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鬥爭的武器? 一段鮮為人知的中國演説史 | 文化縱橫_風聞

現代中國的演説及演説學

✪ 陳平原 | 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文原載《中國文化》2020年秋季號

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

演説在晚清的興起，絕對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啓超接受日人犬養毅的建議，將學校、報章、演説定義為“傳播文明三利器”；而且，基於對中國教育現狀的瞭解，梁啓超認定中國“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説”。此後，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哪個政黨、派別或個人，只要想進行有效的思想啓蒙或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説”這一利器。

那些廣場上的演説，以及落在紙面上的“聲音”（包括演講的底稿、記錄稿、整理稿，以及模擬演講的文章），不僅僅是政治、社會、學術、文化活動，也對白話文運動和文章體式改進產生積極影響。本文將集中討論以下問題：一、作為“聲音”的演説；二、“演説學”之傳入；三、演説的定義與溯源；四、分類、技術及姿態；五、無邊的“國事”及“有聲的文學”。

**▍**作為“聲音”的演説

我曾從“大學·都市·圖像·聲音”四個角度，拓展“現代中國研究”。從聲音入手，談論晚清以降的啓蒙事業，可做的事情很多。我之所以專注於“演説”，除梁啓超的“傳播文明三利器”，更受魯迅《無聲的中國》的影響——**後者在提倡白話文時，用了個形象的比喻：此乃“有聲的中國”與“無聲的中國”的對決。**接着梁啓超、魯迅的“話頭”，我試圖將“三利器”與“有聲的中國”相勾連，闡述晚清以降的“演説”怎樣深刻影響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

演説可以是政治宣傳，可以是社會動員，也可以是思想啓蒙或學術普及——**表面上只是演説內容的差異，實際上牽涉到演講的立意、文體、姿態、身段、聽眾反應以及傳播效果等。**此前我曾主編“現代學者演説現場”叢書（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並撰寫了若干專業論文。這一回希望深入技術層面，考察晚清以降的“演説”，是如何被鼓動及訓練出來的。

梁啓超1902年創刊於日本橫濱的《新小説》第一號上，有“學生某”的《東京新感情》，其中“最得意二十一條”，包括“聽朋儕演説，最得意”；“一動筆，一開口，覺新異議論、新異名詞滿肚，最得意”；“自由、民權等議論，倡言無礙，最得意”；“痛罵官場，最得意”等，很能顯示那個時代的新風氣。**言論尺度有寬有窄，但關心國事的演説，戊戌後逐漸蔚然成風。從可以肆無忌憚謾罵清廷的日本東京，到天子腳下説話不能不多有禁忌的帝都北京，到處都留下了演説家矯健的身影。**與此相適應，報章上也多有關於演説的報道，以及諸多成文的演説稿。

敏感的小説家自然不甘落後，晚清小説中多有關於演説的描寫。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啓超借政治小説《新中國未來記》馳騁想像：六十年後，中國人在南京舉行維新五十週年慶典，同時在上海開大博覽會，不只展覽商務、工藝，而且演示學問、宗教。“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説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偌大一個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藉助於演説，“西學”迅速“東漸”，“羣治”得以“改良”，這點沒有人懷疑，只是對當下國人的演説水平，小説家大都不敢恭維。**若李伯元《文明小史》（商務印書館，1906）第二十回“演説壇忽生爭競，熱鬧場且賦歸來”、吳蒙《學究新談》（商務印書館，1908）第二十七回“言語科獨標新義，捐助款具見熱心”、吳趼人《上海遊驂錄》（羣學社，1908）第十回“因米貴牽連談立憲，急避禍匆促走東洋”等，都對作為都市新景觀的“演説”抱熱諷冷嘲的態度。

正面描寫演説場中的“聲音”，以及講者與聽眾如何互動，還有由演説引出的時代風雲和人生百態，當時的報章（包括畫報），都曾做了很大努力。若想推舉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場景，我選擇吳趼人《新石頭記》第十七回“味蓴園兩番演説，長髮棧一夕清談”：

