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高層格外重視的新交易系統, 背後博弈“火藥味”十足｜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7-17 21:47
✪ 程 瀚 |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 李 安 | 美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1期）
【導讀】7月16日上午9時30分左右，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啓動上線交易。全球覆蓋温室氣體排放量規模最大的碳市場“開張”，是實現碳達峯、碳中和與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的重要政策工具，也將成為全球氣候行動的重要一步。不過，“橫空出世”的碳市場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市場？從何而來？對全球氣候治理到底有何影響？這些問題至今還未達成共識。
目前，對氣候變化的原因、進程和影響，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並有各自的應對方案。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氣候變化是温室氣體排放外部性的結果，並提出以市場化和地球工程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案。非正統經濟學者則認為，氣候變化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式的系統性結果，主流的“商品化”、“市場化”方案無法根本解決氣候問題。非正統經濟學者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將氣候變化歸因於資本積累的擴大，認為新自由主義下市場化的氣候治理，將增加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矛盾，導致剝奪性積累和“碳殖民主義”。本文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重建了氣候變化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結果表明，氣候變化的全球性決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範圍的行動，生成於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馬克思式”大眾參與運動，通過聯合主張可持續發展的資本集團參與現有的全球氣候治理運動，是實現大眾氣候治理的可能途徑。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1期，原題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全球氣候治理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從20世紀50年代觀測到地球平均氣温開始上升起，氣候變化問題就進入了經濟學者的視野。70年代以來，愈發明顯的升温趨勢以及與之相關的嚴重社會問題，更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這些重大問題可歸結為相互聯繫的兩大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氣候變化？人類又該如何加以應對？**對於這兩個問題，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和非正統經濟學 (Heterodox Economics) 提出了各自的理論和政策建議。
西方主流學者先驗地假設，氣候變化及其社會災害的根源是一個與市場相關的問題，主要是產權不清晰和市場缺失，因而主張建立一個資本主導下的自由市場框架，具體措施包括碳税、碳交易和碳補償等將外部性內生化的市場化解決方案，以及以地球工程為代表的技術創新方案。西方的非正統學者認為，氣候變化及其社會災害不是市場缺位造成的，而是市場背後以資本為主導的社會經濟關係引致的惡果。僅僅着眼於修補或完善自由市場，而不改變其背後的社會經濟關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氣候問題。從根本上治理氣候變化，需要對資本加以限制。
本文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分析框架，梳理西方關於氣候變化治理問題的爭論。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討論西方主流學者的氣候變化理論和政策實踐，並闡述西方非正統學者對主流觀點的批評。第二部分論述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分析氣候變化的政治經濟學框架。筆者在第三部分沿着馬克思主義者的思路，提出以社會大眾為主體、針對資本、策略靈活的全球性治理運動，將成為資本主義體系下氣候治理的可能出路。最後是結論。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邏輯及方案和非正統經濟學的批評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氣候變化理論以其產權理論為基礎，認為當人類經濟活動排放的温室氣體對全球環境造成的成本，無法反映到產品價格中時，發生了氣候“開放獲取的悲劇” (tragedy of open-access) 。在這種邏輯下，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用市場化的辦法或地球工程等技術手段，在現有的社會經濟關係下解決氣候問題。西方非正統學者提出，氣候變化的原因不是市場缺位，而是資本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方式，西方主流學者的市場化和技術方案並不能從根本上應對氣候變化的危機。
（一）西方主流學者的邏輯和方案
