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秘密電台為何兩度設在他家？_風聞

　　單明忠老人在講訴單家三代人支持革命的事蹟，圖源：IT時報

　　30秒快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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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電話打給《IT時報》記者，單家三代人支持革命、掩護我黨地下電台的往事揭開塵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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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秘密電台兩度設在單家，貝勒路148號，曾是李白電台、鄧國軍林影電台的戰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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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明忠的爺爺單志伊曾幫助李克農“虎口脱險”。單家三代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7年10月，李白告別戰友，從延安來到上海，在敵人的“心臟”建立地下秘密電台。李白來到上海後第一處工作戰鬥的地方，在貝勒路（現黃陂南路）148號樓房的三層小閣樓裏。近兩年的時間裏，從這裏發向延安的紅色電波始終“在線”。

　　抗日戰爭勝利後，貝勒路148號的三層小閣樓裏迎來了新住客，鄧國軍（化名杜宏）和林影（化名李萍）夫婦受黨指派，在李白曾經戰鬥過的地方設立了秘密電台。

　　為何我黨秘密電台先後兩次設在貝勒路148號？這不是巧合。

　　近日，《IT時報》記者接到了一通電話，正是這通電話揭開了歷史的面紗。來電者是單明忠老先生，正被病痛折磨的他向我們講述了單家三代人積極支持革命、掩護我黨地下電台的歷史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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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風報信

　　幫助李克農“虎口脱險”

　　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戰士和負責人，他被毛澤東稱為“共產黨的大特務”，被周恩來譽為“龍潭三傑”（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李克農為保衞黨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是開國上將中唯一沒有領過兵、打過仗的將軍。

　　在李克農傳奇的革命生涯中，屢次遇險，其中一次發生在1927年時的安徽蕪湖。李克農之子李力、李倫多年前在接受採訪時，曾談及他們父親的這段經歷，“當時在蕪湖市警察局任顧問的單志伊聽局長説，國民黨要抓我父親。單志伊就派他兒子到我家報信……我母親懷着我星夜趕到江北……通知父親與戰友們迅速轉移。”

　　單志伊就是單明忠的爺爺。

　　單明忠（李白電台掩護者單惠民之子），圖源：IT時報

　　“我爺爺是清末舉人，1904年留學日本，加入了興中會（後為同盟會），曾任孫中山先生日語翻譯”，單明忠説道。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國民黨反動派舉起屠刀，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羣眾。血雨腥風也席捲到安徽蕪湖，當地警察局接到命令要緝捕蕪湖大官山民生中學的李克農以及錢杏邨(即阿英)、宮喬巖(又名王少春)等多名進步師生。

　　“我爺爺是民生中學的校董，而且當時蕪湖警察局為取得社會名流的支持，特聘他為警察局高等顧問。”單明忠回憶道。在抓捕李克農等人之前，警察局長來到了單家，聊天中透露了這則消息，“聽完之後我爺爺心中大吃一驚，但是面上不動聲色，悄悄讓我奶奶找我父親單惠民去送信，把消息告訴李克農他們，並且去我大爹爹（我爺爺的大哥）錢莊中取些錢作為盤纏，讓他們連夜走。”

　　得到消息的李克農等人及時撤走，讓連夜去抓捕他們的國民黨軍警撲了個空。第二天早晨，氣急敗壞的警察局長來到單家，質問單志伊是不是透露了消息。單志伊堅決否認，而且佯裝發脾氣説道：“這是什麼意思?你把我銬走好了!”兩人不歡而散。事隔不久，單志伊的“警察局高等顧問”被免掉。     

　　離開蕪湖後，李克農輾轉來到南京、上海，投身於地下隱蔽戰線，立下了赫赫戰功。

　　02

　　支持革命

　　我黨在此兩度設立秘密電台

　　李克農等人離開蕪湖後，與單家人失去了聯繫，但數年後他們在上海重逢了。

　　“當時我父親單惠民在上海的私立東南醫學院讀書，在校外租了房子。我父親與李克農從小學到初中都是同學，所以李克農經常去我父親那裏。我爺爺單志伊知道後，每月都要多寄些生活費到上海。”單明忠回憶。

　　當初和李克農一起逃離蕪湖的地下黨人宮喬巖（王少春），當時身患疾病，生活困頓，於是單惠民邀請其為自己的大兒子單明德教習英語，實為資助其脱離困境。

　　1937年“八·一三”事變發生前夕的一天晚上，李克農突然來到單家，與單志伊、單惠民父子進行了長談。李克農希望單家搬到市中心去，而且已經物色好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裏21號住宅，於是單家舉家遷往。

　　多福裏21號，正是八路軍辦事處，單家一家人住在樓上，後來李克農和家人也搬來此處，樓下則是辦事處。

　　不過因為多福裏來往人員太多，應李克農要求，1937年10月單家人又遷至貝勒路(今黃陂南路148號)的一幢三層小樓內，斜對面兩側就是原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和嵩山巡捕房。

　　解放前，貝勒路（現黃陂南路）148號，圖源：網絡

　　沒過幾天，宮喬巖就帶着一位穿長衫、戴眼鏡、提着兩隻皮箱的年輕人來到貝勒路148號。這人就是剛從延安來到上海的李白。單惠民告訴家裏人，他是遠房親戚，來上海補習無線電知識，晚上要讀書，讓家人不要去影響他。