看官，須知這張園是宴遊之地，人人可來，所以有許多冶遊浪子與及馬伕、妓女，都跑了進來，有些人還當是講耶穌呢。笑言雜沓，那裏還聽得出來？只見一個扮外國裝的，忽的一聲，跳上台去，揚着手中的木杆兒，大聲説道：“今日在這裏是議事，不是談笑！奉勸你們靜點，不要在這個文明會場上，做出那野蠻舉動出來。”説罷，忽的一聲，又跳了下去。寶玉細認這個人時，卻就是前回那黃黃臉兒的後生。見了他今天的裝扮，方才知道他頭回並非是在熱喪裏，是要留長了短頭髮，好剪那長頭髮的意思。以後又陸續有人上去説，可奈總聽不清楚。寶玉不耐煩，正想走開，忽然聽得一陣拍掌之聲，連忙抬頭看時，只見台上站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寶玉吃了一驚，暗想：“近來居然有這種女子，真是難得！”因側着耳朵去聽，只聽他説道：“一個人，生在一個國裏面，就同頭髮生在頭上一般。一個人要辦起一國的大事來，自然辦不到。就如拿着一根頭髮，要提起一個人來，那裏提得起呢。要是整把頭髮拿在手裏，自然就可以把一個人提起來了。所以要辦一國的大事，也必得要合了全國四百兆人同心辦去，那裏有辦不來的事！”眾人聽了一齊拍手以後人聲更加嘈雜，竟然聽不出了。説了一會下去，忽然又走上一個和尚來。寶玉暗想：“這個和尚一定有點妙諦，要説的天花亂墜的了。”留心要聽時，無奈那些人見上去了一個和尚，都在那裏驚奇道怪，甚至有捧腹狂笑的，那裏還聽得出一個字來。那和尚説完了，合十打了個問訊，便下去了。以後忽然上去一人，吼聲如雷的大喊起來。看他滿臉怒容，一面説一面拍桌子，就和罵人一般。把桌上的一個茶碗，也拍翻了，幾乎把那桌子也拍了下來。旁邊走過兩個人，一人一面把桌子扶住了。他益發拍的利害。這個人的聲音大，應該聽的清楚了，誰知他聲音大時，底下吵的聲音也跟着他大了，仍是聽不出來。這個人喊嚷過了，便有一個人上去，舉起一隻手道：“演説已畢。”於是眾人紛紛散去，也有許多圍在那簽名處的。

比起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提及張園演説，“也有講得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演二三十分鐘的，也有講四五句便跑下來的”，相對來説，吳趼人的描寫更精微——雖也略帶譏諷，但筆下多有温情。這與他本人熱心演説，但又感嘆國人演説能力欠佳大有關係。1901年3月24日，吳趼人蔘加上海各界愛國人士在上海張園舉行的第二次反對“俄約”的集會並發表演説，演説稿刊兩天後的《中外日報》；1905年7月，吳趼人辭漢口《楚報》之職歸滬，又積極參加反美華工禁約運動並多次發表演説。關於後者，吳趼人曾借為周桂笙《新庵譯屑·演説》撰寫評語，表達觀感：

乙巳六月以後，抵制美約事起，各社會之演説者無虛日。試往聆之，則今日之演説於此者，明日復演説於彼，屢易其地，而詞無二致，如移置留聲器然。

一句話，演説確實很重要，但國人還沒掌握好此傳播文明之利器。

1904年9月發行的《白話》雜誌第一期上，刊有秋瑾的《演説的好處》，談及為何成立演説練習會：

我國把演説看得很輕，以為口裏説説，有什麼大不了，何必是要去練習他；到了演説的地方，當作家常話，隨便説説，無關正事，不足動人，這還可以算得演説麼？然卻怪不得，都因為從前不曾練習的緣故。

公眾場合的演説，並非照搬家常聊天或友朋對話，而是包含某種特殊技巧，而這需要專門訓練。據黃炎培追憶，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蔡元培就着意培養學生的演説能力，引領他們“成立演説會，定期輪流學習演説”，理由是**“今後學人，領導社會，開發羣眾，須長於言語”。**

初刊1905年《新小説》，此文對演説家提出很高的道德及技術要求：“然在西國演説極難，非有新理想，新學術，必不足以饜聽者之望。而其民之智識，又大都在普通以上，不若説書之可以隨意欺人也。故演説之人，平日既有習練，臨時尤有預備，而不敢輕於發言。”以有無“新理想”與“新學術”來衡量演説，這標準很高，需長期涵養，非一時三刻所能造就。但另一方面，演説包含某種表演成分，此等技術能力的習得，相對容易得多——晚清以降的“演説學”，基本上是在此層面上展開。

▍****“演説學”之傳入

 “差不多與新世紀的曙光同步，各種新式學堂裏，紛紛成立了演説會，開展演説方面的研究與訓練。既有校長們的身體力行，也有學生們的自發組織，各方合力的結果，終於使得校園內外的演説水準，得以迅速提升。”演説在大學校園的蓬勃展開，我在《有聲的中國——“演説”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中有專門論述，這裏轉而關注社會上各種演説訓練——尤其是演説學書籍的刊行。

