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中的歷史問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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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中的歷史問題

宋自振 乾乾文史 5月31日

歷史小説、歷史劇當如何呈現歷史，其中可作怎樣的改編，並不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大體上，一些明確有定論的事情不適宜改動，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拍影視劇不能拍成1945年成立；一些史上無定論，或無記載的事情，則不妨加進編劇的想象，有些想象甚至可以起到突顯人物形象或是讓人們更好地理解歷史事件。此外，歷史上一些小人物留下紀錄不多，在影視劇中將數人合併為一人，或是憑空設想一個人物，也不是不可以，畢竟歷史劇不同於歷史紀錄片。此外，與歷史小説不同，因歷史影視劇是一種視聽化藝術，因此在給觀眾營造歷史氛圍方面，應有更高的要求。《覺醒年代》以非常生活化的畫面來呈現新文化運動到中共建黨的歷程，使歷史人物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呈現在觀眾面前，而非作為教科書式的角色形象，此其長處。但歷史真實度中的問題，卻是其短板。

一、陳獨秀與李大釗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

（一）對陳獨秀、李大釗儒學觀的新誤解

《覺醒年代》力圖重塑新文化運動的主導者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對傳統文化及儒學的態度。其實過去的很多歷史解釋將陳獨秀、李大釗等解釋成徹底的反傳統主義、反儒學主義者，自然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但如今《覺醒年代》中的陳獨秀與李大釗又突然變成了儒學信徒一般，卻也偏離真實的歷史。如第41集陳獨秀與維經斯基見面，首先談的是陳獨秀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是陳獨秀在維經斯基面前澄清外界對陳獨秀反孔教的“誤解”。又如第42集陳獨秀與毛澤東會面，談的是自己也想上曲阜給孔子上香；雖然陳獨秀並不完全排斥孔子，但説他會專門上曲阜給孔子上香，則是對陳獨秀個人思想與行為天大的誤解。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對儒學的態度，可見其1916年12月1日《再答常乃惪（古文與孔教）》一封信：

孔學優點，僕未嘗不服膺，惟自漢武以來，學尚一尊，百家廢黜，吾族聰明，因之錮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説階級綱常之倫理，封鎖神州。斯二者，於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顯相背馳，不於根本上詞而闢之，則人智不張，國力浸削，吾恐其敝將只有孔子而無中國也。即以國粹論，舊説九流並美，倘尚一尊，不獨神州學術，不放光輝，即孔學亦以獨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1]

又可見1918年《隨感錄·陰陽家》：

吾人不滿於儒家者，以其分別男女尊卑過甚，不合於現代社會之生活也。然其説平實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從，倘系施者自動的行為，在今世雖非善制，亦非惡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説最為害於中國者，非儒家乃陰陽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陰陽家之假託也。）一變而為海上方士……[2]

大略言之，陳獨秀之反孔教，一是為學術思想自由計，反對獨尊儒術，特別是反對北洋政府當時以孔教為國教的行為；二是為人人平等計，反對其不合於現代生活的綱常倫理、尊卑等級觀念。但劇中在談陳獨秀對儒學的態度時，卻並沒有將這兩點指出來（第二點只有少量提及），只是空泛地表達陳獨秀對孔子的敬意，其實就把陳獨秀反孔教是要追求學術思想自由獨立、人人平等這兩點給閹割掉了，變成了給當下的傳統文化復興唱讚歌。

此外劇中還有李大釗在韓昌黎祠大談要尊重傳統文化的話，此部分內容全是編劇創造出來的（雖説影視劇可以有合理的編造）。李大釗在五峯韓昌黎祠的事情，可見其所著《五峯遊記》一文[3]，這篇遊記並未提及對“傳統文化”的敬意，倒是講了紀念灤州新軍反清起義、被日軍殺害的五名鐵路警察，也提及綁票的土匪，鄉村賭局“花會”等。《覺醒年代》刻意在此提及李大釗對傳統文化的敬意，可謂是見縫插針地為“傳統文化復興”打廣告。

（二）錢玄同廢除漢字觀及陳獨秀等人的態度

劇中講到錢玄同在演講中主張廢除漢字並代之以Esperanto（世界語），但陳獨秀站出來表示反對廢除漢字。此處也是要展現陳獨秀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尊重。但事實上，當時漢字拉丁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流認識，陳獨秀也認為漢字最終會被淘汰。如陳獨秀在1916年9月1日答沈慎乃的信中稱：“且居恆以為欲圖國民知識之發展，宜改用羅馬字母，創造新文，必如此始獲收語言完全統一之效，國民教育，方易普及。”[4]

