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畢業生去了哪裏？_風聞

文章來源：公號“吳教授來了”

2021年，中國高考報名人數1078萬，其中約80%將在今年9月步入大學。

在這800多萬青春懵懂的年輕面孔中，能夠有機會進入985/211高校的屈指可數。根據2019年錄取統計，全國各省985錄取率只有1%-6%，211錄取率只有2.5%-15%。

在這極少部分擁有名校光環、站在金字塔尖的青年背後，是來自2800多所雙非一本、二本、三本及專科學校的同齡人。

北大畢業生賣豬肉、985畢業生送外賣被認為不可思議，分分鐘能刷爆網絡。但對於非名校畢業學生中的絕大多數，或留在省會城市，或迴歸家鄉中小城市、鄉鎮，紮根在基層，即使賣豬肉、送外賣也沒人會感覺奇怪。

換個角度來看，恰恰是這個龐大而默默無聞的羣體，才是絕大多數大學畢業生人生命運的真實寫照，才是“五環外”的真實生活圖景；也正是他們，構建起國家穩定與發展中最堅實的基座。

今天我們分享黃燈所著《我的二本學生》的部分內容，品味“二本”學生的成長背景，以及人生去向。

作者|黃燈

本文摘編自《我的二本學生》，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原文有刪減。

01

不同的成長環境，不同的入學“儀式”

2006年9月16日，是新生報到的日子。一早，我就按學校的規定，履行一個班主任的職責，去迎接新來的學生。

開學第一天，學校的人氣極為旺盛，繁忙的新生車輛來來往往，將來自廣東省各個地方的孩子，拉到了學校青年廣場上方的空地上，各個系部的迎新桌子一字排開，一張張新鮮、略顯緊張的臉龐在桌子周邊環繞。

我留意到班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報到的方式完全不同，印象深刻的有幾種：

其一，一個女孩的爸爸找我反映，説是看過學生宿舍的情況後，發現沒有空調，感覺條件太差，問我能否到校外給孩子租房住。他的妻子，大波浪的捲髮，化着濃妝，年輕、光鮮也時尚，她跟隨丈夫，一言不發，揉着紅通通的眼睛，怎樣也擦不淨冒出的淚水，彷彿女兒住進沒有空調的集體宿舍，是即將面臨的一場地獄般的痛苦。女孩看起來極為單純，面對父母對我的諮詢，眼神閃爍而茫然失措。

其二，一個男孩，眼神堅定，行李簡單，很明顯沒有父母的陪同。我後來注意到，送他來學校的，是一個比他大幾歲的哥哥，因為兩兄弟長得太像，外人一眼就能看出。哥哥看起來受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遇到不清楚的事項，也不問人，而是觀察別人怎麼做，然後很快就熟門熟路地處理好了諸如繳費、辦卡、進宿舍等瑣事。一看就在外面闖過，頗有社會生活經驗。

其三，一個戴眼鏡的斯文男孩，陪同的隊伍最為龐大，不但父母來了，爺爺奶奶也來了，奶奶拄着枴棍，看起來有八十多歲，一臉的幸福，感覺孫子能上大學，是一件特別自豪的事情。男孩淡定、從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後，很大方地和我點頭微笑。

其四，一個看起來樸實、懵懂的女孩，眼神裏有着不確定的害怕，但又充滿了對大學生活的嚮往；和我目光相撞時，明顯想躲閃，躲閃不過，終於從嘴邊擠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笑容，略黑的臉蛋，倒是顯得極為陽光。孩子的父母從裝束一看就是農民，爸爸帶着女兒辦各種手續，媽媽怯生生地躲在樹陰下守着化纖袋包裹的行李。

開學後，我特意到宿舍瞭解情況。

第一個女孩，出生在汕頭，家裏很有錢，父親是汕頭一家公司的老闆，媽媽的生活非常優裕，保養得極為年輕。女孩很快就適應了集體生活，性格温和，討人喜歡，與同學相處也融洽愉快。宿舍沒有空調，在她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擔心的事情。