演説可以訓練，訓練需要教材，此等培養演説能力的書籍及課程，與其叫做“學”，不如稱為“術”，只是照顧當年的習慣，不強做分辨。這裏着重考察，到底是哪些演説學著作影響了晚清以降的演説風氣。黃炎培提及蔡元培教南洋公學特班生演説時，曾“示以日文演説學數種令參閲”，但沒説是哪幾種。倒是蔡元培任主筆的《警鐘日報》，1904年曾連續刊登廣告，推薦鍾觀誥譯日人岡野英太郎的《演説學》：“惟書中圖畫精緻，繪聲繪色，於學演説者俾【裨】益不鮮。”考慮到留日學生乃晚清鼓動及實踐“演説”的主要力量，不妨就從這個地方入手。

封面署“米國演説學博士岡野英太郎著”的《演説學》，明治三十三年（1900）由東京三省堂刊行，除序言及目錄，共178頁；第133頁後乃五篇作為參考資料的歐美演説。所謂“演説學”，包含學理與技術，但説實話，關鍵在技術，比如怎樣處理聲音與姿態。“聲音的練習”比較抽象，而“姿態的練習”可落實到頭/臉、眼睛、手腕、身體、腳步等，相對更好操作。對於晚清讀書人來説，此書最讓人喜愛的，不是那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而是“繪聲繪色”的“姿態應用圖解”【圖1】。

圖1

目前未見鍾觀誥譯《演説學》的晚清刊本，我找到廣州文明書局1923版、上海國光書局1925年第二版及1927年第三版，都是82頁的小冊子。書中關於演説起源及其如何在歐美世界盛行的描述，日後被各種演説書籍襲用：

演説者實一技術也，一學科也，導源於希臘羅馬之古代，流溉於歐米諸邦。……謂演説為一學科，而歡迎於社會上，則自米國創行之。以彼自由之政治，故言論自由之學，在並世中為沃野美田。然則言論之自由，足以促演説學之發達。今也米國自小學至大學，殆無不設演説學科。嗚呼可謂盛矣！

清華學校校長金邦正《序》稱：“學術思想之最後目的在求真理，而辯論術即是研求真理的種種方法之一。”另一篇序出自主事者梁啓超之手，顯然更為精彩。梁文稱，在印度及歐洲，雄辯乃公共娛樂之一，而“吾國之文化，他事或不後人，而獨於此何寂寂也？”從孔門言語一科算起，歷代均有能言善道者，可就是不如印歐辯者“堂堂焉建大將旗鼓者”。梁啓超連同魏晉清談、宋明講學一起批，進而追究原因：“其為政者，則惟有所謂密勿啓沃，端拱成化，其於輿人之誦，漠不關心，更無論矣。嗚呼！我國之民眾的政術學術藝術，所以閲千年不一見，而長滯於晻昧膚薄之域者，豈不以是耶？豈不以是耶？”梁文高屋建瓴，從政治體制角度，指責歷代統治者之注重輔佐君王、扼殺民間輿論，是導致中國演説湮沒、雄辯不興的根本原因。

歐洲之行歸來，梁啓超希望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些具體工作，1920年4月，梁與蔣百里、張君勱、張東蓀等發起成立“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的共學社，社會名流如蔡元培、張謇、張元濟等也積極參與。共學社有四項主要事務——出版《改造》雜誌；編譯歐美新書；倡導圖書館事業；選派留學生。編譯歐美新書交張元濟的商務印書館印行，其中就有此《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該書第一編“辯論術之實習”包括以下章節：題目、題目分析、證據、編要略、編辯詞、覆辯、演述辯詞；第二編“辯論術之學理”則有歸納論證、演繹論證、因果論證、類比論證、謬誤、駁論等。原作者在序言中稱，着眼於實際訓練，故此書先實習，後學理。與此相對應，中譯本附錄了許多“辯論的題目”，含社會類27則（如印刷出版應享絕對的自由；國家應廢除死刑；一夫多妻制應加禁止）、政治經濟類28則（如中國應採行聯省自治制；中國應行普通選舉；中國總統任期應加多一年）、教育類52則（如全國國民學校教科書應由教育部規定一致；中學校應加授辯論術及實地練習；北京大學地址應移到圓明園；清華學校與其辦成一個留美預備學校，不如辦成一個完全大學）等。**所有這些題目，都不是曲直對錯黑白分明，而是可以展開充分辯論的。不管你選擇正方還是反方，都必須認真傾聽對方的意見。**具體到如何立論與駁論，哪些技巧會被廣泛運用，誰人在課堂及比賽中得勝，這些都在其次；關鍵在於此等訓練可開闊學生視野，養成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習慣。這是清華課業的特點，對青年學生的思維及表達影響至深，也是被梁啓超寄予厚望的原因。

