銀山，我不要，我看不到，“沿門持缽效貧兒”，像一個乞丐一樣沿街乞討。那就屬於精神上流亡者，無根的浮萍。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朱熹真的很偉大。他講得非常好，《大學》在內的一些國學的經典，值得我們反覆地研讀。
▍《大學》的現代意義
孫中山先生曾經講，中國有固有的智識，有一套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外國的大政治家沒有見到，沒説清楚。這裏説的，就是把《大學》裏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段話精微開展的理論。把一個人從內發展到外，從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去。這是我們政治哲學秩序中獨有的寶貝。還有學者把《大學》，《中庸》並稱為中國最高政治哲學。總書記在紀念孔誕2565週年的講話中説道：
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藴藏着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啓示，比如，關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關於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關於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關於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關於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關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關於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關於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關於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羣策羣力的思想，關於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關於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關於清廉從政、勤勉奉公的思想，關於儉約自守、力戒奢華的思想，關於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關於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啓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啓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啓發。對傳統文化中適合於調理社會關係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我們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揚，賦予其新的涵義。希望中國和各國學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這個課題研究好，讓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同世界各國優秀文化一道造福人類。
關於《大學》的當代意義，我想討論四條。
第一， 政德和政治的問題。
政德研究很值得重視。總書記説領導幹部要全面提升認識，要立德。立什麼德呢？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公德私德大家好理解，明大德是什麼？就是明明德，從《大學》裏面來的。
而現代人們往往會認為，靈魂這個東西或者是心靈秩序的東西，會耽誤我們做事情。讓我們束手束腳、問題太多。這種局面不是特別好，很可能導致一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再一個，我們現在特別強調製度，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治理現代化歸根結底是制度現代化。但是我們在重視制度的時候，是不是把人這個因素給丟了？比如説，我們要實現法治，依法治國，但問題是無論立法者還是司法者，都是人；行政部門是由活生生的人來構成的；然後法本身有沒有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本身能不能成為一種信仰，成為全民族的共識，人是信法還是信訪。
我們説中國式過馬路，不看紅綠燈，而看我的步速，和車的距離。還有説法，説法不責眾，只要有一個人過，我們烏泱泱都跟着過。所以這個背後實際上還是一個對於法的內化問題，也是人的問題。
德在甲骨文中，包括三個部分，左邊是行走的行，跟道路有關，右邊是一個木杆，下面是一雙眼睛。眼睛是盯着木木杆來走的，就是界定前行的方向。這就是德的原始意義。但是到了西周，出現了新的寫法，在原來的構造之下加一顆心。這顆心的出現意味着主觀能動性，德實際上是一個天和人的中介機制。為什麼有的人成事，有的人出事？為什麼有的國興盛了，有的國滅亡了？是有原因的。什麼原因？能不能以人德行天道。
周克商之後，周初，中華民族的一次人文覺醒，就體現在文字寫法的變化上。在寶雞曾經出土一個國家一級文物叫“何尊”，它的內壁上有銘文，銘文中間出現了“中國”兩個字，“宅茲中國”，要建一個新的都城，叫“承州”。另外還出現了“德”字加“心”的新寫法，而且非常明顯，“德”就是作為一個天人的中介。執政集團或者一個人，要成就一番事業，離不開聖德，就是所謂的“聖德大業”。
