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比我更懂滴滴事件，這個姓鄭的男人除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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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對某些行業的人來説，最近“風聲很緊”，一些企業頭頂的壓力越來越大。

　　在互聯網出行、教育和直播行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國家的“重拳出擊”已經把一些人打懵了——

　　5月21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強調，要全面規範管理校外培訓機構，堅持從嚴治理，嚴禁隨意資本化運作，不能讓良心的行業變成逐利的產業。

　　5月31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於人口老齡化的會議中公佈三孩政策。

　　6月1號，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新東方、學而思等共計13家校外培訓機構進行重點檢查，隨後市場監管部門對15家校外培訓機構分別予以頂格罰款，共計3650萬元。

　　6月10號，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其中第四十六條是這樣規定的：

　　6月29號，深圳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對民眾深惡痛絕的大數據“殺熟”、個人數據隨意收集、強制個性化廣告推薦等問題説“不”，並給予重罰。

　　7月2號，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對“滴滴出行”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審查期間“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註冊。

　　同日，北京市教委宣佈，北京將組織面向小學一至五年級學生的暑期託管服務。

　　全國範圍內，至少有包括北京，上海，武漢在內的7個大城市開始實施暑期官方託管小學生。

　　7月4號，根據舉報，經檢測核實，“滴滴出行”App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問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通知應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

　　7月5號，西城落地史上“最狠”學區房政策，2020年7月31日後購房家庭，不再對應登記入學劃片學校，全部以多校劃片方式在學區或相鄰學區內入學。

　　此前一套住房對應一個學校。多校劃片後，一套住房對應多個學校。

　　至於分配到哪個學校，沒有規律、不能干預，公平搖號。

　　同一天，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對“運滿滿”“貨車幫”“BOSS直聘”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審查期間“運滿滿”“貨車幫”“BOSS直聘”停止新用户註冊。

　　7月7號，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佈《依法對互聯網領域二十二起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作出行政處罰決定》，22起案件均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二十一條，構成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評估認為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對涉案企業分別處以50萬元罰款。

　　22起案件中，8起與滴滴相關，6起與阿里相關，2起與蘇寧相關，1起與美團相關。

　　7月9號，“滴滴企業版”等25款APP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問題。網信辦通知應用商店下架上述25款App。

　　7月10號，市場監管總局宣佈對騰訊申報的虎牙與鬥魚合併案依法禁止。

　　同一天，網信辦推出《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意見稿中提出：

　　掌握超過100萬用户個人信息的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

　　隨後爆出運動應用Keep、音頻平台喜馬拉雅相繼取消赴美上市。

　　所有這些放在如此密集的時間段內，是否意味着——要變天了？

　　從去年螞蟻金服被暫緩科創板上市以來，我們看到了國家出手的一系列動作。

　　一些人把這些舉動歸結於“反壟斷”，然後就到此為止了。

　　但其實“反壟斷”只是一個現象。

　　反壟斷反的究竟是什麼？

　　過去十幾年，中國的校外培訓、在線教育、出行平台等行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會和擴張速度。

　　為什麼今天，整個國家對他們的態度彷彿來了個180°的大轉彎？

　　想要真正理解這件事，就必須理解這背後的整套深層邏輯。

　　這個邏輯的本質就是，國家和市場誰更大的問題。

　　西方對中國經濟的誤解，多來自於這一點，他們指責我們是國家“控制”和“干預”了市場。

　　但問題是，我們自己怎麼做出“回擊”？

　　直到我找到了一個人，他給出了我所見過的最好的解釋。

　　他本人曾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發言，而他的書曾經是中共中央黨校的指定教材。

　　為了説明白整件事，我們要從虛構+真實的兩個故事開始。

　　上篇：説説市場

　　在電視劇《大江大河》裏，小雷家大隊書記雷東寶為了帶領全村脱貧致富，在政策還不明朗的時候，先後辦起了磚廠、建築隊、電線廠、銅廠、養豬場……

　　在整個縣，小雷家先富了起來，老人看病能報銷，孩子上學有學費。

　　但村辦企業説白了，就是從別人碗裏叼肉吃，所以看不慣小雷家的人很多，比如公辦的縣磚廠。

　　為了跟縣磚廠競爭，雷東寶放話，只要有人買磚，不管價格多低，他都賣。

　　最後縣磚廠在價格戰中先敗下陣來，小雷家挺過難關。

　　贏了一次兩次沒有用，你讓誰沒飯吃，誰就去縣裏“告你黑狀”。

　　結果雷東寶卷入了一場政治鬥爭。

　　當時對村辦企業搶市場，究竟該放開到什麼程度，縣裏一直有爭議。

　　縣裏一直支持他的人是改革派徐書記，但保守派想整垮徐，於是“借刀殺人”，找雷東寶談話，對他進行嚴詞逼供，想讓他把跟老徐投機倒把的“罪狀”説出來。

　　結果兩袖清風一身正氣的雷東寶啥也沒説，還把調查組的人打了一頓。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保守派早就把小雷家“罪狀書”遞到了上面。

