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 為什麼內憂外患的宋朝, 卻是中國歷史上的文明高峯?｜文化縱橫_風聞

鄧小南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導讀】説起宋朝，許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這是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鄧小南教授指出，趙宋一朝確實可用“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簡單概括，但宋朝的貧弱與內憂外患有其客觀原因：宋朝軍事力量的不振，與宋太祖、宋太宗吸取五代兵變頻繁的教訓，因此採取了重點防範內部變亂，對外消極防禦的軍事安排有密切關聯；此外，兩宋之交進入氣温低谷期，黃河水患頻發，也是導致外部軍事威脅增強（氣温低導致遊牧民族南下）和內部經濟社會發展風險加大的重要原因。儘管宋代不是中國歷史上國勢最為強盛的時期，卻是文明發展的昌盛時期。就疆域的廣度而言，宋代所完成的，與前代相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一；而其對內疆土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控制力度，卻是前朝所難比擬的。宋以來，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嚴重的分裂割據局面。就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研究者普遍認為宋代朝政“稱得上是中國曆代王朝中最為開明的”，對於民間文化、經濟事業、社會生活等方面未予過多幹預。宋代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

本文節選自《宋：風雅美學的十個側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一講，轉自“三聯學術通訊”，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宋朝的立國形勢

**▍**天下大勢分南北

趙宋一朝，我想基本上可以用“生於憂患，長於憂患”這八個字簡單概括。

20 世紀中期，針對趙宋王朝的整體國力，學界一直有“積貧積弱”的批評，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就痛感宋代是“積貧難療”“積弱不振”，後來許多教科書也沿用這種説法。這樣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的歷史特徵。

宋代歷史上，確實存在“積貧”“積弱”的情形。**在宋人的説法中，“積貧”通常是自民生角度着眼而非自國家財政用度出發；“積弱”則是指對外較量中本朝國勢疲弱不振。**二者所指，並非同一層面的問題；對於相關現象的強調與批評，則體現出問題的持續存在和時人的憂患意識。

**宋代所處的歷史時期，始終面臨着非常嚴峻的外部壓力。**趙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統一王朝，用宋人的話來説，“天下大勢分為南北”，事實上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北方一直有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民族政權與之並存。宋朝的疆域，是中國各主要王朝裏面積最為狹小的；到南宋的時候，以淮河—大散關一線作為宋金之間的邊界，更是偏安一隅。

10—13世紀，是中國歷史上北方民族活躍的又一個重要階段。在這一歷史時期中，相對於宋朝來説，契丹民族建立的遼、党項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都不再是周邊附屬性的民族政權，而已經成長為在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都能夠與趙宋長期抗衡的少數民族王朝。

(與趙宋王朝並列的主要政權)

**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領頭作用，不再體現為統一大業的領導權，而是表現在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深遠影響上。**如果我們把10—13 世紀的南北對峙放在亞歐大陸的視域中觀察，便會看到相當不同的情景：中原王朝視為邊緣的地區，在亞歐大陸上其實是處於中間地帶、銜接部，多民族在這裏交匯混居。契丹、女真、蒙古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當時連接南北大陸帶、馳騁於東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這樣的外部環境，給宋代的歷史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和刺激，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整體格局之下，自中唐以後，中原地區對外貿易交流的重點地帶逐漸轉向東南沿海，出現了我們經常講到的“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從考古發現中，我們清楚地看到，“海上絲綢之路”主要的貿易產品已經不再是絲綢，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銀器、鐵器乃至書籍等等。前些年從廣東陽江海域出土的“南海一號”，正是這方面的一個範例。

**▍**內憂外患的總體格局

宋代的歷史呈現着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説這一時期有非常開闊的研究空間。我們既看到兩宋三百年在經濟、文化、制度建設方面有輝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覺到王朝末日的蒼涼。在這樣一個時代裏，一方面有宋徽宗這樣酷愛藝術的帝王，對“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這個時期並不是三百年太平，而是始終伴隨着外部環境的挑戰。

