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鳴：從衡中狀元到北大演講網紅，年入百萬但感覺荒誕_風聞

作者注：離開衡水中學六年了，劉嘉森幾乎每天都要重複講述自己當年的輝煌——這已經成為他的工作。從這種意義上來看，他似乎從未畢業。

劉嘉森常常恍惚自己身處何處，六百多場演講下來，每場的場面都太過相似：幾百名高中學生穿着差不多的校服；學校修建成差不多的樣子；校長同一套説辭；演講結束後的交流中，學生們也會提差不多的問題，“語文怎麼學？數學怎麼學？英語怎麼學？”

在他身後的巨幅紅底立牌上，印着“衡中狀元、北大才子劉嘉森走進XX大型公益巡講”、“相信榜樣的力量”。XX是中學的名字，有時候還會加上兩個字：“逆襲”。

立牌前的劉嘉森顯得格外渺小，面前擺着一隻話筒，腦袋遮不住牌子上任何一個字。

“首席狀元公益巡講師”是劉嘉森此時的身份。

圖片劉嘉森在辦公室。李一鳴攝

“我不是衡水人，而是來自河北保定下面的一個小城市涿州。”話筒前，劉嘉森微微頓首，念出這句熟悉的開場白。幾百場巡演下來，他已經不需要低頭看稿。

台下一片寂靜——這也是劉嘉森熟悉的。

單調、重複、沉默，和劉嘉森走出的那所高中一模一樣。但不同的是，在這種場合，他擁有另外兩個醒目，且讓他更自在的名號：北大學霸、衡中狀元。這兩個閃閃發亮的標籤將他的每一週都分成截然不同的兩部分：四天在大學上學，三天在全國各地的高中趕場。

離開衡水中學六年了，劉嘉森幾乎每天都要重複講述自己當年的輝煌——這已經成為他的工作。從這種意義上來看，他似乎從未畢業。

狀元

“狀元”的身份是加註在劉嘉森身上最重要的標籤。2015年夏天，他以673分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是當年全國高考衡水中學文科狀元，河北省第二。

這個成績意味着，他可以進入中國最頂尖的高等學府，同樣意味着，他可以逃離那所高中。

高考結束不久，劉嘉森做了個夢——夢裏有台電視機，正在播放晚間新聞。藍色背景板，女播音員端坐畫面一側，屏幕下方滾動着新聞消息。這是劉嘉森看過近千遍的場景。高中前兩年他在衡水中學就讀，高三來到衡水一中，兩所學校在不同的地方，但共享同一批教師，高中每天都會組織學生觀看由學校剪輯完成的晚間新聞節目。這幾乎是衡中學生接觸外界的唯一方式。

夢裏，一句話從屏幕右側滑入，“2015年高考成績作廢，所有應屆畢業生需返回原學校復讀”。

一個冷戰，劉嘉森驚醒過來。他給幾個高中好友發去消息，才知道他們每個人都做過類似的夢。

而隨着9月份大學開學，新鮮感衝散了夢魘。更何況，劉嘉森還是一名狀元。在衡中三年，他對未來道路的展望是“考上清華北大，和了不起的人做校友”。踏進北大校門時，劉嘉森驕傲地想着，“我劉狀元先生應該當駙馬”。

現實全不是這樣。

高考後，很多同學去學車，但劉嘉森不學，他想着，自己會成為“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國家會給我配司機”。社團迎新會上，每個人要做自我介紹。他站起來就説：“我叫劉嘉森，是衡水中學文科狀元。”教室裏沉默片刻，有人帶頭鼓掌，四周傳來一些歡呼聲。

反響並沒有他想象中熱烈。幾場迎新會後，劉嘉森自覺沒趣，沒再提過“狀元”二字。他意識到，那些歡呼和起鬨的聲音，不過是因為有的人“情商高”罷了。

對於大學裏的愛情，狀元同樣抱有憧憬。按照衡中規定，劉嘉森在18歲前沒有戀愛過。剛上大學，他天真地認為，“像我這樣優秀的人，我不喜歡她們，她們也應該喜歡我”。那時，他還穿着自己初中時候的衣服，不愛洗頭。他把這樣定義為“不裝”。