應該説儒家的政德理念，最核心的是：“敬天道，以人為本，內聖外王，德得合一”。
什麼叫德德合一？《禮記·樂記》中有這樣一個説法，叫“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對道德是有判斷標準的，是不是懂禮懂樂，是成為一個有德之人必要的條件。這告訴我們道德是可以學習的，學習禮、學習樂、實踐禮、實踐樂，就可以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那麼相應的，道德是不是能夠有力量呢？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人。在儒家經典裏面也有非常明確的表述，所以道德可以讓我獲得，叫“德者得也”，不是説老實人吃虧，不是説誰循規蹈矩就輸了，並非如此，叫“德得合一”。
在漢代的墓葬出土的文物中間，頻繁的出現兩個中華民族神話中的造人先祖，一個叫伏羲，一個叫女媧。伏羲是男性形象，女媧是女性形象，他們都是人首而蛇身，交纏在一起，有點像 DNA螺旋結構的構造。他們各自拿着一個道具，伏羲拿的是矩，女媧拿的是規。矩是用來畫方的，規是用來畫圓的。無規矩不成方圓，中國人是很看重規矩的民族，規對應圓，是指靈活性；規對應方，是指原則性。所以我們生活中很多的形態，包括中國的建築，包括中國的禮器，比如璧、琮等等，比如説天壇祈年殿，大量的方圓組合。説君子外緣而內方，有特別多這方面的意象出現。
那麼對國家來説也要講道德，要履行倫理方面的責任。《大學》裏的話叫“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本財末。
當年黨中央撤離延安的時候，毛主席説過類似的話，叫做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存地失人人地皆無。人是最重要、最可寶貴的因素。而德是人最重要的思考，有德才有人。“仁者以財發身”，財是手段、是工具，不是終極目的；“不仁者以身發財”。所以“發身”才是好事，我們的終極目標是身，可以修身，可以發神，但不能夠用身。用身就是犧牲了內來換取外，就像《浮士德》，跟魔鬼米菲斯特簽訂一個賣靈魂的契約，能夠從魔鬼那裏得到各種各樣的，神秘的偉大的力量，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見任何他想見的人，獲得任何他想要的財富。但是合同什麼時候終止？當浮士德不斷的追求新的目標，慾壑難填時，合同一直都在。他一旦他要滿足了，他説太美了，請停一停，他的契約就終結了。
那我們現代人，就是在不斷追求慾望的滿足，《浮士德》就是一個很好的寫照。可以跟魔鬼進行契約，用“內”來換取“外”，都不要這個靈魂了，只要足夠強大，科技足夠發達，軍事足夠了不起……但是要這些東西幹嘛？所以要改變“以利為利”的心態，建立“以義為利”的心態。
到國家層面，今天我們講服務型國家、服務型政府，實際上就是以義為利。“利在義中”，“利者，義之和也”。
第二條是強調君子、小人之間的辨析。
孔子説一個人是君子，是因為我老爹就是君。是王、是公、是伯、是侯，這些是不同的爵位，那不能把他們的兒子叫“伯子”、“侯子”，他們都是封君，所以就叫君子。但這種身份的稱呼，在孔子這裏完成了轉化，説一個人必須以德配位，甚至説後世逐漸的從貴族社會走向選舉社會，逐漸的“以德致位”。小人也是一樣，原來指的是地位低下，平民庶民。後來的話“小”強調的是德不行的人。所以中國很看重治理者的賢和能。
第三，家國主義。
《大學》中特別強調“家”。家是什麼？中國人總會説“國家”。西方人沒有這個詞，看不到國家，西方人講國家要麼是country，國土，要麼是state，國法，要麼是nation，國民。但在中國人這裏，國和家是想通的，“家是最小國，國是大的家”。這種家國、國家之説，有道理所在。現代社會我們往往強調公私之辨，。有些主義、主張特別強調公，有的特別強調私，有的認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那麼在公私之間，在國家的權力跟個體的權利之間，有沒有中間的領域？家庭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中國國家構建也是一樣，大有大的樣子，我們要體現自己的視野，然後進行國家建設，實際上就是“天下為家”。這些東西都是《大學》給我們智慧。中國人講話不會講“此疆彼界”，現在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完全是以利相交，中國人則很強調“義”，在國際領域也要有這樣的“義”。
第四，自由和權利的問題。
我們有的時候會把自由作偏激化的理解，認為自由就意味着沒有規矩，要麼説它跟一個人的成長，跟一個人實現偉大是沒有關聯的。一個人特別自由，他可能沒出息。但是恰恰偉大是來源於自由的，我們好的學術成果，好的藝術成果，都是需要一個自由成長的心智，沒有它，出不來好東西，只有一些急功近利的短平快的東西。
所以我們從現代意義上來説，《大學》其實他很強調內和外、個體和整體的互動。用以色列拉比希萊爾的話，叫“我不為己，誰來為我？我只為己，我算什麼？此時不為更待何時？”
用著名電影《教父》裏面的台詞説，男人，包括女人，第一步要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第二步要全力照顧好家人，第三步儘可能幫助善良的人，第四步為族羣發聲，第5步為國家爭榮譽。這不就是修齊治平嗎？教父也明白。但是教父非常清醒地指出：作為一個人，做到前兩步，已算成功，人生算得上圓滿；做到三步，堪稱偉大。但是隨意顛倒次序的那些人，一般不值得信任。
一個人動不動就説天下怎麼樣，國家怎麼樣，他自己怎麼樣，自己有沒有做到格致誠正呢？是所以它是有一個次序的，由內而外的這樣一種次序。這是我們説《大學》裏面講什麼是本，什麼是末，什麼是厚，什麼是薄？這就是我們今天學習《大學》的意義所在。
本文由孔新峯教授三月在濰坊科技學院講座內容整理而成，講座題目為“《大學》及其現代意義”。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