第二個男孩，出生在農村，家裏情況不是很好，但男孩性格開朗，長相英俊，不卑不亢，喜歡也擅長與人打交道。適者生存的準則，在他身上獲得了淋漓盡致的表現。生活的歷練，讓他無師自通地懂得機遇的重要，在班級的首次競選中，他順利當上了班幹部。

有一次他看到我沒帶飯卡，直接將我帶到食堂底層，叮囑打飯的師傅給我來一份最好的菜，根本就沒有刷卡收錢。後來才知道，打飯的師傅是他老鄉。這個男孩適應能力強，做事不死板，內心也沒有太多的規則約束。畢業時候，因為找工作，沒有時間好好寫論文，指導老師又急又氣，但面對他的態度，又不能發作，最後只得想盡各種辦法讓他通過。

第三個孩子來自惠州一個教師家庭，父母看起來教養不錯，得知我是班主任，立即邀請我去惠州玩。孩子入學後，各方面都符合好學生的標準，專業功底也不錯，對文學的感悟力顯然超出班上別的同學很多。

但更多的孩子則悄無聲息，恰如第四個家庭中的女孩，在班上默默無聞，唯恐被別人注意，也不願和老師多溝通，到畢業時，都沒有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記憶。

02

命運：對一個普通家庭的愚弄

作業：《父愛》

以前，父親在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形象：蠻橫、暴躁、倔強得像頭西班牙蠻牛似的“屠宰户”。任由他怎樣疼我，就是喚醒不了我內心對他的愛。因此，對他總是心存不服的我老與他對着幹，口角和被揍成為我和他相處的特別方式。

然而，我卻身在福中不知福。一直到了上大學的年齡，離開了家，離開了父母的“保護傘”，離開了那份關懷備至的愛以後，我才翻（幡）然醒悟：原來沉甸甸的父愛就在身邊，只是一直被我忽略、扭曲甚至蹂躪。

“還要趕回去上班，我坐下午兩點鐘的車走人了。”父親一邊在房間裏收拾衣物，一邊在耳邊開始喋喋不休地叮嚀。

父親即將離去，回到家鄉，而留下我一個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開始我的大學生活。一股不捨與惆悵油然而生。

“爸，我送你吧。”我們走在新生大軍還沒來報到的寧靜的校園裏，彼此無語，但喧譁的沉默卻將我們重重包圍。

“不用送了，快回去吧。”父親的一句勸阻劃破了空氣中的沉默，隨即揹着重重的行囊轉身離去，把我一個人晾在那。我想跟上去，但雙腿卻像被灌了鉛似的，不能動彈。

父親一直移動的身影忽然停了下來，向我揮手示意我回去，我卻注意了，看到了他揮動着的手下那濕潤的雙眼。一股暖流在我的體內流動、迴盪，直擊內心最軟弱的部分。父親的身影逐漸模糊了，強忍的淚水在眼眶裏溜轉良久後終於像斷了線的珍珠，灑落了滿地。

父親雖然走了，卻留下了太多的牽掛和不捨。

半年的學習生活終於過去了，回家的列車載着我們奔向那個讓我們日思夜想的家。雖然我已多次勸阻，但父母還是堅持來接我。“你行李多，下了車就一動不動地站在那，我去找你，要一動不動哦！”父親以下達命令的口吻對我説。