西方主流學者大多認為，氣候變化源於負外部性和市場失靈。他們將氣候看作一種公共物品，提出由於缺乏代表全人類的組織充當產權執行人，使得生產和消費活動造成的氣候代價，被強加到這些活動之外的其他經濟主體身上，且得不到補償，造成了社會成本外溢，成為一種負外部性。這種負外部性，激勵着化石燃料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毫無節制地生產和使用化石燃料，排放過量的温室氣體。由於氣候具有公共物品的一般性質，多數西方主流學者提出，應通過市場化的方法，將外部性內在化（市場化）來解決問題。市場化的方法包括兩個部分：基於成本—收益分析，確定各個時期的最優減排成本和減排量設計；建立碳税、碳市場等機制，實現減排。
由於成本—收益分析需要將未來的減排成本和收益進行貼現，因而貼現率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爭論的焦點之一。通常認為，當貼現率較高時，人們更看重短期福利，因此會在跨期決策中採用相對温和、低成本、漸進的方式，表現為削減治理支出，以擴大短期消費。相比之下，較低的貼現率則意味着更加激進的治理方式，要求在近期內擴大治理支出，並削減短期利益。在貼現率的選擇上, 諾德豪斯和斯特恩 (N.Stern) 分別給出5.5%和1.5%的貼現率, 各自代表温和與激進的治理政策。顯然, 斯特恩的碳税設計要求更大的治理投入, 將對短期內的福利造成不利。**在不同的政策選擇背後，其實是不同國家間的利益衝突。**歐洲等地區的國家由於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較大，願意支付相當於GDP的10.8%的減排成本。受氣候影響相對較小的美國，支付意願只有其GDP的2.53%。
在減排的機制設計上，西方主流學者傾向於碳税和碳市場的構建，1997年制訂的《京都議定書》體現了這一邏輯。通過提高化石能源使用和排放的成本，碳税能夠令排放者擔負其應當承擔的社會成本，將外部性內生化，進而激勵減排。碳税的優點在於税源穩定，課税對象種類較少，税基容易測量和確認，立法程序和出台過程相對容易。碳税還是一筆十分豐厚的政府收入，可以緩解政府的財政困難。通過碳市場激勵，《京都議定書》設計了更為有效的減排手段，包括碳交易和碳補償機制。
**西方主流學者認為，碳交易過程是對排放許可的定價過程。排放者會比較排放許可的價格和其減排的投入成本。如果前者高過後者，則減排對排放者更為有利。政府通過逐年減少許可排放總量，就可以同時實現減排和減排成本的最小化。碳補償機制包括清潔發展機制（CDM）和自願減排交易機制（VOM），二者都以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碳減排為目的。**由於在發展中國家減排項目的建設成本要比發達國家小得多，因此這兩種機制都能減小減排的成本。金融機構廣泛參與到這些項目中，通過發展各種保險、碳期貨、期權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碳金融體系，並有望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金融市場。
少數西方主流學者還提出一些替代方案。即在不減少碳排放的前提下，通過“地球工程”回收已經排放的温室氣體，減少大氣中温室氣體的總量，或者阻礙温室效應的形成過程，並消除温室效應的負面影響。地球工程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二氧化碳消除技術，通過安裝設備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降低温室氣體濃度。第二類是太陽輻射管理技術，通過安裝設備減少輻射到地面的太陽能，消除温室效應的影響。地球工程的倡導者認為，這些方案的成本要遠遠小於減排的成本，只要技術成熟，地球工程技術的發展前景要遠遠好於減排技術。
（二）氣候變化的根源不是市場缺位
西方非正統學者中的馬克思主義者，系統地批評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對氣候變化根源的解釋。他們指出，西方主流學者將氣候問題視為單純的、市場框架下的福利經濟學問題，將“自然”等價為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自然資源”，把氣候條件當作經濟增長理所當然的供養者和排污池，只是在經濟增長受到環境壓力的阻礙時，才着手“處理”環境問題。上述觀點造成了一種假象：包括氣候危機在內的環境問題，似乎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與環境對立的結果。這種假象屏蔽了以社會經濟關係為切入點分析氣候變化的視角，從而掩蓋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對立，及其對人類行為進而對氣候變化的重大影響。
國外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氣候變化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市場機制的缺位，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生產的目的不再是使用價值的消費，而是被拜物教化，異化為財富在價值形態上的積累。“使用價值的消費”在數量上有限，遵循適可而止的原則，能夠維持經濟生活和自然環境之間的平衡；而“財富積累”的邏輯則是貪婪不止。在資本積累本性的驅動下，不斷擴大的再生產需要進行不斷擴大的物質和能量變換。資本主義必須在深度和廣度上不斷地開發自然，才能維持獲取利潤的能力。“資本的自我擴張與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間的總體性矛盾”日益激化，資本主義成為了一種反自然的經濟制度。
不僅如此，**貼現方法還忽視氣候變化影響的非均衡性和世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例如，在受氣候變化負面影響最大的熱帶發展中國家，許多經濟活動由於沒有進入市場而無法計算價格，加之人均收入較低，以貨幣形式計價的消費和福利損失也較低。這就意味着，他們的幸福與發達國家人民相比更為廉價，以致氣候變化給這些國家人民帶來的生活水平損失被低估，更容易在對福利的貼現中被忽視或受害。貼現方法更沒有考慮氣候危機有可能引發的巨大災變，如對整個自然界生態系統自循環穩態平衡的巨大破壞，以及其他方面的倫理問題。
（二）市場和地球工程遠不足以解決問題
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效以來，西方主流理論主導的氣候治理已經進行了20餘年。在市場化治理的實踐過程中，由於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的阻礙，即使是目前有限的治理行動，也沒能得到完全的執行。碳補償項目在第三世界國家還造成了新的經濟不平等、環境退化和人權問題。這一切都引起了西方非正統學者的思考和質疑。