他驚訝於居然會有女生追星，這在衡中是從來沒見過的。劉嘉森大一時的女友是吳亦凡的粉絲，他曾當面質問女友：“吳亦凡高考比我低幾百分，你竟然喜歡他？”

專業也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情形。上課講的是古代漢語和文學史，而不是劉嘉森所期待的寫作。他有點失望，這哪是自己心目中中文系的樣子。頂着“宇宙第一中文系”的名頭，但事實上，畢業後的方向選擇並不多。

劉嘉森曾找到班級輔導員，問自己“畢業後能不能年薪百萬”，對方直截了當地回答，“不能”。

很長時間，他依然沉浸於衡中那個世界的評價體系，在那裏，分數是一切的標準。

機器

在衡中時，劉嘉森刷過十幾萬道練習題；為考試特意練習過“右傾15度”的英語字體；每天早上要齊聲喊着“為國家奮鬥，為民族奮鬥，為自己奮鬥，我能行我一定行。”給自己打雞血。而這些似乎都隨着高考交卷的那一刻統統作廢。作為衡水中學最優秀的產品之一，他所擅長的能力是考試。曾經被劉嘉森視作噩夢的衡中，於他而言反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作為近幾年中國最著名的應試教育機器，衡中被很多人認為是“小鎮做題家”的製造機。

但劉嘉森認為自己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小鎮做題家”——他來自雙薪家庭，父親是當地科級公務員，因此“不太會受到欺負”。根據他的觀察，基本上只有小城市中的“小中產”，例如個體户、公務員，或雙薪家庭的孩子，才有機會接受衡中的淬鍊。為了進入衡中，劉嘉森一家還需要繳納2萬元的“擇校費”。

初中畢業，劉嘉森的中考成績加上初中三年成績的綜合評估，在涿州市綜合排名第四。憑藉這一身位，他拿到了衡中面試的入場券。面試在一輛轎車上進行。負責面試的老師告訴劉嘉森的母親，面試的一部分目的是篩選掉那些“成績不錯，但心理偏激”的學生。

劉嘉森的書架。李一鳴攝

劉嘉森還記得面試時的場景。當時他坐在轎車的副駕駛位，主考官在他左側。一位母親站在車外，反覆拍打着車窗，求考官再給孩子一次機會。一名少年則站在一旁，看着母親反覆折彎的腰，表情木然。

在衡中，學生們會積極擠壓自己少有的課餘時間用來學習。每三週的週六，學校會放假半天，學生可以離開學校，轉天早上再回來。劉嘉森的父母每到這時會來到衡水，陪兒子到當地賓館住一晚。而這一晚，劉嘉森會選擇通宵——因為在學校，老師們會在宿舍熄燈後巡查，防止學生私自學習。劉嘉森稱，自己為節約時間，嘗試過21天不換衣服、直到患上甲溝炎才不得不中止。學校每星期給學生一小時用來洗衣服和洗澡，而劉嘉森也選擇把這些定量的時間用來做40道小題加上8道大題——這些，都成為他日後演講內容中的勵志故事。

衡中是學校，但也像是一家企業。學生們投入時間，消耗知識，生產成績；分數則成為老師們的績效考核標準。在課堂上，有老師會直接説，“你考出好成績，我也能換輛汽車”。

清晰的利益關係讓“師生情”很難存在。劉嘉森班上的一位老師在畢業後刪除了班上所有學生的微信，以免學生們發來的消息“影響工作”。劉嘉森對自己上學期間老師的情感則僅限於“理解”。在這個“車間”裏，學生與老師被極致的理性困在一起。