北大教育系講師張孟休編述的《聽眾心理學》，依據的是何林華（H. L. Hollingworth）的近著The  Psychology  of  the  Audience。全書十一章，外加一個附錄，每章後面都開列好幾種英文參考文獻。此書討論的焦點是：“一個演説者要征服他的聽眾，應先從何處着手”？經由一番辨析，何林華認定，**演説之徵服聽眾，“與廣告的任務很相似”：“一張完全的廣告，負有五項任務：（一）取得注意，（二）保持興趣，（三）引起印象，（四）説服聽眾，（五）支配行為。”**於是，本書就此展開，討論征服聽眾的五個步驟。最後一章“實用的結論”，更是提供了很具操作性的50條建議，不僅針對演説家，也包括舞台演出等所有需要“征服聽眾”的工作。

**▍**演説的定義與溯源

談論現代中國的“演説”，首先須劃定邊界。福澤諭吉撰《勸學篇》，其中有一則《論提倡演説》，也像中國人那樣，從“正名”入手：“演説一語，英文叫作‘Speech’，就是集合許多人講話，即席把自己的思想傳達給他們聽的一種方法。”在福澤看來，傳統日本雖有寺院説法，但與西洋極為盛行的演説不是一回事。關鍵在於“養成當眾發表意見的風氣”，這點殊為不易。轉移到中國語境，可以這麼釐清：第一，公開地（而不是私下）談論政治議題（而不是娛樂故事）；第二，面向公眾發言（而不是獻策或進諫）；第三，基於民間立場（不同於清代的宣講《聖諭廣訓》）。

周桂笙在1905年的《新小説》上談論“其狀殆如吾國之説書”的“演説一道，最易動人”，特別提醒傳統的“説書”與新起的“演説”之間存在巨大鴻溝：“一則發表意見，就事論事，一則抱守陳腐，徒供笑謔，宗旨不同，智愚斯判。” 這裏對説書的批評不太公允，但指出演説的內核是“發表意見”，無疑是準確的。只是演説者發表的“意見”，可牽涉軍國大事，也可以是百姓的日常生活。餘楠秋《演説學概要》分演説的定義、範圍、原素等九章，介紹演説的基本原則和若干常識，其中第一章：“我們曉得，演説的工具是聲調，姿態，與辭句；但是它的目的，是要把思想由演説者的口中輸入聽眾的腦海裏，使他們不期然而然的悦服和感動，即時表現他們的同情。” 隨着諸多國外演説學著作的譯介，國人所撰相關書籍，一是書後開列大量參考書目，二是正文中不斷引經據典。如尹德華《演講術例話》為“演説下定義”，便引康奈爾大學惠南士教授、演講大師卡耐基，以及郝理士特、威克爾等著名學者的説法，論證“演講是私人談話的擴張和發展”、“演講是一種擴大和濃厚的談話”、“演講是説服聽眾的藝術”。

**本來只是一種表達意見、説服聽眾的技術手段，因崛起於晚清，被認定為啓發民眾、改良羣治的重要工具，地位因而迅速提升。**晚清啓蒙思想家宋恕雖承認“今海外民主政體及君主立憲政體之國，演説皆極發達，而皆特有演説之學以造就演説之人材”，但反對社會上將“演説”視為舶來品，理由是，此乃“唐以前之常語”，並非日本新名詞。其實名詞考辨不重要，關鍵是如何看待傳統中國公開表達個人立場乃至政治見解的缺失。

楊炳乾1928年刊行《演説學大綱》，談論為何演説在中國不成氣候，將其歸咎於：“吾國思想，在秦以前，千流萬緒，各家爭鳴，辯疑析理，講道論學，自不能不利其語言。……逮秦尚刑名，漢崇儒學，滅絕百家，而思想一；思想一，則競辯不行；競辯不行，則語言不進。”如此説來，“演説之所以盛於泰西，而衰於中國者”，關鍵在政治制度，而不是人性或文化差異。所謂“二千年來之國教，幾以緘默少文為主旨，訛繆遞傳，牢不可破”，乃東方國家亟需打破的陋習。這點日本人加藤咄堂深有同感。只不過經由明治維新，人家已經提前走了好幾步，現在輪到中國急起直追。晚清之提倡演説，不僅僅是引進一種説話的技巧，更是呼喚政治改革的風氣。因為，在時人看來，“演説者，民治之驕子，自由之寵兒。自由興而演説學與之俱興，自由滅而演説學與之俱滅”。