首先，碳當量衡量上的缺陷，破壞了碳市場的秩序。碳市場上的交易對象並非具體的温室氣體排放量，而是將每種温室氣體根據一定比例折算成的碳當量。其目的是形成一個固定、可比的交易對象。然而，事實上不同種類的温室氣體在大氣層的不同位置和運動方式，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極其複雜，遠非一個固定的碳當量所能描述。即使可以被描述，科學技術的發展也要求對其隨時進行調整，這種調整會造成碳當量確認上的極大誤差。巨大的誤差和調整干擾了碳市場的價格秩序，其造成的極大不確定性威脅着碳市場的穩定性。
其次，碳交易忽略了碳減排的過程、具體方法和實施產業對氣候影響的複雜性。碳交易和碳補償機制依賴於兩組計算上的等價關係，即本國內部實現的減排與在國外進行的補償之間的等價，以及事實上的減排與被防止的未來排放之間的等價。在許多情況下，這種計算上的等價關係增加了碳補償來源的不合理性。例如，對於通過減少荒漠化取得碳補償額度的項目，儘管在這些項目實施地的荒漠化仍在繼續，參與這些項目的企業（如摩根大通）卻被允許獲得可觀的碳補償額度，因為它們的項目被認為將遏制潛在的荒漠化加速趨勢。西方非正統學者認為，**低成本的碳補償項目促使發達國家將減排行動的重點，從技術改進轉向通過各種方式爭取補償額度，事實上減緩了減排技術的創新。**例如，按照現在的情況發展，歐盟直到2017年都不必進行任何本土的減排，因為《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全部減排當量約16億噸碳，都可以通過碳交易和碳補償項目實現。因此，發達國家化石燃料驅動型的增長方式，這一造成全球變暖的最直接因素，將被保存下來，嚴重阻礙氣候治理目標的真正實現。
最後，碳補償項目往往忽視當地原有的生態和社會結構，在原本缺乏社會平等的地區，進一步侵犯底層人民的財產和人身權利，擴大貧富差距。在印度，許多水電和生物質發電項目的建設，嚴重干擾了當地民眾的生活。例如，北安查爾邦附近修建的水電站攔河大壩，破壞了當地延續千年的循環經濟的生活方式，使村民無法繼續用自制的堤壩，提取生活和灌溉用水，再將剩餘的水流引回主河道。村民的生計受到威脅，甚至有可能被強令遷走。在孟加拉國，為了引進生物質發電的CDM項目，當地政府迫使一些村莊的村民，交出或低價售賣秸稈和米糠等傳統原料。雖然在當地政府和項目投資人看來，這些廢料對於農業生產沒有什麼利用價值，然而對於農民來説，米糠和秸稈是重要的肥料來源和建房材料。這些資源幾乎無代價地被政府和投資人獲取，而農民則承受了土地肥力下降的損失。
以一些環境學家為代表的西方非正統學者，對地球工程的效果也持懷疑態度。施耐德指出地球工程的一系列漏洞。例如，建造二氧化碳吸收器的工程本身，將消耗大量的水泥和燃料，在製造和更新二氧化碳吸收液的過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將超過其所吸收的二氧化碳；向海水中傾倒鐵屑，將嚴重干擾海洋生態系統；向太空發射反射裝置成本過大，且技術不成熟。因此，就目前而言，沒有任何一種地球工程方案能夠可靠地應對氣候變化。
不過，奧爾森在梳理近年來針對碳市場的研究文獻後發現，儘管大多數西方非正統學者對碳市場項目的評價, 有諸如“缺乏執行力”、“標準不明晰”以及“發達國家轉移排放”之類的否定性結論，但其中也有學者指出，在嚴格有序的監管下，碳市場項目在特定的條件下能夠避免一些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如果能讓投資方從管理和改良項目用地中獲取長期收益，就有可能避免因短期利益對項目中土地和生態環境實施的“竭澤而漁”措施。如果能建立全球統一的評價和監管系統，以及具有一定強制力的執行機構，就能防止投資者利用標準的不統一，誇大自身的減排績效和套利，從而大大減少項目建設和運行過程中的欺詐行為。
▍氣候變化的政治經濟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的視角
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理論構建，以追求資本積累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實現資本積累所需要的物質條件之間的矛盾為基礎，試圖闡明資本積累的不斷擴大，引發了地球物質和能量循環的**“新陳代謝斷裂”。這種斷裂以破壞生產條件的形式反饋至資本主義制度自身，引起其生產條件與生產方式的“第二重矛盾”**。它對資本主義賴以維繫的社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形成了挑戰，表現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興起的、以階級反抗為背景的環境運動。
為了避免環境運動對社會生產關係再生產的挑戰，穩定資本積累的再生產，資本、代表資本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開始以改良的方式，調整資本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表現為碳税、碳市場等手段的應用。這些手段依然是以資本為主導的，尤其表現為氣候這一“公共產品”的商品化、金融化。國外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以資本為主導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良方式，其作用不僅是有限的，而且會進一步加劇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引起“剝奪性積累”和“碳殖民主義”。
（一）資本積累導致 “新陳代謝斷裂”和 “第二重矛盾”
資本主義再生產是在一定空間內進行的。隨着資本積累的擴大，再生產過程的物質和能量變換，也以更大的規模在更廣闊的空間內進行。**隨着生產和消費過程的日益擴大，為追求利潤進行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大大刺激了原材料和能源的開採，以及消費品和廢物的遠途運輸，從地表提取的物質和能量，被納入與日俱增的空間移動中，在遍佈全球的廢物和副產品中無處不見。**當它們超出地球生態系統的自淨能力時，就會造成以氣候變化為代表的環境退化。這一切不僅干擾着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繼續擴張，也威脅着人類社會的存續。