外面

由於尚未踏入社會，加之學校封閉的環境，學生們所接受的理念，基本來自於他人的灌輸。而在這個世界裏，劉嘉森稱，學生們面對的是兩種價值觀的“割裂”。

在衡水中學，用以精神激勵的標語隨處可見。例如，“我傲立九天之上，恨不能萬世為王”、“提高一分，幹掉千人”等等。集體講話上，常常會聽到“只要努力就可以改變世界”。每個班級還要設置一首班歌，劉嘉森所在班的班歌是張傑的《逆戰》。

“那是種夢想式的價值觀”，劉嘉森形容。

劉嘉森的短視頻文案。李一鳴攝

相比於那些“宏大敍事”，老師為學生們講述的價值觀會現實許多。高三時，劉嘉森的班主任曾把他叫到辦公室單獨聊天，教育他“要想有錢，還是要多學知識”。

在兩種價值觀的夾擊下，劉嘉森體會到一種“荒謬感”。大二那年，他構思過一本小説——故事發生在一個國家，國民們不會説話、行動緩慢；他們像《美麗新世界》裏一樣被劃分為幾個種類，每個種類有自己專屬的顏色，所有人在睡覺之外的唯一行動就是不停地數豆子，只有數得最多的人才能獲得獎勵。故事的結局是，所有人都瘋了。

劉嘉森期待着能把這部小説完成並發表，這樣就能“引起社會注意”，“促進衡中改革，甚至讓它直接消失”。但現實沒有留給他將想法付諸行動的機會。他能做的，只有在這個系統裏儘可能爬到最高，爭取一點點的自由。

高中三年，他從第一次月考的586名一路衝到年級前幾名，這是他每次演講都必説到的“逆襲”故事。做題、考試，作為尖子生的劉嘉森在這個試煉場裏一路晉級，成為“王者”。那時的他覺得，自己一定會成為“改變歷史的人”。

直到他踏足衡中以外的世界。

高考結束後，父母帶劉嘉森去商場買手機。此前三年，劉嘉森完全沒接觸過電腦和網絡，在他的想象裏，手機都必須擁有一個鍵盤。而看到玻璃櫃台中的大屏智能機，讓他“恍如隔世”。隨後在2018年8月的一條知乎回答裏，他寫下，“世界變了，我，也變了。”

更大的震動在其後，衡中與後來劉嘉森所進入的根本是兩個世界。

填報志願時，劉嘉森沒有和許多狀元一樣，選擇與經濟和管理有關的專業。由於“當時對金錢沒有太多的認知和追求”以及“對文學的美好想象”，最終他選擇了中文系。進來後他發現，這裏和自己期待的完全不同。

幾乎每個中文系學生，最先被告知的一件事就是“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接受自己的平凡”也早已成為中文系裏的文化。一次和學長的交流中劉嘉森得知，學界泰斗季羨林最大的成就原來是“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準”。在此之前，他一直認為季羨林是“寫散文的”。

看到圖書館古籍閲覽室裏埋頭於文獻的學生，劉嘉森困惑而又羨慕。他不明白將畢生精力用於鑽研一個在外人看來微不足道的學術問題，意義究竟在哪兒。他希望能理解那些人，理解他們為什麼能在明知道這樣做無名無利的情況下，感覺到安定且幸福。

“慌了。”若干年後，他用這兩個字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

市場

最多的焦慮還是來自於物質，直接點説，就是“錢”。

劉嘉森告訴全現在，他從小就對物質較為敏感。他一直記得自己幼年時搬家到涿州城區時的場景——房子並不小，有120平米，但像樣的傢俱只有親戚們送的顯像管電視機和一套春秋椅，天花板和牆壁上的白色塗漆更讓他徒生出“家徒四壁”的感覺。

在那座小城，肯德基都算是“沐浴更衣後才能吃”的“大餐”。一直到高中畢業，他都堅信，如果“不讀書就沒飯吃”。

初中時，他第一次意識到了階層的差異。當時班上有一些“富二代”同學，因為成績好，劉嘉森常被帶着一起玩。在教育競爭格外激烈的河北省，有位“有文化”的朋友是件“有面子”的事。劉嘉森和這些富家子弟們混在一起，吃飯唱K都不用自己花錢。

