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志輝 | 百年中國農村教育的背後，是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_風聞

鄔志輝 |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一百年前，國家正在遭受苦難，人民正在失去尊嚴，迷茫中的中國正在尋找出路。面對國家衰敗落後、人民貧窮愚昧之窘況，許多仁人志士開始尋找“救中國”的道路。正是這樣的時刻，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教育特別是農村教育問題，毛澤東在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發現“農村裏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這為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教育思想奠定了重要的事實基礎。1949年後，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為依據，國家確立了“教育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學校向工農子女和工農青年開門”的教育方針，大力發展初等教育、廣泛開展工農羣眾業餘教育，全國各地按照“兩條腿走路”的辦學方針，積極興辦農村公立小學、民辦小學以及工農速成中學、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發起掃盲運動。

中國農村教育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經過七十多年的艱苦奮鬥，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創新發展，中國農村教育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變化，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歷史成就。

國家高度重視農村掃盲教育、普及小學教育、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普及學前三年教育和普及高中階段教育，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實現了飛躍式發展。到2019 年，學前教育毛入園率達到 83.4％，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 94.8％，高中階段毛入學率 89.5％，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到 10.8 年。我國農村中小學教師學歷層次和入職門檻逐步提高，教師在職學習、脱產進修、遠程教育、自學考試、攻讀教育碩士等學歷提升渠道日益多元，教師學歷水平顯著提高。（見表１）

過去，人們形容農村學校是“破房子、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現在，即使在最貧困的村莊，最漂亮的建築大多是學校。農村學校不僅教室寬敞明亮、冬暖夏涼，而且往往美術教室、音樂教室、電腦教室、圖書室等一應俱全，甚至有些地方還實現了“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全覆蓋，教室裏也擁有了投影儀、電子白板等現代化的教學設施，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得到全面改善。

在窮國辦大教育背景下，我國農村教育一度不得不堅持“兩條腿走路”“人民教育人民辦”的方針，隨着國力的日益強大，“人民教育政府辦”成為主渠道。從教育經費投入看， 1978 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為 94.23 億、全國公共財政教育經費投入為 76.23 億，到2019年分別增加到 50178.12 億和 34648.57 億，分別增長了 532.51 倍和 454.53 倍。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 GDP 的比重由 1978年的 2.1% 增加至 2012 年的 4.28%，此後一直保持着4%以上的投入水平。

不僅如此，國家連續發力，面向貧困、留守、隨遷等弱勢學生羣體出台系列保障性政策，諸如西部開發助學工程、“兩免一補”政策、涉農職業教育助學制度、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兩為主”政策、公辦普通高中建檔立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免除學雜費制度等，弱勢羣體受惠面不斷擴大，受教育權益不斷得到保障。

總體上看，我國農村教育呈現出四大走向：一是在教育政策上從“掃盲普小”轉向“普中小幼”的農村全民教育轉變；二是在城鄉教育關係上從“非均衡發展”轉向“一體化發展”的城鄉融合教育轉變；三是在教育管理體制上從“人民辦”轉向“政府辦”的政府主體責任轉變；四是在農村教育結構上從“單一”轉向“多元”的服務鄉村振興轉變。

中國農村教育面臨的時代挑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在教育領域突出表現為城鄉教育質量的差異，而提高農村教育質量依然面臨“內憂”和“外患”兩大挑戰。

從“內憂”來看，我國農村教育助力教育扶貧能力依然偏弱，鄉村振興存在教育短板。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標的實現都離不開鄉村教育的鼎力支持，然而現實中鄉村教育與鄉村社會明顯脱節，教育扶貧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農村教育發展難以更好助力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鄉村教育經費相對短缺，辦學條件相對落後，教師隊伍穩定性不強和質量不高，人才培養結構與經濟發展需要不匹配。同時，鄉村文化基礎還較為貧弱，農村學校課程與鄉土社會脱節。在城鎮化大背景下，部分地區對農村教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存在認識誤區。一是認為城鎮化就是“消滅農村學校”。在實踐中將農村學校當成城市學校的“低配”翻版，認為提高鄉村教育質量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城市學校看齊，農村教育的辦學指導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城市中心”取向。使用相同的教材、開設相同的課程、採取相同的教學方法，課程內容照搬城市教育，鄉村文化處於絕對弱勢地位，城市文化在強勢佔領鄉村社區。二是認為農村教育目標只為升學服務，忽視社會生活能力培養，紮根鄉土教育意識淡漠，為農服務的自覺意識不強。許多農村學校課程開發、組織、實施等過程缺乏鄉土文化底藴，與鄉土社會脱節，嚴重背離鄉村兒童的生活經驗，導致現在的鄉村兒童對家鄉不熟悉、不熱愛、不認同，但又難以融入城市，很難被城市瞭解、認同、接納，從而成為無根的一代和精神漂泊的一代，成為“浮萍人”。

