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毛澤東社會——目的思維與方法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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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什麼”和“如何”改變世界

在馬克思的墓碑上留有他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句特別有名的話並不是來自於某個馬克思的大部頭專著，而是來自於一篇看起來並不正式的手稿。當初寫的時候甚至只算是一個研究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心得筆記《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這個筆記只有區區2000字左右，是卡爾·馬克思於1845年春天在布魯塞爾時，寫在他的1844—1847年的筆記本中。1888年，恩格斯把它附在《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單行本中第一次發表出來，並標明瞭它寫作的時間和地點。這個提綱總共有十一條，這句名言就是最後第十一條的全部內容。

如果我們接受了馬克思的這一論斷，馬上就會面臨一個實際的後續課題：“如何改變世界？”。並且，在解決如何改變世界的問題之前，還存在一個極為關鍵的前提性問題：為什麼要改變世界？

如果沒有任何前提的話，僅僅説改變世界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存在的這個世界可觀測的範圍有930億光年，在138.2億年前從一個奇點發生大爆炸至今，它一直都在按照自己的規律改變着自己。並且，它改變自己的動作驚天動地，任何一個小小的星球碰撞都會讓人類的一切行為如同塵埃一般。

在我們的太陽系剛剛形成的5千萬年左右，那是地球形成的早期，有一顆與現在火星大小差不多的行星，被科學家們以“忒伊亞”（Theia）的名字命名，以較為傾斜的角度撞擊了地球，導致地球上較大的一塊物質以及前來撞擊的忒伊亞部分物質一起飛了出去，並圍繞地球旋轉。這些物質此後上千年時間裏逐步聚攏，就形成了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月亮。這個太陽系中的小小事件帶給我們的卻是一個如此重大的地球家園的守護神。

6500萬年前，一顆直徑區區10公里的小行星撞擊了墨西哥灣的尤卡坦半島，形成了直徑180-200公里的希克蘇魯泊隕石坑。這次撞擊被科學界普遍認為導致了統治地球達1.6億的恐龍家族以及其他大量生物滅絕。

1994年7月，人類第一次測量到了太陽系內的天體相撞事件。被分裂成21顆碎片的蘇梅克-列維9號彗星以讓人類心驚不已、毀天滅地的勢頭連續撞向木星。這次的撞擊能量達到了十幾兆億噸TNT當量，其中最大的一顆彗星碎片的撞擊能量約為6萬億噸TNT當量，相當於全球核武器當量總和的750倍，是人類曾擁有的威力最大核武器沙皇炸彈的12萬倍。它在木星撞擊後所形成的疤痕達到數萬公里，可以裝下整個地球。如果蘇梅克—列維9這樣的天體撞上地球，還有沒有生命能夠倖存也是一個未知數。

我們發現的越來越多的黑洞，其質量和毀滅能力的宏大程度更會讓人類感嘆自身是何等的渺小。中子星上1立方厘米的物質其質量就能達到1億噸。即使地球上的一次地震，也可能會是天崩地裂的結果。核武器是人類掌握的能量最大的工具了。常有人説人類儲備的核武器可以毀滅地球多少次，千萬別搞錯了，對地球來説人類這點核武器的當量連塞牙縫都不夠。核武器能毀滅的只有人類自己。

人類的力量與我們生存的世界相比實在是太渺小了，世界本身並不需要我們為它做什麼，它也實在看不起人類的這點力量能搞出多大的動靜。

我們改變世界只能是為了人類自己。

曾有國外的客人當着毛澤東的面讚揚他改變了世界，他只是平靜地説，我只是改變了北京周邊很小一些地方。

當我們沿着“改變世界“這個哲學原點出發，並走出這個原點之後，很自然地就會邏輯地推導出：”為什麼要改變世界？—— 改變世界的目的、階段性目標，”如何改變世界“——改變世界的方法論，戰略、策略、政策、路線、戰術、技術。只有當我們走出哲學的原點，才能將它變成科學，變成實用的、可操作的工程技術。一切方法都不是自洽和空洞的，它們都必須以最終結果是否能夠更好地滿足或實現目的為評價依據。方法是否能滿足或實現目的，以實現滿足目的的程度，就是所謂的價值。如果離開了這個定義的基礎，任何所謂的價值或價值觀都是荒謬的。