**宋代軍事力量的不振，歷來受到詬病。**有學者指出：“縱觀兩宋與遼、西夏、金、蒙元戰爭的重要戰役，若以進攻和防守這兩種戰爭基本形式和雙方進行戰爭的目的來衡量，宋的軍事失敗基本上都發生在宋發動的進攻戰役方面，而宋在境內抵抗來自遼、西夏、金、蒙古進攻的防禦戰，則多能取得不俗的戰績。”“宋代整個戰略架構中最脆弱、最經不起考驗的，就是從和平突然轉取攻略這一個環節。”這種軍事上的被動情形，與宋太宗以來“守內虛外”“強幹弱枝”的基本國策密切相關：重點防範內部變亂，而對外消極防禦。

與此相關，兩宋時期的文武關係，尤其是“重文輕武”政策，成為被關注的話題。對於這一問題，應該放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來認識。所謂“武”，範疇不宜籠統混沌，若能分別自武略、武力、武人等層面予以觀察，我們的感覺會十分不同。大家知道，面臨強大的北方政權，宋人清楚“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宋朝要立國則無法輕忽武力；宋太祖、宋太宗對於禁軍統帥的提防限制，不是“輕武”的表現，而是鑑於五代教訓，清楚軍事將領對於政權的利害，他們管理軍隊的心思主要用於防範兵變。

長期以來，宋廷對於武將既有籠絡、利用、聯姻、待遇豐厚的一面，又有深入骨髓的猜忌。朝廷的任人取向，可以説是崇文抑武。這一政策不僅對朝政也對民間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尚。宋代的民眾、士人以及征戰於疆場的軍隊將士，用他們的脊樑撐起了這樣一個時代。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們的精神寄託與生活情趣。以岳飛的《滿江紅》“怒髮衝冠”和韓世忠的《臨江仙》“冬看山林蕭疏淨”為例，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們既有徵戰中壯懷激烈的慷慨悲壯，也有承平時往事如煙的慨嘆與閒情。在這個時期，方方面面都呈現出多重而複雜的生活情境。

説宋代“生於憂患，長於憂患”，並不僅僅是從戰爭和政權對峙的角度看。**從黃河流域的氣温變化曲線中，我們會注意到，北宋、南宋之交正處於氣温的明顯低谷期。**古代中國以農業立國，國家一定程度上仰仗農業税收，如果黃河流域無霜期急劇縮短，農業收成減產，這對於朝廷的財政命脈勢必產生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長期活動於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當傳統上生活的地帶持續寒冷、乾旱時，他們便會往更加温暖的地方遷移，這種民族大遷徙會導致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摩擦、衝突甚至戰爭。在冷兵器時代，遊牧民族的騎兵戰鬥力非常強，對中原王朝會構成嚴重的威脅。這是“天時”的一面。

再來看“地利”的一面。東漢以後黃河曾經長期相對安瀾，到唐代百姓安居樂業，大規模農田開墾導致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唐末五代黃河頻繁決口，宋代接續了這樣一種局面。北宋時黃河向北擺動曾經奪海河口入海；兩宋之交由於人為因素，黃河曾奪淮河口入海。這兩者之間的廣闊區域曾經淪為黃泛區，農業主產區深受其害。

**在“天時、地利”不利的情況下，宋代的經濟仍然有長足的進步。**英國歷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認為，在中國中古的這段時期，發生了“經濟革命”。國內很多學者也有類似的論述，比如從傳統農業的發展來説，這個時期有所謂的“綠色革命”；從面向大眾的商業網絡的形成來看，有“商業革命”；從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也就是“交子”的出現來看，出現了“貨幣革命”；另外從城市形態、都市面貌的改變來看，又有“城市革命”；從印刷術的盛行，促進知識的傳播來看，這個時期發生了“信息革命”；與此相關的，還有所謂火藥、指南針技術完善帶來的“科技革命”。我個人以為，稱“革命”並不合適，這些發展，都不是顛覆性的變化，而是長期積累基礎上的演進，但這一時期確實發生了經濟、文化方面的突出進步。

**▍****“立紀綱”與“**召和氣”

**宋代不是中國歷史上國勢最為強盛的時期，卻是文明發展的昌盛時期。**就疆域的廣度而言，宋代所完成的，與前代相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一；而其對內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控制力度，卻是前朝所難比擬的。自宋代以來，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嚴重的分裂割據局面。這與宋代注重防範弊端的“祖宗之法”有着直接的關係。