原北大、輔仁教授繆金源（1898—1942）為劉奇譯《演説學》作序，也有類似的看法：“我們中國的歷史上，自然也記載了許多人的説話。**但他們只是‘談話’（conversation），不是‘演説’（public speaking）；他們只是‘説’，不是‘公開的説’。**戰國時代也有縱橫捭闔的遊説家；六朝時代也有言論雋永的清談家；但不曾產生出一個Cicero，一個Lincoln。”以西塞羅或林肯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古代沒有優秀的演説家。在繆金源看來，不是修辭能力，而是以下四種因素決定的：第一、政治上的大一統；第二、學説上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三、言文分離；第四、戲劇上歌劇不如話劇表達自然。

承認“演説在中國文學史上不佔一個部門”，但説“中國人素來只講究談話，不講究演説；只長於和少數人交談，不長於在大庭廣眾中演説，所以幾千年來我們不曾產生一個偉大的演説家”，總是讓人感覺很沒面子。於是有了變通的説法：**“演説學在中國歷史上，總算是還有點成績；不過國人沒有把它深加研究，儘量的發揮，與文學一樣的看待，所以時至今日，尚不得傳。**在昔春秋時代子產的雄才善辯，實足與美國之威伯司脱相抗衡；戰國時代蘇秦張儀的合縱連橫，儘可與希臘之德謨西立司（Demosthenes）並駕齊驅。” 即便早先有過百家爭鳴的無限風光，但誰都承認，近代中國不見其流風遺韻。

為何到了晚清，中國人可以且必須一改舊俗，向西方學習演説？除了已成潮流的西學東漸，再就是現實政治的需要。呂策稱其翻譯加藤咄堂的《雄辯法》，就因為：“今秋，諮議局開幕，國人方試辯，而鮮雄於辯。予曰：辯其可無法邪？……西哲有言，天下多故，雄辯家出。然哉然哉。”諮議局裏的爭辯，畢竟是小眾；更重要的是，向廣大民眾宣講正確的思想、學説與主張。從社會改良，到戰爭動員，再到思想啓蒙以及學術普及，可供馳騁的天地極為廣闊。而要説實際效果，最明顯的，莫過於五四運動中各類羣眾演説所發揮的作用：“直到近來‘新文化運動’出現之後，才有些人對於這個上面發生興趣，把它提倡起來，研究起來，社會上也漸漸覺得它的重要的地位了。‘五四運動’的成功，一大部分歸功於口頭宣傳的力量；新劇表演，也是演説學的變相。”

1937年商務印書館推出“社會教育小叢書”，其中有呂海瀾編著的《通俗演講》。這是本小冊子，薄薄84頁，討論通俗演講與民眾教育、通俗演講的分類、通俗演講機關的組織、通俗演講員、通俗演講的計劃及場所等，不涉及個人修養，關注的是組織運營。書中最有價值的是第一章“我國通俗演講的沿革”（1—19頁），稱中國“古代已有類似通俗演講的事實”，比如從周代到清朝官府都得向民眾宣講政令；而晚清廢科舉開學堂，“對於利用演講，啓迪民智一點，尤為朝野所一致重視”。羅列過眾多晚清提倡宣講的資料，作者稱：

民國成立以後，因為要宣傳革命主義，政治主張，做除舊佈新的工作，對於通俗演講自更特別注意。民國元年一月三十日軍政府致各省陷電通飭注重演講，便可見其一斑。南北統一後，北京政府成立，蔡元培、範源濂先後長教育部，部中特設社會教育司，規定通俗演講為該司執掌之一，對於通俗演講提倡改進益見具體。北京夏期講演會，即由教育部主辦。通俗演講稿由教育部通電徵集，此為當時中央政府提倡民教，注重通俗演講的一般情形。

作者雖讚賞五四時期青年學生的憂國憂民以及借演説影響公眾，但認定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通俗教育需重整旗鼓，如“對於演講人員的甄選，演講技術的訓練，演講方法的運用與改善，均極注意”。**説白了，就是新時代的演説必須在政府掌控之內。因為，演説很有力量，但那是把雙刃劍，各政黨各階層各學派都可利用；至於執政者是鼓勵還是查禁演説，端看時代風雲及當道襟懷。**此書編者系公務員，好處是提供了不少史料，缺點則是立場保守與遊移。

