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假裝樂觀，自欺欺人好不好！亞洲疫情再起背後，致命的樂觀_風聞

日經新聞的長篇報道，總結了亞洲疫情再起的原因，除了傳染更劇烈的病毒變種外，前期抗疫的成功也讓各地區過早樂觀，也是重要的原因。

在今年3月初，印度有理由對大流行感到樂觀。COVID-19感染率正在下降，從9月份的每天9.7萬例新病例降至2月份的不到1.5萬例，專家公開宣佈印度實現了“羣體免疫”。

在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疫苗接種運動一個月前開始後，衞生部長哈什·瓦爾丹(Harsh Vardhan)在那個月宣佈，“我們正處於這場大流行的最後階段”。

但在這場疫情中，樂觀可能是致命的。

4個月後，瓦爾丹講話後不久，印度爆發了新一流疫情。5月初，每日感染人數超過40萬人，全球最高。截至7月5日，印度已確診約3060萬例病例，402728人死亡，在印度首次發現了新的德爾塔變體，據信其傳染性是以前的變體的兩倍。

普通的微生物突變過程，與另一種更危險的人類現象結合在了一起：過度自信。印度幾個邦的有關當局一度相信，成功即將到來，因此允許舉行一系列大規模政治集會和宗教集會。人們普遍認為這些集會是隨後爆發的原因。

在整個亞太地區，情況也是類似的。

疫情於2020年在世界各地爆發後，許多亞太國家和地區成為了通過紀律和政治意願可以取得控制疫情成就的榜樣，儘管其資源遠遠少於西方富裕國家。

雖然這些地區以迅速行動和有效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病毒而聞名，但一年後，大家的意志力似乎正在減弱。

疲勞與自滿相結合，還有對疫苗推廣速度及其在控制感染方面的有效性的錯誤樂觀。

在泰國、越南和柬埔寨這三個東南亞國家，今年春天出現了很少的感染，其後病例開始突然出現。早期鎖定並關閉邊界的台灣地區，失去了以前的紀律，現在正處於感染浪潮的陣痛之中。儘管日本政府在控制病毒方面採取了更為放任的做法，但通過測試和追蹤運動以及有紀律的戴口罩，日本還是取得了成功。然而，今年日本又經歷了兩次緊急狀態。

日經新聞編制的COVID-19復甦指數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這個指數跟蹤恢復正常道路上的各種標準，包括流動性、病例數、旅行的便利性和疫苗的推廣。不足為奇的是，許多曾與病毒鬥爭的亞洲國家，如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仍在苦苦掙扎。

但是，6個月前在這個指數中表現良好的許多國家後來情況都急劇下滑，部分原因是新的變種，但也是疲勞和自滿的結果。

2020年病例數較少或下降、經濟運行良好的國家現在正走向災難，這可能不是一個巧合。

例如，越南是2020年罕見的超級明星之一，這是新冠肺炎死亡率最低的三個國家之一，在實現這一成就的同時，其國內生產總值仍增長了2.9%。但現在正與醫院和工廠的疫情以及隔離空間的缺乏作鬥爭。

泰國去年好幾個月都沒有出現一例社區感染病例，現在已經受到病毒的打擊。7月5日，泰國在新增確診病例為6166例，排名第二，這一數字在一天內幾乎與2020年的總和一樣高。去年全年有59人死亡，而現在每天的死亡率已經超過了這個數字。重症監護室已經住滿了。

第三波案件中的許多都與高端夜總會有關。

柬埔寨登記了500個病例，直到2月為止沒有死亡。首相洪森的顧問甚至委託撰寫了一本書，將洪森稱讚為“逆潮流而戰、勇敢者英雄”，但那是在“2月20日事件”之前。

在“2月20日事件”中，兩名女性在一家夜總會里造成傳染，成功的形象被破壞了。

酒吧和檢疫失誤，也造成台灣地區疫情嚴重爆發，疫情被歸咎於飛行員在隔離時間被縮短後入住的一家機場酒店。

與此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這種疾病的日本，將在7月23日迎來奧運會的開幕，這一盛事有可能導致災難。

疫情的進展表明，大流行路徑的不可預測性，以及整個過程是多麼反常。當預測成功即將到來導致政府、監管者和科學家們放鬆警惕時，樂觀就變得致命。

印度，“政策制定者改變了他們的行為”