宋代政治局面崇尚平穩、注重微調，“穩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標。研究者普遍認為，宋代朝政“稱得上是中國曆代王朝中最為開明的”，對於民間文化、經濟事業、社會生活等方面，宋廷未予過多幹預。“立紀綱”與“召和氣”，是趙宋統治政策與措置的關鍵兩軸。“紀綱”（或曰“綱紀”）其實就是法制、法規，就是制度；所謂“和氣”，在宋人心目中，是一種交感於天地陰陽之間、自然運行的和諧雍睦之氣。這兩軸的交互作用，構成了當時的政治基調。

我們試以科舉（貢舉）制度為例，看看宋代的“立紀綱”與“召和氣”相輔而行的具體做法。科舉出現於隋代，唐朝已經相對成熟；宋代考試製度的操作更加嚴密，面對的羣體則更為開放。當時發展出彌封（糊名）、謄錄等技術操作辦法。彌封是把舉子考卷上填寫的姓名、籍貫等糊封起來，閲卷完成、決定錄取名次之後，才能拆封，查對姓名、公佈成績，藉以杜絕考官營私舞弊。後來更進而將考生的試卷另行謄錄，考官閲卷時只看副本；為避免謄錄有誤，還要找一些人專門去核對。糊名、謄錄，無疑是制度嚴密化的具體體現，讓我們看到當時不惜工本的做法；另外，制度設計如此嚴密，是以一定程度的公正為目標的。這種做法，使得科舉制度相對公平，使出身於庶民的青年學子有更多的晉升機會。宋人曾經説:“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也就是説，出自相對貧寒、沒有家世背景的人，應該爭取走科舉考試這條路，求得升進的機會。

“糊名”等做法，是否能夠帶來“公道”呢？關於糊名，有個北宋中期的事例：元三年（1088） 蘇軾被任命為科舉主考官。這一年，“蘇門六君子”中的李正好參加科舉考試。因為行文風格彼此熟悉，大家都覺得蘇軾有把握從眾考生中選出李的文章。但到考官判完卷子，拆號張榜，李卻榜上無名。這使蘇軾和同為考官的黃庭堅等人都感到非常遺憾，悵然賦詩為他送行。制度的嚴密，使得主考官員即使有心照顧，也難以操作。

**正是因為制度走向嚴密化，科舉才能成功地向更多人開放。**歐陽修稱宋代的科舉制度“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這一説法可能評價過高，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期待科舉考試如同權衡，不顧私情、至公至正。在理想狀態下，以建立“紀綱”迎召“和氣”的精神，滲透於制度流程之中；而制度的執守，則成為“召和氣”的保證。北宋前中期，一些“寒俊”士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得以崛起於政治舞台，顯示出敢當天下事的氣概。

**▍**宋代在中國古代歷史中的地位

對於宋代在中國古代歷史長河中的位置，近代以來的一些國學大師有過明確的評價。

20 世紀初期，啓蒙主義思想家嚴復先生曾經説：

古人好讀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勾勒了華夏文化的發展脈絡，他説：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國學大家錢穆先生比較了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變遷，指出：

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幾位先生的説法，儘管角度不同，都關注這一時代的變遷，包括人心、政俗之變，文化盛衰之變，以及古今社會之變。這也提醒我們注意這一時期的時代特色，注意長期演進過程中發生的變遷。

進入21世紀以來，海外中國學有長足的發展，歐美和日本學界都出版了一些有關宋代的研究著作和普及性歷史讀物。例如“劍橋中國史系列”第五卷《宋朝》中，研究者強調宋代在政治文化領域是一個走向近代的起步時期。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系列中，宋朝的部分由小島毅先生撰寫，題目為《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 哈佛中國史”系列中的《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一書，作者是德國維爾茨堡大學的迪特· 庫恩（Dieter Kuhn）教授，他認為宋的“轉型”中最重要的關注點是“儒家統治的時代”。儘管這些著述內容的覆蓋面比較寬，可以稱作“復調”的寫法，但是對宋朝的論述相對集中在思想文化方面。

總體上看，宋代處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期，面臨着來自內部與周邊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不是古代史上國勢強勁的時期；但在兩宋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之一。宋代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