但他的排名也因此從年級100名以內下滑到800多名。看到排名，劉嘉森懵了。他突然意識到，“人家再怎麼玩，還有家裏兜底。但我是沒底的”。他需要努力向上爬，爬得越高，自己就越安全。

更直觀的衝擊發生在上大學後。剛用上智能手機時，劉嘉森註冊了微信，把簽名改為了“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那時候，學生羣體正流行用知乎，上面一些關於社會問題的討論成為劉嘉森接觸真實世界的主要消息來源。在他的時間線上，經常能刷到和房價有關的消息。一次，他查了查北大附近的房屋售價，才發現原來在北京，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老舊小區裏，一間房一平米能賣到十萬元。他的老家涿州距離北京市不過兩個多小時的車程，高鐵二十餘分鐘，但北京的房價是那裏的十幾倍。

幻想着功成名就的劉嘉森意識到，按照這個房價，就連留在北京都成問題。他想趕快掙到錢，多少都行。

大一結束後，他遇見了屬於自己的“那個機會”。

2015年高考放榜後，一名已經離職正在準備做教輔圖書出版的高中老教師聯繫上劉嘉森，購買了他的高中筆記進行圖書策劃。2016年中，這位老師已經成了一家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老闆，他再次找到劉嘉森，説自己根據衡中狀元筆記製作的教輔產品“成了”，請劉嘉森幫忙到各地演講，報酬是“可以覆蓋學費和生活費”的數萬元。劉嘉森答應下來，從那個暑假開始，大一新生劉嘉森回到中學，成為了預備考生們的“嘉森學長”。

第一次演講是2016年夏天，在江西上饒德興縣（現已改為德興市）的一所中學。為了這場演講，劉嘉森提前準備了一個月，他寫了兩萬字的講稿，每日在家模擬，練習着各種手勢、語氣，演講時的抑揚頓挫。

但坐到講台上，劉嘉森還是慌了。校長叫來了整個高二年級的學生，穿着整齊劃一的校服，坐滿了整間禮堂。講稿有兩萬多字，劉嘉森全程沒有抬頭，把稿子一字不差唸了下來。第一場結束後，校長説他講得不錯，屁股都沒讓他挪，直接在上午和當天下午又為另外兩個年級安排了兩場。

獨自坐在台上，頭頂掛着歡迎他的橫幅——“劉嘉森”這三個字第一次被印得那麼大，掛得那麼高。三場演講結束，劉嘉森早已口乾舌燥，但更多的是開心，“沒想到這個事居然挺受歡迎”，這種演講原來“有市場”。在短視頻平台上隨意一搜，就能找到數十個自稱有名校背景的創作者。和劉嘉森的演講內容類似，他們會講述自己一路的“逆襲”經歷，分享自己父母成功的教育方式，告訴受眾，稱“學習會改變命運，你也可以”。

衡中狀元劉嘉森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巡講生涯。公司與他簽下了一年合約，而他要做的，就是每週按照公司安排，前往全國各地的中學演講，並在其中提到一句公司製作和銷售的教輔書籍。

雖然一年的收入還買不到學校周圍一平米的房產，但相比其他普通學生來講，劉嘉森已經滋潤了許多，也有了更多餘裕修飾自己。他到商場花三千塊錢買了件傑克瓊斯的大衣，往身上一套，從宿舍走到外面，努力用嚴肅的表情掩飾自己內心的驕傲，“還不快來看看朕的龍袍！”

劉總

現在，劉嘉森每週至少一半的時間都會穿着初中時的那件格子襯衫，但回顧剛開始巡講時，他覺得是自己物慾急速膨脹的狀態。當時，他會一口氣網購下十件衣服，不合適的就放在櫃子裏，懶得退換。

