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學地理解毛澤東——只有用成功才能看清挫折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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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要用測量概念進行統一

上篇“如何科學地理解毛澤東——正確的認知從哪裏來”發表後，引起了大量網友的震驚，測量給了人們一個全新的視角。當然，也有很多網友對這個角度感覺有些奇怪。此處先提一下，並不僅僅是社會和軍事領域原來存在詞彙統一性問題，幾乎所有科學的學科在這個問題上都存在詞彙統一性問題。所以，用社會測量來定位毛澤東推崇的“調查研究”，並不僅僅是單純針對社會科學領域，而是需要在一切學科領域都需要進行這樣的詞彙統一工作，包括物理、化學、天文、地質、生物、農學等所有的學科。

為什麼要用測量一詞進行統一？是因為如果不這樣，科學就一定會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例如，用“調查研究”這個詞彙，如果要問如何才能真正做好“調查研究”，就會發現很難有一整套完善的體系。在過去，討論這個問題幾乎只是限於最初始的淺層（要不要調查研究，它的意義和價值等最基本的問題），而難於深入。以測量的觀點來看，已經有系統完善的方法體系。這個方法體系如果只限於各個學科領域自己去摸索，是很難完善的。這個問題不僅僅在社會測量領域存在，甚至在物理學、化學這些被認為是最科學的領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會在後續的文章中逐步介紹並證明。

首先我們還是來進一步討論如何科學理解毛澤東的問題。從這些討論中我們就將體會到，如果沒有測量理論和方法體系的統一指導，僅僅使用“調查研究”這個概念是難於甚至不可能真正做好調查研究的。例如，測量與科學理論的關係問題，測量誤差處理問題等。很多人也經常去基層進行調查研究了，但為什麼有人能真正看清問題所在，而有人就不一定看得清。很多調查研究中基層領導會安排被調查的過程，會安排彙報，這裏面可能存在的誤差如何理解和處理？這不是簡單地説基層“弄虛作假”就可以解釋清楚並找到有效解決方法的。一切測量過程都存在誤差問題，測量誤差如何進行處理，在測量學中有完善系統的方法，社會學中一切測量誤差（調查研究的誤差）都不會超出相應方法的有效應用範圍。但在採用統一的測量概念之前，僅僅靠“調查研究”這個詞彙，是難於讓人具備完善的調查研究能力的。很多時候只能靠毛澤東這樣個人天生悟性特別高的人才能有效掌握，大多數時候不能成為一種可以進行大規模系統培訓來傳遞的方法體系。因此，僅僅用“調查研究”這種非統一的詞彙，難於有效地大規模培訓出具備高超“調查研究”能力的人才，難於使它成為一種規範的，人人可為的方法。

二、 德先生與賽先生

作為傑出社會測量學家的毛澤東其能力和知識結構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他所處時代影響的結果，只是他最為深刻地接受了當時社會傳遞的科學觀念。20世紀初的中國處在救亡圖存的強烈社會氛圍之中。其中最大的兩個觀念是所謂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毛澤東可以説在這兩個方面都獲得了當時所處時代最深刻的理解，尤其是最虔誠地去執行的人。這構成了毛澤東思想核心的兩大基礎：對“德先生”“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創新演變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理念，對“賽先生”的繼承在社會領域就是全面系統地採用社會測量學的方法。

他當年募集資金送很多人出國留學，尋求救國的途徑。但他自己卻留在國內，因為他意識到必須有人直接來系統地測量並研究清楚中國自身的問題。這是一個最為關鍵，卻很少有人深切意識到的問題。社會測量學的方法應用貫穿於毛澤東的大量文章中。看《毛澤東選集》五卷，基本就是以上兩大核心的體現：“為人民服務”與社會測量學、軍事測量學（調查研究）。