隨着資本積累的不斷擴大，一方面，廢物和副產品（如温室氣體和碳排放）源源不斷地產生，另一方面，資本循環過程也越來越難以獲取足夠的物質和能量。**自然界新陳代謝的正常過程被打斷，形成“新陳代謝斷裂”，從而只能在萎縮和畸形的狀態下維持自身的再生產。**在“新陳代謝斷裂”的威脅下，資本不斷試圖通過技術手段來規避危機，如採用化肥輔助生產的方法，應對土壤肥力的衰竭。這些規避手段終歸是服務於資本逐利行為的，它們只能暫時避免農業減產造成的損失，而不能在實質上消除生態危機。同時，這些技術手段也通過專利、知識產權等制度，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來源，以致僅有利可圖的技術手段才可能被產生出來，而它們並不一定是應對氣候等環境危機的最有效手段。相反，許多規避手段還會加重未來的“新陳代謝斷裂”。隨着再生產的擴大，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了“擴大再生產—造成新陳代謝斷裂—利用新技術創造新產業以規避斷裂—新產業的擴大再生產造成新的斷裂”這樣一種“積累的死循環”。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造成的物質、能量和環境的“新陳代謝斷裂”，在長期中最終會破壞資本主義生產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帶來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奧康納將引起這種危機的矛盾，稱為有別於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第一重矛盾”的“第二重矛盾”，即資本主義生產力及其生產關係與生產條件的矛盾，其根源在於生產條件的破壞。**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條件就其本身性質而言，並非資本積累的條件：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內在地不能適應資本積累的無限性；人類勞動的整體性和創造性，也與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異化和碎片化的性質難以兼容。因此，資本試圖突破原有的界限，將這些生產條件商品化，進而將其整合到積累之中的過程，將會遭到資本的生產條件自在的抵制。
資本積累引致的氣候變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最終造成諸多非生產性勞動成本的上升，包括資源衰竭引起的成本，在污染日益嚴重的環境中維持工人勞動力健康再生產的費用，預防和補救氣候危機的費用，發明和生產某些替代資源的成本，以及在一個愈發受到威脅的社會，維持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的成本等。尤其是治理環境退化、維持生產條件的設備本身，需鉅額固定資產投資，不僅增加成本，還會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進一步威脅現有的利潤率。因此，資本面臨着兩難選擇，要麼維持價格水平，任憑利潤率下降，要麼提高商品價格，以維持對利潤率增長的期望。資本出於逐利本性必然選擇後者，於是生產不足的危機就和傳統的生產過剩的危機結合起來，進一步激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
資本可以通過改良的方式，試圖規避“第二重矛盾”造成的危機。但**與面對經濟危機時不同，資本主義面對生態危機進行的調整過程，更加複雜和艱難。**首先，資本主義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全球組織，無法動員或強迫各國資本採取統一的治理行動。其次，資本主義對氣候變化的調整方式，涉及國際和國內複雜的利益關係。再次，當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工人運動、綠色運動、女權運動和少數族裔運動等，在政治議程中抵制資本主義對生產條件的重組。即使資本主義克服了上述困難，啓動了全球規模的自我調整，它也很難消除“第二重矛盾”引發的生態危機。它是資本主義積累方式不可衝破的外在物質約束。一切自我調整的手段只能來源於被不斷破壞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在破壞自身生產條件的同時，也把自我調整的基礎一併破壞了。
（二）氣候條件“商品化”的悖論
新自由主義盛行以來，碳交易、碳補償和碳税等市場化機制，被資本主義用來作為治理不斷加重的氣候變化的主要手段。這些具有“制度創新”意義的市場化行為，實際上是將氣候條件商品化，但是，無論從技術層面還是社會層面，氣候條件的商品化既有悖於氣候本身的特點，也有悖於商品的本質屬性。
一種事物若要被完全地商品化，必須滿足以下六個條件：可以被排他性地佔有，可以讓渡，消費和使用價值能實現個人化，價值能抽象化，可被賦予價值，可以被自由處置。然而，**氣候條件的物理屬性在某些方面與商品的社會屬性，有着內在的矛盾。**第一，氣候作為整個人類生存條件的一部分，是以其整體與人類相聯繫的，它不可能因被排他性地佔有而不越出佔有者的邊界。第二，不同種類温室氣體在不同地區的排放，對整個大氣環境的影響不同，不同減排方式的未來持續性不同，不可能抽象地通過一個“二氧化碳當量”，描述不同碳減排方法的使用價值。第三，從歷史和道德的角度看，將整個人類的生存條件交付給商品和金融市場，讓投機行為滲透其中乃至主宰，也是不負責任的。
這樣，氣候作為使用價值的技術屬性，就與其作為交換價值的社會屬性之間產生了對立。商品化過程要想充分展開，就必須從技術和社會兩個方面將氣候強制性地轉化為商品。在社會方面，歷史和道德的障礙，可以通過炮製認同和商品化本身的展開而逐漸得到克服。但在技術方面，氣候本身的特殊性則在持續地對抗着商品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包括氣候在內的整個自然環境進行的商品化過程越深入，氣候本身與它的對抗性就越明顯，商品化也就越須採用更加激烈和頗有破壞性的方式，以打破氣候的技術界限。如前面提到的碳補償項目，在一些不發達國家造成的破壞性結果。氣候商品化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領域，集中地反映了資本本身的反自然性。
氣候的商品化還為金融化開闢了道路。通過將生產和交易氣候商品帶來的潛在收入變現，碳金融市場以及與之相配套的金融衍生品、保險等市場應運而生。氣候的金融化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將全部經濟金融化及金融虛擬化的組成部分。比起傳統金融市場，由於碳減排當量作為商品，本身存在着技術上的不完備，以及《京都議定書》各締約國行為的不確定性，因此，碳金融產品的價格十分脆弱，其虛擬性、投機性更強。碳金融活動所追求的，幾乎是完全不依賴碳減排實際活動進展的純粹虛擬的金融利潤。一些金融公司甚至通過打賭碳市場的崩潰，攫取金融利潤。隨着大量金融資產的湧入，金融活動也像在其他領域一樣主宰了碳市場，使得治理行為徹底背離原有的目標，成為金融食利者的投機競技場。