　　保守派就等啊等，滿以為這次扳倒老徐勝券在握。

　　沒想到省委高度重視小雷家的事情，最後傳達下來的意思是：

　　保守派不死心，説：“我再去一趟小雷家，把資料重新整理一下，把案子做得更結實一些。”

　　領導説：“你把之前的資料形成紀要，剩下的交給時間來證明吧。”就算結案了。

　　又補了一句關鍵：“對了呢，咱們就跟着往前走；如果錯了，再處理不遲。”

　　就這樣，被調查的雷東寶也終於重見天日，恢復工作。

　　直到小雷家銅廠因為不合規建設引起爆炸，多人受傷，雷東寶才捅了大簍子。

　　而面臨銅廠關門、銀行鉅額貸款還不上的他使出一記昏招：給“照應”他的縣長陳平原塞了兩萬塊錢。

　　雷東寶最終因行賄罪鋃鐺入獄，小雷家也從此走向衰落。

　　虛構的故事講完了，接下來是個真實的故事。

　　在距離天津40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大邱莊，當年是全天津最窮的村。

　　六七十年代，大邱莊全村2800人，有250個男人娶不起新娘。

　　因為大邱莊主要是鹽鹼地，農業產量很低。

　　1978-1981年，大邱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禹作敏沒有把貧瘠的土地給農民們瓜分掉，而是創辦了4家農村企業。

　　1983年，建立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還把建分廠的權力下放到各廠。

　　此後，以冷軋帶鋼廠、高頻制管廠、印刷廠、電器廠為中心，每個工廠都以滾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個分廠。

　　1987年，4個總廠改為四大公司；

　　1992年，四個工業公司又改為堯舜、萬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團公司。

　　同年投資10億元，建起大邱莊百億元工業區，每年生產能力達100億元，利潤47344萬元。

　　大邱莊從最窮最破的村搖身一變，成了中國的“首富村”。

　　跟着大邱莊一起變富的還有禹作敏本人，他是中國最早擁有奔馳豪華型SL600防彈車的農民企業家。

　　隨着大邱莊村企的擴張，禹作敏的政治野心也開始膨脹。

　　20世紀80年代，村民收入的飛漲，禹作敏作為絕對領袖的權威與日俱增。

　　禹作敏對大邱莊的全盤控制讓他衝昏了頭腦，他的越界行為越來越多，問題最終出現了。

　　20世紀80年代末，這個村主任變得極端專制和無情，經常僱用暴徒來懲罰不聽他話的人。

　　1990和1992年，兩名挑戰禹作敏、背叛村裏生意的男子在神秘情況下被暴徒和惡棍殺害。

　　禹作敏雖然只是間接捲入兩起事件，但他對大邱莊的暴力部署讓天津市政府感到震驚。

　　這個農民企業家的標杆人物最終在1993年被逮捕。

　　而受驚的禹作敏犯了最後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他號召村民武裝保衞他不受警察的逮捕，而村民們想盡辦法與警察對峙了幾天。

　　眼前等待他的是20年的有期徒刑。

　　拋開牢獄之災不談，雷東寶和禹作敏的一生，可以看做中國民營企業家、民營公司和國家之間關係的一個隱喻。

　　發展和穩定，在國家眼裏，是不同階段的不同側重點：

　　當雷東寶、禹作敏專注於經濟發展的時候，他們得到了回報——兩袖清風的雷東寶得了名，統領企業的禹作敏得了利；

　　當他們把村莊打造成一個人比法大、可以為所欲為的私人王國時，他們就受到了嚴懲。

　　什麼是發展？發展的本質就是我有三分資源，要做五分的事；我有五分資源，要做十分的事。

　　發展就是資源和目標之間的永恆張力（緊張狀態）。

　　在這個過程裏，無論是雷東寶，還是禹作敏，都不可能做到“萬全準備”“無懈可擊”才去謀發展。

　　一個人只有不做事，才可能不做錯事。

　　總之，他們一定有“小辮子”能讓人抓得到。

　　但這個時候的政策彈性（寬容度）也是最大的。

　　一位有魅力的領導者帶領一批農村/民營企業奔向它們的鼎盛時期，直到他越過市場領域的紅線，進入政治和國家法律的危險領域時，他才會聲名掃地。

　　讓我們再重温一下這句台詞：

　　“對了呢，咱們就跟着往前走；如果錯了，再處理不遲。”