不一會兒，車終於停了，我費了好大勁才把行李搬下車。我站在那，用疲憊的眼神向四周張望了一下，被包圍得裏三層外三層，心想他們肯定找不着了。

正在此時，不遠去（處）一個熟悉的身影正步履蹣跚地向我走來。“囡。”父親邊跑邊衝着我喊。晚風將他的皮大衣都吹掀了，蓬亂的頭髮讓他顧不上梳理。

我就像被定了格似的木在那，凌列（冽）的寒風與來自父愛的温暖交匯在一起，讓我全身像過了電似的，從頭皮到腳底的每個穴位都被深深地衝擊着，感動着。

我不禁驚呆了：父親氣踹（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歲月的痕跡在他臉上刻下了深深的皺紋，生活中的奔波勞累讓父親面容中堆滿了憔悴、蒼老，已超出了我意料範圍。父親在我離家前就已掉了牙的位置還是空空地設在那，在綻放的笑容中顯得滑稽。

作者朱潔韻，2005級文秘二班的專科生，也是我們學校2005年升為本科後，招收的最後一屆專科生。《父愛》就是她作業完成後交上來的一篇，在所有寫父母的作文中，她的敍述，“父親在我離家前就已掉了牙的位置還是空空地設在那，在綻放的笑容中顯得滑稽”，讓我感動了很久。

2008年過完年後，臨近畢業，依照慣例，她找了一家單位實習。工作中，總是頭痛，她以為只是常見的頭疼腦熱，沒當回事，先是一個人瞞着家人吃止疼藥，病情沒有緩解，只得回家休息。

父母帶她去了一家小醫院，依舊當作普通的病情治療，吃了兩週的中藥，沒有任何效果，直到暈倒，才轉去大醫院。一拍片，是腦瘤，第一次手術切片，確診為惡性。

因為年輕，手術恢復還不錯，沒幾天就可以在病房活動。父母沒日沒夜陪着重病的獨生女兒，潔韻不忍心打擾勞累至極的父母休息，一天晚上，堅持獨自起牀上廁所，重重摔了一跤，過了兩個月，腦瘤再次長大，做了第二次手術。

我記得最後一次去看她，在約定好時間後，她和家人從另外一個電梯口，先於我到達樓下的小花園。夕陽中的餘暉，照着她蒼白但依然閃爍青春光澤的臉龐，她愉快地頻頻向我揮手，彷彿往昔下課後例行地向我道別，我一時產生錯覺，竟然以為一切都會好起來。

到達病房後，那個被他形容為“蠻橫、暴躁、倔強得像頭西班牙蠻牛似的屠宰户”的父親，臉龐如刀刻般的線條分明，神情瀰漫着驚人的冷靜，他在女兒牀前忙前忙後，孩子燦爛的笑臉，給了他最後的希望，彷彿從來沒有接受女兒的病情真相。面容娟秀的母親，陪坐一旁，無論如何都難以剋制絕望的情緒，臉上的淚水，總是無法擦拭乾淨。

潔韻是他們的獨生女兒，夫妻倆曾在一家工廠上班，隨後又紛紛下崗。三年前考上大學的孩子，曾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但臨近畢業，活蹦亂跳的女兒，只能躺在病牀上。

在父母雙雙下崗後，我無法想象潔韻家裏具體的生活來源，但面對她的倔強和好強，我突然理解了一個女孩的成長邏輯，突然懂得一個女孩有機會邁進大學校門後，想狠命改變家庭命運的急迫。

2008年12月27日凌晨，潔韻離開了這個世界，奇蹟沒有發生。她沒有參加畢業合影，走進社會剛剛半年，年輕的生命戛然而止。

03

95後眼中的社會和自己

我最近一次給學生上公共課，是2016—2017學年第一學期。根據課程計劃，《大學語文》屬於考查課，採用隨堂考的形式。在試卷最後的作文題中，我出了三道題任由他們選擇：1.我眼中的中國教育；2.我所處的時代；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三道題大同小異。多年來，因為深感課堂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學習問題，也不是知識問題，而是無法觸及一個真實羣體的問題。我企圖藉助考試，讓他們觀照自己，調動與己有關的生活經驗，以此瞭解九十年代後期出生的學生對社會、自身的認知。