**▍**分類、技術與心態

目前所見國人最早的演説學著作，當屬童益臨、高師左編《演説學講義》（1907）。此書乃新舊交替時代官方政策的產物——皇上為普及教育而設立“宣講傳習所”，而童、高二君乃宣講所教授，於是“諸生集錄其演説為演説學講義一卷”。不算序言，全書共25頁（雙面），除“發凡”及“結論”，第一章“演説學之界説”（分辨演説學與教育學、論理學之關係），第二章“演説學之歷史”（起源、成立、人物），第三章“演説學之分別”（公眾辯論法、代表辯論法），第四章“演説學之法則”（聲音、姿勢、修詞、台戒），第五章“演説學之參照”（問答、比喻、引證、反覆等），第六章“演説學之利益”（個人、國家、對外之利益）。架子是搭起來了，可在具體論述時，作者明顯缺乏現代演説學的知識及經驗。

十年後，商務印書館推出袁澤民著《演説》，才算步入正軌。此書1917年2月初版，1928年1月已刊第十一版，都是98頁，內容沒變化，只是封面改了。作者袁澤民（1881—1927）乃留日學生，曾追隨孫中山鬧革命，故認定演説大有功用：“上可以應援政府，指導政府，監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會，開通社會，改良社會。小可以結合志意之團體，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輿論，利益之處，不可勝言。” 在作者看來，“演説學一科，與二十世紀所發明之各種科學，有莫大之關係”，故圖示演説學包括——思想學、感情學、論理學、修辭學、文字學、語言學、聲音學、動作學。至於“演説之修辭法”，作者的描述過於繁瑣。談及演説學之種類，則借鑑加藤咄堂的主智、主情、主意三分法，只是進一步細化——“主智的演説學”包括學術的演説、教育的演説、報告的演説、辯護的演説、判決的演説；“主情的演説學”包括宗教的演説、道德的演説、送迎的演説、吊賀的演説；“主意的演説學”包括政治的演説、法律的演説、談判的演説。

對於演講者來説，思想、立場、學養、修辭等，那都是長期積累的結果，無法一蹴而就。**真正需要訓練且可以訓練的，主要是聲音、表情與手勢。**據曾被孫中山聘為大元帥府顧問、總統府宣傳局主任的劉成禺回憶，孫中山先生自述練習演説之法：一練姿勢，二練語氣，然後就是“聆名人演説，於某人獨到之處，簡練而揣摩之，積久，自然成為予一人之演説”。

為何如此強調聲調與姿態，那是因為演説本來就帶有表演的成分。所謂“演説”或“演講”：“演，一方面是演述，是把語言經過計劃組織地表達；一方面是表演，是態度和姿勢的表演。”這裏所説的表演，包含舞台感，首先摒棄教師口吻，因聽眾不是你的下屬，不喜歡你的“循循善誘”；其次講究“場合和方式”，所謂“‘對什麼人講什麼話’，這是一個必要的原則”。

1940年重慶生活書店刊行孟起著《怎樣演講》，與孫起孟《演講初步》（上海生活書店，1945年初版，日後有1946、1947、1948年等重印本），其實是同一本書，開本及頁數不同，但都包含引子、演講的意義、演講的訓練、怎樣“演”、怎樣“講”等五部分。作者很有演説經驗，娓娓道來，要言不煩。談及“演講的意義”，作者稱：“演講這一定名是非常確當的，因為它指出了這一種説話的方式的必不可缺少的兩部分——‘演’和‘講’。” “關於‘演’的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提出‘手勢’、‘身勢’兩項來研究；關於‘講’的這一部分，我們第一應該研究‘怎樣處理講的聲音’”。這些都還是泛泛而談，看不出什麼特異之處。下面關於面部表情及手勢的處理方式，方才顯示作者的實力：

若是人數多了，場合大了，需要演講這一方式的時候，那便不能單靠面部表情，而大大有賴於身勢、手勢。為什麼呢？假定演講者朝對幾百人、幾千人的聽眾，作一些面部表情，試問：聽眾是否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得清楚呢？

