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養老育兒記（52）兩個“我”：非不可，是不行_風聞

    很久以前，當歐洲傳教士第一次踏上澳洲大陸時，看到膚色黝黑的當地土著人生活在極為原始的狀態而感到異常驚訝。傳教士深入到圍成一圈的土著人當中開展工作，説道：“我並不像你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話還沒説完，就引得土著人大笑不止。

   待笑聲銷停後，傳教士接着説道：“你們愛怎麼笑就怎麼笑，但我要告訴你們，我是兩個人合二為一的，你們看到的我這個大身軀是一個我，裏面還有一個看不見的小我。”聽到這，一些土著人連連點頭：“是的，是的，我們也是兩個人，我們胸中也有一個小我。”

    上面的故事出現在英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J.G.弗雷澤（1854年—1941年）的傳世鉅著《The Golden Bough》（《金枝》）中，“大我”、“小我”即指人的外在肉體與內在靈魂。而我認為，這個故事還向人們證實，文明與野蠻在肉體和靈魂方面無差別，若有差別，僅顯現為外在的“塗層”。

    撇開靈與肉的神秘主義，我也點頭承認，我這個中等身軀裏也擠着兩個人，與上面微小的差別是，一開始，兩個“我”不分大小。

（一）

    第一次告訴我有兩個“我”的這一“神奇”的事實的，不是弗雷澤先生，而是眼睛雪亮的我的小學同學們。

    小學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歡樂的時期，能夠和同學們玩在一起，特別是我不戴眼鏡也不戴有色的性別眼鏡，能夠深入女同學當中與她們打成一片。在那個男女同學之間保留着“三八線”還有“授受不親”遺風的1980年代，作為男同學的我和女同學們打成一片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是，可以簡單地説，在外部條件上，要和女同學打成一片只須擅長一些女同學的玩藝。

    那個時候，廣大的孩子既沒有課外興趣或特長培訓班，也沒有像現在可以輕鬆買到這麼多的玩具，大家的玩藝兒大多數是自己動手製作的。

    打彈弓、打彈珠、打陀螺、打火槍、打煙盒紙牌等，是男同學的玩藝；跳皮筋、綁手帕、抓骰子、踢毽子、織毛線等，是女同學的玩藝。

    男同學的玩藝我自然都會，女同學的玩藝，我也樣樣精通。

    男孩女孩們各自的玩藝對我來説幾乎沒有分水嶺。直到今天，偶遇昔日的小學女同學，她們除了記得我跟她們一起玩的風采別的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們一直慚愧，女孩子玩的東西怎麼就玩不過你了？”説這些話時，她們的神情裏不見了羞澀，但仍不失可愛。

    確確實實，跳皮筋，十有八九的女同學比不過我；綁手帕，十有八九的女同學贏不了我；抓骰子，十有八九的女同學快不過我；織毛衣，十有八九的女同學巧不過我。

    我簡直無所不能，於是，同學們贈我一枚雅號“大姑娘”。後來，也有同學改口稱我“賈寶玉”，那是一位早年就博覽過羣書的女同學。

    不過，牙尖嘴利的女同學秉性難移。前兩年，一位女同學從杭州過來順道往家看望我，她屁股剛坐下，就嘖嘖地感嘆起來：“你現在也變成一個小老頭了。”女同學被辣了眼睛，我真是很抱歉，歲月何曾饒了我。

    當年，雅號為我塗了一層油漆似的，讓我閃閃發亮，成為浙中盆地裏一個大型國營農場子弟學校的耀眼人物。同時，也像在我的身上貼了個標籤，走到哪都有認識或不認識的同學向我高呼。

    每天被同學喊作“大姑娘”，使我切身地感到自己小小的身軀裏真的有兩個人。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既來之則安之。我學會平靜地接受，努力地對兩個“我”一視同仁。唯一作了一點區分是，讓其中一個繼續去和男同學扎堆搗蛋，刷刷我壞壞的存在感；讓另一個繼續與女同學好好玩耍，保持我的超人魅力不掉線。

    把兩條戰線上得來的成果對比一下發現，口頭禪“男孩越壞，越像男人”、“男孩不壞，女人不愛”，並非是女孩不可捉摸的小心思，可能僅僅是男孩朦朧的性幻想。

    這樣歡樂的時光從小學三年級開始，直到臨近中考的初中三年級才被迫宣告結束，接下來，大家沒空也沒心思再玩了。直到十年後，赴廈大讀研究生，一顆愛玩的心面朝大海之時再度春暖花開。

