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村長與基層民主_風聞

　　文 | 劉夢龍

　　今年是熱鬧的年份，尤其對基層如此，是個換屆年。對不吃公家飯的人來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又到了選村長的時候了。不要小看農民們一人一票選村長這件事，村級選舉是中國基層民主最直接，最深刻的實踐。考慮到中國的組織力和人口規模，實際上這很可能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民主實踐。所以説，這件事是真的值得認真觀察分析。不需要看印度，不需要看美國，不需要聽公知説的天花亂墜，中國早就民主實踐好多年了，直接式民主的一切優缺點都能在中國農民選村長上體現出來。

　　嚴格的説，如今已經沒有選村長這件事了。因為隨着推行村主幹一肩挑，越來越多村的村書記就是村主任，而村書記來自村黨員選舉，一般都很穩定。這一舉措是為了加強村一級的基層控制力，如今只有那些情況比較複雜的村，才會通過另選村主任的方式來進行某種權力平衡。

　　當然，即使這樣，村領導集體仍然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哪怕一肩挑的村，也是通過在選舉中引導的方式來實現的，村民依然有另選一個村主任的權力。包括村民代表對村集體的決策監督，中國的鄉村基層民主依然在實踐中進一步發展。但這也反應了經過幾十年的時間，中國的基層直接民主實踐並非大獲成功，而是問題頗發，處於進退兩難之間。

　　現在的村長，實際上大多數是村副主任，當然對很多地方來説，這就是一回事，依然不妨叫他們村長。什麼是一個合格的村長，最簡單的説，是一個負責的村長，是對得起村民選票的村長。這話説起來簡單，具體到現實中就不那麼簡單。在鄉村選舉中，選票實際上是固定的，除非候選人實在太過糟糕，或者太出色，不然他們得到的選票一般固定來自他們所在的家族，自然村，會變化的中間選票是不多的。

　　這沒什麼奇怪的，深入觀察任何一個所謂民主國家，都會注意到這種情形。民主選舉帶來的權力流動，一般是在行政結構的中上層，比如縣市長，這是宣傳機器裏常見的大選舉。而越到下層，像鄉村，一旦進入人際關係清晰的熟人社會範圍，權力流動就比較固化了。哪怕日本，美國，這種先進國家，一樣都充斥着家族式議員，世襲的選區。

　　**所以鄉村選舉，或者説直接民主最常見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當選人到底要對得起誰。**鄉村中的很多事情都是不可能一碗水端平的，有限資源也做不到人人滿意。實際上，鄉村內部的資源競爭往往是很激烈的，而鄉村工作也極少會出現突飛猛進，甚至是得罪人的事情會更多一些。這也意味着別的家族和自然村下次也不可能改投自己。那我這個家族或者自然村拱我做村長，那我當然要為自己的選民優先考慮。

　　選村長這件事最有趣的就在村長的變和不變。像萬年村主幹是不少，特別是那些宗族優勢比較明顯，或者資源和矛盾比較少的村，可能幾十年村書記，村主任都不變，或者只是在兩個家族裏內部傳承。實際上，觀察農村選舉很容易就會發現，太窮的村是搞不好選舉的。太窮的村選話事人是一回事，搞權力輪替又是另一回事。要麼是沒得爭，根本沒人來選，村幹部萬年不變，要麼好不容易有一點村財，一選上就給分光了，容易選舉變分贓。

　　所以基層民主，確實是一件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事情，不然村民可能都外出打工跑光了，根本選不下去，也沒人才可用。我看不止鄉村選舉是這樣，一些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一味追求普選，大搞選舉政治，常常容易出事，恐怕也類似。

　　但另一面，只要有選舉，只要有利益紛爭，村主任也往往經常變化。變和不變，兩種情形都存在，都常見。實際上，村幹部變的情形比不變應該説還是多一些，這是中國農民在行使民主權利過程中，逐步掌握的一種權力平衡。

　　我們就比方説一個村可能四五個自然村，那在村兩委上就肯定要存在一定的平衡，比如村主任，村文書，婦女主任最好就相對平均分佈，這樣村的各項事情才能辦的下去。如果兩個村主幹長期都來自一個自然村或大宗族，尤其是某個村主幹比較強勢，相對缺少制衡的村，久而久之就一定會出現分配上的問題。

　　比如説，我們南方的村分配山林地，就會出現全村人均就三五十畝，有的自然村卻達到一百多畝的情況，或者村裏的集體林地長期被某個自然村或者某一族某一房的人承包。如果説這種做法是比較過分，但還有一些日常的資源分配，比如説村裏修路修渠修護岸，分配建設項目，投資項目，先修哪段，把項目放在那裏，甚至給項目提供建築材料由哪些人來做，這就必然存在傾向性，存在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問題。

