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特大城市存在為數不少的“傀儡律所”? | 文化縱橫_風聞

✪ 劉思達 | 多倫多大學

【導讀】近日，因收養少女身陷“性侵門”的律師鮑毓明借炮轟羅翔重歸公眾視野，並收穫大批粉絲。輿論驚詫之時，律師行業的一些從業亂象也引發關注。本文指出，中國存在一個四分五裂的法律服務市場，其市場割據狀況之嚴重，在世界各國法律職業的發展史上都實屬罕見。

作者分析了中國律師職業割據化的歷史經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律師業迎來複興，在整個行業私有化的過程中，國辦所與合作所改制重組，體制內律師紛紛下海，新律師不斷湧入，原本規劃的領域分工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變得非常激烈，由對外經貿需求催生出的“傀儡所”更席捲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掛牌、壟斷亂象屢見不鮮。而官方的清理整頓反而加劇了私有化進程，一定程度助長了律師服務市場“無照經營”的狀況。作者指出，高度割據的法律服務市場背後，不僅是細分的市場服務需求，更是被行政化切割的國家管理體系。儘管人們寄希望於律師興則法治興、法治興則國家興，儘管法律職業共同體仍是理想之夢，但在現實考驗下，中國律師業將走向何方，未來30年又是怎樣的圖景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原題為“中國法律職業30年”，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法律職業30年

**中國法律職業的歷史是一部短暫的割據史。**在帝國時代的兩千年裏，並不存在任何被國家認可的正式法律職業，“全能型衙門”承擔了包括司法在內的多數社會治理職能，唯一見諸史料的法律專業人員是被稱為“刀筆吏”的幕僚和為百姓寫訟詞的訟師，但這個行當從未形成高度組織化並具備複雜專業技能的職業，反而因挑詞架訟而常被人們譏為“訟棍”。到了民國年間，現代意義上的法律職業才開始在中國出現，但這些受了西式法律教育的從業者大多集中於少數幾個大城市，在不斷的戰亂與紛爭中，他們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影響和改造十分有限。在建國後的前十年裏，中國律師業經歷了一系列改造與重建，但1957年的反右運動終於將這一尚處於襁褓之中的新興職業徹底打成右派，而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將公檢法機關一併砸爛，直到文革結束，“律師”這個字眼都沒有在中國的法律版圖上再次出現。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引發了中國法律制度的一次根本性轉變，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讓中國領導人深刻意識到法律對於維護社會穩定與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歷時30年的法制建設運動，這場運動不僅帶來數以萬計的立法性文件與司法體制的種種細微改變，更催生了一個四分五裂的法律服務市場。這個市場上不僅有十幾萬律師，更有數量一度超過律師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隨着對外貿易發展而大量湧入的外國律師事務所，國企內部與律師分立的企業法律顧問，知識產權領域的專利代理人、商標代理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的法律諮詢公司和調查公司，農村地區為當地百姓打抱不平的“赤腳律師”，以及諸多來無影去無蹤的“黑律師”和“法律愛好者”。這些法律職業之間有的相安無事，有的激烈競爭，還有的在長期互動中形成了微妙的共生關係，而如此嚴重的市場割據狀況，在世界各國法律職業的發展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1980年代：復興時代

要真正理解中國法律職業的割據史，必須從1980年談起。在這一年發生了兩件大事：《律師暫行條例》的頒佈和對“四人幫”的審判。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律師暫行條例》，正式開始重建銷聲匿跡20多年的律師制度。這部從1982年起實施到1997年《律師法》頒佈實施止，“暫行”了15年的《條例》將律師的性質界定為“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而律師的工作機構也並不是如今人們所熟知的律師事務所，而是沿襲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叫法，稱為“法律顧問處”，是隸屬於各級司法行政機關的事業單位，主要為同級別的國家機關、企業及本轄區內的個人提供法律服務。

與此同時，舉世矚目的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也在1980年11月20日正式開庭，在這次歷時兩個多月的審判過程中，十名律師作為文革主犯的辯護人出現在特別法庭上。這次審判對中國律師業的重建意義極為重大。一方面，它具有明顯的符號化意義，即向全世界宣告，在中國的訴訟程序中，即使是罪大惡極的被告人，也有權得到律師辯護；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中國律師在全國人民面前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和“四人幫”等文革主犯聯繫在一起的，這很可能加強了律師在老百姓心目中“為壞人辯護”的負面形象。但無論如何，就在這樣一次被稱為“特別辯護”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中國律師業恢復了。