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治理下，剝奪性積累表現為將原有的公共領域轉變為資本逐利的場所，以及用資本的邏輯解決新的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氣候的商品化是資本主義“剝奪性積累”的延伸：**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氣候的商品化過程，就是國家和資本合謀下的產權劃分、管理運營以及金融投機的過程。**剝奪性積累的方式和限度，都受到權力分配的影響。當社會出現兩極分化、政治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時，環境所有權也將向權貴階層傾斜。當這種傾斜嚴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底層人民將被迫以環境破壞為代價，維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同時，權貴階層也以環境破壞為代價，聚斂財富。因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不平等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時刻威脅着權貴階層的財富和地位，所以他們只有通過更大規模地從事破壞環境的經濟活動，才能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攫取最大的利潤。這種行為剝奪了本屬於全體國民的自然財富，破壞了本屬於全世界人民的氣候和環境，還把資源耗竭和生態破壞的損害，強制轉嫁給占人口多數的底層民眾。
（三）氣候條件“商品化”與第三世界
在國際政治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資本主義以氣候治理為手段的剝奪性積累帶有帝國主義的特徵，造成了“碳殖民主義”。依仗全球性的碳市場，跨國資本以氣候治理為由，從不發達國家獲利，向不發達國家排污。隨着CDM項目在全球範圍的展開，國際資本主義正在衝擊一些地區原有的生態平衡和生活方式。一些分佈在拉美的CDM項目，通過建設樹種單一的養殖基地，獲取減排核證。然而，單一樹種的種植破壞了當地的生物多樣性；為防治病蟲害而施用的有毒農藥，干擾了周圍民眾的生活；為了建立養殖基地，投資者以非法勞務外包等形式，對勞動者進行壓榨。此外，許多CDM項目都包含着發達國家高端技術設備的壟斷性輸出，這無疑會增強項目開展國的對外技術依賴。在碳補償項目下，開展項目的不發達國家成了發達國家核證減排的原料產地，以及相關設備輸出的商品市場，再加上金融投機行為對碳市場的操控，使得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獲取了大部分利潤，而所有的技術漏洞、人權問題和計劃失誤的風險，都被轉嫁到不發達國家人民的身上。通過碳交易和補償機制，國際資本建立起一套“碳殖民主義”體系，這套體系的本質，既不是為了解決氣候變化的危機，又不是通過技術擴散，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而是以最低的成本，維持發達國家高能耗的增長方式，維護與之利益密切相關的跨國大資本的利益。
近年來，隨着一些崛起中的地區性第三世界國家，開始在地區貿易和金融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國家逐漸在全球能源消費結構和氣候治理中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瑪瑞尼（R. M. Marini）認為，一些崛起中的第三世界國家雖然取得了政治獨立，但是它們仍然繼承原有的產業結構和對外經濟關係。通過這種依存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開始的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中心地區向不發達地區轉移了大量高耗能的低端產業。近十年來，這些國家的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穩居世界前列。此外，低工資導致的國內市場狹小，使這些國家的生產者更加依賴於向中心地區的出口，同時自己又將商品和資本輸出到更加邊緣的地區，以解決商品和資本的過剩問題。這樣一種對外經濟關係維持了其高能耗、高污染的單一外向型產業結構，並將更加邊緣的國家納入其外向型經濟體系當中。**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它們對中心地區的長期依附關係，並與中心地區國家和邊緣地區國家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積累體系。**只要這個積累體系不被打破，西方主要依靠過度開採自然資源和剝削勞動力維持經濟增長的資本積累模式，就不會改變，主要由化石燃料過度使用造成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羅曼（L. Lohmann）指出，“碳殖民主義”不僅包括了物質層面的剝奪，也涵蓋了在思想上炮製的認同。**與碳補償項目同時展開的，是對碳市場項目的宣傳以及對本地傳統生活方式的貶低，這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關於碳市場萬能的偏見。**即聲稱不發達國家的傳統社會對於氣候變化的認知是“不足的”、“本地化”的，而發達國家碳市場計劃者的認知，則站在“全球高度”，因而是“普適”的。偏見流行已造成這樣的結果，以為只有經過相關機構專家核證後，有資格進入市場流通的減排，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減排，不發達國家本地原先存在的、自循環的自然經濟，則被認為是氣候治理中的消極因素。這充分體現了碳市場的拜物教倫理——不是減排限額進入市場，而是隻有進入市場的，才真正被承認為減排。