那時的他還會按照男士穿搭教學公眾號裏的攻略，為自己搭配一身正裝。文章説，西服套裝中，口袋巾與襯衫的顏色、腰帶和皮鞋的顏色必須一致。劉嘉森就按照攻略小心穿好，燙了頭髮，自信地出門，“特燒包，看上去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商人”。確實也有不少女生為之側目，但劉嘉森和她們一對眼神，看到的是對方一臉“對靈長類動物温和的笑容”。

大二、大三兩年，劉嘉森像是又回到了在衡中時擠壓時間、把效率拉滿的狀態。最多一週要演講四天，去八個不同的學校，從早講到晚。劉嘉森也真的變了，高中畢業時他“話都説不利索”，而現在，他的聲音抑揚頓挫，回答學生的一個提問，可以不停歇地講上四五分鐘。

請客吃飯、給室友買禮物的次數也多起來，同寢的朋友笑稱他為“劉總”。相對於“劉狀元”，他更喜歡這個稱呼。

他開始琢磨如何實現“從十萬到一百萬”的跨越。

大四那年，劉嘉森暫停了演講。這一年，他經一名正在做教育類創業的中文系學長介紹，進入一家投資機構。劉嘉森透露，這家機構共有約三十名有着清華北大背景、且有創業想法的學生。機構每月為他們發放五千元工資，要求是每週來公司開一次會，交流自己最新的經歷與想法。

劉嘉森心裏清楚，演講只是“販賣光環”，難聽點就是“恰爛錢”。他想找個機會，讓自己轉變方向，“站着把錢掙了”。

但劉嘉森後來發現，要想在那家機構待下去，並獲得投資人的投資，就必須讓自己絕對服從。他告訴全現在，每週例會都會有一個環節，叫做“批鬥會”，主旨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在這個環節，每個人都必須把自己的內心全部剝露出來。他記得，一位常年“律政精英”打扮的學生會幹部，在投資人的施壓下被迫在會上雙膝跪地並痛哭流涕，公開承認自己男同性戀的身份。另外，每個進入機構的學生都必須要學習打高爾夫球，投資人還會制定比賽，讓兩人“賭球”。

劉嘉森在辦公室。李一鳴攝

在這裏，他接觸到了他所期待的另一個世界。這些人裏，有跨國企業老闆的兒子，有海淀雞娃出身的創業者。但他們的焦慮與煎熬，比劉嘉森還要深上幾層。劉嘉森曾隨口問過其中一名學長“你平時喝什麼茶葉”，對方愣了一下，遲疑兩秒答道：“我平時都喝很貴的茶葉。”

五個月後，劉嘉森離開了這裏，回到公司繼續做演講。

很快，劉嘉森就要踏上下一次為期近一個月的巡講之旅。演講前，他總會陷入糾結——對於那些仍在封閉着，為高考而奮鬥的孩子們來説，究竟是否要讓他們從幻想中脱離出來，接受這世界的真相：“對於他們來講，一個核心的困境就是，他還沒有經歷過之後的人生，就要為之後的人生負責，因此他只能通過其他人的話來了解將來的人生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而劉嘉森認為，他所能做到最多也是最現實的，就是在學生提問時提醒他們，“小鎮做題家”們不一定適合基礎學科。否則，他們可能會面臨夢想的幻滅，以及尷尬的就業前景。

劉穗（化名）聽過劉嘉森的一次演講。那是2018年3月18日，她正在雲南省某縣級市的一所重點高中讀高三。校園規模不大，演講在圍着250米跑道的操場上舉行，台下坐滿了人，台上還有為了迎接劉嘉森而特意拉的橫幅。

劉穗坐在後排。對她來説，這是個高中生涯裏極為平常的日子。離着遠，台上的人看不真切，關於演講的內容她印象不深，只記得這位狀元還挺風趣幽默，講了許多自己在衡中的生活故事。她也還記得整場演講的最後一句話——當時，劉嘉森鄭重地説：“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