**律師業恢復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律師從哪裏來。**那些20世紀50年代的老律師，由於在“反右”和文革期間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很少有人願意重歸這個新生的法律職業。而另一方面，我國的法學教育在文革期間也幾乎完全停滯，雖然建國初期的“五院四系”在改革開放初期得到恢復，但大專院校培養出的法律專業人才總量依然十分有限，而且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進入律師業。**因此，在1988年律師業改制之前，我國律師的總人數只有不到3萬人。**絕大多數律師的業務範圍侷限於刑事辯護和婚姻家庭案件，還包括一些為國營、集體企業提供的法律顧問業務。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對於法律服務的需求卻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普法”運動的展開而迅速增長，到了1980年代中期，律師的數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這些需求，在法律服務市場上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真空地帶。

正是在這個真空地帶裏，形形色色的法律職業紛紛出現了。為了滿足社會各個層面的法律服務需求，從1980年代中期起，司法部和其他一些中央部委都開始設置各種與法律服務相關的職業。例如，在基層的鄉鎮和街道，出現了一種依附於當地的司法所──為本地民眾提供法律服務的職業羣體，**司法部於1987年頒佈了《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將這一羣體確立為一個正式的法律職業，稱為“鄉鎮法律工作者”。**與此同時，在企業法律服務方面，**國家經委也開始在國營企業內部大力培養法律人才，借鑑前蘇聯和東歐的“雙軌制”模式，將“企業法律顧問”設為一個與律師分立的法律職業，具有企業內部的職稱和獨立的執業資格。**在涉外法律服務方面，雖然在1980年代幾乎沒有中國律師事務所有能力承擔投資、併購等高端涉外法律業務，但隨着外商投資的增長，一些外國律師事務所也開始進入中國市場，雖然這些外國律師數量有限，而且不被允許在中國大陸設立辦事機構，更不允許聘用中國律師，但他們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前十年裏卻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990年代：改制時代

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法律職業的圖景已經不再是律師的一枝獨秀，而是出現了多個法律職業並存的狀況。鄉鎮法律工作者的數量在這一時期迅速增長到8萬人左右，是律師數量的兩倍以上，在全國各地的城市和鄉村佔據了法律服務市場的大半壁江山。而在國家體改委的主導下，各大部委紛紛出台了關於本系統企業法律顧問的管理辦法，使企業法律顧問工作也呈現出一片蓬勃發展的景象。此外，隨着對外交流的不斷加強，律師業“吃皇糧”的國辦所體制已經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尤其是無法贏得來華的外國投資者的信任。因此，從1988年起，中國律師業開始了一個長達十幾年的私有化過程，這個過程的首要目的在於獲得全球合法性，也就是向外國政府和投資者顯示，中國有一個相對獨立於黨和政府控制的現代法律職業。

1988～1989年，在北京、深圳等幾個大城市出現了合作制律師事務所，這些事務所並非由國家出資，而是遵循“兩不四自”的原則（即不佔行政編制、不靠財政經費，自收自支、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由所內律師出資設立，以該律師事務所的全部資產對其債務承擔責任。在當時的特定政治歷史環境下，第一批加入合作所的律師都採取了“停薪留職”的方式。這些鼓足勇氣“下海”的律師們很快嚐到了市場的甜頭，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數量都開始大幅增長，律師業務的類型也變得多樣化，除了傳統的訴訟業務之外，金融證券、房地產、投資、併購、仲裁、知識產權等新興業務也逐漸開始出現，證券律師甚至一度被作為一種特殊的專業資格而存在。**到了1990年代中期，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大多數國辦所與合作所都開始進行改制，重組為看似與國外律師事務所一樣由所內全體合夥人對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合夥制律師事務所。**而在國外十分普遍的律師個人執業，卻並未得到司法部的認可，這就意味着中國律師的合夥並非出於律師自願，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強制性合夥。

**中國律師業的私有化引發了許多後果，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律師的數量迅速增長，**到2000年，中國律師的總人數已經達到12萬，與鄉鎮法律工作者的總人數基本持平。而更重要的一個後果，則是律師被從國家的司法體制中剝離出來，絕大多數律師不能再高枕無憂地“吃皇糧”了，**為了滿足生存的基本需要，他們必須面向社會各個階層尋求業務發展，包括基層的鄉鎮街道。**而另一方面，鄉鎮法律工作者的工作範圍在這一時期也已經遠遠超出了鄉鎮和街道，並在司法行政機關的支持下擴展到省、市、縣等各個行政級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律師業的脱鈎改制事實上形成了一次對鄉鎮法律工作者“勢力範圍”的大規模入侵，兩個法律職業之間的競爭變得非常激烈。**在2000年，司法部頒佈了兩個新的部委規章，將鄉鎮法律工作者的名稱正式改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