二、 理解“德先生”的目的與方法兩個不同路徑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著名的《新青年》雜誌，由羣益書社發行。創刊時的名字是叫《青年雜誌》，第二捲起改稱《新青年》。這本雜誌到1926年7月終刊在11年間共出9卷54號。《新青年》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宣傳倡導今天中文詞彙叫“民主”與“科學”的兩大核心理念。當時根據直接翻譯的英文名“Science”就叫“賽先生”，“Democracy”就叫“德先生”（曾被直接音譯為“德莫克拉西”）。後來根據含義採納了“科學”與“民主”的意譯詞彙。科學這個詞很自然地首先讓中國人認為是“分科而學”，民主也很自然地讓中國人認為是“人民當家作主”“為民作主”。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時《新青年》編輯部已經搬到北京，十月革命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又成了《新青年》新的主要宣傳內容。

古希臘雅典人創造了民主(democracy或demokratia)一詞。這一詞語來源於希臘語demos(即人民)和希臘語kratos(即統治)兩個詞的組合。合起來的“民主”(democratia)一詞的原意為“人民的權力”。因此，用“民主”一詞來翻譯似乎也算是很準確的。林肯對民主的表述是“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這就是所謂林肯的三民主義。它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且孫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義》中明確承認他的三民主義就是來自林肯的三民主義。

但是，如果我們要這麼來理解今天美國所説的民主，那就大錯特錯了。在今天美國等西方國家所説的民主，就是嚴格地指一種“投票產生政府權力“的政治制度。所以，美國人輸出的民主就是：通過大選產生政府最高領導人，由選舉產生的最高領導人組建內閣。如果再説更多一點嘛，就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三權分立“。

以上兩種理解的關鍵區別是什麼？

方法論理解的民主

目的論理解的民主

目的與方法的關係

只是一種方法

理解為目的

檢驗或評價的終級標準

過程本身的合法性

能否實現滿足或實現目的

簡單來説，理解民主有“目的“與”方法“兩個路徑。以中國為代表的是目的路徑，以美國為代表的是方法路徑。

如果你告訴中國人，民主就是“你只要投票了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不滿意投票結果呢？你可以上大街表達你的不滿，可以去法院打官司。那如果還是達不到最終目的呢？這個完全不予考慮。你投票了、上大街了、打官司了，這就是終極的價值。這個……如果你清楚地告訴中國人美式民主的這個準確含義，中國人會是什麼樣的反應 —— 你這都糊弄誰呢？

很多美國“學者“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是什麼“？合法當然是很重要的問題，但它的重要性能到終極標準（注意是最高級別的“終極標準”）的程度嗎？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合情、合理，最後才是合法。一切法都是人制定的，如果不合情理，法是可以改的。一旦法律制定了，它的執行必須具有嚴肅性和所有人強制遵守的性質，但建設法治只是一種維護社會正常運行，將客觀規律、一定時期內人與人之間合情合理的相互利益關係規範下來的方法。情理，才是對法律自然的、客觀的和終極的評判依據，也是制定和修改法律的依據。

僅僅一百多年前美國的黑人和婦女還沒有選舉權呢！那時讓婦女和黑人投票就是非法的。後來讓婦女和黑人投票的合法性是怎麼來的？還不是人為制定的。

投票規則是太陽系天然的規則嗎？是天賦的嗎？當然不是，全都是人類自己制定的。人為什麼要制定這樣的規則？它一定是出於服務特定的目的。如果你説它本身就是價值，它不是為任何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那它背後就一定會隱藏着其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們並不反對投票這種方法，反對的只是把投票當成評價、判斷和檢驗人類社會終級標準的觀念。

美國總統林肯也是按目的來理解民主的，但這個理解方式並不是美國文化的主流。很遺憾，林肯在美國被一個名叫布斯的精神錯亂的演員暗殺了。

三、 什麼是“毛澤東社會”