新德里哈定夫人醫學院神經內科主任Rajinder K. Dhamija説，三種因素共同導致了印度的新一波疫情。

“病毒改變了它的行為，形成了一個新的變種，德爾塔，”他説。“人們也改變了他們的行為，開始去擁擠的地方，很少注意社交距離和戴口罩，政策制定者也改變了他們的行為，他們相信大流行已經結束，並允許舉行集會和宗教集會。”

“大流行，或病毒性疾病的發展，從來不是僅僅依賴於病毒。”

今年3月和4月，印度舉行了一系列大規模集會，包括有數千人蔘加的政治集會，以及宗教大壺節(Kumbh Mela)。在大壺節期間，數百萬印度教徒聚集在恆河岸邊，在河裏游泳。與此同時，傳染性更強的德爾塔病毒開始出現。

德爾塔病毒最初在印度發現，現在已在80多個國家出現。

印度發現自己在4月和5月陷入了致命的第二波浪潮。當人們試圖為親人安排氧氣供應、病牀和藥品時，混亂爆發了。火葬場和墓地難以容納遺體。

新德里居民尼哈·巴特納加為了給感染COVID-19的阿姨找到一張牀位，前往首都的幾家醫院，但都沒有成功。她説，“因為大多數藥店的藥品都用完了，所以買到藥品並不容易。到處都是混亂。”

比哈爾邦東部一家COVID-19護理中心的醫生阿比謝克·庫馬爾·辛哈説，他從早上就開始工作，經常待在那裏直到午夜。

他説，“我每天要獨自管理50到60個病人。”

政客們已經為他們的樂觀主義付出了代價。在病例攀升的同時，印度總理莫迪正忙於為執政的印度人民黨在地區選舉前拉票。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的桑傑·庫馬爾教授説，“這在普通人中並不受歡迎，他們認為他對贏得選舉更感興趣…而不是拯救生命。”

庫馬爾説，第一波疫情並沒有第二波那麼嚴重，但當時莫迪卻數次向全國發表講話。在第二波中，儘管藥品、氧氣、醫院病牀等嚴重短缺，但莫迪“完全沉默了一段時間”。

他補充説，另一件影響莫迪形象的事情是，人民黨領導人一直聲稱一切都好，而實際情況卻是“一團糟”。

泰國，“麻煩圍繞着這個問題”

泰國的疫情開始於社會經濟譜系的兩端。在曼谷外的沙木沙空的魚市，有很多來自緬甸的移民工人。與此同時，在規模的另一端，住宅和娛樂場所通格勒(Thonglor)社區的高檔夜總會恢復了正常營業。

政府部長、外國外交官和大約20名當地警察都在感染者之列。

泰國是去年疫情防控的成功典範，軍隊在確保邊境安全和控制檢疫點方面發揮了帶頭作用，但這些措施給泰國經濟帶來了巨大壓力，泰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委員會辦公室(的數據顯示，2020年該國GDP將萎縮6.1%。

儘管過去一個月的死亡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泰國總理巴育對泰國將於10月全面開放的樂觀預測並未受到影響。他説，自己的樂觀來自已確認的疫苗訂單，以及到10月份應該至少接受一劑疫苗的人口比例。但是從3月份開始的疫苗接種工作進展緩慢。截至週三，近7000萬人口的泰國，只注射了1070萬劑疫苗。

一名觀察人士告訴日經亞洲新聞説，“很多疫苗問題，在一開始都是因為政府和官僚機構難以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醫生們為自己安全起見，不想太過努力，所以不簽署這些疫苗訂單-，他們不想坐牢。”

泰國國王瑪哈·哇集拉隆功全資擁有的暹羅生物科學公司(Siam Bioscience)，能否達到每月生產1000萬劑阿斯利康藥物的目標，將是成功的關鍵。這個公司也有出口義務，據一個部門稱，6月份僅在當地發放了537萬劑疫苗，預計7月份這一數字不會超過600萬劑。

與此同時，來自上流社會的疫苗插隊者，擴大了這個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的社會差距。

“有關係的人能夠為自己和家人接種疫苗，這是真的，”一名退休公務員告訴日經亞洲新聞。“這不是八卦，人們公開吹噓，甚至在Facebook上。”

越南，“失去的黃金時間”

6月的一天，日出之後，一羣騎着摩托車的警察突襲了胡志明市的一個公園，在那裏他們阻止了正在散步的老人。

“難道不知道你正在把社會置於危險之中嗎？”隨着越南抗擊最新也是最致命的一次疫情，當局採取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格的措施，自6月初以來封鎖了這座城市。

在這個迷人的國家，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2020年，越南曾有幾個月沒有報告任何COVID-19病例，但當前這波感染持續時間長，並威脅到至關重要的科技供應鏈。