事實上，1990年代是我國基層法律服務發展的黃金時代。在全國的絕大多數城市和鄉村，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人數都遠遠超過了律師人數，即使在律師業最發達的北京，律師的人數也只是在2000年才首次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人數持平。在這一時期，基層法律服務產生了許多五花八門的新形式，如“法律事務所”“掛牌所”“社會所”和“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是指法律服務所被無條件地允許掛與“律師事務所”僅一字之差的“法律事務所”的牌子，“掛牌所”則是指法律服務所裏只要有一個人取得了律師資格，整個服務所就可以掛“律師事務所”的牌子，這兩種形式的出現極大地模糊了“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的界限，在實踐中造成了許多混亂。

“社會所”是指那些並不依附於某個鄉鎮、街道，而是類似於合夥制律師事務所的面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則是“社會所”的一種特殊形式，在有些地方也被稱為“直管所”，它們直接隸屬於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從司法部、省司法廳、市司法局到區縣司法局，一度都上行下效地成立了自己的“法律服務中心”，**而除了司法部直屬的“中國法律事務中心”是律師事務所之外，絕大部分“法律服務中心”都是沒有律師參與的法律服務所，其工作人員大多是司法局和公檢法機關的離退休幹部。**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時期的基層法律服務已經成為司法行政機關的“自留地”，讓許多沒有公檢法背景的律師怨聲載道。

與此同時，在法律服務市場的另一端，**司法部於1992年頒佈了《關於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境內設立辦事處的暫行規定》，正式允許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辦事處”。**同年，8家香港所和4家歐美所在北京、上海和廣州設立了辦事處，此後，各大外國律師事務所的駐華辦事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到了2002年，已經有96家外國所和37家香港所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設立了辦事處，其中半數以上的外國所來自英美兩國。但這些駐華辦事處並不等同於外國律師事務所在其他國家的分所，因為根據司法部的規定，他們不得“代理中國法律事務”，“向當事人解釋中國法律”或者“聘用中國律師”。而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初期，中國律師業的改制才剛剛開始，還沒有任何國內律師事務所有能力獨立承擔投資、併購、金融證券等高端涉外法律業務，**於是，在涉外法律服務市場上就出現了一種“外國所幹活、中國所簽字”的奇特現象，**第一批中國本土的涉外律師事務所幾乎都成了外國所的“橡皮圖章”。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隨着一些在國外學習、工作多年的中國律師的“海歸”，幾個頂尖的國內所開始具備了承擔部分涉外法律業務的能力（如盡職調查、起草法律意見等），外國所與一些國內所之間的合作也漸漸轉變為實質性的合作。

企業法律顧問制度在1990年代也得到了明顯的加強。1993年國家經貿委成立，1994年國務院正式授權這個在整個1990年代最為強勢的國家部委管理企業法律顧問。1997年5月，經貿委頒佈實施了《企業法律顧問管理辦法》，正式確立了企業法律顧問的執業資格和註冊辦法，並開始對這一職業實行全國統一的資格考試。**這些舉措大大提高了企業法律顧問的職業化程度，也進一步強化了企業法律服務與社會法律服務之間的割據狀況。**到2004年左右，國有企業內部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員已經超過了10萬人，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具備企業法律顧問資格，有些還同時具備律師資格。在實踐中，律師與企業法律顧問之間基本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勞動分工，即企業法律顧問負責處理其所在的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日常法律事務，而律師則代理這些大企業的大型訴訟或非訴項目，並擔任那些沒有法律專業部門的企業的法律顧問工作。