　　這些問題，雖然大多數是過去基層監督比較薄弱的時候遺留的問題，但對農民的教訓是很深刻的。尤其是分山分田，是影響二三十年的事情，而配套工程的包工包料這種利益關聯又是隨時看得見的。

　　實際上，村主任和村書記常常是一種相互制衡和合作的關係，兩者相結合代表了村裏大多人的利益，這在鄉村生活中是比較合理的。由於村書記幾乎是半終身制乃至世襲的，畢竟村書記是村黨員選的，而村黨員又一般是村書記一手發展的，這樣就更顯出容易變動的村主任的價值了。其實，哪怕在鄉村工作中，事事都做到平順，村長也往往不宜久任。中國的農民對權力和權位是很敏感的，這種權力從一部分人到另一部分人適當輪換，本身就是一種公平。一個自然村或者大家族如果長期不能出一個村主幹，那麼就會壓抑和抬不起頭，這和過去各家輪流主持祭祀沒什麼區別。

　　特別是在那些利益矛盾比較突出的村，比如面臨徵遷或者村集體經濟比較好，村財較多的村，選村長就會十分激烈。甚至，有時會發展成一種近乎農民起義式的異軍突起，村民強行推出一個敢於和上級部門叫板的村主任，使得基層政府惱怒又無奈。而相應，這樣硬殺出來的村主任就要代表自己背後的那羣人，去爭取利益，是去鬥爭而非去合作的。

　　這樣的村主幹自然做不久，但能在關鍵時刻來那麼一下，就足夠使村級選舉成為基層政府頭痛的地方，也就算出了選舉事故了。但我們從道理上説，村民是有這個權力這樣做的。換個角度看，有一些國內矛盾比較尖鋭的國家，指望靠普選來緩和問題，未必就能如願。有時民主，特別是直接民主，也是會製造問題的。

　　當然，這種情形是少見的。大部分時候，村與鄉鎮還是鬥而不破的，畢竟村工作做得好是要仰賴上級部門支持的。村換屆也還是在規則內，輪流坐莊，一團和氣。鄉村政治一團和氣沒什麼不好，最大的問題大概就是過於平衡往往導致平庸。鄉村要發展的好，説到底一靠祖先遺澤，比如好的地理位置，資源，二靠政策，有些村哪怕偏遠，被選為典型就是吹到風口上了，豬也會飛起來。而最關鍵的，是靠能人，靠鄉村有一個有能力，有威望的帶頭人。

　　要承認這點，雖然基層治理中習慣了人人都是螺絲釘，但確實有一部分人就是精密零件，是其他人取代不了的，這就是能人。鄉村政治中的能人是了不起的，往往能帶動一地的發展。能人有很多種，最常見的是那種長袖善舞，手眼通天，能從上級部門拉來資金的。最厲害的是那種帶領全村發展出一個全國知名產業，或者乾脆把集體資產打造成一個大企業，比如著名的南街，華西，官塢這些億元村。

　　過去，很多能人往往是帶有灰色的，大多借着鄉村幹部的身份資源，發展出一份個人不小的產業，如今自然是規範了不少。鄉村的發展繫於幾個帶頭人的情形並不少見，但一般來説能人也是強硬的，尤其是那些特別厲害的，為集體打下一片江山的創業者，往往講求權威重於民主。

　　這帶來效率，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權力依附與權力固化，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言堂的情形。即使村民普遍得利，不少這類村子，村民完全可以靠分紅生活，至少也能在村集體企業裏找份不錯的活計，但一樣會出現小姓，邊緣户，乃至普通村民和核心家族怎麼看待這份集體家業，和家業到底屬於誰的問題。

　　這實際更像是我們各級政府中普遍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民主集中制是一種在參與的廣泛和執行的高效試圖相平衡的做法，但它的前提是建立在領導的威望上。這種威望既來自組織的權威，也和個人的能力是密切關係的。而我們在基層政府的運作中，也很容易就能觀察到，民主集中制在具體執行中，普遍存在權力集中了，民主則不夠。政府越向下，壓力越大，這種情形就越明顯。

　　這種情形和能人政治下的鄉村也是很像的，甚至和權威來自自身的鄉村能人一比，我們的很多基層領導依靠組織權威大於自身水平，還不如這些久經考驗的鄉村能人。

　　無疑，中國的農村選舉中存在不小的問題，讓人不免為之踟躇。但也應該承認，中國農民實際上做的不差，哪怕不盡如人意，也積累了許多經驗教訓。中國的農民是了不起的，中國的很多事情常常先從農民和農村開始實踐出來。相比之下，我們的市民未必就比農民在這方面實踐的更深入，做的更好。就像很多人最容易接觸到的自治性質組織，就是業務委員會，又有多少是運行良好的呢。應該説，在基層民主實踐上，無論是社會結構，還是人民素養，我們整個社會確實還缺少準備，要認真去學習和探索，這不是幾句口號就能解決的。