先看“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城裏孩子進入大學後，最大的困惑，竟然來自信息時代電子產品的泛濫。他們坦率承認，面對電子產品，諸如智能手機的滲透，進入大學後，因為失去高中老師的管制，無法控制隨處可見的誘惑，很多學生在課堂上都忍不住刷機，事實上已嚴重影響了生活和學習。

而農村的學生，儘管也難以擺脱大的環境，也受制於網絡、電子產品對他們的制約，但內心深處最大的困惑，皆來自負載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掙扎。

胡曉純作為家裏的大姐，五個弟弟妹妹都在讀書，父母對她的最大期待是，畢業以後趕快就業，幫助家裏供弟弟的學業。她的夢想是當教師，或者考法律專業的研究生，但來自家庭的重擔讓她猶豫：“如果我再繼續深造，必然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壓力。對就業的困惑，對是否讀研的困惑，一直成為我近半學期來的思考，只是始終沒有合適的答案告訴我該怎麼做？”

李正宏是一名留守兒童，父母帶着兩個弟弟妹妹去城裏打工，將她留給爺爺奶奶。儘管她理解父母的選擇是“生活所迫，無可奈何”，儘管她唯一的心願，是“渴望父母的關愛，哪怕只是回家陪我待上一天兩天，那都已經很滿足了”。但多年留守歲月中深夜的偷偷哭泣，哪怕到了大學，只要有機會表達，都能讓人感知到歲月並未撫平她的傷痕。

邱丹丹和李正宏的處境不同，她類似正宏筆下那個被父母帶到城裏打工的孩子。事實上，對丹丹而言，她最感慶幸的事是，父母沒有讓她成為留守兒童。她出生在潮州，很小就隨家人到了廣州。對於家鄉的記憶，早已模糊一片，對異鄉長大的城中村，卻熟悉它的一街一巷，有着天然的親切。

她清晰記得父母幹過的每一個工作：去工地、開服裝店、當電工、當地鐵保潔員。一家人借住在親戚小小的房子裏，父母堅定的信念，是通過城市的打拼，供得起兩個孩子唸書；丹丹最大的心願，是通過努力，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廣州人。

再看“我眼中的中國教育”。

意料之中，“中國教育”在學生的理解中，都停留在“應試”維度，讓我驚訝的是，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面對同一話題,有不同的態度，但有相同的感受。

城裏出生的孩子，不少學生對應試教育深惡痛絕，劉奕曉將此比喻為“一場賭博”，“可以説，我們幾乎把十八歲以前的人生都獻給了高考。我們讀的小學、初中和高中都是為了高考，十幾年的努力和奮鬥都押在了一場考試上。這或許是人生中賭得最大的一次賭博，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場不划算的賭博”。

但對農村學生而言，從試卷中，我看到不少孩子充滿了闖過高考的慶幸。確實，對他們而言，哪怕考上廣東F學院這樣的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從小到大，他們幾乎都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能夠上大學，他們發自內心珍惜高考的機遇，感謝高考的相對公平。

一個叫蘇豔的女孩説，“我們受過中國教育的一代回首過去，都埋怨它，記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認，它給了我們這些寒門學子一條走向富裕、離開貧窮的道路”。

吳淑英表達得更直接，“我作為農村出生的孩子，能走入大學這個神聖的殿堂，首先要感謝的是我們的高考制度，有了高考這個相對公平的平台，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讓我感慨的是，無論來自城市還是鄉村，學生對應試教育帶來的殘酷壓力，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他們的中學時代，過得異常辛苦，無論身體還是心理，都幾乎到達極限，在“倒計時”“誓師會”的催逼下，時間觀念非常強，不少學生甚至連洗澡、洗衣服、情緒不好時的哭泣都嫌浪費時間，“多考一分，幹掉千人”的應試理念，殺氣騰騰，深深根植在他們心中。

讓我痛心的是，學生付出那麼多，到了大學，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下面是他們在試卷中對自己狀態的描述：

“不明不白地進入教室，不明不白地接受着對於他們而言，無論是將來，還是現在的生活中，都可能完全用不到的知識。”