至於採用世界語的問題，陳獨秀亦極為贊成，如其1917年答錢玄同的信中稱：“世界語猶吾之國語……至於中小學校，以世界語代英語，僕亦極端贊成。吾國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理想，當使歐美人震驚失措。”[5]陳獨秀在漢字拉丁化問題上不僅如此主張，而且也是踐行者，如1927、1928年時他作有《中國拼音文字草案》[6]。至陳獨秀晚年亦未改變此看法，甚至他在創作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時，認為自己此書中的識字法有如此功效：“中國在拼音文字未行以前，識文字善教育之道，舍此無他途。”[7]實際上漢字拉丁化或其他拼音化運動，均有一個目的，即在社會上推動掃盲，便於教育與文化向下層社會普及。畢竟在當時的教育與生活條件下，並不可能讓普通勞動者及其子女花幾年工夫去熟通常用漢字。而促進文字在下層社會的普及，又有着藉此而文化昌明，以實現中國復興的目的在。

在今天倡導傳統文化的大局面下，“漢字”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而漢字拉丁化運動則成了一種毀壞中華傳統文化的罪過。所以劇裏以陳獨秀之口説出反對漢字拉丁化的主張，其實是代表編劇的意思，要捍衞漢字，捍衞中國文化，但並不能代表陳獨秀當時的想法。

二、對歷史人物政治立場的誤解

（一）陳獨秀對南方政府的態度問題

在39集中，有一小片段展現陳獨秀對南方軍政府和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黨抱有好感。但這也不是歷史事實，在1923年第三國際要求作出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前，陳獨秀對南方政府和國民黨並沒有那麼大的好感，如其《南北一致》一文雲：

人人都説南北意見不能一致，其實不然。請看陳樹藩在陝西提倡種煙，唐克明也在鄂西照辦。北方某軍駐京的機關，和某族長某司令部，都為包販鴉片發了橫財，雲貴軍隊也全靠這宗生意才有兵餉。這豈不是南北一致嗎？再看護法軍不提護法的事；國防軍不肯擔任國及的事；這豈不是南北一致嗎？[8]

很明顯，陳獨秀將南北政府均視作軍閥政府，並無偏向哪一方。

關於南北對立問題的解決，陳獨秀在1919年即認為應“剷除這南北軍閥的特殊勢力”[9]。

甚至到1922年時，陳獨秀仍不喜歡國民黨和孫中山，因此他在給吳延康的信中稱；“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並稱：“國民黨孫逸先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10]

電視劇這樣安排，大概是受了當下歷史教材革命“道統”的影響，以後來的歷史發展情況而給前面的某派政治勢力樹正統，由於後來孫中山支持了國共合作，就認為孫中山一直代表着中國民主革命的一條主線，孫中山參與下的南方政府相對而言代表革命或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一方，北洋政府代表保守與反動的“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所以歷史人物陳獨秀在劇中就只能為這種歷史敍事脈絡而放棄自己的立場了。

（二）陳延年的戀愛問題

未曾聽聞持不婚主義立場的陳延年曾戀愛過。當然歷史劇為豐富一個人的形象而在這方面加以改編並非完全不可取，但劇中的問題出在其他方面，即在陳延年與柳眉的戀愛設定中有父權主義色彩。劇中的柳眉為大資本家的女兒，因喜歡上陳延年而去了北京中法學校讀書，期間參與五四運動和工學互助社。從活動上看，柳眉參加的都是激進政治活動，但她參加這些活動不是因為自身認同這些活動或主張，而是因為自己喜歡陳延年，而陳延年喜歡從事這些活動。顯然這裏缺乏柳眉的個人覺醒，回到上海後她最終沒有和陳延年走在一起，於是柳眉就回到了自己的布爾喬亞家庭。裏面給陳延年的“戀愛”加了這麼多戲，但結果還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男女關係。

劇中父權與國家之間的密切關係也得到很好的呈現，如柳眉問：“你願意怎麼奮鬥？”劇中的陳延年乾癟地回答：“我願意為了國家而獻身。”其中沒有思想的交鋒與衝突，只是一個小女人無法理解為國家幹大事的男人，而這個幹大事的男人，不願兒女情長拖累自己而已。