總之，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下，全球變暖不是市場缺位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資關係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地緣關係，維持了目前高耗能的經濟發展模式。更有甚者，隨着氣候的商品化，以氣候變化為代表的生態危機，竟反倒成了資本主義藉以發展的存在方式。**以國外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氣候變化政治經濟學分析，指向了與主流理論相反的治理道路——只有改變資本積累的社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真正的氣候治理。
▍資本積累、社會大眾與全球氣候治理運動
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多種策略選擇。然而，氣候變化很有可能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給人類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僅僅是“未來會更好”的建設性預想，更是“現在如何做”的策略選擇。**在目前仍然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主導的全球經濟中，本文認為一個可供選擇的路徑是，**利用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競爭中的個別國家單個資本短期行為的利害關係，包括潛在的衝突和現實的分化，採取合適的社會動員策略，促成一場氣候治理的全球運動。**儘管環境、生態危機可能在局部範圍內得以控制，但是氣候變化的全球性決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範圍的行動。因此，有必要討論氣候治理的主體、性質、策略和可能性。
（一）資本主義氣候治理的主體
與資本主義體系中其他多種對抗性的社會運動一樣，全球氣候治理運動也是針對該制度下人類社會生活中某一具體問題的反思、批判和治理。在現象上，它首先表現為一場反市場的運動，試圖約束現有市場的無限擴張，強化國家對環境治理的作用，避免市場的盲目性、滯後性和自發性帶來的環境、氣候破壞。其次，它還表現為通過追求“氣候公平”，將社會權力進行再分配，實現經濟決策的民主化，進而通過國家投資，改善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實現社會的生態共治。
但是僅僅從現象上理解全球氣候治理運動是不夠的。在現象形態上，全球氣候治理運動的核心指向反對市場化和改變社會權力分配，但在本質上是對抗市場和社會權力不公正背後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鬥爭中，這場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開展的運動，並不拒斥在社會權力領域爭取各種同盟者，以壯大自己，但是運動只有明確對抗資本積累的指向，才能保證全球氣候治理運動既不會在爭取環境民主的道路上，放棄更有力的手段，也不會在爭取國家干預市場的過程中，喪失自主性。
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反體系運動的主體是那些受到氣候變化及其他環境問題威脅，而又無法依靠個體擺脱的底層大眾。他們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使其既是經濟不公的主要受害者，也是氣候變化壓力的主要承擔者。社會大眾將逐漸認識到，氣候變化和經濟不公是統一的，其背後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積累。這種意識的覺醒將引領以資本為靶向的環境運動。**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以環境公平運動為代表的新一輪環境運動的興起，就是這種導向的具體表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公平運動取得成果的地方，社會大眾不僅有效地減少或制止了環境污染，而且獲得了管理地方經濟的民主權利，實現了環境保護和社會公平的雙贏。社會大眾在環境保護上發揮的作用，將延伸到氣候變化領域，成為根本治理氣候變化的重要力量。
只有以大眾為主力軍並服務大眾的全球氣候治理運動，才能真正理解氣候治理的普遍性及其面對的社會各階層政治經濟關係的複雜性，才能突破資本主義氣候治理的歷史侷限。**在長期承受的經濟和氣候的雙重壓力下，社會大眾親身積累了對資本主義世界生態系統危害的歷史經驗，進而構成了個體參與運動的內在動力。**他們將通過社會運動，逐漸掌握氣候治理和經濟管理的話語權和決策權，限制資本對化石燃料的過度消耗，啓動經濟向可再生清潔能源轉型，阻止可能出現的氣候危機，為未來進一步的經濟民主化和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創造條件。
（二）資本主義氣候治理的性質
氣候治理以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的環境意識和歷史行動為前提。對於這種歷史經驗和動力，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包括馬克思主義者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傳統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個體反抗資本主要是因為資本對這些個體的剝削，資本積累導致無產階級的貧困化，共同的壓力和社會地位使勞動者形成強烈的共同體意識和進取意識。當他們認識到這一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帶來的時候，這些個體就會組織起來，發起對抗資本的運動，這種抗爭的動力來源被稱為“馬克思式”的經驗。由此引發的**“馬克思式”的鬥爭，內在地要求全球氣候治理運動與傳統勞工運動相結合，將生態社會主義作為廣義社會主義運動目標的一部分。**
另一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個體反抗資本，是基於資本積累下勞動者個體內在及外在自然的商品化，原有的家庭和社會關係被市場吞噬，轉化為可計價的商品和服務，甚至連生活在免受污染及環境災難的居住地的權利，也需要從市場上購買。在商品化的過程中，個體的生活方式、文化、歸屬感和身份認同逐漸被市場吞噬。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反抗資本的動力主要來源於維護勞動者的人格特徵，被稱為“波蘭尼式”的經驗。相比“馬克思式”的經驗，它更加碎片化，被國家、種族、行業和性別等界限所隔離。而且與“馬克思式”的經驗中強烈的進取意識不同，“波蘭尼式”的經驗更多地激發出一種“回到過去”的渴望。因此，“馬克思式”的鬥爭是統一的和進攻性的，“波蘭尼式”的鬥爭則是分散的和防禦性的。