　　類比到今天，這樣的管理智慧同樣適用：

　　當一家互聯網科技公司專注於把更多中國人和更多車輛、更多名師連接起來，打破出行壁壘、知識壁壘，提升中國人生活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時候，它得到了豐厚的回報。

　　而當它們只想捍衞自身的壟斷利益，跟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時候，它們也一定會得到“福報”。

　　為什麼在中國這樣“先揚後抑”的案例可以經常出現，而在西方較少能看到這樣的“國家-市場”關係？

　　這是我們和西方國家的一大不同：

　　我們的市場是國家發展自身的工具，也是國家穩定自身的工具。

　　換句話説，市場是孫悟空，國家是五指山。

　　而在西方，這個關係是反過來的，國家是為市場服務的。

　　西方即使是中央（聯邦）政府，也可能因為政黨之間的對立鬥爭而“關門”。

　　因為西方政府的運作也必須遵循市場原則，政府的運作依賴直接税，政府需要與強大的利益集團討價還價來制定政策。

　　可是在中國，市場並不是天。

　　國家允許民營（非國有）部門的存在，不是為了滿足國家的財政需要，而是為了支持社會的基本就業和物質需要。

　　因為跟西方不同的是，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一大塊來自國有企業。

　　2005-2016年，國有企業在政府收入中佔到約1/4到1/3的份額，是政府收入的支柱。

　　2005—2016年國企對税收的貢獻份額

　　以2010年為例，所有國有企業合計佔全國税收總收入的31％，僅122家央企就佔了23％。

　　而民營企業最重要的一個職能，是它成了中國創造就業的發動機。

　　僅2013年，個體户和民營企業就提供了12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約佔到勞動力市場新增崗位的90％。

　　就業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也就成為各級地方政府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而反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靠直接向個人、企業等徵收工資税、所得税、遺產税、消費税、關税……

　　所以很多美國總統上台前後一大舉動（無論成敗），就是向富人徵税。

　　中國通過國有部門，國家不僅能夠調節市場，而且有能力把市場置於國家的監管控制範圍之下。

　　這樣的“收放自如”看起來是一種巨大的制度優勢，但坦率地説，我們也是走過一定彎路的。

　　下篇：説説國家

　　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國有企業經濟效率低下，中央政府嘗試着對煤炭等關鍵自然資源採取更市場化的經營方式。

　　在山西，當地政府只保留最大的煤礦，把中小型煤礦出售給私人投資者。

　　私有化在2003-2007年達到高潮，全國煤炭價格也飆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而同時煤礦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民營礦主採用便捷廉價的開採方法，導致違規致命事故頻發。

　　因此國家緊急停止了私有化，並下令關閉所有中小型煤礦。

　　這就是一對矛盾：

　　市場化能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率，但要冒着治理不善的風險；

　　國家管控提供了更好的風險控制，但未必確保良好的生產水平。

　　所以怎麼掌握好在二者之間的一個“鬆緊度”，就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門政治經濟學問。

　　比方説今年跌透“地板價”的豬肉就是一個例子。

　　2021年春節後，豬價連續22周下跌，豬糧比價一度跌至5：1以下，全行業虧損嚴重。

　　在豬糧比價降至6：1以下後，國家發展改革委連續發佈了三級、二級和一級預警信息，商務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啓動2021年度中央儲備豬肉收儲工作，定於7月7日公開競價收儲本年度第一批中央儲備凍豬肉2萬噸。