**除了基層、涉外和企業法律服務之外，另一個在1990年代開始興起的法律服務領域是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代理和商標代理。**雖然早在1982年和1984年全國人大就已經分別頒佈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法》和《專利法》，但知識產權代理機構的發展軌跡與律師事務所有些類似，在1980年代一直隸屬於各專利局、工商局以及其他國家機關和研究機構，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出現市場化的專利事務所和商標事務所。1992年2月和1993年4月，國家專利局根據《專利代理條例》的規定重新登記了兩批共230個專利代理機構。國家工商總局也從1990年起開始試點建立商標事務所，到2003年為止，我國的專利代理機構數量已經增加到530個，專利代理人約3700人，商標代理機構的數量也達到了約840個。這些代理機構的工作範圍不僅包括辦理專利和商標的申請、註冊、轉讓、許可等方面，也涉及與知識產權相關的訴訟代理，這就與律師事務所形成了一定的競爭關係，這在涉外專利與商標事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在1990年代中後期，北京的幾個涉外知識產權代理公司的年收入甚至一度接近了北京律師業年收入的總和。**雖然律師事務所也被允許從事知識產權業務，**但在實踐中，利潤最高的專利和商標業務幾乎都被從各專利局和商標局“下海”的人員所壟斷，**律師事務所只能分上很小的一杯羹。在版權代理領域，也存在類似的現象。

於是，到了世紀之交的時候，中國法律服務市場已經呈現出十足的割據景象——在中國律師業隨着私有化的進程日新月異的同時，與律師業並存的幾個正式法律職業都已經在各政府部門的扶植下發展壯大，形形色色的法律諮詢機構和從事公民代理的“黑律師”“土律師”也層出不窮。**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律師法》開始實施，律師的定位已經從“國家的法律工作者”悄然變成了“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也變為了“國辦所”“合作所”與“合夥所”並存的格局。**這部法律的第14條規定“沒有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的人員，不得以律師名義執業，不得為牟取經濟利益從事訴訟代理或者辯護業務”，但在1990年代末期魚龍混雜的法律服務市場裏，這一禁止性規定幾乎完全成了空談。

▍21世紀：割據時代

1999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了《關於清理整頓經濟鑑證類社會中介機構的通知》，2000年5月，國務院清理整頓經濟鑑證類中介機構領導小組下發了《關於經濟鑑證類社會機構與政府部門實行脱鈎改制的意見》，以“脱鈎改制”為口號將包括律師事務所等法律服務機構在內的“社會中介機構”的人員、財務、業務與名稱都與其所掛靠的政府機關進行強制性分離。2001年初，這一領導小組草擬了《關於規範我國法律中介服務市場建設與發展意見的報告》，認為法律服務市場存在“管理分散、資格林立”“政社不分”“行政集權”“非法執業現象十分普遍”等問題，並提出了一系列清理整頓法律服務市場的舉措，包括司法行政部門統一監管、基層法律服務向律師業並軌、知識產權代理與企業登記代理業務向律師開放、將專利代理人與商標代理人改為“專利律師”“商標律師”等等。然而，直到這場清理整頓運動結束為止，這些試圖打破市場割據格局的措施幾乎沒有一條得以順利實施。

**清理整頓所帶來的一個重要後果，是迅速加劇了律師業的私有化進程，**到2002年，我國近三分之二的律師事務所已經採用了合夥制的組織形式，雖然在分配方式上，絕大多數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採取的還是較為鬆散的“提成制”，也就是所內律師按一定比例向事務所繳納提成費用的方式。**此外，律師業的資格考試也在2001年出現了一次重大改革，“司法考試”取代了“律考”成為我國律師、法官、檢察官的統一資格認定方式。**雖然至今為止，司法考試的門檻還只限於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而並不要求任何法律專業背景，但從長遠來看，這一制度無疑將對律師與法官、檢察官之間法律共同體的形成起到推動作用，使三者之間的流動變得更為便利，對於解決律師執行過程中“會見難”“閲卷難”“調查取證難”等問題大有裨益，對於抑制其他法律職業的發展也有顯著的效果。

同時，自2001年起，隨着相關領導的更換，司法部對於基層法律服務的態度和政策開始發生明顯轉變。**一些長期主管律師工作的領導強烈要求限制乃至徹底取消法律服務所，經過多次衝突與博弈之後，這種觀點逐漸在司法部裏佔據上風。在2002年8月的一次被稱為“上海會議”的全國性工作會議上，司法部提出了關於基層法律服務“一個調整，兩個加強”**的發展方向，**即大中城市的街道法律服務所要從訴訟領域逐步退出，並加強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工作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羣眾服務的功能，加強律師為社區居民提供訴訟法律服務的功能。**從2002年起，當時的司法部長也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基層法律服務要在3～5年內退出大中城市、退出訴訟領域，雖然這一極端政策未能徹底推行，但1990年代那些五花八門的“社會所”“直管所”都被下放到鄉鎮街道，並禁止使用除本鄉鎮街道名稱之外的字號，而且只能代理本轄區之內的案件，司法助理員也不得再兼任基層法律工作者。這些限制性措施在實踐中雖然多少打了折扣，但還是引發了基層法律服務的一次大規模重組，全國基層法律工作者的總人數在2001～2006年的短短5年之間從12萬鋭減到8萬，整整減少了1/3。然而，那些退出這一職業的人員並非都遠離了法律服務，事實上，他們中的不少人加入了形形色色的法律諮詢機構，或者乾脆成了自由自在的“黑律師”。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對基層法律服務的整頓措施一方面規範了這個發展一度失控的法律職業，另一方面卻也加劇了法律服務市場的“無照經營”狀況。