在目前的全球氣候治理格局下，只有“馬克思式”的鬥爭，才能將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大眾在對抗資本和挽救人類未來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真正組織起一場目的明確、運行有效的全球運動。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也賦予了這種可能性。資本主義越是將生產過程全球化，越是通過打破現有的社會結構，實現更大規模的資本積累，氣候問題就越以全球危機的形式壓迫全人類。因此，儘管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趨勢，部分地消解了傳統“馬克思式”的鬥爭，但也在更大的規模上，更加統一地構築了人類以“經濟—氣候雙重壓迫”為背景的社會生活，從而為全球規模的“馬克思式”鬥爭創造了條件。
通過資本積累和剝奪性積累，從社會共同體中抽離出的氣候條件，在商品化過程中進入市場，成為進一步擴大積累的基礎——對這一資本主義氣候治理歷史過程的認知，構成這場運動的個體動力的歷史經驗，它們既是“馬克思式”的，也是“波蘭尼式”的。這場大眾運動需要在對抗資本的過程中，同時解除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和商品化對人類和氣候環境的壓迫。
（三）全球氣候治理運動發展的可能性
從根本意義上講，資本主義追逐剩餘價值的本質與維持良好的氣候環境之間是對立的，但就目前而言，由於氣候變化影響在各國分佈不均等和資本本身參與積累的形態差異，氣候變化對不同國家、地區和部門的資本積累和利潤率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從而造成這些資本之間利益的不一致，甚或是嚴重的衝突。這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全球氣候治理運動與那些受到氣候變化嚴重威脅的國家和資本結盟，對抗以專門破壞氣候環境為代價進行積累的資本勢力，提供了可能性。
從不同的國家來看，小島國家、熱帶國家由於地理環境原因，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因此在歷次國際氣候會議上，它們總是要求採取最激進的手段遏制氣候變化。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在這個問題上，則表現出兩面性。一方面，出於其發展的要求，它們渴望一種與發達國家對等的排放權，另一方面，迫於氣候變化帶來的越來越嚴重的負面影響，它們開始提倡低碳經濟。治理運動應當充分聯合小島國家和熱帶國家，並着力爭取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其他發展中的大國，共同遏制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勢力的過度擴張。
就資本主義氣候治理中的不同部門而言，**不同資本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分歧同樣明顯。以傳統能源和汽車產業為代表的資本勢力，構成氣候治理的主要阻力。**這些產業往往以經濟增長的推動者自居，認為氣候治理會造成能源成本和價格的提高，減少對相關產品尤其是汽車的需求，阻礙世界經濟復甦的進程。由於受到氣候變化帶來的作物減產、物種消亡和財產損失的影響，**農業、旅遊業和保險等行業的資本，則至少在一段時期內與全球氣候治理運動的利益存在一致性。**治理運動若能充分聯合這些受到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資本，則一方面可以藉助它們的力量，推動氣候變化問題的宣傳教育，爭取氣候保護立法，延緩氣候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也能擴大運動的受眾，為進入國內政治對話和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創造條件。此外，資本主義體制中的少數族裔運動、婦女運動和一些非政府組織，也能為治理運動在基層大眾中的展開，提供必要的組織力量和羣眾基礎。
儘管不同國家在氣候治理的態度上存在較大分歧，但現階段任何有意義的全球治理，都無法脱離主權國家這一基本平台，**只有國家才能為氣候治理提供法理、物質和制度的基礎。**因此，**全球氣候治理運動必須首先在一國之內擴大影響，通過參與國內政治議程，爭取政策和傳媒的支持，進而以主權國家代表的參與身份，進入國際氣候外交。**在當今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中，受遊説集團的壓力和競選政治獻金的操縱，政府治理氣候的政策經常被自利的資本集團所俘獲；生成於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馬克思式”大眾運動，必須聯合上述主張可持續發展的資本集團，在社會運動的博弈中推動其政府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運動。
需説明的是，儘管解決生態危機的時間緊迫，然而資本主義世界反對造成氣候變化的資本積累過程的鬥爭，並不意味着將在短期內擺脱資本主義。相反，在一個可能相當長的時期內，生成於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的全球大眾治理運動，應能利用資本主義在氣候治理上的正面作用。資本主義在造成氣候危機的同時，也為人類提供瞭解決危機的技術、政策和社會手段，甚至治理運動也只能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所提供的組織和階級意識的基礎上展開。例如，目前設計和徵收碳税的本意是減少排放，碳税的徵收確實會提高能源價格，進而造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價格上漲，但是由於普通大眾消費結構的能源密度較低，通過再分配的税收支出，補償因價格上漲帶來的損失綽綽有餘，因此，**以環境公平為指導思想，可以設計一種既能減排又能減貧的碳税。