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一文中，毛澤東説到：“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無數客觀外界的現象通過人的眼、耳、鼻、舌、身這五個官能反映到自己的頭腦中來，開始是感性認識。這種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認識，這就是思想”。這一論述，基本就是培根時代對原始的測量（培根和其他科學哲學家用的詞彙是“觀察”）與科學關係的表達。毛澤東的這一觀點，基本上也是以往全球科學界對實驗的作用和地位的表達。只是要將實驗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學領域，採用了“實踐”這一詞彙。毛澤東特意將“科學實驗”包含在他所説的實踐之中，充分表明了他對於現代科學最核心要點的把握和洞察。

我在**《實驗、測量與科學》**一書中詳細論述了需要採用“測量”這一詞彙作為最基礎的概念來定義實驗與實踐的原因。儘管現代科學界充分意識到實驗對科學的基礎作用，但在過去卻並沒有人系統地研究過什麼是科學的實驗。因為以往沒有真正實驗和測量學專業出身的人來做這一工作，可以説我是第一個具備這個專業素養並且系統研究這一問題的人。只有系統地掌握測量學，才能將“測量”“實驗”“實踐”“調查研究”“觀察”等概念本身和它們的相互關係研究清楚。

我一直強調，要科學地解釋一個問題，必須要有一致性。要用完全統一的原因來進行解釋，不能遇到一個問題這麼解釋，遇到另一個問題那樣解釋。好像解釋得都有道理，其實沒有任何意義。對於建國前後毛澤東的評價，我們同樣要採用社會測量學的角度才能得到準確的科學的理解。一種科學的理解不是今天這麼説，明天把它完全否定改另一個説法，後天又全否定再改回來，這樣的做法毫無意義。科學的理解是不斷地獲得更為精確的測量數據，小數點後面的有效數字不斷地增長，獲得的理解越來越準確。不是那麼簡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要精準地理解其原因所在。

雖然正式和公開的説法中總是講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是，如果深入系統地學習和理解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國共產黨人的各個著作就會發現，僅僅這麼説是不完整、不準確的。可以清晰地發現，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人非常多，因為可以從很多人的講話和著作中發現引用這本書中的語言。但真正能把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如《資本論》《德意志意識形態》《反杜林論》等都讀完的人並不多。真要清晰地理解他們還得把亞當·斯密，李嘉圖，穆勒，黑格爾等人的書作為參考資料也讀完。但是，除了《共產黨宣言》中的語言，我們從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中更多發現的是科學的實驗與測量觀念，也包括大量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尤其在毛澤東的詩詞中，最能體會到他對中華文化的淵博瞭解。在他的講話有對大量中國典故的引用。

毛澤東最後一首詞

《訴衷情 致周恩來》

父母忠貞為國愁，何曾怕斷頭？

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

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

你我之輩，忍將夙願，付與東流？

參考一下宋代陸游的

《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

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

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因此，如果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應當説是現代科學的核心觀念，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尤其《共產黨宣言》，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當代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尤其是現代科學的核心實驗與測量觀念，是毛澤東思想最核心的組成部分。如果不特別強調這一點，是不可能理解為什麼毛澤東能成為神的原因所在，也不可能準確理解為什麼毛澤東本人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如此的特別和不可或缺。在其他方面，別的人可以掌握，甚至可能比毛澤東掌握得更多，但在把現代科學的測量和實驗思想如此嚴格和徹底應用到社會領域的，只有毛澤東。毛澤東的著作從頭到尾都在討論調查研究（社會測量）的重要性，但在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卻並沒有充分討論過這個課題。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最適合毛澤東的頭銜是偉大的“社會測量學家”“軍事測量學家”的原因所在。

僅僅講故事是沒有用的，只有當我們用公理化的軍事理論，用數學公式嚴格證明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各種敵我實力對比的邊界條件下近似最優解，才能真正體會他的軍事思想不是藝術，而是科學。