**2004年7月，我國第一部《行政許可法》正式開始實施，根據這部法律的規定，行業准入需要由法律或行政法規來設定，這就使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服務的兩個沒有上位法支撐的管理辦法失去了法律效力，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法律地位變得模糊起來。由於失去了統一的行業准入資格，法律服務所的人員流動就出現了“只出不進”**的狀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有些地方司法行政機關甚至在沒有資格認定的情況下直接給基層法律工作者發放執業證，以滿足當地法律服務的需求。與此同時，為了解決與律師業在管理上的割據狀況，司法部在2004年將基層法律服務的管理權限從基層司移到了律師公證司。然而，由於基層法律服務與基層司法行政工作之間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實踐中將二者完全剝離既不現實也不合理，於是這一初衷良好的中央政策調整反而使法律服務所的管理工作陷入了極大的混亂。在中國律師業穩步發展、執業人數已經達到15～16萬的同時，曾在1990年代輝煌一時的基層法律服務的未來卻顯得風雨飄搖起來。

**另一個受到《行政許可法》顯著影響的職業是商標代理。**在《行政許可法》頒佈實施之前，商標代理人的准入資格一直需要由國家工商總局下屬的商標局以考試或考核的方式認定。但2003年之後，國務院取消了商標代理的行政審批，這就大大降低了從事商標代理業務的門檻。另外，原經工商總局批准的商標代理機構也都被強制與政府主管部門“脱鈎”，改製為有限責任公司或個人合夥企業。雖然在實踐中，這些脱了鈎的商標事務所與脱鈎改制後的律師事務所和法律服務所一樣，都依然緊密地依附在政府主管部門周圍，但商標代理人與知識產權律師分立的狀況還是得到了一些改變。**相比之下，在《行政許可法》頒佈實施之後，專利代理人的准入資格卻得到了國務院的迅速認定，**國家知識產權局依然牢牢把握着這一職業的資格考試與審批權，讓沒有專利代理資格的律師們只能望洋興嘆。

為了進一步加強律師業在法律服務市場上的地位，司法部除了限制基層法律服務之外，也採取了一系列針對其他領域的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2002年開始的“公司律師”與“公職律師”的試點工作。**這項被簡稱為“兩公律師”的試點目的十分明確，就是拓展律師在企業和政府機關日常工作中的作用，其具體方式是從企業和政府機關內部推進，向具有律師資格的專業人員發放公司律師和公職律師的執業證書。然而，無論是公司律師還是公職律師，在試點過程中都遭遇了極大的困難和阻力——很顯然，這些阻力首先來自管理企業法律顧問的國家經貿委與各級政府機關內部的法制辦公室。

**2003年初，公司律師試點工作開展不久，國家經貿委就向各省經貿委下發了通知，嚴禁其下屬的各級國有企業參與司法行政機關組織的公司律師試點。**而在這一禁止措施實施之後不久，經貿委在2003年4月政府各部委的重組過程中被撤銷並重組為新的國資委。在2003年5月13日通過實施的《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中，國資委明確主張要鞏固企業法律顧問制度，同時繼續加強“企業法律總顧問”制度的建設工作。此外，國資委還就企業法律顧問與公司律師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國務院也就此問題在司法部和國資委之間進行了協調，導致公司律師的試點工作在2004年一度暫停。後來雖然在部分省市繼續試點，但效果大都很不理想，不但企業不積極參與，連律師事務所裏的律師也怨聲載道。因為不少律師都認為，公司律師雖然名義上被嚴禁對社會提供有償法律服務，但由於許多企業的法律顧問也在律師事務所掛職，在實踐中很難保證這些公司律師不做社會案件、不搶社會律師的飯碗。