    如今仔細想想，我温柔細膩的一面在上小學之初就顯露出了馬腳。

    記得，一放假，我匆匆做完作業就往隔壁鄉鎮的外婆家跑，路過熱鬧的鎮上，我通常會被各種售賣小首飾的攤鋪子所吸引，摸一摸口袋裏的銀子，然後挑選幾件諸如戒子、耳環、項鍊之類的小東西送給舅舅家的表姐和表妹，有時表弟也會收到這樣的禮物。

（二）

    兩個“我”誰也不欺負誰快樂地成長着。然後，第一次讓我感受到兩個“我”合二為一的，是我的母親。

    大概是1990年吧，母親要調去農場下屬效益最好的製藥廠上班了。這對我們家來説，是一件大喜事，意味着家庭的經濟條件將會有較大的改善。

    好歸好，隨之而來一個新問題，是母親怎麼去上班。一開始，母親是走着去的。過去，農場有不下十個劃片分區，我家原在果木栽培片的住宅區，而製藥廠則在相距3公里的中心工商區。

    新工作讓母親勁頭十足地走了兩個月。可是，一天上下班至少來回走兩趟，而且不論嚴寒酷暑、颳風下雨，久而久之走在路上就不見風光了。更何況，母親偏胖，天一熱，走得一身淋漓大汗，一進空調車間就有苦頭吃了。

    解決問題不能給公家添麻煩，廠車不可能只為接送母親一個職工而拐個老大遠的彎，只能靠自己手腳並用。母親決定騎自行車上班，我為母親這一躋身當時時代先進行列的抉擇鼓掌。但是，母親還不會騎車。

    不會騎，當然要學會騎。活人豈能被尿憋死。

    學校與製藥廠毗鄰，我去上學先是靠走後來靠自行車。我騎自行車完全是摸爬摔滾中自學的，母親想學騎車的時候，我已具有3年的騎齡。母親的自學能力不行，腳踩縫紉機，針頭扎手指，手剪裁布料，剪刀尖又會插到腳背上，自學裁縫就曾讓年輕的母親吃盡苦頭。母親感嘆自己笨手笨腳。

    我想母親是不善於操縱機械吧，據説到製藥廠上班，母親也是遠離操縱枱的。於是，我自告奮勇，當母親學習“自駕技術”的教練。

    沒有一顆勇敢的心，是不可能擔當母親的教練。當時，我剛好平視半價火車票的刻度線，體重三四十公斤，而需要我手把手教練的“女大學生”光體重就達70公斤，加上質量不賴、份量不輕的車輛，對我儼然形成巨大挑戰。

    母親事後回想起這段學車的經歷，目光總是包含歉意，她説：“那個時候學車，真是老鼠拖着貓上路啊。”

    “老鼠拖着貓”，就是這幅景象連續一個半月，每天的傍晚時分至夜幕降臨之際，在我家附近的石子路面上演。母親連人帶車翻倒的時候，我也難免不被波及，我們母子倆常常是流汗又流血，精疲力盡地結束一天的練習。

    鄰居們撞見了，他們總會笑呵呵地説：“強強真能幹，把‘老牛’都教會了。”就這樣，我被升級為了能拉車的“小牛”。

    現在，再回想起這段母親學車的往事，我真覺得有如神助，手把手教會母親騎車，不僅僅需要小小男子漢的力量（可是一個毛孩子能有多大的力量呢），更需要有類似女性的細緻耐心，就是需要兩個“我”合二為一，變作一條心，一股力，才能辦到並做好的。

    我也覺察到，自從母親學會騎車，她很少再像以往那樣兇巴巴地對我，除了偶爾幾次火氣上來剎不住車。老佛爺的脾性大體上沒改，但微細處卻慢慢變得比我嬌氣了。

    研究生畢業前夕的2004年暑假，我趁進京實習的機會租了房子，然後帶母親一起上去體驗皇城的生活。母親不習慣寬得走斷腿的馬路，兩週就回家了。中途，我在一個站台上買了幾個素餡包子充當午餐。我吃得津津有味，母親咬了一口卻把包子還給了我，然後面朝卧鋪閉目養神。多年之後，母親提起火車上的包子，驚訝地説：“那麼難吃，你怎麼能吃得下呢？”我呵呵地笑答：“我吃了三個，還把您剩的那一個也吃了。”接着，母親感嘆道：“我是不是越老越變修了啊！”呵呵，不知何時學會的矯情。