三、 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問題

要全面地科學理解毛澤東，當然不能繞開建國後的經歷。前不久，王岐山在政法系統培訓班的開學演講中談到了前三十年與後三十的問題，提到不能用後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的成就。“前三十與後三十年不能簡單對立”也是一度被討論的話題。這個話題之所以成為一個話題，顯然是有人想用後三十年去完全否定前三十年的成就。如果更深入地去分析這個話題，是有人要在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製造對立，這不是想真正科學地認識問題，而只是想挑撥是非。不同時代的領導人的確不會是完全一樣，但製造這個對立顯然是荒唐至極的事情。因為並不是説前三十年都是毛澤東做的，後三十年就都是鄧小平做的。事實上，前三十年具體負責經濟建設工作的核心領導之一正是鄧小平，毛澤東只是負責戰略層面的工作，並不負責具體經濟工作。在剛剛建國沒多久，1952年7月鄧就調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4年改為國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部長。雖然建國後周恩來一直是總理，但周總理主要負責的一直是內務和外交，大多數精力並沒有放在直接搞經濟工作上。鄧小平和劉少奇是前三十年經濟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員（除不在任和劉少奇去世之外）。而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主要是負責戰略，具體工作真不是他做的。鄧小平正是很少有的貫穿了前後三十年的人，怎麼可能用前後三十年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製造對立呢？這顯然是沒有做任何系統測量得出的結果。

中央對建國後前三十年的判斷，至今相對權威的文件是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對建國後前三十二年的工作進行了不同的評價。總體上説，對建國後十個方面的成就作了積極的肯定（參見該決議“（7）建國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主要成就是：”）。更具體一點説是：

建國後最初的七年（1949年10月到1956年），即“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持積極肯定的態度。並且使用了“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這裏面的“完全正確”體現了基本的全面肯定的態度。尤其是這期間還獲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6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對這十年是肯定與否定參半，或成績略大於過錯。持批評的事情主要是大躍進、批判彭德懷和此後的反右。

文革的十年。這十年中依然是有很多成就的，但對這十年總體上是否定顯著大於肯定。

撥亂反正的五年。這已經是毛澤東逝世之後的事情，逐步轉向了改革開放的路線。

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再詳細讀一下或重温一下這個決議。

在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中，對反右和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員進行了全面平反，數量高達幾百萬人。20世紀80年代初還有55萬人帶有右派的帽子，但除極少數的90人外，其他人可以説是整體上進行了平反，因為人數實在太多，記得當年曾發過一個通知，不再一一去查了，除了那極少數個案外，其他所有人員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對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員進行了系統的大量的平反、找回或補償被查抄的財物等。除此之外，對“地富反壞”等劃分階級成份的也進行了全面的摘帽。

四、 錯誤還是挫折

毫無疑問，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説，大躍進、反右、文革等肯定不能被説成是“成功、勝利或者成就”，但是不是用“錯誤”一詞進行描述就足夠了呢？

因為從科學的角度來説，我們需要追根究底的事情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錯誤”，其真正的原因是什麼。“錯誤”一詞是比較籠統的，它可能因多種不同的原因引起：動機、判斷、戰略方向、路線或路徑、方法、策略等，這裏面任何一個出現問題都可能導致最終會失敗的結果。但是，不同失敗的原因其性質卻是差異巨大的，一個系統中任何一個方面存在問題，都可能導致最終結果失敗。但是，某一個方面存在問題導致最終結果的失敗，並不能以此完全否定其他方面，當然，也不能以此證明其他方面是正確。那如何才能進行更深入和準確的判定呢？只有當調整了某一個方面而獲得最終結果是成功的以後，才能確認原來只是這一個方面存在問題，其他方面並沒有問題。因此，只有當最終獲得一個成功時，才能準確地定位存在問題的位置或子系統所在。