　　過往歷次收儲對豬肉價格回升都有一定推動作用。

　　為什麼國家會“違背”市場自發交易的原則，對糧食、豬肉等農產品進行收儲？

　　因為這些商品的意義不僅在於交易和消費，它的背後更是數以千萬乃至億計的個人和家庭，他們的穩定就業和收入保障問題。

　　收儲豬肉，和下架滴滴、打擊教培機構，本質上是同一個問題：

　　人民的利益是什麼？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側重。

　　在一個產業（比如教育、出行）還是“一窮二白”的處女地的時候，讓市場充分“跑起來”、讓更多耕耘產業的人富起來就是硬道理——“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而當大量養殖户血虧踩踏、中國地圖出行數據安全受到侵害、過度“雞娃”和學區房炒作讓越來越多的人生不起、養不起的時候，國家對市場就絕不可能繼續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

　　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的語氣來問，那就是：

　　這個制度公平嗎？誰會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受益？又有誰在不平等交換過程中蒙受了損失？

　　2020年3月，胡潤研究院發佈《2020胡潤百學·全球教育企業家榜》，全球有19位教育領域財富達到10億美元以上的企業家裏，而前10人中有7人來自中國。

　　所以説國家對市場的態度，無論是“拉攏”“放任”，還是“監管”“打壓”，都不代表政策面本身的“脾氣”乖張、“喜怒”無常。

　　從改革開放之前，一直到今天，中國的“國家-市場”博弈總體上遵循着一個簡單的經驗法則：

　　在“中間地帶”，也就是那些國家看似“可管可不管”的地帶，市場“可搶可不搶（或一時搶不到）”的邊界地帶——

　　每當國家覺得有必要刺激經濟效率時，它就會把邊界抬得高一些，為市場行為者（比如民營企業）留出更多空間；

　　但每當國家覺得有必要強調秩序、加強控制時，它就會把邊界降得低一些，讓瘋狂逐利、過熱混亂的市場“冷卻”下來，強調恢復安全、可控、穩定的市場秩序。

　　中國由國家主導的國內市場，為各種私人企業設置了各種制度天花板。

　　它們可以在自由市場環境下進行擴張，但只能擴張到一定限度。

　　一旦達到這一限度，它們就很難獲得信貸、土地、自然資源和其他生產要素。

　　在擴張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它們除非與國家達成新的協議和共識，否則很難擴大國內市場。

　　最近這一輪密集整治，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生產要素的“天花板”：數據。

　　在這方面，早有識相的“外企”給滴滴做過“榜樣”。

　　庫克執掌蘋果以後，號稱非常注重保護用户的“隱私”：“蘋果不想要你的數據。”

　　2015 年 12 月 2 號，美國加州的一座城市——聖貝納迪諾發生一起槍擊案，導致 14 人死亡，22 人受傷。

　　槍擊案嫌疑人使用了一台 iPhone 5C ，用了一個 4 位數的鎖屏密碼。

　　聯邦調查局破解不進去，交給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結果國安局也破解不了。

　　FBI 希望蘋果開發一個特殊版本的 iOS 系統，可以讓他們無限次數地嘗試解鎖，説白了就是“走後門”。

　　但庫克拒絕了。

　　最後FBI 花費了 90 萬美金，找到以色列一家手機取證公司，破解了這台 iPhone。

　　參照庫克這樣的風格，他“應該”不會把蘋果用户數據“交給”任何人。

　　但2018年，所有中國iPhone用户收到通知，iCloud服務遷移到一家中國公司——“雲上貴州”當中。

　　不遷移？您就別用了。

　　蘋果聲稱“與雲上貴州的合作將使我們得以繼續提高iCloud 服務的速度以及可靠性，同時也符合中國的雲服務須由本地企業運營的新規。”

　　而這家雲上貴州的背後股東主要是兩家：貴州省國資委和和貴州省財政廳。

　　無論蘋果、特斯拉，還是滴滴，還想在中國做生意，就必須搞明白：中國用户的數據應該“留”在哪個國家。

　　真正懂得中國政治經濟學、懂得中國“國家-市場”關係的商人都應該懂：

　　無論你手裏有多少個億的用户，你的14億人全球最大規模市場是國家給的，你能做到中國行業第一，搭乘的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快車。