數以千計的案例首次出現在工業園區，包括三星電子和蘋果供應商所在的園區，工人們在工廠裏睡覺，以遏制疫情蔓延。

導致疫情爆發的原因是自滿、疫苗接種延遲、低檢測率和人羣密集地區的未知感染源。更具傳染性的變異也在起作用。

哥本哈根大學的羅賓·斯圖爾特告訴日經新聞，傳染性更強的德爾塔病毒是這波持續了兩個多月的浪潮中的關鍵因素。

根據醫學雜誌《柳葉刀》4月份發表的一項研究，越南的快速應對，基於有針對性的關閉、公共信息、“監測、隔離和檢疫、檢測以及接觸者追蹤”，被稱為COVID-19的範例，

嚴厲的措施包括，努力檢查每一個離開自己所在區域的司機，不惜造成堵塞噩夢，關閉游泳池和公園，儘管大多數羣集出現在室內，在疫情激增期間，當地人是在工廠、教堂、卡拉ok酒吧和診所感染的。

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研究員Nguyen Khac Giang説，政府想在疫苗出現之前控制病例。他説，當局遲遲不接種，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在研發出一種雄心勃勃的國內疫苗之前，“零感染”的戰略將會奏效。他説，執政的越南共產黨也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在今年1月選出為期五年的領導人，正在為政府過渡付出大量努力。

“這是失去的時間，越南失去的黃金時間，”他説。

台灣地區，“合作水平不高”

截至5月中旬，台灣地區累計確診病例約1000例，多數為輸入性病例。一個多月後，4月份在飛行員中爆發的疫情導致社區傳播後，病例激增至14000多例。

飛行員被隔離在一幢未經批准的機場酒店大樓內，結果酒店員工及其家人感染了。當局對該航空公司、台灣華航以及桃園國際機場的諾富特酒店處以罰款，原因是他們沒有遵守疫情防控規定。

一些反對派政客和公共衞生專家，指責台灣當局在4月中旬將飛未接種疫苗地區的人員隔離天數，從5天減少到3天。

台灣地區疾病控制中心(CDC)表示，截至6月12日，已對未接種疫苗的機組人員實施五天隔離。7月1日，這段時間上升到7天。

疾控中心表示，台灣地區在控制邊界方面是有效的，“但在內部防禦方面還有改進的空間。因為過去疫情得到了適當的控制，不需要進行大量的病毒篩查，所以監測系統沒有發現無症狀感染者。最重要的是，公眾接種疫苗的意願很低。”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培訓的台灣地區公共衞生專家楊森洪説，這個島控制病毒的策略“相當成功，但有些人沒有遵守規則”，包括航空公司、酒店和普通人，並沒有誠實地説明他們的接觸史。

今年5月，台北萬華區出現了一些被稱為“爺爺酒吧”的小館感染案例。這些為老年顧客提供性服務的商業名聲不佳，阻礙了台灣當局的接觸追蹤，而在此之前，接觸追蹤是台灣地區抗擊感染的一種強有力手段。

疾控中心表示，“在這次事件中，大多數人不願意暴露自己與館子的聯繫，而且他們對疫情調查的配合程度不高，這使得追蹤傳染源更加困難。”

柬埔寨，衞生系統被推到了極限

與台灣地區和泰國一樣，柬埔寨的疫情爆發在一定程度上，被歸咎於性產業或難以追蹤某些場所的顧客。在“2月20日事件”之前，柬埔寨記錄的新冠肺炎病例不到500例，沒有死亡病例。少數幾起小規模的疫情，包括一次與匈牙利外交部長訪問有關的疫情，已被迅速撲滅。

據當地新聞報道，2月20日，兩名感染了阿爾法變異病毒的女性，和N8的顧客中混在了一起。N8是位於金邊一家沒有窗户的夜總會，最終變成了一個超級傳播事件。

據當地媒體報道，四名大陸女性從迪拜來到柬埔寨，從事高端性工作者的工作，這對夫婦就是其中之一。據稱，這羣人賄賂了金邊索卡酒店(Sokha Hotel)的保安，讓他們在2月8日完成為期兩週的強制隔離前離開。

在N8疫情爆發4個月後，柬埔寨的成功故事已經脱軌。目前已有近750人死亡與2月20日的事件有關，超過5.5萬例病例在市場、服裝廠和監獄蔓延。一名衞生官員最近警告説，隨着感染人數上升，從泰國返回柬埔寨的移民工人檢測出德爾塔陽性，柬埔寨正接近越過“紅線”。