例如，1958年提出了“趕英超美”的口號，在1981年總結大躍進的問題時，人們普遍認為這個口號太天真了，純屬笑話。可是，進入21世紀甚至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提出了“跨越式發展”。到今天，“超英趕美”已經成為現實時，人們可能會對當年大躍進時的口號又有不一樣的感覺。當年提出“趕英超美”的主要是指鋼產量，但到2020年，按美元計算的中國GDP總量已經是英國的約6倍，是美國的73%。如果按PPP計算，中國的GDP早在2014年就已經超過了美國。至於鋼產量嘛，早就是中國第一（不含河北省產量）、河北省第二（不含唐山市產量）、唐山市第三（不含唐山市瞞報產量）、唐山市瞞報產量是世界第九。至於和英國比嘛，他在2017年的鋼產量只有區區760萬噸，連唐山市瞞報產量的一個零頭都不到，只能算中國一個根本就排不上號的小鋼廠的年產量。此時人們才發現40年前認為“大躍進時的趕英超美口號是笑話”的觀念成了一個可笑至極的笑話。當然，今天鋼產量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已經不像1958年時那麼重要，但它依然還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另外，選擇特定的方向以大躍進的方式進行極限式的發展並不是問題，只要符合技術和科學規律就行。例如，現在中國在工程建設上已經有“基建狂魔”的名聲，但似乎現在中國也在刻意地將工程建設效率往更加極致的方向發展。特朗普為了建邊境牆用了四年時間，號稱建了上千公里，而拜登攻擊他真正新建的其實只有14公里。但前不久中國為了防止雲南等邊境外疫情流入中國，竟然一晚上建成了500公里的邊境牆。説有必要嘛也真有必要，不過速度快到如此讓人不可思議的程度多少有點讓人感覺噁心到了美國。不管怎樣，只要符合科學規律，符合技術可行性，真把事情做成那就沒問題。但是，當年大躍進時是選擇的糧食單產作為飛躍式進步的突破口，在技術上真是選錯了對象。糧食單產是農作物自然進化的結果，品種培育的週期往往都是以十年計算，平均每年單產能提升幾個百分點就了不得了。通過水利灌溉、農田管理和化肥等可以短期內迅速提升單產，其空間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糧食單產、發動機效率、材料性能、電池能量密度等技術領域，其進步速度是極為緩慢甚至有嚴重技術瓶頸的，在這些領域想搞大躍進本身是極為困難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在其他工業產品、工程建設等領域，技術水平上放衞星式的提升並非不可能。芯片以18個月提升一倍速度的摩爾定律，本身就是一種長期持續的大躍進。

在大躍進時期並不是所有工作都是否定性的。例如，當時大量水利工程乘着大躍進的東風進行全面的建設就具有很重要的正面價值，基本上是肯定的，為後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業和水利環境奠定了重要基礎。為什麼是這樣？水利工程（尤其是普通水利工程）的技術難度相對簡單，而鍊鋼的技術複雜度遠遠高於普通水利工程。即使在今天，芯片尤其7納米以下的高端芯片要想大躍進依然是很難的，但其他中國已經掌握其技術並且具備人才基礎的領域，跨越式發展並不是問題。

面對今天中國在抗疫問題上絕對壓倒性超越西方的實際結果，依然有要寫日記否定中國的公知羣體，我們對當年的反右是否會有不同的感觸？

自從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腐鬥爭共查處408.9萬人。根據2016年底人社部的統計，中國全國共有公務員數量719萬人，被查處的腐敗官員與公務員總量之比為56.9%，超過一多半了！

2017年10月19日，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的楊曉渡介紹，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時間，共立案審查中管幹部440人。什麼是中管幹部？就是中央直管的副部級以上的軍政官員。直到今天，每季度甚至每月打老虎的進度數據可能人們已經麻木了，但這個進程“永遠在路上”。

此時，對文革前毛澤東作出的、並且也是他發動文革核心依據的“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羣眾手裏”的基本判斷，是不是會突然間若有所思？！

只有當比大躍進更宏偉的民族躍進成功實現時，我們才能對當年的大躍進真正問題在哪裏有更清晰的判斷。此時我們才能理解，當步伐超過技術難度形成的極限約束而摔跤時，人們可能只會去懷疑想更快走路的意願。

只有當人們看清今天的公知是如何不顧事實到極點地反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時，我們才能對當年的反右有更準確的認知。此時我們才能明白，當用錯誤的方法去對待錯誤的人時，錯誤的人就成了“被冤屈的人”，並且真的會有一大批人被冤屈。

只有當一場平順的、以秩序和精準定位方式進行，卻又“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反腐進程成功實現時，我們才能對當年的文革作出真正系統和客觀的評判。此時我們才能看清，用混亂去解決混亂，混亂沒有解決，結果卻更為混亂。天下大亂並不會自動地達到天下大治。