這是真正的經驗之談。在沒有攝像機及現場大屏幕的時代，稍為大型的演講，演説家的手勢，遠比面部表情重要。這也是很多演説學著作所配插圖，多重在手勢的緣故。

其實，影響演説效果的，除了聲音、姿勢，還有心態。你到底是講給誰聽，演説者須心中有數——聽眾是國務院總理還是青年大學生，説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那是假的。諸子時代的百家爭鳴與遊説諸侯獲取功名，説話口氣肯定不一樣；漢唐草創、宋代開始制度化的經筵日講，與清代地方官每月兩次舉行公開集會，給百姓宣講聖諭，也都立場迥異。採取仰視、俯視還是平視的演説心態，不僅涉及內容設計，也包括聲調與手勢。這種心態上的變化很微妙，只能自己體會，很難在通用性質的“演説學”著作體現。一般而言，書籍所傳授的“演講術”，都是針對普通大眾，採用居高臨下的姿態。不管是羣眾遊行還是鄉村集會，是學校演講還是商業營銷，其實都在努力把握羣眾心理並因勢利導。有一點值得警惕，演講的場面越大、聽眾越多、情緒越高昂，理智必定相對降低；而演講者為取得更好效果，往往是“多説情感的話，少説理智的話”。

**▍**無邊的“國事”與“有聲的文學”

**要問演説到底有多大作用，上述袁澤民“指導政府”“警醒社會”的回答很提氣。**可那是站在民間立場或知識分子角度，才會如此篤定；若是你大權在握，未必允許人家借政治演説煽動民眾。晚清思想啓蒙大潮中，如初刊1907年《益森畫報》第五期的《廝役演説》【圖2】，講述京師振懦女學堂門口一女僕演説“閲報之益”，或光緒丙午年（1906）八月《星期畫報》第2期上那則《女學傳習所開學》，講述晚清重臣端方在女學傳習所開學典禮上致辭【圖3】，這些各方都能接受。宮本外骨《明治演説史》介紹明治時代愛國志士的怒吼，以及警察廳解散演説聚會引起聽眾騷動，那些文字及圖像，對於中國讀者來説，可謂心有慼慼焉。

圖2　

圖3

**從晚清官民無礙的提倡演説，到北伐後國共兩黨分道揚鑣，演説日漸介入現實政治，難怪當權者心存疑惑。不再是傳統的“宣講”，而是表達公共意見的“Speech”，重心及立場從官府轉為民間。**這其中，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是個關鍵。演説乃孫中山的特長，也是其提倡革命、募集經費、動員羣眾的主要手段。1924年5月30日，正在廣州養病的孫中山，應上海《中國晚報》的邀約，在廣州南堤的小憩俱樂部，對着留聲機進行演講。此演講被製作成三張每分78轉的膠木唱片，其中包括兩張國語版，一張粵語版。

不僅孫中山，連他的追隨者也都格外重視演説。原因是：“民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出發廣東，其所以能處處致勝者，一部分的力量，還得要歸功於它的政治部宣傳的力量。時至今日，演説學在學校中已列為一種重要的科目，各校的演説和辯論的競賽，已經惹起社會上一般人的注意。”

同是演講集，普通讀者關心“無邊的國事”，而掌權者則希望集中在政治論述。領導每天都發表“重要指示”，宣傳部門儘可不斷印行，只要不強求一律就行。可黨務人員不這麼想。汪勵吾編著《實驗演説學》（1928），論述演説的目的、常識、方法、效用等，共57章，250頁。此書前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胡漢民題簽“理足辭工，感人者大”，後有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長陳德徵序，強調“汪生勵吾，於受黨的訓練之餘，更致力於演説”。如此排場，難免招人嫉恨。不過，黨務與演説的關係，確實值得一説。該書《自序》稱：“演説為人類今日必備之學識，其關係之重要，已為世之識者所公認。泰東西各國人民對於演説之狂熱，幾如一種流行病之不易遏止！”其中第五則“演説與革命”，專論“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與演説的關係”，堅稱“三民主義所需要的口頭宣傳者，非具有誠實、熱烈、克苦、廉潔、無畏……的精神，是不配的！”讀書後王廣蔭《跋》，方才知道此君有好幾個黨務方面的頭銜，雖位置不高，但立場十分堅定。

都知道演説不僅傳播知識，還可以發動羣眾，積聚力量，成為重要的政治鬥爭工具。推行黨化教育，追求輿論一律，拒絕不同政見的演講，成了國民政府重要的執政理念。一直到抗戰全面爆發，出於發動民眾的需要，言路逐漸放開，國人終於可以公開談論“國事”了。“我們只要想一想茶館酒樓裏貼着‘莫談國事’條子的時候是怎樣一番光景，現在鄉村角落裏都有時事演講或是宣傳隊的足跡時，又是怎樣一番光景，便可恍然了。”此前屢加限制的政治演説，這回得以自由綻放。正如孫起孟《演講初步》所説：