隨着病例的增加，柬埔寨資金不足的衞生系統已經到了極限。政府將一個大型婚禮中心改造成擁有1800個牀位的COVID-19醫院。其他機構也被要求接收感染病毒的患者。

在金邊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工作的醫學流行病學家蒂格彭説，當局未能迅速遏制疫情爆發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這種新變種的傳染性比其他變種高出75%。

柬埔寨上週在一天內記錄了1130例病例，這是24小時內的最高記錄，一天後又出現了第二高的記錄。蒂格彭表示，政府採取的積極檢測和追蹤接觸者等措施幫助避免了疫情的爆發，但情況仍"非常不確定"。令人擔憂的是，感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資源和能見度較低的城市以外。

他説，“令人擔憂的是，我們現在看到更多的農村地區報告了更多的新冠肺炎病例。”

柬埔寨已經為300多萬人提供了至少一針疫苗，主要使用的是中國科興和國藥集團的疫苗，還有一些由聯合國支持的項目提供的阿斯利康疫苗。蒂格彭補充説，接種運動令人鼓舞。

他説，“柬埔寨目前的反應，真正積極的方面是在擴大疫苗接種運動方面做得很好。”

日本，“沒有戰略”

神户大學教授Kentaro Iwata表示，日本最初通過追蹤接觸者成功控制了感染，但應對措施在2020年下半年變得不穩定。政府發起了宣傳國內旅遊和外出就餐的活動，這些活動被批評為傳播傳染病。

東京在1月8日至3月21日以及4月25日至6月20日期間處於緊急狀態。

“今年1月宣佈的緊急狀態對東京等地區來説來得太晚了，”國際健康與福利大學教授Koji Wada表示。他還表示，政府在3月份放鬆限制為時過早，當時感染還不夠低。

Kentaro Iwata表示，日本“沒有戰略”，只是就事論事的應對。

未來會有一個主要的擔憂，7月23日在東京開幕的奧運會。在日本公眾中，這項體育盛會不受歡迎，因為擔心它會成為一個超級傳播事件。

疫苗接種，亞太地區“排在隊尾”

在整個亞太地區，迅速、果斷的行動有助於及早控制病毒。但各國政府總體上未能將這一點轉化為快速獲得疫苗。在很多情況下，成功會阻礙人們快速工作和冒險。

日本早期在控制病毒方面的成功，使政府在沾沾自喜，在疫苗方面反應遲鈍。與一些利用緊急授權加快疫苗運送的國家不同，日本僵化的官僚主義和法律制度沒有這方面的靈活性。

試驗必須在日本進行，即使是輝瑞或Moderna開發的疫苗已經在其他國家廣泛試驗。

“沒有批准任何新項目的氛圍，”東京大學疫苗科學教授Ken Ishii説。“接種疫苗後患病的人可以起訴政府甚至個人，比如衞生部的負責人。”

他表示，疫苗的批准和推廣因此會帶來風險，沒有人願意受到指責。

在其他地方，政府已經採取了主動，但公眾並不認為有緊迫感。香港地區可能是亞洲最容易接種疫苗的地方，但是許多市民不願接種疫苗，因為他們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擔心副作用。另一個阻礙因素是:這個750萬人口的城市，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只記錄了4例本地傳播病例。

泰國政府COVID-19疫情管理中心發言人維辛維·薩努約廷博士今年2月在曼谷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疫苗是否遲早會抵達並不重要，因為它對泰國人民沒有影響。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們一直在使用口罩、布或外科手術來保護個人安全和衞生。”

成功也阻礙了從國外採購疫苗的努力。澳大利亞財政部長西蒙·伯明翰 7月1日表示，澳大利亞面臨供應挑戰，“因為歐洲國家和製藥公司傾向於向疫情嚴重的國家提供像輝瑞這樣的疫苗。”

他的結論是，這“讓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在接受某些此類疫苗方面排在了最後面。”

就目前而言，最成功的國家是在疫苗接種方面遙遙領先的國家。但正如我們所見，成功會滋生過度自信。例如，儘管開展了非常成功的疫苗接種活動，但目前在日經COVID-19恢復指數中排名第48位的英國，正在經歷大規模病例浪潮。

然而，受低住院率的鼓舞，政府計劃在7月19日之前結束幾乎所有的COVID-19限制，專家表示，這可能會導致病例激增。

大流行給我們上的最慘痛的一課就是，樂觀往往是致命的。

加美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