**迪南（T. Dinan）和羅格斯（D. Rogers）估計，如果在美國徵收100美元/噸碳的碳税，並將其按人口平均分配，將使最貧窮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實際税後平均年收入上升3.5%，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實際税後平均年收入將下降1.6%。據布倫納（M. Brenner）、裏德爾（M. Riddle）和博伊斯（J. K. Boyce）等人測算，在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徵收碳税的累進效果更加明顯。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徵收的税款，調節再分配，推動節能減排新技術的研發及產業化，就有希望逐漸改變這些國家高能耗的經濟增長方式，在碳税、減排和再分配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假如在中國開徵300元/噸碳的碳税，並將其平均分配，超過70%的人口將成為這一政策的淨受益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氣候治理問題，與本文所論述的資本主義氣候治理的性質根本不同。**中國社會中局部存在的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在全局範圍內是非對抗性的，社會主義制度能夠保障中央政府不斷聽取和集中人民羣眾自下而上的訴求和意見，將“以人為本”的理念通過依法治國，自上而下地予以實施，並在此基礎上，借鑑資本主義氣候治理的有益經驗。作為最早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國家之一，為了避免氣候變化對本國和世界人民的不良影響，中國一直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通過自主性減排，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行動。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率先作出自願減排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2005年下降40% ―45%。為了落實這一承諾，“十二五”規劃作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戰略部署。2013年，中美這兩個全球温室氣體排放的大國成立氣候變化工作組，啓動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間的氣候治理政策協調。
誠然，中國“以人為本”的自主性治理行動，勢必面對本國經濟發展與氣候治理的雙重任務，需解決如何更好地整合中央政府總體目標與地方政府局部利益之間的矛盾，協調能源、環保、科技等各部門的決策機制，統籌城鄉和地區間產業結構升級等諸多問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從頂層科學設計的高度，提出了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的根本路徑。在落實全會決定的實施過程中，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從源頭上遏制高污染、高耗能過剩產業盲目擴張的堅決措施。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動員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的生態文明建設，必將能使社會經濟發展和氣候治理的雙重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與資本主義世界對生態危機的治理不同，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將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披荊斬棘。
▍結論
面對氣候變化的嚴峻形勢，西方主流學者提出了市場化和地球工程的解決方案。然而西方主流治理方案在現實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揭示，其理論邏輯和方案並不如想象中的那麼完美。以國外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的非正統學者在反思西方主流邏輯的同時，提供了一個分析氣候變化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他們強調，資本積累導致了“新陳代謝斷裂”和“第二重矛盾”，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治理下，市場化的治理方法導致剝奪性積累和“碳殖民主義”。
在此辨識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可能途徑。它須**以對抗導致氣候變化的資本積累過程為指向，發展由社會大眾參與的全球氣候治理運動。**2007年以來發生的全球經濟危機，為這場社會大眾全球氣候治理運動的興起提供了歷史機遇。一方面，發達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頻發，政府不得不採取擴大政府開支等手段，緩和國內的社會壓力，並督促國內資本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尤其是新興“綠色”產業。而且，由於生產性部門的外移，發達國家城市出現大片的工業廢地，民眾正在通過社區組織力量，開發工業廢地。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資本接軌的外向型經濟部門，也顯現越來越多的矛盾，尤其是勞資衝突。而且，發展中國家更受到環境污染的困擾，民眾長期在環境健康方面處於不利地位，要求政府儘快大力改善生態環境。這意味着在全球範圍內，勞動與資本之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環境和氣候之間的兩對矛盾日益融合，正在促進社會大眾對氣候問題階級意識的生成。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1期，原題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