**公職律師的試點也遇到了類似的困難。**由於國務院法制辦對這一試點並不贊同，各地方政府的法制辦也普遍存在牴觸情緒，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機關即使成立了公職律師辦公室，法制辦的日常工作也不會派給這個辦公室做，**導致公職律師制度基本上處於形同虛設的狀態，**發展相對較好的地方也只是給法制辦的工作“掃外圍”，只有在個別領導重視時才會有些實質性的工作。在2007年《律師法》的修改過程中，司法部原本設計了一個關於公司律師與公職律師的條文，結果在國資委和國務院法制辦的反對之下，這個條文最終沒能寫入法律。於是，曾經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兩公律師”試點，在政府部門的行政割據之下，就這麼無疾而終了。

**司法部對於涉外法律服務的管理權在這一時期也受到了更強的挑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外國律師事務所開始大量湧入中國市場，到了2006年，外國所駐華代表機構的數量已經達到149家，香港所的數量也達到54家。為了應對開放法律服務市場的壓力，司法部於2001年頒佈了《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機構管理條例》，其中規定外國所駐華代表機構“不得聘用中國執業律師”、不得從事“中國法律事務”，但卻可以向客户“提供關於中國法律環境影響的信息”。這個模糊的規定在實踐中為外國所的中國業務開闢了一個灰色地帶，隨着市場競爭的迅速加劇，一些外國所開始大規模聘用中國律師。**在外商直接投資等領域，外國所與中國所之間的關係也開始逐漸轉變為直接競爭關係。**面對這些外國所的“越軌”行為，司法行政機關一直顯示出不聞不問的放任態度，即使在2006年上海律協發佈了一份強烈譴責外國所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簡報而在境外引發軒然大波的情況下，司法部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這是因為，對外國律師事務所的限制涉及到整個國家的外資引進政策，更牽扯到發改委、商務部等強勢部委的切身利益，作為弱勢羣體的司法行政機關，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只能選擇裝聾作啞。

司法部的放任態度讓一些外國律師事務所的發展策略變得更加激進。2007年初，上海的兩位資深律師創建了元達律師事務所，這個完全按照中國法律註冊的律師事務所與在美國和歐洲擁有14家分所的McDermott Will & Emery（MWE）結為戰略合作伙伴，其英文名稱也叫做MWE China Law Offices，**事實上成了這個美國律師事務所的中國分所。**雖然司法部的官員對這一做法頗有微詞，卻一直沒能作出有效的處理，這個説不清到底是中國所還是外國所的“怪胎”，至今還在涉外法律服務市場上存在着。

同時**，在北京和上海還長期存在着為數不少的所謂“傀儡所”，也就是由外國人出資設立，專門為外國所的法律意見簽字和辦理行政手續的中國律師事務所。這些怪現象的出現，影響了我國涉外律師事務所的正常發展，也使政府對涉外法律服務市場的規範顯得舉步維艱。**在金融危機的海嘯席捲全球之後，一度過熱的外商投資已經開始消退，近200家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機構的命運也被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對於規範涉外法律服務市場而言，這或許是個良好的契機，但外國所與中國所分立的割據狀況，所持續的時間或許也會更長。

**2008年6月，新中國第二部《律師法》正式開始實施，這部新《律師法》將律師重新界定為“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取消了作為過渡時期產物的合作制律師事務所，並開始有限度地允許律師個人執業。**與此同時，1997年頒佈的《律師法》中關於無證執業的禁止性規定（第14條）卻開始鬆動，“為牟取經濟利益”的字眼被“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所替代，有人認為，在公民代理依然合法的前提下，這事實上為形形色色的其他法律職業乃至“黑律師”有償提供法律服務開了一個口子。同時，新《律師法》草案中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公司律師、公職律師的相關條文也都在立法的博弈過程中銷聲匿跡，進一步顯示出司法部在規範法律服務市場上的無力。即使是得到廣泛讚譽的在律師會見權、閲卷權和調查取證權方面的突破，在實踐中的執行情況也並不樂觀。

**縱觀中國法律職業重建30年，催生了一個高度割據的法律服務市場，而規範這個市場的，則是一個同樣高度割據的國家管理體系。**在這個國家與市場的複雜權力結構中，律師只不過是體制外五花八門的法律職業中的一個而已，而管理律師業的司法行政機關，在國家的政治體制中又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這就註定了中國律師業市場地位的不穩固性。“律師興，則國家興”，是法學界德高望重的江平教授的一句名言。而事實上，如果不對我國法律職業的國家管理體系作出大的調整，不對與之相關的行政與司法體制進行實質性的變革，真正的“律師興”將永遠只是痴人説夢。俗話説，“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中國法律職業走過了第二個30年之後，又將是一幅怎樣的圖景？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09年4月刊，**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