“把高考當作生活唯一目標，把考試名次當作成功與否的標準。”

“學生們像一個個產品整齊地排列在教室裏，也就是我所講的流水線上。”

“我們這一代人，尤其在‘九零後’身上，‘催熟’機制的成長方式表現得很明顯。”

……

我希冀這是課堂上，他們掩飾的叛逆，在紙上的翻滾，這些稚嫩的青春身姿，終於在考卷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04

四任班長的職場抉擇

從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選舉產生了四任班長，他們分別是曾剛、王國偉、吳志勇、石磊。

曾剛是第一任班長，他畢業以後就進入了一家銀行；王國偉是第二任班長，在銀行工作一年後，考上了公務員，現在四會監獄辦公室當文員；吳志勇是第三任班長，沒有考研和考公務員，也沒有進入銀行，輾轉了很多單位，現和哥哥在天河區開了一家飲食店；石磊是最後一任班長，畢業以後，在廣州居留多年，在諸多單位輾轉後，最後決定考公務員，現在梅州國税局上班。

回過頭看，四位班長畢業以後的選擇和現在的處境，實際上代表了十幾年前二本院校大學畢業生，所面臨的機遇和可能。

曾剛的特點是適應社會的能力強，能夠及早認同社會的一些現實規則，在校讀書期間，就和老師的關係極為親密。儘管他的筆頭能力比不上隨後的兩任班長王國偉、吳志勇，但他口頭表達能力強，也願意和人交往，懂得怎樣和別人處理關係。

畢業以後，曾剛選擇了一家銀行，很快就進入了較好的工作狀態，也很快成家立業，在廣州買房立足。他是最能適應社會現實的年輕羣體，往往能最快、最直接地獲得較多的發展資源和現實利益。

和曾剛比起來，石磊的成長路徑頗為不同。石磊在大四那年被選為班長。他出生於潮州市，是家裏的獨生子，父親經營一家攝影店，母親為家庭主婦。因為從小衣食無憂，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識到要畢業了，需要找一份工作。

此時，班上大部分同學在大一、大二就給自己做了可靠的職業規劃。因為事前沒有太多的準備，而石磊學業上的唯一優勢又是英語，大學畢業後，他錯過了含金量頗高的秋招和春招，最後進入了遍佈廣州街頭的各類培訓機構。“四年之內換了六家單位，大一點的機構，諸如新東方又進不去。”

畢業後折騰的四年，在石磊看來，是他人生的低谷期。2014年，他突然意識到，若再這樣下去，他的人生看不到任何確定的東西。擺在面前的選擇逐漸明朗：廣州是待不下了，只有一條路，回家考公務員。他非常認真地備考，僅僅複習了一個月，幸運地考到了梅州國税局。毫無疑問，這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儘管一次過關純屬偶然，但這次偶然卻給他的人生帶來了確定。

作為第三任班長，吳志勇的人生選擇，和石磊有幾年完全重合。他們甚至在畢業後，共同居住在迎福公寓多年，像學校很多畢業生一樣，將龍洞作為人生暫時的居住地。志勇性格沉靜，但不屬於那種本分的人，在校唸書期間，有一段時間，因為不願意上課，曾是輔導員頭疼的角色。一旦因為同學信任，被選為班長，他立即毫無怨言地擔當起了班上的事務。

畢業後，他和很多同學不同，沒有選擇進入銀行，而是堅持進了一家社工機構，在NGO（非政府組織）中任職，儘管收入極低，還是堅持了三年多。

考慮到他家庭的經濟狀況和他這個年齡所面臨的實際壓力，2013年左右，通過朋友的介紹，我竭力推薦他進入珠三角一個經濟發展不錯城市的公安局。他聽從建議，辭掉了社工機構的工作，但沒想到僅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十天，就斷然辭職，還是回到了社工中心，並堅持了很長時間。