從“外患”來看，隨着義務教育城鎮化持續推進，農村教育發展充滿不確定性。 2001年以來，伴隨着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和農村義務教育學校較大規模佈局調整，我國義務教育城鎮化率不斷上升。義務教育城鎮化水平反映的是學齡人口向城鎮地區聚集、學校空間佈局調整和學校功能樣態轉換的狀況。目前，有近八成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在城鎮學校就讀，而這一比例還在持續增加。城鎮化的持續推進使得農村教育發展面臨變動性，催生了“鄉村小規模學校”“鄉鎮寄宿制學校”和“縣城大班額學校”三類學校，以及“隨遷子女”和“留守兒童”兩類羣體。我們不禁思考，農村教育未來會消失嗎？義務教育城鎮化會有盡頭嗎？在農村學齡人口快速流動的背景下該如何在城鄉之間配置教育資源？在資源總量有限的情況下又該如何保障弱勢羣體的受教育權利？此類問題困擾着農村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的可能出路

經過百年曆史變遷，中國農村教育已是舊貌換新顏，然而與百年前相同的是，農村教育的未來出路在哪裏依然是一個問題。伴隨“後撤點並校”時代的來臨、教育城鎮化的推進和城鄉教育一體化的發展，農村教育“問題型”特徵凸顯。農村教育是要發展還是消亡？是“離農”還是“為農”，農村教育發展的路向何為？農村教育該由誰來辦、誰來管？“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活力該如何激發？這些複雜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又該如何解決？當代中國農村教育的大廈又該如何重建？這些都是國家關心、農民關切、社會關注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農村教育的未來命運：發展還是消失？

中國還要不要農村教育？未來需要什麼樣的農村教育？這是一個事關農村教育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們不僅需要農村教育，而且需要高質量的農村教育。農村教育要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就必須抓住“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的重大歷史機遇，結合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深化農村教育綜合改革，探索中國農村教育優質發展的新路徑。農村教育要實現由“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轉變，一方面要在戰略層次上堅持城鄉一體化思維，正確處理城市教育與農村教育、農村教育與農村社區之間的關係，實現互利共生；另一方面在實踐層次上要創新農村不同形態學校的發展模式，配齊配強農村教師，關愛農村學生成長；重點辦好“兩類學校”，消除城鎮大班大校；提升農村教師崗位吸引力，共擔農村弱勢羣體教育責任；鼓勵多元主體參與農村教育改革發展，以提升教育質量為核心，開展鄉村教育現代化實驗。

雖然隨着城市化的推進，農村學校總量減少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但這決不意味着農村教育的消失。這不只是因為西方早發國家在城市化高度發展之後出現了“逆城市化”趨勢，更為重要的是，隨着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過去工業必須集聚在城市的生產方式出現了新的可能，而且新的生態化農業、旅遊觀光農業以及現代的農村社區服務業的崛起，也會導致人口向農村重新聚集。中國是人口大國，大都市化的發展模式並不完全符合中國國情，田園風格的小城鎮生活也是中國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糧食是中國持續健康發展的命脈，即使我國實現了糧食生產的科技化、機械化和現代化，從而導致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減少，但也需要通過發展農村二、三產業來保持一定的人口，不管我們把這些人口稱作城市人口還是城鎮人口，從空間上看，這些人口很多仍要分佈在現在的農村大地上，有人口就需要相應的教育，即使這些教育將來可能被稱作城鎮教育，但它的基礎仍然是今天的農村教育。農村教育不能全部搬進縣城。發展今天的農村教育，就是發展明天的農村社會。因此，我們必須把今天的農村教育辦好，讓廣大農民滿意，以實現社會正義。

