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招生套路，在框定留學路_風聞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校園

來自印度的阿利亞是一名25歲的研究生。充滿抱負的她於2018年在網上尋找碩士學位時，柏林商業與創新學院（BSBI）引起了她的注意。這所學校的網站，比其他德國大學的網站更顯光鮮亮麗，而且1.1萬歐元的學費似乎也相對便宜一些。

之前，阿利亞在美國攻讀了本科，但渴望體驗德國的商業文化。在她的申請被接受後，一名顧問要求她支付押金以保留她的名額。當年10月，到達柏林後，阿利亞驚訝地發現，同學人數比她預期的要少。波茨坦大街上的校區，僅僅由一棟辦公樓的單層幾個房間組成。

同時，學生的構成也並沒有像網站上顯示的那樣—“白人、非洲人、亞洲人，每個人都在一起大笑”。現實中，像她一樣，大多數學生都來自印度。

柏林商業與創新學院的官網顯示，大多數學生都來自印度

阿利亞説：“我確實有要去一所多元而成熟的大學的想法。而我的顧問（來自柏林學院）卻沒有告訴我，這所大學成立還不到一年。”阿利亞還沒有意識到，BSBI是迎合像她一樣的人的全球企業帝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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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推高全球教育市場

過去20年，世界中產人士的規模膨脹，使教育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出口行業。儘管新冠疫情造成極大的混亂，但來自印度、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年輕人，仍在英國、西歐、澳大利亞和北美尋找改變生活的機會，並願意為此支付可觀的價格。

BSBI的母公司全球大學系統（GUS），從新加坡到英國，再到加拿大，以及通過線上20多所學院和機構，錄取了成千上萬的學生。

全球大學系統（GUS）官網

國際高等教育專家文森佐·萊莫説：“我們不喜歡考慮通過這種商業關係招募學生的大學。”但他補充説：“國際學生已經變得對英國大學的財務狀況非常重要。這些大學必須專業化自己的營銷方式、銷售方式以及最終招募學生的方式。”

2018年，全球有560萬人在海外學習。這一數據是2005年的兩倍。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和數十億英鎊流向全球教育市場，這為許多人創造了機會，但也製造出了摩擦，與夢想破碎的失望。

BSBI通過一家意大利合作伙伴提供了某些學位。2019年3月，一羣學生在那裏度過幾個月後，寫信給學校，對其學費和管理問題提出異議。學生的抱怨最終引起了柏林參議院的注意，該參議院暫時中止了該學校意大利合作伙伴的簽證簽發權，展開了為期兩週的調查，然後要求學校提高學習項目的質量。

柏林商業與創新學院（BS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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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中介的“秘密工作”

阿利亞所表達的擔憂，凸顯了當前國際教育的魅力與追求利潤融合時可能出現的問題。這些問題，同樣也融入了關於公立大學透明度的辯論—這些大學現在依靠更低調的企業招募學生。阿利亞説：“它們知道賣點在哪裏，而且也知道學生在追求什麼。

2020年11月，一羣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和新西蘭的專家，在Zoom上討論了國際學生招生中介的“秘密工作”。在過去10年中，GUS等企業的增長驅動力，逐漸成為公立大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印度到東歐，成千上萬的中介人員為準留學生提供了申請出國留學的指導，他們通常會收取學生第一年學費的12.5%～15％作為服務佣金。

印度一家留學中介的辦公室

“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英國幾乎所有的大學，以及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大學，都在依賴中介。”萊莫在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組織的在線研討會上説。據他估計，到目前為止，英國至少有40％的國際學生是通過留學中介前來留學的。

雖然中介通常直接與大學合作，但資金也會流經快速發展的“學生供應鏈”。

在英國，大多數大學都是沒有盈利的註冊慈善機構，但不少大公司都在與中介合作，招募國際學生參加為期一年的初等教育課程。這些課程是為留學生進入合作學校攻讀學位之前準備的。相關大學也會為每個進入項目的學生，向這些公司支付費用。

西方學術界很少談論這些激勵措施。利茲大學工程地質學高級講師威廉·墨菲説，他的許多同事並未意識到這種商業關係，並認為國際學生只是由於該大學的聲譽而“神奇地出現”。他説：“這種現象確實發生了，但發生的頻率卻比想象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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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大學越發依賴招生中介