至此，我們明白了一切人類文明的問題都不外乎是兩個方面：

認識世界

改變世界

認識世界就是科學的方法：**數學與測量。要認識社會，就是以數學為基礎的“理論社會學”與“社會測量學”**兩門學科解決的問題。

改變世界，就是解決改變世界的目的，改變世界的方法，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問題。

測量是檢驗一切認識（真理、科學理論）的唯一和終級標準。

目的是檢驗一切方法的唯一和終級標準。

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是公開、明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理解了以上三點，就理解了毛澤東社會的一切奧秘。也理解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的一切奧秘。

非毛澤東社會，就是不把測量作為檢驗一切認識的唯一和終極標準；不把目的作為檢驗方法的唯一和終極標準；不公開自己的目的。

對於目的與方法的關係，以及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也是為社會制定的目的，後來的領導各自用不同的語言去持續深入地進行了闡釋。鄧小平著名的“貓論”，就是很典型的闡釋目的與方法基本關係的。簡單來説，評價貓好不好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它是能否實現抓老鼠的目的。當然了，如果有人咬文嚼字説現在大家養貓大多不是為了抓老鼠，就是因為好看，喜歡，那道理其實也是一樣的，就看你目的是什麼。如果你的目的真的只是為了好看，喜歡，那是不是好看就是評價是不是好貓的標準了，還是目的決定方法。這只是一個用很樸素的方式表達的目的與方法關係的語言。

“三個有利於”：

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

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

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這更是説一切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全部都應歸為方法性質，它們必須服務於目的。這是兩者間最基本的關係。並且具體指出目的是什麼：生產力，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個代表”：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還是強調目的：先進的生產力，先進的文化，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科學發展觀”：

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還是目的。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不忘初心。初心是什麼？為人民服務。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

只要理解了目的以及它與方法之間的關係，就理解了中國的一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自身社會狀態、外部國際環境、科技發展狀態等都會有巨大的變化，因此目的在不同的時期會表現或被分解為不同的“目標”，與時俱進。目的是通過一個又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目標的實現而實現的。不同的五年計劃或更長時期的發展計劃，雖然會被貫之以“計劃”的標籤，但如果你把它理解成計劃經濟性質的“計劃”就大錯特錯了。它的確具有某些特定工作計劃性質的東西，但這種五年計劃從本質上説是“五年發展目標”。它更大程度上是目的性質而不是方法性質。不同歷史時期領導人的表述不同，只是對目的在不同歷史時期以目標進行的落地。

為什麼我要説自1.28萬年前新仙女木事件之後，進入農業時代的人類社會可以科學地被分為“毛澤東社會”與“非毛澤東社會”？因為如果不這樣劃分的話，你根本無法科學地理解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和現在的人類社會。

人們普遍認為中美之間有“意識形態”的差異，有“價值觀”的差異。如果用這樣的概念體系，你就無法理解清楚兩者之間真正的差異是什麼。“毛澤東社會”根本就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也不是一種價值觀。它就是一種與一切科學一樣的認識世界的測量標準，以及以目的為最高評價標準，為人民服務為目的的社會。一切意識形態、價值觀在“毛澤東社會”看來都是屬於方法性質，它們與目的相比，是低一個層次的、更次要的東西。對於目的來説，只要能夠更好地實現它，並不絕對排斥任何方法。也就是並不絕對排斥任何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但卻不會把任何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當成目的，當成最高級別的東西。

所以，美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中國並沒有根本矛盾，它們也根本就沒有資格説與中國有矛盾，只不過它們可以成為方法庫的一部分。

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美國在疫情中都已經死了62萬人了怎麼還不驚醒呢？因為美國人已經投完票了啊，只要投完票了，就民主了。死多少人與是否民主沒有任何關係，你投完票了就足夠了，就已經充分享受到民主了。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什麼叫美式民主。它是“不證自明的”，不為其他任何目的，只要有它，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

有人認為，中國持續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經濟、科技持續地發展，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基礎。但從“毛澤東社會”角度可以更準確地説，實現了為人民服務的目的，這就是最高評價依據。實現了目的，就是實現了目的。合法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目的，而實現目的不是為了證明自己合法。合法性很重要，但沒有那麼壓倒一切地重要，實現終極目的才是壓倒一切的。在這個基本關係上千萬不要搞反了。

