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邦濟世 著書立説才、學、識_風聞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是史家知幾者，所以提出史家三長之説，他以為治史者要具備三大特長，即史才、史學、史識，不是人人都能治史的。

而清代學者章學誠主張增一史德，他説：“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這就更不是一般人都能治史的，沒有才的人不治史，沒有學的人治的是錯史，沒有識的人治的是庸史，沒有德的人治的只能是穢史。

章學誠增一史德是對的，而對劉知幾的話理解不一定對，同時二人沒有理解到德、才、學、識不僅是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四大長處，經邦濟世、一切著書立説都不可或缺。

章學誠筆下的文士，大概相當於現在的部分公知，現在的公知實分兩類，一類是媚俗者，一類是媚西方者，古人不知西方，只有媚俗者，公知之分化實為世道人心之分化。

關於才、學、識、德的排序，越靠前越不重要，謂學、才、識、德是也，本文重在談才、學、識。

才指潛在能力，有領導、感受、領悟、記憶、表達、操作、計算、創造諸能力，這些能力多為先天的，後天的作用就是喚醒和熟能生巧的問題。

比如書法、唱歌（不是音樂）就是操作能力，後天練習也只能在具有先天基礎上練習，不能無中生有。很多人以為自己有書法、唱歌天才，其實沒有，因為書法、唱歌能賣錢，所以刺激勤學苦練學會一點技巧，與才無關。

有些人以為自己天生就是玩政治的料，有經邦濟世之才，最起碼一省一市可以卧而治之，其實是你在利用通過各種手段（比如行賄）建立的人脈打壓了很多人之後才上位的，不具有在專業領域的公平競爭意義，你的工作看似勝任而且很愉快，那是因為你的強制，同時積累點經驗，與政治未入門兒，換個環境立馬下台，更重要的是你乾的也不是經邦濟世，而是假公濟私的活兒。

學不是能力，而是功夫及技巧，很多學者學富五車、著作等身，很多人當一輩子官僚，越做越大，都是功夫及技巧問題，如果只止於學，不會有真正的成就，也就人死燈滅，泯然眾人矣。

識指認識和見解，才是先天基礎，學是後天基礎，而識是在基礎上的昇華，或引申、或深化、或抽象、或獨創，不一而足，獨具一心，不僅是擊斷也即判斷能力。一切大成就都是識的成就，沒有識或許可以小打小鬧，但沒有遠見卓識、沒有高屋建瓴、沒有統籌全局、沒有高人一籌能取得大成就嗎？

識有很神秘的一面，有時會出現孤高獨標，像清晨的太陽、月懸中天一樣很突兀，如老子的《道德經》、古希臘的哲人認知都遠遠超出當時的社會應有的認知，這是天眷，但正常的識還是離不開社會發展的，識要循序漸進，尤其要受環境促發，比如再有識見能力的原始社會人也不可能高談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也不可能理解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

識離不開社會，需要社會觸發，在高級的開放的社會環境裏，人們的識見越來越高，在低級的封閉的環境里人們的識見越來越低，庸俗、譾陋、淺薄、頑固、錯誤，反歷史而動，所以獨學不僅無友、孤陋寡聞，還一定會導致識見低下。

德是價值觀問題，對才、學影響不大，主要影響識，無德的人，識見首先是錯誤，相信邪説。還有一種無德之人，識見和言行脱離，容易屈從、容易受利益誘惑，在威武、富貴、貧賤面前放棄自己的正確的甚至高超的識見，造成人格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