（三）

    畢業後參加工作，我的人生開始起飛。漸漸的，兩個“我”失和了，外在的膨脹壓迫內在的靈魂。

    2007年以來，房子、孩子接連降落到我的世界，等着我的供養。工作很忙，身子很累，在外地為奴的十餘年間，回老家與父母團聚次數屈指可數，母親請我不要惦記。

    我驅使着兩個“我”合二為一，快馬加鞭，爭當新聞界裏的“打工皇帝”。追求功名利祿，靈魂陷在了俄羅斯套娃裏，自我掏空，杯套着杯。

    忙碌奔波中，我分明能感到兩個“我”在大多數的時候是一堆晃晃悠悠的重影，魂不守舍，言不由衷，力不逮心，一不謹慎還弄得靈魂出竅而找不回來。

    為了安定形神，2009年，我勒緊褲腰帶再買了一套現房，然後鼓動父母來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團聚。母親苦苦堅持了兩年，實在不習慣怎麼都聽不懂的異鄉方言，還是捲起鋪蓋打道回府了。事後，母親開玩笑説：“她在福州坐過兩年牢。”

    2017年，年老體弱的父親出門不慎跌倒住院了，我也終於下定決心按下工作的暫停鍵，回老家陪伴父母。攜帶妻兒回老家的這一路，起初也是充滿艱辛，但我感到兩個“我”完全是牢不可破地合一的，因此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

    回家陪父母養老的故事，在過去幾年來持續受到朋友們的關注，收到很多朋友的鼓勵。

    前些年，閩西的一位企業高管聽説了我的事，他毫不掩飾對我的欽佩之意。我説，那是我剛好運氣，經濟條件許可了，也就可以放下工作，返鄉奉老。那位高管不認可我説的，他説現在像我這樣的很少，不是因為人們不可以這麼做，而根本是不能做到。

    那位高管説到激動處，將此上升到了“做人良心”的高度。我從中受到一點啓發，兩個“我”，一個叫作“可不可”，一個叫作“行不行”。

    在與那位高管愉快交談的時候，我們正走在紅色古田八個閃閃發光的經典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標牌底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弱火能夠做到燎原，勢必要藉助一陣恰到好處的風。比如我返鄉奉老，算是那一點星火，但這陣風現在還沒有流行起來。

    上週，一位在福建省委機關的朋友看到我的文章《尷尬的芒果》才得知我悄悄地回過福州，她專門來電囑咐下次一定要到辦公室喝茶一敍。通話期間，她再次談起我的事，説道：“我現在經常拿你的例子教育我們的那些弟弟妹妹，在外面錢是掙不完的，不如多出點時間常回家陪陪老孃。”

    這位來自“媽祖故里”的大姐在電話那頭反覆地算賬：一個人在外從參加工作到成家立業站穩腳跟，再到六十歲退休，期間就算每個雙休日都能回家陪伴父母，加起來也才僅僅兩年時間。等到自己退了休，空閒了，卻已經“子欲養而親不在”。

    “及時對父母盡孝心，太重要了！”

    大姐她以身作則，忙着繁雜的公務，每兩週必定要抽出一個雙休日從省城趕回200公里外的老家陪伴老母親。

    大姐對我的關懷和鼓舞，讓我感受到連接彼此的不是無形的電波而是伸手可觸的暖流。

    過去，我們已經習慣把為社會發展而奮鬥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卻很少靜心思索社會發展歸結到底是人的發展這一根本課題。

    今後，這方面如有更多的思考與實踐措施，或許能夠蔚然成風，人們的精神面貌將大為不同。

    內人心情好的時候也會毫不吝嗇地讚美我。有一次，她含情脈脈地對我説：“老公，你真是我的‘寶藏男孩’。”

    她之所以有此詩性，估計是我們當時正坐在一起觀看一檔名為“寶藏歌手”的電視節目。

    恭維還是嫌肉麻的，兩個“我”一起打了個哆嗦，其中一個還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

    我側過頭去，對着正站在電視機前方企圖打劫電視信號的小寶説：“求你別吵啦，還不學點好的，像爸爸一樣做個安靜的‘媽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