細數畢業以後的職業，他做過網店，在網上賣過時裝，後來還曾加入一個美容機構，專做文繡行業的培訓師。但憑我對他的瞭解，我知道，很多場合，他不會喜歡。在最近的一次電話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棄了文繡的項目，轉到了其他行業。

因為畢業的時間過於久遠，對志勇而言，回到家鄉，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體制內工作，尋找穩定，已變得不太可能。骨子裏，他不喜歡這種生活，哪怕處於現實的一地雞毛中，這種僵化的穩定，依然激不起他內心半點的渴望。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夥開了一家飲食店。

比較而言，王國偉的經歷和成長，代表了典型的農家子弟的成長路徑。

從大二開始，王國偉被同學推舉為班長。他性格靦腆，不愛多言，黝黑的臉龐，看起來非常樸實。剛進校的時候，他和其他農村來的孩子一樣，不是特別擅長和老師打交道，也不懂得去刻意經營人際關係。

王國偉出生在廣東四會一個叫鄧村的地方，那裏環境優美，“青山若黛、綠水如碧”。他家祖輩以種田為生，到爺爺那一代，開始做一些小買賣，此後父親一直延續爺爺的路子。父親高中畢業，除了種田，在孩子還未出生時，曾經向信用社貸款，經營起一家土製的磚瓦廠，但沒過幾年，因經營不善，磚瓦廠倒閉。

此後，父親重拾鄧村的古老手藝，經營了一家古法造紙的小作坊。在國偉的講述裏，父親和一般的農民不一樣，他不安分，動手能力極強，也願意嘗試各種營生，除了種田和造紙外，還會飼養、種植、電工、泥瓦、針織等等，其中的收益，都用來供他和妹妹讀書。

目睹了父母在生活中的掙扎，他知道自己大學畢業以後的首要任務是解決生存。“夢想，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實現。我在大學期間，就知道自己不能把夢想照進現實，至少短期內不可以。我很清楚地認識到，大學畢業後，我的首要任務是要解決我和家人的生活問題。”

他很順利地找到了一份銀行的工作，為了攬儲，為了順利度過12月31號“銀行從業者的解難日”，他不得不過上陪酒應酬的生活。他不愛應酬，但必須應酬，到了年底，為了完成任務，“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

銀行的工作僅僅堅持了一年，儘管收入不錯，畢業第二年，他毅然參加了全省公務員考試，成為四會監獄的一名獄警。他的務實，幫助他再一次成功實現了轉型，儘管因為環境的變化，這份工作比之銀行風險要大，但他身心卻獲得了更多自由。

和石磊一樣，他一旦進入體制內工作，穩定下來後，很快就結婚、生子，並立即在四會買房買車。對一個農家孩子而言，獲得穩定工作，比之虛無縹緲的作家夢，顯然更能讓父母儘早挺直多年被生活壓彎的腰。

四任班長，從出生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沒有一個家境特別優越，也沒有一個孩子在大學畢業後，得到了多少家庭的庇護和資源。對曾剛、石磊和王國偉而言，他們之所以能在社會立足，並順利過上讓父輩放心、安心的穩定生活，要麼是早早認清了現實的規則，要麼是經過現實的碰壁後，終於認清進入體制內工作的優勢。

唯獨志勇，客觀而言，從各方面的綜合條件講，四任班長中，他算得上佼佼者，但他畢業以後的九年經歷不過證明，現實已沒有多少空間和可能，讓一個普通的農村年輕人，在堅守夢想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為順暢。

05

分化，從開學就已標定

在大眾化教育時代，儘管文憑貶值的呼聲幾乎成為共識，讀書改變命運也日漸被人懷疑，但我的直覺是，儘管跨越了二十三年的光景，062111班學生的命運，和我1995年大學畢業班級的整體命運，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畢業二十三年後，我的大學同學都在幹什麼呢？