甚至於，放棄了“階級”一詞，並不能以此迴避階層固化問題的演變。

如果動機和判斷是正確或大致正確，因策略和方法的原因造成最終結果的失敗，用“挫折”，而不是“錯誤”一詞可能更為精準。

五、 從社會測量學角度的深入討論

為什麼毛澤東在建國前的二十八年，對中國的國情判斷以及戰略策略基本準確，甚至獨具慧眼，而在建國之後的二十七年裏至少並不完全準確？即使在這個時期他依然堅持社會測量學的基本理念。我們依然要從社會測量學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只有從這個角度的更細節來分析，才能得出有價值的結果。

1. 更系統的科學基礎知識的挑戰

數學和測量是科學的兩大基本工具。測量並不是完全獨立存在的，科學發展的步進式發展模式以及未知因素唯一性要求（參見汪濤《實驗、測量與科學》P113-P120）意味着，用數學工具建立的科學理論知識的積累，是更進一步測量的基礎。這個問題在以往的哲學認識論中表現為雞和蛋誰先誰後的難題，即：理論與實驗（觀察）誰先誰後。我在該書中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以此證明了僅限於哲學層面的討論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能在原地踏步。未知因素的唯一性要求是認識對象可測量的前提條件。它與科學的步進式發展模式具有內在的等價性。簡單來説只有站上一個科學知識的台階之後，才能去測量更進一步台階上的未知對象。

在建國之後，面臨的問題遠遠比建國前複雜得多，需要的知識積累也大得多。它需要對全部的科學、社會、經濟、軍事、法律、歷史等等所有人類知識的全面繼承，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進行有效的和更精確的社會測量。這對毛澤東來講的確是巨大的，一直未能有效解決的挑戰。再加上建國初期系統研究整個人類當代一切知識的人才嚴重缺乏，並不能給予毛澤東有效的彌補。尤其當時國際環境的高度複雜，毛澤東除了去過蘇聯之外，並沒有太多機會出國去當時發達的西方國家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因此，難以有對整個當代人類文明進行全面總結的機會。

2. 數據及時更新的問題

測量數據是需要及時更新的，不能用過時的測量數據來進行新的判斷。階級分析是毛澤東在戰爭年代最重要的基礎國情分析工具。基於這個工具，他建立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能夠團結最大多數的人。走羣眾路線也使他深入地貼進中國最底層的民眾，並從中獲得最廣大的力量。但在建國之後，要解決的問題技術複雜度遠遠超過戰爭年代，這並不是簡單地發動羣眾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但是，毛澤東不僅沒有及時地更新背景知識，而且也沒有全面更新測量數據。因此，改革開放，以及當年的思想解放運動，本質上是繼承毛澤東的社會測量基本理念，最重大的區別就在於有效更新了測量數據，調整了單純的階級分析認知基礎以及簡單的羣眾運動方法體系。

3. 測量誤差來源的差異

在戰爭年代，當毛澤東去廣大的農村進行社會測量（今天有的領域專業詞彙是“田野調查”）時，很少有專人去給他彙報工作，也沒有人特意去安排被測對象。他獲得的都是第一手測量數據。但在建國後，他到哪裏去進行社會測量時，最容易獲得的數據是專人安排的會議室裏的“工作彙報”。這大多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測量數據。他很多次出去調研時，刻意地隨機到路邊村子裏與民眾交談，以試圖避免這種方式帶來的誤差，儘可能獲得第一手的原始測量數據。他喜歡坐專列出行，因為坐在飛機上什麼情況都看不清楚。但即使這樣，基層領導也能特意在他專列經過的鐵路邊安排羣眾進行“表演”。因此，要獲得準確測量數據的難度遠遠超過了戰爭年代。所以，不要以為強調了“調查研究”“實踐標準”就可以獲得準確的測量數據。並不是説第二手的測量數據就一定不可用，但必須理解誤差分析和誤差處理是測量學最基本的功課。如果沒有這一基本功，單純在哲學層面強調“實事求是”，有人能獲得準確的測量數據，而有人就做不到。用測量一詞去替代“調查研究”，並不僅僅是換個説法，如果沒有社會測量學詞彙的統一，以及相應專業知識和方法體系的支撐，僅靠哲學層面的原始討論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儘管存在以上問題，但只要毛澤東社會測量的科學精神深入了中國人的骨髓，後人持續的社會測量活動會去彌補任何一時的測量誤差、基礎知識的不足等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可以非常有效地改正任何一時的偏差、失誤等問題，並且可以有效避免任何所謂理論或價值觀的忽悠。一切正確的認知來源於社會測量，一切理論或認知只有用社會測量進行持續的甚至永久性的檢驗才可接受。只要深入建立了這樣的觀念，就擁有了最科學的認知世界的方法和能力，使中國共產黨並不僅僅成為一個政治的團體，而且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嚴謹和科學的團隊。