　　這一點在互聯網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

　　無論是淘寶與eBay/亞馬遜、微信與Facebook、滴滴與Uber、百度與谷歌、愛奇藝與Netflix、微博與推特……

　　中國互聯網巨頭在這些1v1的肉搏戰中，並沒有從政府那裏獲得很多財政、金融支持。

　　但他們得到了最重要的發展條件：他們在最大的單一市場運營，而這個市場是由國家的政策創造的。

　　如果他們覺得都是憑“一己之力”就趕跑了這些外國的“野蠻人”，那這些企業家就犯下了他們人生中最愚蠢的一個錯誤。

　　在互聯網企業中，國家-市場雙方對國家信息安全和商業利潤的關注，已經在市場主導的合作中找到了契合點。

　　保證信息安全，是“滴滴們”得以在中國市場分得最大蛋糕的大前提。

　　所以如果你膽敢做出越界的事，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

　　市場總是要在國家設定的規則和邊界內運作，但國家可能經常“超越”市場設定的規則和邊界，並隨時重新定義、調整新的規則和邊界。

　　這是我們的“市場制度”最有特色、也最靈活的一點。

　　我們再舉一個“小小不言”的例子來講透這件事。

　　就從7月10號晚上開始，很多網友反饋，淘寶、支付寶、閒魚、餓了麼等一眾阿里系APP取消了開屏廣告，應用點擊就秒開，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清爽體驗。

　　而這次開屏廣告消失，是因為前幾天工信部發布了治理公告，宣佈將大力推進APP開屏彈窗信息騷擾用户的問題整治。

　　工信部表示，APP用户權益保護關乎人民羣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工業和信息化部一直以來高度重視個人信息保護工作，持續開展APP專項整治。

　　你説如果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你覺得他們的政府會出手整治“APP開屏廣告”這樣的“小事”嗎？

　　什麼“事”在什麼時候“可不管”，在什麼時候又“可管”，是一門學問。

　　現在我終於可以告訴你了，早早看透這一切的人並不是我，而是海內外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

　　他是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席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

　　早在2018年，鄭教授提出的這一整套理論就足以解釋最近這半年我們看到的滴滴、校外培訓等一系列事件：

　　鄭永年提出，中國的市場增長或不增長，都遵循一條簡單的經驗法則：

　　市場規模等同於政治重要性，並會吸引國家對它進行吸納。

　　當它們規模還小的時候，它們是完全的市場參與者，缺乏國家控制的資源和特權。

　　一旦它們發展壯大，就會受到國家和政治力量的監督、引導和制約。

　　政府不只從市場中挑選贏家，還以這樣一種方式管理和構建市場。

　　這是我們“中國特色”的一部分。

　　自古以來，在古代中國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中，經濟就被看作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市場被視為國家治理的工具。

　　而在西方的經濟思想史上，19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看作一個跟宗教、政治等其他社會領域相分離的體系。

　　他們假定市場是在一個比國家更高、更普遍的秩序中運作。

　　中國經濟跟西方最大的不同在於：

　　中國經濟從來都不是與國家相分離的現實，而是國家創造和增加財富、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手段。

　　鄭永年教授在2018年的著作中將其概括為中國“制內市場”（market in state）和西方“場內國家”（state in market）的區別。

　　但鄭教授同樣發現，中國也並不是把商業和政治、把市場和國家完全對立來看待的。

　　國家對商業和商人的“吸納”，形式是百花齊放的。

　　除了大家熟悉的國資入股民營企業，比如最近江蘇國資出手注資蘇寧易購這種操作以外，還包括國家對企業家個人的“吸納”。

　　民營企業家大量進入黨組織及其附屬組織——人民代表大會、參政議政的民主黨派，以及全國政協。

　　但除了這些還有，99%的人都忽略了一個“更接地氣”也更為廣泛的參政議政團體——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

　　這個我們司空見慣的“商會”組織擁有470萬名成員（截至2016年），多數是企業達到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家。

　　工商聯與政協只有一步之遙，而政協是黨的外圍組織和政治協商的核心機構。

　　企業家被選為政協委員以後，就可以每年參加他所屬層級的政協大會，通過政協框架向地方乃至中央政府提出政策建議。

　　再進一步，就是他成為地方甚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成員。

　　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圈層”

　　根據全國工商聯的調查，大約51%的民營企業家曾在政協和人大任職，多數在縣市一級。

　　如果把所有8個民主黨派的成員都包括在內，幾乎所有有影響力的企業家都會被吸納進入第二個圈層。

　　民營企業家的政治機會在過去10年中迅速增加。比如過去10年中，這些企業家成為縣級或市級代表的機會，分別增加了3倍和10倍。

　　擁有5700萬人口的中小個體户和民營企業，構成了國家主導的經濟基石，但它們不可能取代國家機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角色。

　　因為市場本身不是天，市場頭上有片天，天的名字叫國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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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永年、黃彥傑：《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5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