二、農村教育的方向定位：“離農”還是“務農”？

農村教育的目的方向定位問題，即培養普通公民還是新型農民，長期以來一直存有爭論。一種觀點認為，農村教育應是“離農”的教育，即以城市為中心，培養離開農村和農業、進入城市和二、三產業就業的人，強調農村教育為城市服務、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農村教育應是“務農”的教育，即以農村為中心，培養能留守農村從事農林牧副漁業生產、為全國人民提供糧肉魚蛋奶的人，強調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離農”還是“務農”價值選擇之爭根源在於城鄉對立的二元社會結構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方式。在城鄉二元封閉時代，“升學”幾乎是農村家庭子女合法走向城市的唯一渠道，農村教育肩負着“升學”和“就業”的雙重使命，然而當時就讀大學的機會非常有限，對於無法升學的農家子弟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務農，因此“為務農服務”是當時農村教育的正確選擇。然而，當社會結構由城鄉二元走向城鄉一體時，由於人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因此農村教育僅僅定位於“為務農服務”就不合時宜了，而是應該定位於“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服務”。農村教育要更加充分地利用農村的自然、社會、產業和文化等特色資源優勢，改革與完善學校課程設計和內容安排，探索出符合農村社區和兒童特點的現代化教育模式，培養個性全面發展的現代新人。將來，“務農”並不是一個身份標籤，而是一種職業選擇，關鍵是務農要有利可圖，可以讓務農者過上體面而優雅的生活。我們相信，務農也是一個專業化的職業，將來對“務農”職業的爭奪也會激烈起來，也許需要持有“綠色資格證書”才可入職。

三、農村教育管理體制：“誰來辦”與“誰來管”？

農村教育應該由“誰來辦、誰來管”的問題，本質上是農村教育管理體制問題。隨着鄉村學校大量撤併、農村學校管理層級逐漸上移、政府管理學校責任不斷加強，一方面政府對農村學校的掌控能力和鄉村學校的公立化、標準化程度持續提升，但另一方面鄉村民眾參與學校治理的熱情也有所下降，農民、學校、社區和國家之間的關係面臨重構的挑戰。現在，學校從鄉村社區中抽離出來，農民從參與學校治理的共同體中抽離出來，鄉鎮從學校管理中抽離出來，納入現代社會的“抽象體系”中，鄉村學校失去了傳統的“鄉村組織”特性，遠離了鄉村兒童的生活經驗，遠離了社區居民的參與共享，鄉村教育治理體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農民同學校和政府的關係已由過去的共建共治轉變成了單向的要求政府管理的關係，這顯然對發展具有鄉村特色的現代農村教育是非常不利的，當前迫切需要以新的形式實現鄉村多元治理主體的迴歸。

農村教育未來的路該怎麼走？目前還處於一種“未顯化”的“空洞”狀態。儘管政府高度重視農村教育發展，不斷加大教育投入，調佈局、建教室、配設備、補教師……農村學校的硬件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農村教育質量並未隨之顯著提高。現在的主要問題不只是新建多少教室、新配多少設備、新招多少教師，而是如何確立農村教育自信，探索低成本、可複製、有特色、高成效、可持續、生態化的農村教育道路，讓農村學生有實實在在的學習獲得感、幸福感和力量感，讓農村學生甚至農村人的思想和行為發生積極的改變。最好的學習是在最熟悉的當地社區和生態環境中完成的，因為“地方”承載了本地生態環境、社區、農耕、人文、歷史等多重意義，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真實世界的教育資源，每一個地方的整體性和獨特性為可持續導向的教學提供了最佳的情景和內容。一方水土的人文與生態構成了人的身份認同基礎，因此教育要以一方水土為依託，人要與一方水土的生靈進行對話。

我們主張，通過重建農村學校與當地社區、環境這一大生態系統的關係來提高農村教育質量。農村教育要尊重農村兒童的生活經驗與原有認知基礎，將教育與生活、地方、生態聯繫起來，將“地方”或“環境”概念貫穿於各種課程語境，鼓勵主動式學習、參與式學習，倡導生態關懷和社區改造。農村教師要融入農村社區，虛心學習本地知識，與當地人一道為培養青少年可持續生活能力而努力。農村教育要緊扣時代脈搏、紮根鄉土社會，把握振興機遇，開展生命教育、重拾生活教育、探索生態教育，促進農村教育形成天地人和諧、教學做合一、家校社共育的大教育觀念和大教育格局，重新煥發農村教育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