2016—2017財年，英國的非歐盟國際學生帶來了47億英鎊的學費。這筆錢已經成為英國高等教育資金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0年前英國政府改革以來，政府減少了對研究的直接資金投入。因此，大學研究機構更加依賴金融市場和消費者的需求，來籌集資金。

據《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報道，國際留學本科生有望在2020年，支付每年1萬～2.6萬英鎊的英國大學學費。英國脱歐之後，這其中也包括了大多數歐盟學生，這些學生以前按英國國內學生標準繳納學費。不過對愛爾蘭公民的收費，仍維持了英國國內標準。

一名在美國佐治亞州工作的中介人員説，英國的學費漲幅如此之大，以至於她現在鼓勵學生申請其他西歐國家（例如德國和西班牙）的學校。她説：“在英國學習，現在是一種‘奢侈品’。”

英國劍橋大學

過去10年中，政府對以營利為目的的高等教育部門增加了壓力。2012年，負責高等教育管理的質量保證局（QAA）調查了倫敦商業與金融學院（LSBF）和威爾士大學之間允許學生攻讀MBA學位的合作關係。QAA表示，該項目“在合理的資源基礎承受範圍內，招募了過多學生”，並補充説，針對這種情況，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髮出了抱怨。

負責移民事務的英國內政部還擔心，教育機構正在向不合格的學生提供簽證。因此，在英國退歐公投前的幾年裏，有關移民的政治討論議題在該部門成為熱點。高等教育智囊團Wonkhe的創始人馬克·利奇説：“內政部對個別大學、特別是這些私立學校的發展，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2016年，在許多LSBF學生的申請被拒絕之後，該學校簽發非歐盟學生簽證的權利被撤銷了。此前，據內政部稱，在擔心“合規性問題”後，聖帕特里克學院簽發這些簽證的權利於2015年被撤銷。內政部證實，這兩間學校現在都無權在英國簽發簽證。

倫敦商業與金融學院（LSBF）

對此，全球大學系統（GUS）表示，聖帕特里克大學的非歐盟學生簽證權被撤銷，原因是被收購前，該大學存在文件問題；該校之所以決定不重新申請，是因為那裏的國內學生人數達到了95％。而LSBF的簽證權利被撤銷，是因為在截至2015年6月的10個月內，它沒有達到英國簽證系統中的特定目標；LSBF選擇不重新申請，是因為英國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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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緊簽證難掩高等教育需求

對於那些推銷教育的人來説，聲望仍然是一個有力工具。但是與名人建立良好的聯繫，並不總是有幫助的。曾在BSBI剪綵的羅馬尼亞王子保羅，於2020年底因家庭腐敗案被定罪後，學校將他從贊助人名單中刪除。GUS表示：“保羅王子在BSBI慶祝儀式上的最後一次露面，以及他最後一次與BSBI的交往，遠遠早於針對他的指控發生的時候。”

羅馬尼亞王子（右二）保羅出席BSBI剪綵

諸如阿利亞之類的學生，在不久的將來，是否還能獲得全球化的教育，尚不確定。像世界各地的大學一樣，GUS必須適應新冠病毒疫情的情況，這限制了教育貿易的自由流動。2020年底，標準普爾下調了該集團的信用評級，並提到了疫情帶來的運營壓力。

不過，該公司表示，疫情下，實際上部分業務得到了發展，原因是人們對在線教育的需求越來越高。該集團相信，隨着生活逐步恢復正常，更多的人會選擇“在線或混合教育”。

2021年2月23日，韓國首爾，淑明女子大學在線舉行開學典禮暨新生歡迎會

GUS的崛起，暗示着一個即使疫情肆虐也不會停止的潮流：公共教育和私營教育的區別逐漸模糊。GUS可能在高等教育市場中只佔一小角，但其銷售教育的能力，與整個西方教育產業的發展方式相呼應。

“對高等教育的需求，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而且需求遠遠大於現有教育資源的容量。”倫敦城市大學前臨時副校長阿爾弗雷德·莫里斯説。他現在經營一家為包括GUS在內的集團提供商業諮詢的公司。“除非你能吸引私人投資用於教育，否則將無法滿足現有需求規模。

編譯 | Sora

編輯 | 吳陽煜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李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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