舉個簡單的例子：民主討論或爭論目的是為集結更多數人的智慧。但在美國爭論已經完全變成為爭論而爭論、為民主而民主了。一切基礎建設工程都要經歷無限延長的爭論，使得今天任何一項基礎設施建設都變得極為漫長而昂貴。凡是超過3個星期的爭論一般都是無效和無意義的，因為任何人對同一個問題在3個星期內能產生和講出來的智慧都該講完了。如果還講不出來，就表明他沒有更多智慧了，再爭論也沒用。或者屬於全新的課題，需要深入的科學研究。而美國為任何一項技術上本來沒有任何新東西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會向3年、13年甚至30年的爭論週期延展。美國也曾是世界上最頂級的“基建狂魔”，但卻被自己的民主硬生生搞成“基建蝸牛”了。為什麼？

投票了就足夠了，國家發展好不好沒關係。

按照程序爭論了就足夠了，能不能爭出好的結果沒關係。一個地鐵爭四十年才建成也沒關係。

隨便發新聞體現新聞自由就足夠了，至於是不是真實的沒關係。

自由了就足夠了，至於有沒有飯吃、能不能活下去沒關係。

樓塌了按程序表示到就可以了，請注意一定是程序壓倒一切，而不是時間壓倒一切。花獻了、蠟燭點了、哀悼的歌唱了、新聞自由地發了、該露的臉都露了……就可以了，至於人能不能救出來一點關係都沒有。

……

一旦任何方法完全失去了目的，就會越演變越荒謬。這就是當搞錯了目的與方法之間的關係之後很可能會帶來的結果。

四、為什麼目的思維如此具有先進性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結尾處説到：“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

毛澤東在1954年9月15日中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式講話的結尾處説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如果我們把目的與方法的關係擺在桌面上説清楚的話，道理其實一點都不難懂，而且似乎應該是天經地義，根本就不應該有其他理解的。但為什麼過去對這個問題如此“理解不清”呢？原因只能是：不是因為道理本身有多複雜，而是因為不願把這個道理講清楚，甚至是要刻意掩蓋這個道理。

人類的一切目的都是來自於人自身的需求，但是，不同人的需求之間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説個極端點的案例，軍事對抗的雙方，一方的作戰目的就消滅另一方。他的作戰計劃或作戰意圖能夠透露給敵對的另一方嗎？當然不能。所以要儘可能隱藏其目的。只要目的是矛盾大於統一的，就不好公開。如果目的是矛盾的，那怎麼讓目的不一致的大眾接受呢？這就得找個其他的，讓人必須得接受的説法或説詞。所以，我們在人類社會歷史文化中見到太多的這類説法：

這是神的旨意、主的旨意

這是上天的安排

這是上帝應許的

這是命運的安排

這是為了天皇

這是天賦的權力

這是不證自明的

這樣做可以進天堂

……

  中國古人的解決方法有所不同，它設定的是道義、仁義、道統、孝道、忠君等等

以上是從正面來説。如果從負面來説：

這是邪惡的

這是要受懲罰的

這是不合法的

   這是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

……

人類社會最初只是通過親緣關係形成的村落或遊牧的社羣。更大社會的形成往往是通過暴力，這個過程中不同人羣的目的顯然是不一致甚至對立的。但是，如果要形成穩定的城邦或國家，就不能僅僅依靠暴力，而必須依靠一定的文化去抵消不同人羣目的上的矛盾甚至對立。這種文化只能是通過掩蓋目的，以及目的與方法之間的關係來實現的。通過固化等級觀念，使得不同人羣目的實現的長期不統一在相應的社會得到合理化。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在世界上見到種姓制度，等級制度等留下的遺痕。甚至公開的、明確的、法律上的奴隸制度和等級制度被消除也就是近百年間的事情。

但是，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簡單的掩蓋目的可能並不一定足夠説服人。因此，這種“掩蓋目的”就不斷地發展並越來越精緻。例如，通過理論甚至數學公式來給出證明。這就是西方經濟學的核心功能之一。亞當·斯密的一句話對他被奉為神明起到極大作用：

“每個人都試圖用應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來説，他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達到另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於追逐他個人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