　　李白住在三樓小閣樓裏，二樓住着單家人，底樓則是“單惠民醫師診所”。“白天時，李白將兩隻皮箱放在二樓，和我們家箱子混放在一起。晚上11點後，他再將箱子提回三樓，關上門窗工作到深夜甚至拂曉。”單明忠説道。

　　在貝勒路148號，李白電台源源不斷向位於延安的黨中央發去有價值的情報，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電台長期位於同一處地點不利於安全。而且兩起意外事件發生後，促使了李白電台的轉移。

　　一次“意外事件”是，有一天單惠民和長子單明德從外面回家，看到一個小偷提着李白的兩隻皮箱從二樓走下來，兩人大驚失色。小偷被抓住後跪地求饒，説自己生活困難才來偷的。後來小偷被放走，但為了安全起見，單惠民找人轉告李白暫時不要回來，並且將李白的兩隻箱子送到另外地點。

　　另一次，單家的收音機壞了，我黨最早的電台技術專家、人稱“木匠”的塗作潮就帶回去維修。在路上，塗作潮被巡捕扣住，“因為收音機在當時是比較敏感的東西，被扣住後，塗作潮對巡捕説是單醫生讓我帶回去修的，然後巡捕打電話到我們家，我父親證實了這件事，塗作潮得以脱身”。

　　雖然是有驚無險，但出於安全考慮，1939年5月，李白電台撤出貝勒路148號。

　　7年之後，148號又迎來新的客人，這時已是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據單明忠二哥單明道所著回憶文章，1946年5月潘漢年、劉少文突然來單家，帶來了李克農的親筆信，信中説：“三樓仍要用，有一對青年夫妻來住，他們在你家吃飯”。這對青年夫妻就是杜宏（原名鄧國軍）、李萍（原名林影），他們在這裏戰鬥了數月時間**。**

　　據單明德回憶文章，1946年9月前後，為掩護地下黨工作，父親單惠民出面租用了拉都路（現襄陽南路）敦和裏的一幢房子，作為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接待過往人員及接頭聯絡之用。

　　無論是李白電台，還是鄧國軍、林影電台，貝勒路148號都是他們重要的戰鬥地點，向黨組織傳遞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曾經的貝勒路148號，如今矗立着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圖源：IT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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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深意厚

　　“永不消逝的電波”的掩護者

　　發生在單家樓上的故事，後來被搬上銀幕，就是那部廣為人知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

　　攝製組在開拍電影之前，曾和單惠民一起來到黃陂南路原址，瞭解當時房間內的擺設情況及天線設置等情況。而電影裏的“醫生”及“張師母”原型正是單惠民夫妻。

　　他們是“永不消逝的電波”的掩護者，冒着被日偽和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甚至殺頭的風險支持革命。在這過程中，單家人與李克農、李白、林影等我黨人士結下了深厚情誼。

　　1937年李白住進單家時，當時13歲的單明德（單明忠大哥）正值天真爛漫的年紀，覺得這位身穿長衫，闊嘴厚唇的大個子和氣可敬，很快便和李白交上了朋友。據單明德的回憶文章，“我教李大哥（李白）講上海話，纏住李大哥講很多打仗的故事。星期天帶他逛公園看電影，我們感情非常親密。”

　　“1938年盛夏的一天夜裏，我大哥去三樓的平頂乘涼，走過李白房門口時，發現房門沒有關緊，就好奇走了進去，看到李白頭戴耳機，手在快速記錄。看到李白滿頭大汗，我大哥就替他擦汗、打扇。工作結束後，李白和我大哥説他是延安派過來的地下工作者，這件事不能聲張，否則全家要掉頭的。”單明忠説道。

　　爺爺和父親將單明德批評了一通。不過從此以後，單明德自告奮勇地擔當起為“李大哥”站崗放哨的任務。

　　7年後，鄧國軍、林影搬進此處。“鄰居都以為是我們的遠房親戚，每天早飯後，林影都會挽着我奶奶去附近的菜場買菜，還幫忙燒飯、洗衣服。”單明忠説道。每當晚上鄧國軍、林影工作時，單家人從不去打攪他們。

　　“那時，我二哥單明道還是十幾歲的孩子，總喜歡纏着‘李大姐’（林影）下棋，她總是讓着我二哥。後來他們離開時，把棋盤送給我二哥。我二哥一直珍藏着這個棋盤。”單明忠説道。

　　單家人還保留着新中國成立後林影夫婦給他們的回信，林影在信的末尾還專門提及了這件事：“(我們)在你們家時，他（單明道）還很小，經常纏着我下棋，贏了他拉着我不放，還想贏。輸了他不服氣，還要撈本……這些好似眼前的事。”

　　單家三代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隨着時間的流逝，當年親身經歷這段驚險無比的鬥爭歲月，為信念忠貞不屈的很多人已經遠去，但是革命先烈的英勇精神不應忘卻，人民大眾積極支持革命事業的事蹟也應被恆久銘記！

　　作者／IT時報記者  錢立富  攝影報道

　　編輯／錢立富 挨踢妹 

　　排版／黃建

　　圖片／IT時報、網絡

　　來源／《IT時報》公眾號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