神聖的抗戰為我們解除了不少的束縛，在大家的不經意間，為我們衝破了説話的禁忌。許多以前想説而不能説的話，現在都説出來了。許多以前不説話的人，現在也説起話來了。抗戰帶來了説話的解放，而説話的解放對於抗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安徽省休寧縣人孫起孟（1911—2010）乃現代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因長期專注於民眾教育，擅長撰寫小冊子，孫起孟對於通俗讀物以及演講的文體很有體會。比如，在《演講初步》第五章“怎樣‘講’”中，孫起孟分三方面談論“演講和寫文章有什麼不同”：“演講詞中材料的篇幅分配比較文章要自由一些，可以不如作文那麼謹嚴”；“文章裏除掉必要的條件下，是要避免重複；演講詞裏‘重複’卻成為一個有力的工具”；“演講詞裏需要極清楚的條理，這是文章裏不一定特別着重的”。這些都是經驗之談。尤為難得的是，作者對於“演説”作為一種文體充滿自信：

作者曾在一本小冊子裏提出過“口頭作文”的主張。……“出口成章”，原是一句讚美長於文才的話；現在我們要把這句話作為寫作的一個最低的標準。“文章”在那裏做呢？“出口”便要做；而且也只有這樣做，作文才獲得一條平坦的踏實的途徑。

在孫起孟看來，演講詞之淺俗以及接近口語，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一種自覺的文體選擇。

**作為聲音的“演説”，因事先撰稿或事後整理，可作為出版物廣泛傳播。**但在一般人心目中，這印在紙上的演講稿，與那些苦心經營的“文章”/“文學”，還是有很大距離的。只是隨着各種名人演講集的刊佈，讀者“雖足不出户，而當代英豪之謦欬，彷彿可聞”；且因各稿認真經營，其“文筆皆暢茂真樸，文體則新舊兼備，並可為學文之助”。到了四十年代，任畢明著《演講術·雄辯術·談話術》時，強調文化普及“應該從大眾的耳朵着想”，若有人問“什麼是演講”，回答應該是：“廉價的宣傳品，有聲的文學，迤邐生波的流水”。並非所有的演説都能成為“有聲的文學”，也並非所有的演説都命定是“廉價的宣傳品”，高低貴賤雅俗，就看你的才華及努力方向。

**作為文體的演説，若分議題，可以是政治宣傳，也可以是批判文章；可以是課堂講義，也可以是典禮致辭。**所有這些，都可能兼及宣傳的力量與文章的魅力，就看你會不會經營。君不見，有些精彩演説，因餘音繞樑而被長久記憶，既入政治史，也入文學史。以“出口成章”為榮，提倡“有聲的文學”，這方面的經典文獻，當推朱自清初刊《小説月報》第20卷6號（1929年6月）的《説話》。

1940年，上海縱橫社刊行顧綺仲的《怎樣説話與演講》，前後各七章，冠以朱自清《説話——代序》。朱自清此文並非專為顧書而作，但借用過來，頗能道出“演説”成為“文章”的妙處。在朱自清看來，“説話”種類繁多，如演説、講解、説書、會議、談判乃至法庭受審等，而與白話文運動關係密切的“演説”，最有可能承繼五四文學革命帶來的那些“活潑的、精細的表現”。這一假設，使得朱自清談論作為一種“説話”的“演説”時底氣十足：

説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絕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説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説話。説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絕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説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

所謂“用筆如舌”，説起來容易，真要做到很難。過分追求“出口成章”，可能導致套語套式的大量使用，就像民間歌手的吟唱，有借題發揮的因素，但語料庫的儲存至關重要。有人急智/機智，説話新見不多，但很能應景。可這只是小智慧，且老是趕場，沒時間停下來閲讀與思考，説多了，説順了，也就説爛了。説話須斟酌，寫詩要推敲，作文得磨勘，所謂“人磨墨，墨也磨人”——只不過經營的方式不同而已。千萬別太迷信“我手寫我口”，好的演説，那種“行雲流水”，其實是千錘百煉的結果。

**不管你是寫後講還是講後寫，是一揮而就還是經過修訂與潤色，只要能兼及閲讀與傾聽，就是成功的“有聲的文學”。**如章太炎上海講中國文化、胡適天津説國語文學、魯迅廣州辨魏晉風度、聞一多昆明批特務暗殺等，都是兼及學問/政治與著作/文章。當然，演説而能成為好文章、好著作，除了個人才情，也需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

附記：本文的寫作，資料方面主要受益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及北京雜書館，特向以上機構致謝。

**本文原載《中國文化》2020年秋季號，篇幅所限，原文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