這就是所謂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並且，證明看不見的手可以自動地實現帕累托最優就成了經濟學的核心使命。所謂帕累托最優，比亞當·斯密表達的看不見的手還要極端。亞當·斯密只是説看不見的手“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但帕累托最優理論是説這不僅是“更大“，而且是“最優”。不是“經常促進”，而是“一定會促進到最優”。但是，這種理論證明是不允許通過經濟測量在現實生活中進行檢驗的。他的理論本身的數學公式證明過程非常優美就足夠了。

我的**《科學經濟學原理》**一書就是要證明：一切科學的規律，如果它真是客觀規律的話，都不可能是自動符合人類目的和利益的。一切客觀規律可能符合人類的利益，也可能不符合（有負作用）。西方經濟學就把這不符合的稱為“外部性”。這就是説，本來無形之手是一定會實現帕累托最優的，但因為有“外部性”，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也可以有解釋”。對外部性是否存在，西方經濟學界一直有很多奇怪的爭論。其實，一切規律要符合人類的利益，同時又不能有負作用，必須得經過人類去主動進行“開發”。你只要經歷過任何產品的開發過程就明白了。哪有只要是個汽車就一定符合人類福利的？無形之手真的在很多時候可以極大促進社會效益，可有些時候不僅不能，甚至對社會產生極大的危害和破壞。沒有任何可以自動實現人類福利的規律。

把民主、自由、人權等等作為一種價值觀，一種意識形態，同樣是一種精緻的“掩蓋目的”。

如果一個社會不僅把目的完全公開，並且是作為核心理念，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他一定要解決人與人之間利益的不一致問題，從而這種公開的、明確的目的才能為社會大眾所接受。

明確目的是有很大好處的：

目標管理是高效企業管理中的最先進的管理方法之一。

目的思維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創造性思維方法。因為明確了目的，就可以不受具體方法的制約，去創造各種新的能夠實現目的的方法。有一個反對這一點的理由是“為了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嗎？”這個觀念是完全錯誤的。目的思維為了目的要儘可能地選擇和創造更多的手段，從而可以從中選擇到效果儘可能大，效益儘可能好，負作用儘可能小的方法和手段。方法和手段是服務於目的，而不能反過來。

什麼樣的目的才能為整個社會所接受呢？當然就是使全社會利益更大化的目的。如果不公開目的，卻製造出一大堆掩蓋目的性質的説詞，那就只能是為了社會中的部分甚至少部分人利益更大化。

能夠讓全社會利益更大化的，最終也很有可能有利於任何部分人利益的更大化。因為更多人富裕，會創造出更多的市場，更多的科技。在過去，就算一個大地主擁有其他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人的財富，他也享受不到今天我們這樣的汽車、飛機、高鐵、智能手機等科技生活。當然，我們也同樣要説這不是一定能自動實現的，而是要靠我們自己有目的，有意識地主動去開發利用才能實現。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也是分為目的和方法兩個層面。過去之所以一直不能真正從理論上理解清楚馬克思的理論與當代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就是因為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馬克思的理論之特殊之處，就在於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公開聲明自已的目的就是要為廣大的民眾——工人階級服務的。其社會主義的方法體系被認為是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等方面。這個目的思維的理論體系在中國首先被發展為工農聯盟，因為當時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民是佔主導的。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人民服務”的觀念使其擁有了最廣泛的擴展框架。在改革開放後，在政治上又明確將幾乎所有守法的公民全都列入“人民”的範疇。

      其方法體系是服務於目的的。要更好地服務於目的，必須要通過學習和創新獲得儘可多的更有效的方法。因此，目的思維必然帶來的就是方法論上的“改革型文明”。改革並不是因為某個階段存在問題就需要改革，而是目的思維必然要求將改革作為一項永續的工作。社會現狀在不斷發展變化，科技在不斷髮生變化，因此在不同歷史時期必然要求是在繼承以往基礎上持續地學習與創新。

實現目的，不是靠任何命中註定的東西，不是靠任何制度優越性的證明，而是靠對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對客觀規律的開發利用，靠自己的勞動幹出來的。

理解了毛澤東社會，就理解了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世界、今天和未來的人類社會。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