　　人民民主好不好，肯定是好的，是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體現，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是近代以來，各國人民不斷抗爭，為自己爭取來的基本權力。但怎樣去實踐這種民主是個至今沒有很好答案的問題。哪怕最支持民主的人，恐怕也很難否認，追求民主和強調效率是有一定矛盾的，固然能通過把權力讓渡給合適的對象來進行委託治理，但要也取決於民眾的政治素質和廣泛有力的監督。

　　過去西方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很好的答案，現在看這個答案不是正確的。以歐洲為代表的議會制和多黨聯合，普遍出現了議而不決，效率低下的問題，日益衰朽。美國一度自詡為民主標杆與終極答案，但美式民主如今越來越像上層愚弄下層的大馬戲。兩黨的差異性越來越小，上層趨向於聯合對下，**不去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反而致力於解決選民。**在多元化的旗幟下，政客為選舉而選舉，重宣傳重利益分配而輕施政，靠輿論統治國家，口號大於實際，不惜犧牲國家前途，努力分裂社會，為自己製造選票的情形。

　　當代西方實際上已經把民主變成了一種脱卸責任的手段和分贓的戲碼。但社會中對民主的失望和渴望又反過來催生了民粹。特朗普就是當代民粹的傑出代表，**而民粹往往是衰朽帝國滅亡前的最後一劑興奮劑。**像美國這樣的大帝國，未必會屈服於中國這樣的外在挑戰，可再承受兩三次特朗普中興和反對派的反攻倒算，恐怕就要改旗易幟，天下大亂了。而當民粹掀起的狂熱在混亂中透支了當代西式民主的最後一點信用，並被上層拿來為全面失敗背鍋的時候，恐怕就是人民對政治徹底失望，西式民主破產的時候了。

　　西方的太陽已經不亮了，而在東方，作為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們更應該在民主實踐中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讓人民當家作主是建立新中國的莊嚴承諾，而怎麼讓人民普遍的參政議政，確實參與到國家治理中來，既要保證廣泛的民主參與，又要保證適當的決策效率和決策水平，是一個有待社會發展才能解決的。

　　要真正實踐人民民主，必然不能照抄西方的答案，**很可能要結合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兼顧公平和效率，隨着技術的進步，走一條新的道路。**倉廩足而知禮儀，這句話同樣適合民主，餓着肚子的老百姓爭一點食物求活還來不及，誰都想着多拿多佔，哪還能心平氣和的監督社會治理，搞公平分配。有效的民主肯定要建立在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從我們在這些年農村的實踐中不難看出，一切制度和管理方式都需要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只有經濟發展，才有條件實踐人民民主，而這個實踐過程也必然伴隨着對傳統社會結構的衝擊與改造升級。但千頭萬緒，關鍵還是提高人的素質和行政的水平。

　　這種素養體現在什麼地方，一是對羣眾正確的教育，二是羣眾有足夠的參與水平。老百姓不是天然會行使民主權力的，僅僅把權力丟下去，卻什麼都不做，不加以引導幫助，是會出大問題的。要學會正確行使民主權力不簡單，得從小就有相關的意識，要經過長期的鍛鍊學習。如果社會治理中一味追求效率，萬事包辦，就像人老是扶着是學不會走路的，更不要指望老百姓一夜之間就會跑了。

　　另一面，能夠行使民主權力的合格公民，應該是能分清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能通過合適的渠道，正確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像西方一樣只會為了運動而運動，或者輕易成為別有用心者的牟利工具。而最重要的，當然是要在行政運作中要留給人民民主運作的空間，有對接的渠道，有參與的方式，保持公正透明，接受人民監督。尤其是要學會忍受民眾本身水平有限和訴求不一造成的混亂，從中正確的引導，不能不合心意就叫事故，就痛罵老百姓目光短淺，不識大體，要學會共處而非壓制，要始終給予必要的尊重，乃至付出適當的妥協。

　　當然，實踐人民民主是一條很長很艱難的探索之路，畢竟是從無到有，沒有答案可抄。在中國將要成為開拓新時代，走去前人未有的道路的關鍵時刻，這又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務。隨着國民經濟的富裕，國民素質的提高，治理體系的完善，法律制度的健全，人民對參與國家治理的渴望是必然要有，也是應該得到滿足的，這是一切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遭遇的問題，也是涉及誰才是國家主人翁的根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能不能堂堂正正交出一份好的答卷，是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