（三）《新青年》新封面的問題

劇中42集提到陳獨秀在上海時出《新青年》用了新的封面，並稱此圖的含義是“中、俄兩黨親切握手，但不是擁抱”。第41集講到陳獨秀與維經斯基見面時，陳獨秀解釋不與對方擁抱的理由時稱：“之後要成立的中國黨與俄國黨可以是結盟的關係，但不可以是合體的關係。”也就是説，劇中將此圖解釋為陳獨秀使用此圖，是表明中國黨與俄國黨是合作或結盟的關係，但不是“合併”的關係，是在強調中國黨的獨立性。但編劇大概沒有了解這圖片的來源，這個圖片來自美國社會黨的標誌，石川禎浩稱：“在魏金斯基前半生中，移民北美時期（1913—1918年）曾加入過美國社會黨……陳獨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與魏金斯基接觸後，把雜誌的封面改成了美國社會黨的黨徽圖案，考慮到魏金斯基和美國社會黨的關係，其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11]

也就是説《新青年》用了美國社會黨的標誌，與魏金斯基曾參加美國社會黨有關。且如美國社會黨標誌上的文字所言，這標誌的意思是“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劇中之所以不指明此標誌的真實來歷，與劇中要表達的民族主義思想有關。

三、歷史情景的偏離

（一）《共產黨宣言》的版本問題

陳獨秀朗讀《共產黨宣言》用的竟是今天中央編譯局的譯本，但陳望道譯本顯然並不難獲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4002f-cwd.htm）

（二）國外人名的翻譯問題

劇中人名的翻譯多依據現在的譯名來，但當時對於一些人物的譯名並不統一，如馬克思會譯成馬格斯，恩格斯會譯成安格爾斯、昂格斯，列寧會譯成藍寧、裏寧，托洛茨基會譯成杜洛斯基等。當然這是當下很多歷史劇都有的問題。

（三）《國際歌》翻譯問題

這畫面中的《國際歌》歌詞是現在的通行譯本，1962年才正式形成。最早在中文界流傳的《國際歌》中文譯本是由瞿秋白翻譯的，且1923年才公開發表。[12]也就是説，在1920、1921年時，尚無《國際歌》中譯版，所以劇中出現《國際歌》歌詞的中文本偏離史實。

（四）關於“中華民族的振興”

劇中數處出現“中華民族之振興”、“中華民族的覺醒”這樣的話語。當時陳獨秀等人當然是很重視中國獨立的，但劇中有些地方的台詞太跳了，如43集稱“它首先是全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是全體中國人民的覺醒，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這其實不過是套用現在黨章中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説法，但在建黨時肯定是不會有這樣的提法的，而且即使有這麼多意義，也是後來的總結，而不太可能是當時的預見。畢竟當時國內黨派林立，很多人結黨、入黨，也未必能想到後來會有怎樣大的發展，更不至於當時就確立那麼多“開天闢地”的意義。此外，目前所見的一大綱領與宣言兩份文件均未提到“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二大宣言中多處提到“中國人民”，也只是提“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沒有涉及到“振興”“覺醒”等概念。畢竟到二大時確立的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進而實現“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並最終“解放全世界”。而一大時及一大前，對於這些更現實的問題還缺乏思考。

除以上問題外，還有一些問題限制了此劇的深度，如涉及李大釗與胡適的爭論時，兩人都在空論俄國道路好還是美國道路好，但至於俄國道路為什麼好，劇中沒有很好呈現出來。其他如魏金斯基來華的細節，也與歷史情況不合。總體上講，這些問題有的是以今天的話語代入當時所導致的，於是在劇中出現了很多後來才會出現的觀點、事物；有的是由於受到當下意識形態的影響，受到一種單一線性史觀的影響而改造歷史。當然，凡歷史劇、歷史小説等，都會受到“當下”社會意識及創作者自己的個人意識的影響，這種歷史文藝作品的創作會比歷史學研究有更強的抒發創作者感情與認識的動機，但還是應盡力做到不以今代古。“宣傳任務”恐怕是對此劇最大的損害。

[1]陳獨秀：《再答常乃惪（古文與孔教）》，《新青年》第二卷第四號，《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冊第273頁。

[2]陳獨秀：《隨感錄·陰陽家》，《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冊第421頁。

[3]《李大釗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三卷第8—10頁。

[4]陳獨秀：《答沈慎乃（國語）》，原載《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

[5]陳獨秀：《答錢玄同（世界語）》，《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一卷，第355頁。原載《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

[6]此稿目前下落不明。

[7]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自序》，《陳獨秀著作選編》，第六卷第147頁。

[8]陳獨秀：《南北一致》，《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70頁。

[9]陳獨秀：《為什麼要南北分立？——南北人民分立呢？還是南北特殊勢力分立呢？》，《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63頁。

[10]陳獨秀：《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反對共產黨及青年團加入國民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435頁。

[11][日]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第103頁。

[12]宋士鋒：《““國際歌"中文譯配版權屬瞿秋白在中國最早公開唱”》，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5/0413/c22219-268348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