即使伽俐略在實驗中有幾個數據測得不準，也絲毫不影響他奠定實驗和測量方法作為解決一切物理學問題唯一途徑的地位。

毛澤東是第一個奠定解決一切社會學問題只有通過社會測量和實驗這個唯一途徑的人。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去有效解釋和理解這100年來中國的歷史。

六、 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五次學習浪潮

今天中國的認知和能力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為科學的步進式發展模式，和測量的未知因素唯一性要求，也不是説只要通過測量就可以獲得世界上最先進的發展能力。只有站在一切歷史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比他們看得更遠。中國近代歷史上因為受到近代科學文明的一次又一次衝擊，經歷了五次大的學習浪潮。從對待這五次學習浪潮的態度不同，可以清楚地理解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是唯一成功的團體，為什麼國民黨看似擁有很好的機遇卻在瞬間一敗塗地。因為只有中國共產黨有效地正面迎接或繼承了全部五次學習浪潮的衝擊，同時又保留了自己的獨立性。

第一次學習浪潮

洋務運動（從1861年至1894年）。這次學習浪潮並不是系統的，而是看到什麼東西好就引進什麼。洋槍歷害就引進生產製造洋槍，洋炮歷害就引進生產洋炮，鐵甲艦歷害就購買鐵甲艦。“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當時並沒有充分地、系統地研究歐美為什麼發達，沒有系統地研究科學到底是什麼，工業文明到底是什麼。洋務運動在甲午戰爭中遭遇的慘敗是刻骨銘心的。

第二次學習浪潮

甲午戰爭的失敗而觸發的全面學習日本運動。日本在歷史上幾千年間都是中國的小弟，在兩國軍事上的較量中也從來就沒贏過中國。但是，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1868年開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嚴格説明治維新開始得還晚約6、7年），但甲午戰爭的結果無疑充分證明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和大清國洋務運動的失敗。兩國當時遭遇西方文明衝擊的時間也差不多。中國遭遇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時間為1840年，比日本1853年佩裏叩關還早了13年。並且，所謂的佩裏叩關或黑船事件，只不過是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裏（MatthewCalbraithPerry）和祖·阿博特（Joel Abbot) 等率領艦隊進入江户（今東京）岸的浦賀，把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交給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貿易。這個過程中展現的美國現代化艦隊把日本上上下下都給嚇壞了，但並沒遭遇什麼戰爭損失，一槍未鳴，就此徹底驚醒了日本，並開始明治維新。

要説類似這樣的事件，早在此之前半個多世紀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9月26日)，英國政府也派過曾任外交官和殖民地行政長官的馬戛爾尼為特使，代表英王喬治三世前往中國。當時的外交由頭是祝賀乾隆皇帝83歲壽辰，但實際目的和想法是通過與清王朝最高當局談判，取消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中的種種限制和禁令，開通雙方的貿易。這與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裏去日本時想幹的是完全一樣的事情。馬戛爾尼攜帶了大量現代化的工業品作為禮物送給乾隆爺，也的確引起了乾隆以及很多官員的興趣。但其結果不僅沒有引起大清國的驚醒，反而是英國使者見乾隆時要不要下跪的禮節成了當時最大的爭議問題。正如我們前面所説，只有從成功中才能看清失敗的原因所在。只是研究大清國接受西方文明衝擊反應的失敗，是無法理解其真正原因所在的。日本明治維新是全面系統地學習西方，而洋務運動是自己看到什麼新奇厲害就學什麼，零星散亂。