以2005年參加畢業十週年聚會的三十六人為例，其中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就職的有二十九人，佔到八成，在國營企業的有六人，在外資企業的有一人。有意思的是，除了四位同學在工作中發生變故，存在二次就業，80%的同學一直在同一單位或同一系統工作。

這種狀況，充分顯示了高校在沒有市場化以前的就業特點：在國家包分配的前提下，個人和國家及單位的粘連非常緊密，儘管人才流動性相對較差，但人才的穩定性極強，個體對單位的情感認同深厚，對單位的忠誠度非常高。

整體而言，對班上70%來自農村的大學同學而言，通過高考，確實改變了一個羣體的生存、命運，他們大多不僅獲得了穩定的職業，享受了計劃經濟時代單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購買了房價低廉時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輕鬆紮根，更成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學文憑帶來的極高性價比。

062111班的職業分佈則要豐富得多。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職業流動也極為頻繁。

062111班，再也沒有更多人守着大學畢業後簽約的第一份工作。王國偉在考入四會監獄當文員前，曾在銀行工作，像他這種僅僅折騰了兩次工作經歷的學生都不多；石磊在進入梅州國税局以前，曾創下四年換六次工作的記錄；吳志勇幹過的工作門類更多，從賣衣服的網店到社工機構，從公安局到紋繡培訓師，再到目前和哥哥開辦的飲食店，在他所從事的職業門類中，壓根就沒有穩定一説。

七零後一代，對穩定職業的追求是長在骨子裏的東西，而八零後一代，對職業的穩定早已沒有太多的執念，開放的就業環境，更多的職業嘗試，不過為他們下一次選擇奠定根底，甚至成為跳槽的資本和前提。

毫無疑問，我的大學時代和學生的大學時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圖景，分屬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主導的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與資源主導的高等教育，兩者差異的原因，顯然來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市場經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勢，快速登陸中國大學所致。

作為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兩個階段的親歷者，聯繫自己做學生的經驗和教學生的過程，我能明顯感到中國大學教育目標的變化。我的大學時代，教育目標指向的是為集體（祖國或社會）培養“人才”，而到我的學生，卻變成了培養成為找到工作的就業主體，以温鐵軍老師的話，就是“把人變成資本化的一個要素”。

我的大學時代，哪怕只是一箇中專生、專科生，也被視為“天之驕子”，對農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學常常被視為“跳龍門”，並被國家從人事關係上認定為“幹部”。

對062111班的學生而言，進入廣東F學院這樣的二本院校，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太多精神上的榮耀感，從進入校門開始，還沒來得及感受高中老師曾描繪的美妙大學時光，就被輔導員告知就業的壓力。

他們畢業時，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勞務派遣”，可以説，剛剛卸下高考的重負，就繃上了找工作的弦，整個大學過程，不過教育產業化後被學校鍛造為專業“流水線”上的一個規整產品，並被冠以“人力資源”的工具化表述。

我猛然發現，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們見面時，憑直覺留下的幾種初見印象，竟然從整體上印證了他們畢業的基本流向。

我想起當年的那四個孩子，除了第二個依靠極強的社會適應性，憑個人之力在現實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運，彷彿更多受制於一種無形魔力的牽引：第一個汕頭女孩，父母早就給她安排好了出路，唸書的唯一目標，就是拿到文憑，獲得進入社會的入場券；第三個惠州男生，也在父母的打點下，一畢業就回家考了公務員，在父母早就買好的房子中結婚生子，無憂無慮；只有第四個女孩，恰如她在校的沉默一樣，畢業以後，在茫茫人海中悄無聲息。

我聽班上的同學説，她做過文員、當過銷售、賣過保險、做過微商，輾轉換了好幾份工作，也換了好幾個城市，沒有成家，生活也無安穩可言，在各類被敍述為個體命運的話語中，獨自承受生活的考驗。

對二本高校而言，不得不承認，學生的分化，在入學前多半已完成，教育的實際功效，其邊際效應早已遞減。