但是，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卻以日本為對象開啓了系統學習現代科學文明的進程。甚至於，連科學、民主這些大量來自西方的詞彙，都是通過日本翻譯的再翻譯而進入中國的。當時有大量的留學生去日本學習。例如魯迅等就是留日學習的典型代表。作為這次系統學習的成果，是國民黨的崛起、辛亥革命和成功推翻大清國。作為國民黨前身、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就是在日本東京成立的。它由興中會（孫中山等在檀香山創建）、華興會（黃興等在湖南創建）、光復會（蔡元培等創建）等多個組織合併而成。光復會雖然是在上海成立，但其醖釀協商過程也是王嘉偉、蔣尊簋、陶成章、魏蘭、龔寶銓等人在東京進行的。蔣介石是日本東京振武學校畢業，並在日本加入的同盟會。1907年，光復會在徐錫麟領導下發動“安慶起義”，秋瑾在紹興大通學堂密謀響應安慶起義。第二年，會員熊成基在安慶發動嶽王會起義。這些起義都失敗了，並且導致徐錫麟、秋瑾等很多核心領導人犧牲，光復會遭受巨大損失。熊成基在起義失敗後逃到了日本。1910年，陶成章又是在日本重建的光復會。由這些歷史事實即可充分理解國民黨，以及其他很多中國當時進步力量與中國第二次學習浪潮之間高度密切的關係。

第三次學習浪潮

從蘇俄接受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本質上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它是以對西方文明批判視角出現的，是西方文明在思維方式、社會理論和經濟理論上特殊的方面。雖然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是通過蘇俄實現，但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馬克思的理論在中國接受起來可以説是毫無違和感。説馬克思的理論是為中國量身定做的也不為過，這也是為什麼“只有中國可以救社會主義”的原因所在。

從思維方式上説，辯證法幾乎就是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的出口轉內銷。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只要看看八卦圖，就知道理解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對中國人來説實在是太自然了，反倒讓中國人接受形式邏輯很費神。

從世界觀來説，唯物主義和中國人不以宗教作為生活基礎的文化傳統完全相符。

從社會理念來説，為最底層的工人階級服務和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只差一個階級分析和工農聯盟。

計劃經濟和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社會治理體系幾乎就只差一個計劃委員會。

本來，在孫中山領導國民黨時期，已經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他也有機會迎接第三次學習浪潮。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可以説是集成了當時中國所有各方面的進步力量。但另一方面，他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得有些大雜燴。當時也是各個會黨林立，各方面的基本政治理念差異巨大。例如，光復會某種程度上還有“反清復明”的思想在裏面。如果孫中山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融合，建立一套統一的政治理念，從純理論上説中國是有機會一次性地完成進入現代歷史進程的。但遺憾的是，一方面孫中山離世較早。另一方面，如此巨大的政治理念差異僅通過內部爭論就統一起來近乎於不可能。這也是共產黨建國之後採取以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協商制度歷史原因所在。

對於蔣介石發動的1927年4.12政變，過去我們只是從共產黨角度來看造成了損失的巨大。但如果站在蔣介石角度看，他當時的確面臨一個巨大的客觀難題：如何去統一國民黨內部會黨林立，大量不同派別的巨大政治理念差異？遺憾的是，他採用的武力清黨政策對共產黨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而從國民黨角度來看，損失可能更為巨大。他使國民黨從清黨前的121萬下降到27萬，基層的國民黨組織基本消失殆盡。更重要的是，蔣介石使國民黨對第三次學習浪潮徹底隔絕。雖然他口頭上表示繼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實蔣介石是沒有任何政治理念的。沒有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深入思考，沒有對當代人類文明走向和科學精髓的系統研究，沒有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系統反思與繼承。他在政治上依靠的就是以浙江寧波奉化溪口（他老家）為核心的長三角豪強，軍事上依靠的就是黃埔系。蔣介石純粹只是從權力爭奪的角度看問題的。從4.12事變開始，一直就是用簡單粗暴的武力去解決政治分歧。不聽話的民主黨甚至國民黨內部人士直接暗殺了事。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從孫中山到蔣介石，是從一個簡單包容一切的極端走到另一個不容任何異己的極端，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他帶來的結果就是國民黨的歷史始終面對着內部分裂和對立。這也是最初相對非常弱小的共產黨為什麼能夠發展壯大並最終奪取政權的空間所在。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此作出了極為精準的判斷。蔣介石喊得最多的政治口號就是“精誠團結”，但別人不是傻子，你沒有系統的符合當代歷史的先進政治理念，只是搞權術拉一方打另一方，怎麼可能去讓人精誠團結在你身邊？蔣介石居然允許甚至是鼓勵很多將領在正式場合喊他“校長”。對黃埔系的人來説，這的確是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源，並拉近與蔣介石領袖的親近感。但你這麼一搞，讓那些非黃埔系的人怎麼活下去？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本來根本就沒有機會和能力走出四道封鎖線。但前面三道封鎖線的順利通過是國民黨的陳濟棠與紅軍協商後放一馬的結果。突破湘江時本來也沒機會，但白崇禧故意放紅軍一馬撒開了一個上百公里的口子。即使這樣過湘江時紅軍也損失大半，從8.6萬人減少到3萬。陳濟棠不僅是國民黨元老，而且在很多關鍵時候是幫過蔣介石大忙的。白崇禧是國民黨內少有的傑出軍事將領，號稱“小諸葛”，與林彪有得一拼。但他和陳濟棠都不是黃埔系，無論立多大功永遠也不能進入蔣介石嫡系圈子。國民黨內部的“習慣性”分裂一直持續到在台灣丟掉政權也絲毫沒改變。

第四次學習浪潮

建國後全面學習蘇聯的工業化體系。這個表面上是第三次學習浪潮很自然延續，但他卻是中國在抗美援朝中用志願軍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結果。並非意識形態上相同就一定是一家人。中國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也是為什麼在今天的國際外交中“不以意識形態劃界”的原因之一所在。在中國建國後蘇聯對中國全面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幫助中國快速建立整套的工業體系，並不止是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兄弟行為，而是不同國家間的國際政治利益考量。中國有效地利用了抗美援朝勝利的有利條件，從蘇聯獲得的大量援助使中國短期內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雖然他存在一定的問題和侷限，但卻是中國能順利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礎。

第五次學習浪潮

改革開放後全面系統地學習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主的“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就”。這一次的學習非常地全面、系統和徹底。到今天，我們已經基本走完了這一次的學習浪潮。雖然未來還是需要不斷地學習，但今天的中國人已經需要邁向一個全新的台階了——該由我們為人類文明的未來走向做點什麼。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最初主要伴隨的是第三與第四次學習浪潮，因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佔有了極為重要的核心地位。“社會主義”也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政治標籤。但到今天，如果僅限於這個標籤來認識中國顯然是遠遠不夠的，要以此認識和理解毛澤東思想也是遠遠不夠的。當今的中國是繼承了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包括中國自身傳統文明成就中的獨到成分，顯然不可能用屬於西方文明一部分的“社會主義”理論來完整準確地表達。

今天的中國社會還有比“毛澤東”這個概念更適合的詞彙來描述嗎？

跳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民主”與“專制”等等低層次的西方理論框架和敍事體系，自從1.28萬年前新仙女木事件之後開始進入農業時代的一切人類社會，就可以在科學上被分為兩種形態：“毛澤東社會”與“非毛澤東社會”。如果不能理解什麼是“毛澤東社會”，就不能理解今天的人類文明已經進化到什麼樣的階段。

汪濤，“人類第三次科學革命”倡導者，“純科學”和“科學經濟學”理論體系創始人。

上海析易船舶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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